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湖南学风

恒、蔡元培及善化秦巩黄之流，次第张之。巩黄掉臂绿林，潜踪女闾，自为风气，罕与士夫接。而炳麟、敬恒、元培，皆籍爱国学社。炳麟挟《驳康有为书》一册，沾沾自喜。而敬恒擅才辩，安恺第之演说，戏笑怒骂，四座尽靡。元培退然若不胜衣，与之言事，类有然诺而无讽示。士钊既罢学之上海，从诸公游，不可无以自见，独抵掌说军国民之义焉。炳麟则大喜，以为得一奇士也。沧州张继、巴县邹容，则以劫取日本留学监督姚某之辫走上海，亦居爱国学社。继为无政府主义，而容著《革命军》一书，士钊则润泽之。初版签书“革命军”三字，乃士钊笔也。而容以序属炳麟。一日，炳麟携与张继及士钊同登酒楼，痛饮极酣，曰：“吾四人当为兄弟，僇力天下事。”炳麟年最长，自居为伯，而仲士钊，叔继，季容。自是士钊弟畜二人，而呼炳麟为兄也。容十九岁，年最幼，而气凌厉出士钊上，卒然问曰；“大哥为《驳康有为书》，我为《革命军》，博泉为无政府主义，而子何有？”士钊则笑谢之而已。顾自内惭，乃据日本宫崎寅藏所著《三十三年落花梦》为底本，成一小册子，颜曰《孙逸仙》，而自序于端曰：“孙逸仙，近今谈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此有耳目之所同认。吾今著录此书，而标之曰‘孙逸仙’，岂不尚哉？而不然。孙逸仙者，非一氏之所私号，乃新中国发露之名词也。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天相中国，则孙逸仙之一怪物，不可以不出世。即无今之孙逸仙，吾知今日之孙逸仙之景与罔两，亦必照此幽幽之鬼域也。”其时天下固瞢然莫知国父之为谁何，而上海之与国父有旧者，独一秦巩黄，尤诵而心喜，为之序曰：“四年前，吾人意中之孙文，不过广州湾一海盗也，而岂知有如行严所云者。举国熙熙皞皞，醉生梦死，彼独一人图祖国之光复，担人种之竞争。且欲导扬人权于专治之东洋，得非天诱其衷而锡之勇者乎！”炳麟则为题词曰：“索虏披昌乱禹绩，有赤帝子断其嗌。掩迹郑洪为民辟，四百兆民视此册。”自是国父名著，播之文章而喧于士夫矣。时国父易名中山樵以避逻者，士钊著录，用孙中山三字，缀为姓字，睹者大诧，谓无真伪两姓骈举为呼之理，然中山之名自此称。会俞明震以清廷命来检察革命党，炳麟及容皆就逮，而士钊得脱，则以明震之厚重之也。士钊既免于难，乃还长沙，随黄兴纠集三湘豪杰，创立华兴会。而联洪帮哥老会以举事，不成，士钊乃亡命日本，走江户。则顿悟党人不学无术而高谈革命，祸至无日，功罪必不相偿。渐谢兴不与交往，则发愤自力于学，而一刮磨少年喜事之习。自是欲以向学持世，而不肯以议论徇人。一意孤行，积与世忤，蹶而不振，兆于此矣。于是黄兴以华兴会并入国父主持之兴中会，合组同盟会于日本之赤坂，中分八部，各司其局。而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信条。会众三百余人，举国父为总理。而士钊则谢不与，兴则固邀而避之一室，动之以情，劫之以势，非署名隶同盟会者不得出。于是者持两昼夜，未获当也。既而士钊之英，入伦敦大学，习政治经济之学。顾最喜者逻辑，又通古诸子名家言，耙栉梳理而观其通。自是衡政论学，罔不衷于逻辑。