过眼录

之，亦非仁人之用心矣，存而不论可也。 ”自是解惑之谈，至谓穷民游士籍以糊口，则属于人民生计问题之范围矣，其有以兴趣而研治星命之说，与生计无关者，乃出于个人之好尚，不在此例。余因《谏书稀庵笔记》述及与陈田同八字事，遂漫举昔人所记若干事，以供汇阅，拉杂之讥，知不免耳。星命之术，未尝讲求，亦非能辟之者，特未见有圆满周匝之理论及证验，使我心折而已。

其《两大司成》一则云：“清宗室盛伯羲先生，学问宏博，群呼为旗人中小圣人作大司成，奖励后进，成均士风，为之一变，汉大司成则为吾乡王文敏廉生，两人皆讲金石，讲考据，以故成均之士，讲汉学者居多。两人散署后盺夕晤谈，端午帅亦讲金石，时相辩论，又相谑也。呼两人为大八成，时捐例以大八成为上也。 ”盛昱与王懿荣友善，均光绪间名祭酒，然时有先后，未尝同任斯职。（盛昱于光绪十五年解祭酒职，时王尚为编修也，二十年以大考一等擢侍读，旋署祭酒，翌年真除。）陈氏所叙，似同时为满汉祭酒矣。

其记散馆云：“庶吉士如婴儿初生，尚待生花，故俗谓散馆之日即生花之日。三鼎甲之卷，别为一束，阅卷大臣，必置之一等，以保其功名。如文字大谬，则不能保。咸非壬子，状元陆增祥，以违式被黜为知县，群谓焉有状元而作县令者，乃捐升知府。……亦有寒士得庶吉士，自计不能耐清贫，散馆时故意错一字出一韵甘居三等之尾，归部铨选知县，谓之老虎班，得缺至速。”陆增祥为道光庚戌状元，授职修撰后，在籍以军功擢用赞善，咸丰丙辰补散馆，撤去赞善，仍得保留修撰，并未黜为知县，亦非壬子事也。（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咸丰六年丙辰五月十一日云：“阅邸抄……赞善陆增祥，庚戌状元，补散馆，以诗中霓字作仄声明，坐失粘附三等末，仍降修撰，罚俸。”可云从宽。使先无赞善奖案，自不免于改官耳。严辰《墨花呤馆感旧怀人集》感旧诗《陆星农观察前辈增祥》一首云：“初踏金鳌幸识君，方州九万奋鹏程。谁知熟读效居赋，一字偏教误一生。”自注：“君为江苏太仓人，道光庚戌殿撰，识君于登第之日。后得追步词垣，适君直清秘堂，时相过从，君散馆诗内用霓字，依《郊居赋》读作仄音，显庙指示阅卷者，谓非用雌霓，仍当读平，故虽予留馆，而从此不得一掌文衡。乃以观察需次楚南，竟无所遇，余于同治乙丑道出长沙，犹及一见。”可资参印，惟以后之事则不详。《清史》列传《文苑传》，附陆于《瞿中溶传》后，谓……“授翰林院修撰，以母忧归，会粤匪陷金陵，在籍团练，与知州蔡映斗破走青浦贼目周立春，复嘉定，事闻，以赞善即补。咸丰六年充会试同考官，十年出为广西庆远府知府，湘抚疏请留办军需厘捐盐茶局。光绪二年补湖南辰沅永靖道，地与黔蜀接壤，增祥捕寇盗循恤苗民，有政声。

在任四年，以疾告归。”其宦历大致如此，未叙其散馆试失意事。盖以仍得留馆，故略之耳。

陆氏不仅以候补道终，亦未为甚不遇也。）鼎甲散馆，亦有以二等留馆者，如状元翁曾源、张謇均是。所谓老虎班知县者，“以知县即选”也。

其记李鸿章事有云：“光绪间，科举将议停，合肥在京为无事宰相，正开经济特科，殷望派为总裁。适张文襄入都，定学堂章程，大总裁一差，被其夺去，合肥郁郁者数日。”光绪乙未至己亥间，李以大学士在京，甚思一掌文衡，竟未如愿，引为憾事。惟经济特科之试，张之洞为阅卷大臣之一（无大总裁之称），事在癸卯。李已卒于辛丑，张氏此差岂夺自李乎？陈氏此书，疏舛处颇不少，不备举。盖或以年老记忆不真，或以下笔时偶不经意，此类著述，所难尽免，要在读者之善为鉴别，瑕固不足掩瑜也。

