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

亦为不可。而况若卖而起税，税起於租，计一岁而州失租米八万七千馀石，其势便当损减上供。是一时得价而久远失利，此议臣见近利而失远图，公私交害也。”於是都省乞下江西核实，如屯田纽利多於二税，即住卖之；为税田而税多租少，即鬻之。他路仿此。诏可。

臣僚言：“天下系官田产，如折纳、抵当、户绝之类，隶属常平，则法许鬻卖；如天荒、逃田、省庄之类，在运司有请佃法。自馀闲田，名类非一，乞命官总领条画以闻。”户部奏：“凡田当防河、召募弓箭手或屯田之类，悉应存留；凡市易抵当、折纳、籍没，常平户绝、天荒、省庄、沙田、退滩、荻场、圩田之类，并应出卖。”又奏：“仿熙宁制，所委官一年内卖及七分，与转一官，馀以次减磨勘；不登五分，加奏劾。”诏从之。

八月，诏：“乃者，有司建明尽鬻系官田宅，苟目前之利，废久长之策。其总领措置官并罢，已卖田宅给还元直，仍拘入官。如舍屋已经改更，但课亏租额者，与免仍旧修盖。官田已尝为墓，据合用亩步约价者，与免迁移。”

六年，始作公田於汝州。公田之法：县取民田契根磨，如田今属甲，则从甲而索乙契；乙契既在，又索丙契，展转推求，至无契可证，则量地所在，增立官租。一说谓按民契券而以乐尺打量，其赢则拘入官，而创立租课。

初，因中官杨戬主後苑作，有言汝州地可为稻田者，置务掌之，号稻田务。复行於府畿，易名公田，南暨襄城，西至沔池，北逾大河，民田有逾初券亩步者，辄使输公田钱。政和末，又置营缮所，亦为公田。久之，後苑、营缮所公田皆并於城西所，尽山东、河朔天荒逃田与河堤退滩输租举入焉，皆内侍主其事，所括凡得田三万四千三百馀顷。农亩困败，但能输公田钱，而正税不复有输。後李彦又立城西括田所，而公田皆彦主之。靖康初，诛彦。

宣和元年，提举水利农田所奏：“浙西平江诸州积水减退，欲委官分诣乡村检视露出田土，惟人户见业已纳省税不括外，其馀逃田、天荒、草田、葑茭荡及湖泺、退滩、沙涂等地，悉标记置籍，召人请射种植，视乡例拘纳租课，桩充御前钱物，专一应奉御前支用，置局提举。如造谤惑众沮害之人，罪徒。”从之。

三年，诏：“方量根括到田土租税课利内，特与减一半。”十月，尚书省言：“诸路学田并西南外宗室财用司田产，元所给佃租课太轻，不足於用。”诏许添立实封入状，添立租课，佃一次，如佃人愿从添数，亦仍给佃。

高宗建炎元年，从江南经制使翁彦国言，拘籍蔡京、王黼等庄田，令佃户就种，岁减租课二分。

三年，令：“应天下系官田，令有司依乡例纽纳佃租，期以半月，许民自陈输租额，过期依见行条法。”

绍兴元年，诏尽鬻诸路官田。命各路宪臣总领措置。

时以军兴，用度不足，又先时知永嘉县霍蠡言：“温州四县没官田，势家诡名请佃，岁责保正长代输，公私病之。”乃诏并召人鬻。五年，又诏：见佃人愿承买者听，佃及三十年以上者，减价钱三之二。

十二年，户部言：“诸路常平司未卖田，令见佃人添租三分，不愿者勒令离业，召人佃。”

知邵州吕稽仲言：“湖南、广西闲田甚多，若轻租召佃，收其所输，籴其赢馀，可宽州县。”诏户部措置。

刘夔为福州帅，贸易僧寺田以取资。至张守帅闽，始议存留上等四十馀刹，以待高僧外，悉令民实封请买。岁入七八万缗，以助军衣，馀宽百姓杂科，民皆便之。

二十六年，户部侍郎韩仲通言：“蜀地狭人稠，而京西、淮南系官膏腴之田尚众，乞许人承佃，官贷牛、种，八年仍偿。并边免十年租，次边半之，满三年充己业。”从之。

户部言：“诸路卖官田钱，乞以七分上供，三分充常平司籴本。今诸买官田者，免纳税契钱，又免和买二年，免物力三年至十年（一千贯以下免三年，一千贯以上五，年五千贯以上十年）。已给卖後，不许执邻取赎。旧六十日输钱不足者，钱没官，别召买，今倍其日。”皆从之。