黄花岗之败，志士骈首，而友人杨守仁同客英伦，闻之，发愤蹈海死。士钊索居黯然，感于诗人“秋雨梧桐”之意，遂易“青”为“秋”焉。其时北京《帝国日报》屡征士钊文，士钊则为英宪各论，皆署“秋桐”二字与之。辛亥八月，革命突起而共和肇造，推国父为临时大总统，奠都南京。然革命党人，所能依稀仿佛以涣然大号者，惟立国会、兴民权，廓然数名词耳。其中经纬万端及中西立国异同本义，殆无一人能言。士钊归自英伦，晤桃源宋教仁于游府西街。教仁以能文善演说而为国父所倚重者也，则坦然相告曰；“子归乎！吾幸集子所言，以时考览而明宪政梗概。”出示一册，盖士钊投寄北京《帝国日报》英宪各论，剪裁装册也。于是士钊乃以明宪法，通政情，为革命党人所欲礼罗。吴敬恒、张继、于右任之徒，联翩相造，邀之人同盟会，士钊卒婉谢之。于右任方主《民立日报》，乃委己以听。《民立日报》者，同盟会之机关报也。梁启超尝持君主立宪以与同盟会牾，至是归国而惧不容，扬言于众曰：“吾夙昔言立宪者，手段也；吾目的亦为革命。”同盟会不听，而操之益急。顾士钊习于英宪，持论不为赡徇，独谓：“政党政治之成功，在于党德。党德云者，即明认他党为合法团体，而听其并力经营于政治范围以内，以期相与确守政争之公平律也。凡一时代急激之论，一派独擅之以为名高，束缚驰骤，异议嗫嚅，垄断天下之舆论而君之，天下大事以定于一时；然理诎而不申，情郁以莫舒，乖戾过甚，卒亦大伤。凡所争执，隐之走入偏私，显之流于暴举。群序既不得平流而进，乃为事势之所必然。十七世纪，英伦之政争记录，凡号为阴谋史或流血史，即以此也。且一党欲其党内之常新，亦岂利他党之消灭？盖失其对待，何党可言？他党力衰，而己党亦必至虫生而物腐也。”一本其平素所笃信而由衷者，质焉剂焉，持说侃侃，以此大韪于国人，然亦以此失同盟会欢。同盟会既改组为国民党，黄兴重邀隶籍，士钊又不许。国民党人大哗，诋为别有用意。士钊发愤弃去，则别出周报以畅欲言、抉政情，凌云健笔，语语为人所欲出而不得出。传诵万口，而署之曰“独立”，所以揭持论不为苟同之旨也。袁世凯既为临时大总统，图专政，而欲藉途宪法以谋称制。既知士钊之通宪法，而闻其不得志于国民党也，招入见，馆之锡拉胡同，礼意稠迭，惟其所欲。所望于世钊者，宪法之主持也。顾世凯则以早起家事清提督吴长庆，因与其子保初过从雅故；而士钊则保初亲女夫，意可属大事也。促膝深谈，具悉所以为帝制者，其计井然，则大骇。宋教仁既见贼，士钊意自危，而尽弃其衣装仆从，孑然宵遁。既抵上海，造黄兴，方图举兵，士钊则袖出讨袁之檄。而与章炳麟先后之武昌，说黎元洪戮力。元洪隐持两端，而二次革命之役猝起。于是国民党乃緟认士钊为政友。清前两广总督岑春萱亦起而声讨世凯以称大元帅，则以士钊为秘书。既不克，士钊亦被名捕，逃日本。知世凯不可与争锋，而欲藉文字以杀其焰，乃组《甲寅》杂志，以民国三年五月十日出版第一期。言不迫切，洞中奥会。国民党人既遁荒海外，而世凯务屏绝之不与同中国。于是士钊晓之以“政力向背论”、“政本论”。以谓：“为政有本，本何在？曰：‘在有容’。何谓有容？曰：‘不好同恶异”。昔在英儒奈端治天文，断言太阳系中有二力于焉运行。日者，全系之心也。一力吸行星而向之，曰‘向心力’；一力复曳行星而离之，曰‘离心力’。其后蒲俫士覃精史学，深明律意，以奈端之说可以衡政，极言为政当保持两力平衡之道。其说曰：‘社会号有组织，必也合无数人、无数团体而范围之。