趋庭随笔

《趋庭随笔》，一册，江庸撰，民国二十三年九月初版。（朝阳学院出版部发行，和记印书馆印刷。）自序云：“余生五十有七年，自垂髫迄今，盖无一二年离吾父母之侧。斯卷涉及经史，多习闻庭训，退而自记，经吾父所涂改者。人生年近六十，犹获依父母膝下，并世已罕见其人，矧父之于余则父而师也。此数十寒暑中，凡于旧学有疑而莫释、懵而弗知者，皆得于定省之时，一一乞教于吾父，而欣然餍其所欲，是则愈非他人所能希冀。惜余于学问之道，未能潜心研求，往往浅尝而止，深负吾父教诲之意，斯卷所记，皆饾饤糟粕不足一观，然韩氏之子不辨金根，余之谫劣，阅者或亦不过督耳，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八月，江庸识于淀园之眺远斋。”命名之意，在重庭训。其父瀚，治旧学有声士林者也。此书论学记事，颇多可采，亦足传之作，所记间有未甚谛核者，作者固欿然不自满假矣，此册题第一卷，未知后又续撰否。

其记清宣统辛亥间事云：“醇亲王摄政季年，凡分三派，载洵、载涛两贝勒分领海军处、军谘处为一派，载泽管度支为一派，庆亲王奕劻、那桐、徐世倡任总协理为一派。武昌兵起，洵、涛以张绍曾首倡十九信条，亟欲拉之，而庆、那、徐皆意在袁世凯，屡言于朝。摄政不从。邮传部侍郎杨士琦，乃属该部参议林炳章惠亭浼其妇翁弘德殿授读陈宝琛伯潜于摄政前推举项城。伯潜素不悦袁，弗为动。惠亭遂就其本部尚书盛宣怀谋之，力言时局阽危，非袁不足以救国，军枢意并如此，而摄政勿听，公若能忘旧怨，得泽公一言，必可转圜。盛谓果于国有益，何有私憾。于是由盛就载泽，由泽说摄政，而项城起用矣。家父告余，谓闻之伯潜云。”此为清末关系重大之一史料，可味也。惟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昌事起，是月二十三日即谕起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办理剿抚事宜。九月初五日革邮传大臣（时已不称尚书）盛宣怀职。初六日授袁世凯钦差大臣，节制各军。初八日陆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等要求立宪电奏十二条（为清廷宣布十九信条之缘起）。十二日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此数事之先后如此。袁世凯被命组阁，在张绍曾电奏之后，而起用则在其前，江氏所述不无失考。盖殿转传述，著笔时未暇致详耳。又其时典学之所为毓庆宫，陈宝琛授读于此，非弘德殿。

关于颐和园，据云：“甲戌三月僦居颐和园眺远斋。斋在后湖头，门临小阜，杂树蒙葱，远瞩湖流，回合幽邃。夏时藕花尤盛，然斋名眺远，实不能远眺。以地居山背，斋又无楼，虽阶陛少高，前湖楼阁，悉为峦树蔽亏。命名之义，殆不可解。考之园籍，斋即孝钦昔日看会之处，故又呼为看会殿。四月，妙峰山香会从墙外经过，乃近墙构筑以备看会之用。然就地观察，墙高丈余，墙外香会，斋中实难目睹，何以当日专为看会，不筑一高楼，而建此低平之斋，尤难索解。嗣闻园役谈及，围墙旧日颇低。民国三年，项城拟徙逊帝于此，乃增高五尺，始恍然此斋实便于看会，即眺远之义亦非不符。眺远非眺园中风物，乃从墙外远眺耳。