二十九年，户部提领官田所言：“应官户、势家坐占官田，今依估承买，其浙西营田及馀路营田、官庄田、屯田并住卖。”诏各路提举司督察欺弊，申严赏罚。县卖十万缗、州二十万缗，守令各进一秩，馀以次减磨勘，最稽迟者贬秩。荆南提刑彭合入对，言州县卖官田之害，望减价，无抑勒。户部以减价为难，但令勿抑勒而已。

谏议大夫何溥言：“比议臣欲优恤见佃者，令减价二分承买，而复谓其低价买、增价卖，或借钱收买、增价准折，许人告即拘没。夫始怜其失业而为之减价，终设为转卖之说而开其争端，望明诏改正。”

两浙转运司言：“申括到平江府省田一十六万六千七百二十八亩，每亩纳上供省苗三斗三升六合，计米三万九千四十七石，系民户世业。今若出卖，便为私田，止输二税，暗失上供岁额苗米。”乃止。

臣僚言：“江东西、二广村之，人户凋疏，弥望皆黄茅、白苇。民膏腴之田，耕布犹且不遍，岂有馀力可置官产？浙东、西最号繁盛，所买仅及百馀万缗，累月尚未足数，且有抑勒之患。况江、广米既平，钱货艰得，亩直不过贯百，纵根括无遗，其能应期限乎？若谓命令已行，难於寝罢，乞宽之一年，听民情愿，无或抑勒，违者坐之。”诏可。

又言：“二年之，三省、户部困於文移，监司、州郡疲於出卖。上下督责，始限一季，继限一年，已卖者才十三，已纳者才十二，其事犹未竟也。盖买产之家，无非大姓，估价之初，以上色之产轻立价贯，揭榜之後，率先投状，至於拆封，往往必得，今之已卖者是也。若中下之产，无人计嘱，所立之价，轻重不均，今之无人承买者是也。宜且令元佃之家著业纳租，岁犹可得数十万斛。”从之。

宁宗开禧三年冬，韩胄既诛，复与虏讲解。明年，改元嘉定，始用廷臣言，置安边所，命户部侍郎沈诜等条画来上，凡胄与其他权亻幸没入之田，及围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隶焉。初，以御史提其纲，继委之版曹或都司、寺、监官，其後又俾畿漕领之。诸路岁输米七十二万二千七百斛有奇，钱一百三十一万五千缗有奇。两浙、江东西、淮东西、福建皆有籍，以给行人金缯之费。迨虏好既绝，军需边用每於此乎取之。

●卷八 钱币考一

○历代钱币之制

自太以来则有钱矣，太氏、高阳氏谓之金，有熊氏、高辛氏谓之货，陶唐氏谓之泉，商人、周人谓之布，齐人、莒人谓之刀。

神农列廛於国，以聚货帛，日中为市，以交有无。虞、夏、商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

管子曰：“汤七年旱，禹五年水，人之无饣（章延反，糜也），有卖子者。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而赎人之无饣卖子者；禹以历山之金铸币，以救人之困。”“夫玉起於禺（音虞）氏，金起於汝、汉，珠起於赤墅，东西南北去周七八千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用於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则非有补於暖也，食之则非有补於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调也（若五与万物平，则人无其利。故设上中下币，而行轻重之术，使一高一下，乃可权制利门悉归於上）。

周制，以商通货，以贾易物。太公又立九府圜法（《周官》有太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币、职金，皆掌财币之官，故云九府。圜，谓均而通也），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外圜而内孔方），轻重以铢（黄金以斤为名，钱以铢为重也）；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疋。故货宝於金，利於刀，流於泉（流行於泉），布於布（布於民），束於帛（束，聚也）。《周官 司市》：国凶荒札丧，则市无征而作布（凶年物贵，置钱以饶民）。

夹氵祭郑氏曰：“谓之泉者言其形，谓之金者言其质，谓之刀者言其器，谓之货、谓之布者言其用。古文‘钱’字作‘泉’者，言其形如泉，文一变而为刀器，再变而为圜法（即太公所作）。自圜法流通於世，民实便之，故泉与刀并废。後人不晓其谓也，观古钱其形即篆泉文也，後世代以‘钱’字，故‘泉’之文借为泉水之泉，其实‘泉’之篆文下体不从水也。先儒不知本末，因谓流於泉，布於布，宝於金，利於刀，此皆沿凿之义也。”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法者（布，泉也。有法，百官之公用也），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宾客、丧纪、会同、军旅，共其财用之币，赍赐予之财（赍，行道之财用也），凡邦之小用皆受焉。岁终则会，唯王及后之服不会。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敛市之不售，货之滞於民用者，以其贾买之物揭而书之，以待不时而买者。买者各从其抵，都鄙从其主，国人、郊人从其有司，然後予之（抵，故贾也。主者，别治大夫也。康成谓：“抵，本也。本谓所属吏，主、有司是也。”）。凡赊者，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无过三月。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辩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郑司农谓：“以其所贾之国所出为息也。假令其国出丝絮，则以丝絮偿；出葛，则以葛偿。”康成谓：“以其於国服事之税为息也。於国事受园廛之田而贷万泉者，则期出息五百。”）。凡国事之财用取具焉，岁终则会其出入，而纳其馀。