其所以使此人若团体共相维系，则向心力也：反之若团体因而瓦解，则离心力也。凡曰社会，无不有两力为之主宰。然谓后力可以刬除，亦决不能。盖社会者，乃由小团体组织而成。而小团体中之团体，莫不各有其中心，环之而走，无论何之，不尽离宗。则其对于他团体及其个体之为离立，可不俟辨。且社会过大，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利害冲突，意见横生。彼之所以为康乐，此或以为冤苦。缓则别求处理，急则决欲合去，社会之情，一伤至此，久之，势且成为中坚，所有优伤疾苦，环趋迸发，群体不裂，又复几何？’夫所谓群体裂者，即革命之祸之所由始也。苟欲祸之不起，惟有保其离心力在团体以内，使不外崩，断无利其离而转排之理。苛或排焉，则力之盛衰，厥无一定。强弱相倚，而互排之局成。倾轧无已，争民施夺，生人之道苦，而国家之大命亦倾。由是两力相排，大乱之道；两力相守，治平之原。民军一呼，满廷解纽。昔日之主张君宪者，无不同情于革命。而吾首义诸君，乃不知利用众山皆向之势，索瑕寻衅，日媒蘖于人以自张。于是离心力之可转为向心力者，既为所排，而国内所有一切离心力，更不识所以位之，使得其所，而日以独申向心力为事。卒之离心力骤然溃决，上崩瓦解。顾今之为政者，既利用国民党之穷追离心力，收之以向己，而人心以得。而惜其不审筹一相当之地，以置不可收之离心力，使运行于法制之内，借图政治调剂之用，而措国家于治平。于是知褊狭者不可以谋国，浮浅者不可与议法也。”语重心长，其论深切著明，为世凯当日发，而实不仅为世凯当日发，盖有慨乎其言之矣。世凯稔恶，既以称帝，梁启超则领袖进步党以与国民党合而声讨。蔡锷者，启超弟子也，有云南首义之功。而岑春萱则入肇庆以称两广都司令，辟士钊为秘书长。启超来会，士钊建议辟新运以别立政统，不复国会。启超韪之，春萱亦以为然。而汤化龙、吴景濂以议长呼朋引类，会上海，以民意相劫持，天下重足而立，春萱、启超惕息莫敢禁。世凯既殕，春萱亦释兵。士钊则劝以从容养望，而自入北京大学讲学，期三年不闻政。春萱惑于人言，而欲恢复国会以收名望，召世钊议行止，士钊力沮之，并言国会黩货长乱，恢复无当人意状。春萱漏言而议士大恨。春萱亦卒走粤，召国会，立军府，而自为总裁。急电相召，无立异议地。士钊则降心相从。自后启超附段祺瑞以征南，而春萱遮蔽民党，用事于粤，士约实为上佐。言议员宜课资格，受试验。闻者大哗。士钊又在上海揭论，主宪法不由国会订立。其文流传，两院中人指为叛逆；而以士钊之亦议员也，张皇号召，削其籍。又以附之者衡政必曰学理，谥之为“政学系”。时人为之语曰：“北有安福，南有政学”，以为大诟。安福者，段祺瑞门下之政客系也。曹锟乘之，用吴佩孚以败段祺瑞。而春萱亦奔走失职。士钊睹事无可为，而疑代议之无补治制，以英国世界代议制之祖国也，乃以十年二月再游伦敦，历访其名士，相与考论。而小说家威尔思、戏剧家肖伯纳，皆于民治有贬词。威尔思约士钊赴别墅，从容谈及中国，慨然曰；“民主主义，吾人辩之使无完肤，只须十分钟耳。但其余主义脆弱，且又过之。持辩至五分钟，即已旗靡辙乱。是民主政治之死而未僵，力不在本身，而在代者之未得其道。世间以吾英有此，群效法之，乃最不幸焉。中国向无代议制，人以非民主少之。不知历代相沿之科举制，乃与民主精神深相契合。盖白屋公卿，人人可致，岂非平等之极则？贸然废之，可谓愚矣。