又眺远斋门外旧有笺纸横额，民国初年为风刮去，仅存破烂木架，颇损观瞻。拟书四字补之，不审旧额所书何字，遍查关于兹园记载，迄不可得。询之园中老宫监王氏，云为‘琼敷玉藻’四字，叩其何能记忆如是之确，答曰：‘昔日老佛爷每看香会，必有颁赏，领赏者皆称某年某月某日在琼敷玉藻传差一次。因香会在墙外，不知老佛爷所在为眺远斋，只见门上横额有琼敷玉藻四字，遂以为此斋之名，故此四字今犹不忘也。 ’此亦有关颐和园掌故，因并记之。 “

事由访问而得，足为谈斯园故实者之助。

上期拙稿曾因《谏书稀庵笔记》有八字相同一则，更引述诸家记载之言星命者，江氏书中于星命之说亦及之。据云：“韩退之为《李虚中墓志》，言其最深五行书，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值日辰支干相生胜衰死王相斟酌推人寿夭贵贱不利，辄先处其年月时，百不失一二。是唐时推命只用年月日，不用时，无所谓四柱。宋徐子平《珞琭子赋注》始专以人生年月日时八字推衍。《四库书目》载有宋岳珂《补注三命指迷赋》一卷，倦翁《桯史》尝记韩侂胄八字为壬申辛亥己巳丙寅。日者谓至丁卯年壬子月必得奇祸，余知交中不乏通达之人而迷信是术者。民国三四年，北平命相家极一时之盛，盖项城亦迷信之。说者谓项城之亟亟谋称帝，实由日者推其寿止五十八岁，思所以禳之也。”按：星命之学，盖本于李虚中《命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九子部十九“术数类”二，李虚中《命书》三卷（《永乐大典》本）

云：“旧本题鬼谷子撰，唐李虚中注。虚中字常容，……韩愈为作墓志铭，见于《昌黎文集》。

后世传星命之学者，皆以虚中为祖。愈墓志中所云最深五行书，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胜衰死生王互相斟酌，推人寿夭贵贱利不利，辄先处其年时，百不失一二者，是也。

然愈但称其说之汪洋奥美，万端千绪，而不言有所著书。《唐书艺文志》亦无是书之名。

至《宋志》始有李虚中《命书》、《格局》二卷，郑樵《艺文略》则作李虚中《命术》一卷，《命书补遗》一卷。晁公武《读书志》又作李虚中《命书》三卷。焦氏《经籍志》又于《命书》三卷外，别出《命书补遗》一卷，名目卷数，皆参错不合，世间传本久绝，无由考正其异同。惟《永乐大典》所收，其文尚多完具，卷帙前后，亦颇有次第，并载有虚中自序一篇，称司马季主于壶山之阳遇鬼谷子，出逸文九篇，论幽微之理，虚中为掇拾诸家注释成集云云。

详勘书中义例，首论六十甲子，不及生人时刻干支，其法颇与韩愈墓志所言始生年月日者相合，而后半乃多称四柱。其说实起于宋时，与前文殊相缪戾，且其他职官称谓，多涉宋代之事，其不尽出虚中手，尤为明甚。中间文笔有古奥难解者，似属唐人所为，又有鄙浅可嗤者，似出后来附益。真假杂出，莫可究诘。疑唐代本有此书，宋时谈星学者以己说阑入其间，托名于虚中之注鬼谷以自神其术耳。……”此书来历，亦颇迷离惝怳矣。江氏据韩愈之文而言唐时推命只用年月日不用时无所谓四柱，犹之《提要》之说。（《提要》并于《星命溯源》一书谓“考韩愈作《李虚中墓志》，称其推命尚止用年月日不用时，则开元、天宝之间且无八字。……”又于徐氏《珞琭子赋注》一书谓“禄命之说，至唐李虚中尚仅以年月日起算，未有所谓八字者”。）惟《提要》纂者纪昀，后对旧说已加更正。其《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二《槐西杂志》二云：“世传推命始于李虚中，其法用年月日而不用时，盖据昌黎所作虚中墓志也。

其书《宋史艺文志》著录，今已久佚。惟《永乐大典》载虚中《命书》三卷，尚为完帙，所说实兼论八字，非不用时，或疑为宋人所伪托，莫能明也。然考虚中墓志称其最深于五行书，以人始生之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胜衰死生互相酌斟，推人寿夭贵贱利不利云云。