按：《周礼》主财之官虽多，而专掌钱布则惟外府、玉府二官，外府掌赍赐之出入，泉府掌买卖之出入。自王介甫以郑注国服为息之说行青苗误天下，而後儒之解此语者，或以“息”为生息之息，或以“息”为休息之息，然於义皆无所当。盖古人创泉布之本意，实取其流通。缘货则或滞於民用，而钱则无所不通；而泉府一官最为便民，滞则买之，不时而欲买者则卖之，无力者则赊贷与之。盖先王视民如子，洞察其隐微，而多方济其缺乏，仁政莫尚於此，初非专为谋利取息设也。不原其立官之本意，而剿其一语以断天下大事可乎？

买之於方滞之时，卖之於欲买之际，此与常平贱籴贵粜之意同。泉府则以钱易货，常平则以钱易粟，其本意皆以利民，非谋利也。然後世常平之法转而为和籴，且以其所储他用而不以济民，则惟恐其数之不多，利之不羡，於是亦以理财之法视之矣。

周景王二十一年患钱轻，更铸大钱，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泉五十”，肉、好皆有周郭，以劝农，赡不足。

王将铸大钱，单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灾降戾，於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赈救民。民患轻，则为作重币以行之（币轻物贵也），於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重曰母，轻曰子。相权，并行也）。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於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大小利之（民患币重，则多作轻钱而行之，亦不废去重者。言重者行其贵，轻者行其贱）。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若匮，王用将有所乏，乏则将厚取於民，民不给，将有远志，是离民也。且夫有备未至而设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备，谓之急；可後而先之，谓之召灾。且绝民用以实王府，犹塞川原而为潢也，其竭无日矣。”王弗听。

楚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业。孙叔敖为相，市令言於相曰：“市乱，人莫安其处，行不定。”叔敖白於王，遂令复如故，而百姓乃安。

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镒”为名，上币（二十两为镒。改周一斤之制，更以镒为金之名数也。高祖初赐张良金百镒，此尚秦制也。上币者，二等之中，黄金为上，而钱为下也）；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

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如榆荚也。荚音颊）。黄金一斤（复周之制，更以斤名金）。而不轨逐利之民畜积馀赢以稽市物，踊腾跃（稽，贮满也。言以其赢馀之财畜积群货，使物甚腾跃也），米至石万钱，马至匹百金。

高后二年，行八铢钱（即秦半两钱也。汉初患其重，更铸榆荚，人患太轻，故复行此。）六年，行五分钱（即荚钱）。

文帝五年，为钱益多而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

贾谊谏曰：“法使天下公得顾租铸铜锡为钱，敢杂以铅铁为他巧者，其罪黥（顾租，谓雇佣之直，或租其本）。然铸钱之情，非ゾ杂为巧，则不可得赢，而ゾ之甚微，为利甚厚。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今令细民人操造币之势，各隐屏而铸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虽黥罪日报，其势不止。乃者民抵罪多者，一县百数，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众。夫县法以诱民，使入陷阱，孰积於此！曩禁铸钱，死罪积下（言死罪多委积於下）；今公铸钱，黥罪积下。为法若此，上何赖焉？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时钱重四铢，法钱百枚当重一斤十六铢，轻则以钱足之若干枚，令满平也），或用重钱，平称不受（秦钱重半两，汉初铸荚钱，文帝更铸四铢钱。秦钱与荚钱皆当废，而故与四铢并行。民以其见废，故用轻钱则百加若干；用重钱虽以一当一，犹复不受之，是以郡县不同也）。法钱不立（法钱，依法之钱也），吏急而壹之乎，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乎，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苟非其术，何乡而可哉！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耒耜，冶吹炭，奸钱日多，五不为多。善人怵而为奸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将甚不详，奈何而忽！国知患此，吏议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术，其伤必大。令禁铸钱，则钱必重，重则其利深，盗铸如而起，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奸数不胜而法禁数溃，铜使之然也。故铜布於天下，其为祸博矣。今博祸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谓七福？上收铜勿令布，则民不铸钱，黥罪不积，一矣；伪钱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铜铸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铜毕归於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贵臣，多少有制，用别贵贱，五矣；以临万货，以调盈虚，以收奇羡，则官富实而末民困，六矣；制吾弃财，以与匈奴逐争其民，则敌必怀，七矣。故善为天下者，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祸，臣诚伤之。”上不从。