吾欲著一书曰‘事能体合论’，意在阐明何事须用何能，何能始为何事。事能之间，有一定之选择方法，使之体合。中国民治，其病在事能之不体合也。”为太息者久之。而肖伯纳之所以语士钊者，意尤诙诡，谓：“能治人者始可治人。林肯以来，政体有恒言曰：‘为民利，由民主之民治。’然人民果何足为治乎？如剧，小道也，编剧即非尽人能之。设有人言‘为民乐，由民编之民剧’，岂非不词？盖剧者，人民乐之而不审其所由然；苟其欲之，不能自制，而必请益于我。唯政府亦然。英美之传统思想，为人人可以治国，中国则反是。中国人而跻于治人之位，必经国定之试程。试程虽未必当，而用意要无可议。余所当讲，亦如何而使试符其用耳。”于是士钊之政治信念渐变，遂返国也。会曹锟以直隶督军胁总统黎元洪而逐之，其大将吴佩孚练兵洛阳，申讨军实以为奔走御侮。锟弥洋洋自得，又欲藉重议士，饵诱以选为总统。士钊既未甘以自货，遂遁而之上海。橐笔已久，辄复思论。而自以《甲寅》得大名，欲踵前轨，名仍《甲寅》，刊则以周。招资授事，计议初定而轩波大起。江苏督军齐燮元用吴佩孚之命，起兵以逐卢永祥于浙江。吴佩孚自将大军出山海关以攻张作霖。冯玉祥随吴佩孚出师而有贰志，取间道归以袭北京，取曹锟，而与作霖联军以夹击佩孚，尽俘其众，欲推段祺瑞以主国是。祺瑞失职久，莫知所为，而以士钊能文善论，思请以为谋主。士钊乃置《甲寅》周刊不论而奔命以赴，告祺瑞曰：“约法既坏，新法未生，何用总统旧名。西史纪元前，罗马初设民主，署曰公萨，译为执政。请以临时执政名义起用事。”于是祺瑞以执政建号北京，而用士钊为司法总长，寻兼教育总长，为十三年十一月也。自以为习熟情伪，奋欲更张，天是涣然号于众曰：“吾国兴学己久，而校纪日颓，学绩不举。学生谋便旷废，致倡不受试验之议。即受试矣，或求指范围，或胁加分数，丑迹四播，有试若无。为教授者，以所讲并无切实工夫，复图见好学生以便操纵，虚应故事，亦固其然。他国大学教授，在职愈久，愈见一学之权威，而吾国适得其反。夫留学生初出校门，讲章在抱，虽无成业，条贯粗明。而又朝气尚好，污俗未染，骤膺教职，亦以兢兢。此类人选，他国至多置之研究院内，助教室中，而在吾国，则为上品通才，良足矜贵。何校得此，生气立滋。过此以往，渐成废料。新知不益，物诱日多，内谄学生，外干时事。标榜之术工，空疏化为神圣；犷悍之气盛，一切可以把持。教风若斯，谁乐治学？独念吾国号为文化古国，海通以还。学术之途径日辟。今时述作，将百倍于古而未有已。乃自上海制造局倡议译书以还，垂四五十年，译事迄无进步，而文字转形芜俚。所学不邃，卤莽灭裂。读之，转发不如无书之叹。昔徐寿、徐建寅、华蘅芳、李善兰、赵元益辈，所译质力天算诸书，贯通中西，字斟句酌；由今视之，恍若典册高文，攀跻不及。即下而至于格致书院课艺，其风貌亦非今时硕博之所能几。以云进化，适得其反。髦士以俚语为自豪，小生求不学而名家，黄茅白苇，一往无余。学者自扪，宁诚不怍？而为之学生者，读西籍，既无相称之功能；质本师，又乏可供之著述。几纸数年不易、破碎不全之讲义，尸祝社稷，于是出焉。此云兴学，宁非背道？且大学为学术总集之名，犹之内阁为政治总集之名。内阁有长财政者，不闻称财政内阁；有长司法者，不闻称司法内阁。今大学有农业大学，有工业大学，有法政大学，甚至师范美术，文科中之一部耳，亦独立称大学。干为支灭，别得类名，逻辑所不能通，行政所大不便。部落思想，横被学林。