按：天有十二辰，故一日分为十二时，日至某辰即某时也，故时亦谓之日辰。《国语》：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是也。《诗》：‘跂彼织女，终日七襄。’孔颖达疏：‘从旦至暮，七辰一移，因谓之七襄。’是日辰即时之明证。《楚辞》：‘吉日兮辰良。’王逸注：‘日谓甲乙，辰谓寅卯，以辰与日分言，尤为明白。’据此以推，似所直日辰四字当连上年月日为句，后人误属下为句，故有不用时之说耳。余撰《四库全书总目》，亦谓虚中推命不用时，尚沿旧说。

今附著于此，以志余过。”此为纪氏对此之“晚年定论”，李虚中推命实已用所谓八字四柱，判然明白矣。读《四库全书总目》此节者，不可不兼读《槐西杂志》所云也。江氏并述及相人相地等事，宗旨亦重在破除迷信，不为俗囿。（关于八字相同，又据明朱国祯《涌幢小品》云：“宝祐中，孟无庵珙，开阃荆襄，尝单马出巡。见汉江一渔者，貌甚奇伟，提巨鳞避于道左。无庵问其姓名与年庚，则年月日时皆与己同，异之，邀之俱归。欲命以官，渔者不愿，曰：‘富贵贫贱各有定分。某虽与公相年庚同，然公相生于陆，故贵；某生于舟，则水上轻浮，故贱。某日以渔为活，自足；若一旦富贵，实不能胜，必致暴亡。’再三强之，不可而去。孟怅然久之曰：‘吾不如也。 ’”又云：“江右张见庵鸣冈，吴中徐文江申，同年月日时，张第庚辰，徐第丁丑，同县令，同台。徐为通政使，家富，一子登乡书，多儿女之戚。张为侍郎，其家与子则非徐匹，同时官于南京。于同之中又盈朒如此，乃知天有所夺，必有所予，不必营营矣。”可与上期所引述者合看，附录于此。明陈衎《槎上老舌》、清阮葵生《茶余客话》、钱泳《履园丛话》所记贵人之命得力于水于舟，此南宋渔者乃以生于舟而水上轻浮致贱，亦可云相映成趣矣。张徐之事，与明沈瓒《近事丛残》所记者略同，可参阅。又金元好问《续夷坚志》云：“定襄沙村，樊帅所居，说里中任实洎其妻张氏，七十三岁，同年月日时生，复同年月日时死，古今所无有。”巧合尤奇。）

其记骆秉章、左宗棠事云：“骆文忠抚湘，左文襄在其幕府甚用事，颇专擅，文忠委任不疑。迨文忠卒于川督任，蜀人哀思，比于诸葛。文襄尝与幕僚谈及文忠，以为才不逾中人，而独得民心，深用为讶，举座无言。文襄复谓之曰：‘诸君视仆与文忠如何？’一客正容对曰：‘公自不及文忠。’文襄曰：‘何以言之？’客曰：‘当日公佐文忠，文忠能用公；若今日文忠佐公，公未必能容文忠。此公所以不及文忠也。’文襄嘿然。传者尝举客姓名，惜余忘之矣。《秦誓》曰：‘如有一个臣，断断兮无它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骆文忠有焉。 “

骆在中兴名臣中，以德量闻，其能用左等，藉成勋业，世所艳称。左在湘幕，已负盛名，且奇气有不可一世之概，骆氏虚己礼下，言听计从。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二（《史料》）所记，最为形容尽致。据云：“骆文忠公（秉章）以咸丰初年巡抚湖南，适值粤冦鸱张。曾文正公以在籍侍郎帮办团练。旋创筹饷募勇之议，益阳胡文忠公、新宁江忠烈公实左右之。风气既开，人才蔚起。……骆公以休休有容之度，适莅是邦而逢其盛，每与诸公共事，颇能不掣其肘，不掩其长，以故勋望日隆。会今大学士恪靖侯左公，以在籍举人就骆公前任张石卿中丞（亮基）之幕。张公既去，骆公复宾礼之。左公练习兵事，智略辐凑。骆公专任以军谋，集饷练兵，选用贤将，屡却悍贼，两败石达开数十万之众。复分兵援黔、援粤、援鄂、援江西，丰采几与曾胡二公相并，则左公帷幄之功也。骆公每公暇适幕府，左公与幕宾二三人，慷慨论事，论据古今，谈辩风生，骆公不置可否，静听而已。世传骆公一日闻辕门举炮，顾问何事，左右对曰：‘左师爷发军报折也。’骆公颔之。徐曰：‘盍取折稿来一阅。’此虽或告者之过，然其专任左公可知。惟时楚人皆戏称左公曰左都御史，盖以骆公官衔不过右副都御史，而左公权尚过之也。然骆公外朴内明，于贤不肖之尤著者，口虽不言，而辨之甚精，既能推毂贤才，贤才亦乐为之用。”于其休休有容，可谓尽量写出。又徐宗亮《归庐谭往录》卷一云：“左文襄公初以举人居骆文忠公幕府，事无大小，专决不顾。文忠日与诸姬宴饮为乐，文襄尝面嘲之曰：‘公犹傀儡，无物以牵之，何能动邪？’文忠干笑而已。尝夜半创一奏草，叩文忠内室大呼，文忠起读叫绝，更命酒对饮而去。监司以下白事，辄报请左三先生可否。 “

可相参印，盖尤不无传闻过甚处也。（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卷中《官吏类》传骆有贬词，谓“……其实骄蹇庸碌人也。左宗棠处其幕中，虽操军权，而每计事，秉章坐听之，送迎未尝起立，接属僚益傲倨。”若然，以左之崖岸不甘为人下，肯为之用耶。）厥后，左氏开府督师，高勋重望，有非骆氏所及，江氏谓左于骆大有轻之之意，惟左固尝极口推崇骆氏者。其咸丰十一年辛酉《答湖南巡抚毛鸿宾书》云：“顷从涤帅处得奉惠书，殷殷以龠公前事为询，具仰大君子虚怀求治之意。龠门先生之抚吾湘，前后十载，德政既不胜言，武节亦非所短，事均有迹，可按而知。而其遗爱之尤溥者，无如剔漕弊、罢大钱两事。其靖未形之乱，不动声色而措湖湘如磐石之安，可谓明治体而识政要，非近世才臣所能及也。湘中财赋不及江浙七郡之一，自军兴以来，内固疆圉，外救邻封，未尝请太府之钱，未尝乞邻邦之助，兵无饥噪之事，民无困敝之虞，局外百端揣拟，莫测所由。孰知其廉慎仁恕之德，足立其本，精诚专一之行，足善其用也。而于援鄂、援黔、援江、援粤，裹粮趋事，师出有功，未尝自伐，以克复袁州、临江两郡，荷花翎之赐，以京察与头品顶带之加，皆欣跃承受，如叨异数，此又古大臣退让盛节，功不自功，有非寻常所能仿效者。宗棠以桑梓故勉佐帷筹，九载于兹，形影相共，惟我知公，亦惟公知我，虽以此为媪相所不容（按：媪相谓官文，谑词也），为小人所共构，未敢以此几微变其初度也。外间论者每以龠公之才不胜其德为疑，岂知同时所叹为有德者，固不如龠公，即称为有才者，所成亦远不之逮乎。公今开府吾湘，涤润两帅，均谓公才公望，将有远迈龠公者。宗棠不敢为雷同之论，但求公之志事一如龠公，则吾侪小人得庇以安，而时局必大有所济，其为庆幸，宁有已耶。”推崇若斯，并时人物盖无能得诸左氏者，不独称其德，且称其才亦冠时，而己若无与焉，斯尤难得已。（时曾胡誉望最著，左氏论及，每示未甚推服，盖有争名之意也。若骆氏则见谓粥粥，在湘一切措施，己力为多，人所共知，纵竭力称扬，亦不至为其所掩，且己佐幕之绩即因之益彰，无待自诩耳。）如江氏所云，骆氏卒后，左氏轻以才不逾中人，与前论异矣，或后来观念有殊欤？（左氏同治六年丁卯答骆书，谓：“所望公忠体国之老大臣殚诚竭虑，为朝廷力拯饥军，顾此危局。……晋省疆吏既不知恤邻为何事，协饷欠至二百余万。蜀省协饷，见明文者，亦仅解至上年八月。