卒之兼课纷纭，师生旁午，学统尽坏，排媢风生。欲图易俗，乃画三策：一、本部设考试委员会，仿伦敦大学成例，学生入学毕业诸试，概由部办。二、本部设编译馆，求各大学教授通力合作，优加奖励，期以新著，播之黉舍，辞理并富，餍人取求。三、合并北京各大学。”骤议之日，士钊持说侃侃，无所避就，莫之能难。然而风声所播，诟谤乃丛。部试诸生，青年尤大不悦。先生长者，阳持阴默而阴和之，潜势极张。宏奖著述，则以为欲甄别教授。而合并各大学，施受之间，暗潮不可终日。士钊又以其间緟刊《甲寅》，论多违俗。于时胡适方主讲北京大学，而以倡新文化称大师，万流景仰，薄海风动。顾士钊则切论之，以谓；“新者对夫旧而言之。彼以为反乎旧之即所谓新。今即求新，势且一切舍旧。舍旧，何有历史？而历史者，则在人类社会诸可宝贵之物之中，最为宝贵。今人竞言教育，不知教育者，在以前辈之所发明经验传之后人，使后人可以较少之心力进而益上；不似前人之枉费心力，惨淡经营，以安于一知半解而已。又尝譬之，社会之进程取连环式，其由第一环以达于今环，中经无数环，与接为构。而所谓第一环者，容与今环不同形，其间若渺不属。然诸环之原形，在逻辑依然各在。其间接又间接与今环相牵之故，可想象得之。故今之人而求改善今环，不得不求知原环及以次诸环之情实，资为印证。此历史一科所由立。而知新者早无形孕育于旧者之中，而决非无因突出于旧者之外。盖旧者非他，乃数千年来巨人长德、方家艺士之所殚精存积，流传至今也。新云旧云，特当时当地之人，以际遇所环，情感所至，希望嗜好所逼拶，惰力生力所交乘，因字将谢者为‘旧’，受代者为‘新’耳。于思想本身何所容心。若升高而鸟瞰之，新新旧旧，盖往复流转于宇舆久间，恒相间而迭见。其所以然，则人类厌常与笃旧之两矛盾性，时乃融会贯通而趋于一。盖吾人久处一境，饫闻而厌见，每以疲苶恼乱，思有所迁。念之初起，必有奋力向外驰去，冀得崭新之异壤。而盘旋久之，未见有得。于时但觉祖宗累代之所递嬗，或自身早岁之所曾经，注存于吾先天及无意识之中。向为表相及意志之所控抑而未动者，今不期乘间抵巇、肆力奔放而不自知。所谓‘迷途知反’，反者此时；‘不远而复’，复者此境，本期翻新，卒乃获旧。虽云旧也，或则明知为旧而心安之，或则昧焉不觉而仍自欺欺人，以为新不可阶，此诚新旧相衔之妙谛，其味深长，最宜潜玩者也。今之谈文化者，不解斯义。一是舍旧，而惟渺不可得之新是骛。宜乎不数年间，精神界大乱。郁郁伥伥之象，充塞天下。躁妄者悍然莫名其非，谨厚者菑然丧其所守。父无以教子，兄无以诏弟。以言教化，乃全陷入青黄不接，辕辙背驰之一大恐慌也。不谓误解‘新’字之弊，乃至于此。”顾胡适又欲以欧化易中国，一唱百和，几成国是。而士创则曰：“唯唯，否否，不然。欧洲者，工业国也。工业国之财源，存于外府，伸缩力大。国家预算，得出以为入。故无公无私，规模壮阔，举止豪华。一一与其作业相应，无甚大害。而吾为农国，全国上下百年之根基，可得以工业意味罗之者，荡焉无有。无有而不论精粗大小，一为工业国之排场是骛。衣服器用，起居饮食，男女交际，社会运动，言必称欧美，语必及台赛。由放依而驰骋，由驰骋而泛滥，变本加厉，一切恣行无忌。此在国家，势不得不举外债，鬻国产，以弥其滥支帑金之不足；在私人，势不得不贪婪诈骗，女淫男盗，以保其肆意挥霍之无尽。其至于今，图穷匕见，公私涂炭。而冥冥中人道堕坏，凡一群中应有同具之恒德，沦胥以尽。