两省在今日尚称完善之区，而犹如此，其他更复何望？陕甘之不能不有望于晋蜀者，为其地近而有辅车唇齿之谊。晋蜀纵不为陕甘谋，亦当善自为谋。如公前抚湘，以一隅贫瘠之区，润及江西、湖北、广西、贵州、广东，为天下所称颂。仁者之事，亦智者之事也，晋不足与谋，而宗棠犹不能不有望于蜀者。以从公七年，熟仰公当日所以保江西、湖北、广西、贵州、广东，以保我湖南者，硕划宏远，异于时贤，窃料公于今日之陕甘亦必不能恝然也。至宗棠一介书生，受两朝特达恩知，褒荣显贵，实出非望。陕甘之命，钦符之畀，本非所堪，而其不敢辞者，亦恃我公在蜀，有应协之谊。鄙人入秦公或有度外之施也。朝廷方以秦陇为忧，天下事亦宜以秦陇为急，请公速筹所以拯之，否则无及矣。”饷糈之助，呼告迫切，其词亦可与前致毛鸿宾书参看。又《答四川布政使江忠濬书》，谓：“朝廷之改命鄙人持节而西，先秦后陇，……成败利钝，固未可逆睹，然人之非食兵之无饷不行，则固人人知之。陇之无饷无粮，亦人人而知之矣。所幸者，鄙人虽处万无可为之地，而龠公督蜀，吾弟开藩于此，以公议论，蜀之助陇无可辞；以私情论，龠公与弟之待鄙人较它人必有异也。今筹陇饷筹陇粮，而蜀皆若无事，以前日之陇视蜀，以厚庵视鄙人，此固鄙人所不及料矣。前此转战江西、皖南以迄浙江，忍饥死斗，刻有悬釜之忧，人皆谓兄必有求于蜀，蜀必有助于兄，以常情测之，似亦宜矣。乃一再陈请，仅得四万两，龠公最后一信，更预为谢绝，以湮其源。正犹饿者蒙袂于亲知之前，不遂所求，而反遭白眼也，其时距蜀既远，蜀可闭关谢客，浙亦何敢过有所望，故虽历尽酸辛，亦只拊膺叹息，而不复以龠公平日所以待曾胡及邻疆者相干。今移督陕甘，则龠公有应协之之谊，应尽之心，陇不望蜀亦将别无所望矣。乞于衙参之睱，为婉告龠公，凡可为陇谋者，幸勿预为谢绝可乎。”情词迫切中，对骆颇露嗟怨口吻焉。是年冬，骆卒于川督任。）至左询人以视己与骆如何云云，他书亦有类是之记述。如姚永朴《旧闻随笔》卷三述骆事有云：“左文襄公平回疆后，勋望益崇。一日谓人曰：‘君视我何如骆文忠？’其人对曰：‘不如也。’文襄曰：‘何以知之？’曰：‘骆公幕府人才有公，公幕府人才乃不复有公。以此观之，殆不如也。’文襄大笑曰：‘诚如子言，诚如子言。 ’”似尤蕴藉有致，且于口气为更肖。

清季江苏官场，有朱瞎子其人者，目盲，而以干吏见重于疆帅，名著一时。江氏记之云：“平湖朱之溱竹石者，椒堂漕帅为弼之从孙也，官江苏垂四十年，中岁失明，人皆以朱瞎子呼之。以候补道员十署按察，两署布政，最后乃受淮阳道，亦未到任。朱虽盲于目，而才干过人，记性尤绝，每日治官书（充牙厘局总办最久，虽署藩臬，仍兼之），令人诵之，入耳辄不忘。恒口占批牍，洋洋千言，靡不中事理。其见僚属，必先排定座次，所问皆适如其人，无一泛语，不似当日达官见属吏只言天气寒暖而已。公余即浼人读《通鉴》及名臣奏议、古今文集。有投以著述者，觌面时辄能举其某篇某句，往往评骘精当，真异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