乃至父不得教子，兄无以约弟，夫妇无以相守，友朋无以相信。群纽日解，国无与立。昔有学步邯郸，失其故步，匍匐而归。呜呼，吾人今后，亦求得匍匐而归为幸耳！”好恶拂人，多迕少可，人欲得而甘心，遂躁而毁厥居。愤以辞职，意忽忽不乐。因吟白香山《孤桐》诗曰：“直从前芽拔，高见毫末始。四面无附枝，中心有通理。寄言立身者，独立当如此！”因易字曰“孤桐”也。及段祺瑞以十五年四月奔走失职，而士钊一蹶不振，移居天津，尤致力于《甲寅》。或谓：“天下事未可以口舌争，胡哓哓以蒙诟召怒为？”士钊应曰：“吾行吾素，知罪惟人。若其中散放言，刑踵华士。伯喈变容，罚同邪党；生命既绝，词旨自空。如其不尔，亦任自然。愚生平不工趋避之义，夙志不于违道之誉，天爵自修，人言何恤！”其年十月，以新出《甲寅》寄上海见示，告续发行。余报以书曰：“见寄《甲寅》近期，知文章意气不衰。伏以时论重名誉，而古人称名德。名者公所自有，德则愿以致敬，君子道在自信，积毁几见销骨。德不孤，必有邻也。籀诵再四，为之神往。惟人未厌乱，天不悔祸，十余年来，士君子之宏言傥论，何莫非资大盗以乘权窃国。尊中央，则兆洪宪之帝政；言联邦，又启强藩之割据。民亦劳止，汔欲小休。而乱日方长，天挺人豪，方各肆其聪明才力以祸国殃民。吾侪读书谈道，夜气未梏，盍姑扪其舌，韬其笔，敛吾聪明才智，息事宁人，以毋为助恶长乱耶？仆于是叹诸葛公‘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之为雅量渊识也。方其时，刘表以名士牧荆州，博求儒术，关西衮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诸葛公以管乐自许，而南阳高卧。密迩州部，征聘不及，淡然有以相忘。‘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虽不能至，心向往焉。昔闻左文襄自暑楹语于门曰：‘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未尝不叹左公虚骄之见，而未为知卧龙。龙而已卧，何心经济？而龙之得安于卧、成其卧者，在宁静而不在经济。窃欲改此联‘经济’二字为‘宁静’，书以相奉。‘文章西汉两司马’，固在公有以自信；‘宁静南阳一卧龙’，尤祝公善以致远。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与其为桐之孤，召闹取怒，不如为龙之卧，宁神养气也。”然以考试慎选举之资格，以试验重大学之课业，矫厉学风，宏奖编译，虽以召闹取怒于昨昔，而卒创制显庸于方今。功何必自我成，士钊傥有以自慰于迟暮矣。刊有《甲寅存稿》、《续稿》。

九 余论

余著《近百年湖南学风》，而表以十七人。其人有文人、学者、循吏、良相、名将，不一其人，而同归于好学深思；其事涉教育、政治、军谋、外交、欧化，不一其术，而莫非以辅世长民。时限以百年，而上下五千年之演变，缩映于此百年之内；人限于湖南，而纵横九万里之纷纭，导演于若而人之手。其人为天下士，为事亦天下事。傥读吾书而通其意，斯为政不厉民以自养，而论事不生心以害政。张皇湖南，而不为湖南，为天下；诵说先贤，而不为先贤，为今人。呜呼！尼父不云乎：“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