是时，吴以诸侯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後卒叛逆。邓通以铸钱，财过王者。故吴、邓钱布天下。

贾山上书谏，以为钱者无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贵。富贵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为之，是与人主共操柄，不可长也。其後，复禁铸钱。

景帝中六年，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

人有告邓通盗出徼外铸钱，下吏验问，颇有，遂竟案，尽没之。

武帝建元元年，行三铢钱（坏四铢造此也。重如其文）。

五年，罢三铢钱，行半两钱。自孝文更造四铢钱，至元狩四年，四十馀年。从建元以来，用少，县官往往多即铜山而铸钱，民亦盗铸，不可胜数。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有司言曰：“今半两钱法重四铢，而奸或盗磨钱质而取钅谷（钅谷，铜屑也），钱益轻薄而物贵，则远方用币烦费不省。”乃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重如其文。其明年，有司言三铢钱轻，轻钱易作奸诈，乃更请郡国铸五铢，周郭其质，令不得磨钱取钅谷。

元狩四年，造白金及皮币。

时县官大空，而富商贾或滞财役贫，转百数，冶铸。鬻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造钱币以赡用。时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银锡，有司言曰：“古者皮币，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今半两钱法重四铢，而奸或盗磨钱质而取钅谷，钱益轻薄而物贵，则远方用币烦费不省。”今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缋，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後得行。又造银锡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曰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曰复小，扌隋之（扌隋下而长），其文龟，直三百（一重八两，则二重六两，三重四两）。其後，官铸赤仄。白金稍贱，民弗宝用，县官以令禁之，无益。岁馀，终废不行。自造白金、五铢钱後五岁，而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馀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犯法者众，吏不能尽诛，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国，举并兼之徒、守相为利者劾之。

时张汤用事，帝与汤造白鹿皮币，以问大司农颜异，对曰：“今王侯朝贺以苍璧，直数千而皮荐反四十万，本末不相称。”上不悦。汤奏异腹诽，坐死。

元鼎二年，令京师铸官赤仄。

时郡国铸钱，而民多奸铸，钱多轻，而公卿请令京师铸官赤仄（以赤铜为其郭也），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仄不得行。其後二岁，赤仄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於是悉禁郡国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输入其铜三官。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

元帝时，贡禹言：“铸钱采铜，一岁十万人不耕，民坐盗铸陷刑者多。富人藏钱满室，犹无厌足。民心动摇，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奸邪不可禁，原起於钱。疾其末者绝其本，宜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复以为币，除其贩卖租铢之律（租铢，谓计其所卖物价，平其锱铢而收租也），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使百姓一意农桑。”议者以为交易待钱，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议亦寝。

《师丹传》，有上书言古者以龟、贝为货，今以钱易之，民以故贫，宜可改币。上以问丹，丹对言可改。章下有司议，皆以为行钱以来久，难卒变易。

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中，成钱二百八十亿万馀云。

石林叶氏曰：“《汉书 王嘉传》，元帝时都内钱四十万万，水衡钱一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言其多也。以今计之，才八百三十万贯耳，不足以当榷货务盛时一岁之入。盖汉时钱极重而币轻，价甚贱时至斛五钱（耿寿昌以贱伤农，建常平之议，其年斛五钱），故嘉言是时外戚赀千万者少。正使有千万，亦是今一万贯，中下户皆有之。汉律，丞相、大司马、大将军月俸六万，乃今六十贯，御史大夫四万；而大将军米月三百五十斛，下至佐史，秩百石，犹月八斛有奇。其赐臣下黄金每百斤、二百斤，少亦三十斤，虽燕王刘泽以诸侯赐田生金亦二百斤，梁孝王死，有金四十馀万斤。币轻，故米贱金多。近世患国用不足，以为钱少，故夹锡当十等交具，卒未尝有补。盖钱之多寡系币之轻重，不在鼓铸广狭也。”

又曰：“如魏文侯相李悝言，一夫治田百亩，亩收粟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一夫五口，人月食一石半。百亩之入，以其十五石为税，九十石为食，馀四十五石。石钱三十，计钱千三百五十，而社闾、尝新、春秋之祠只用钱三百，而其馀钱以为五口之衣（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今只馀千五十，不足四百五十）。则固不嫌钱之少也。然正使币轻，亦何至是？盖日用犹不满一钱，不知何以为生。”

王莽居摄，变汉制，以周钱有子母相权，於是更造大钱，径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钱五十”。又造契刀、错刀。契刀，其环如大钱，身形如刀，长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错刀，以黄金错，其文曰“一刀直五千”。（张晏曰：“按今所见契刀、错刀，形质如大钱，而肉好轮厚异於此，大钱形如大刀环矣，契刀身形员，不长二寸也。其文左曰“契”，右曰“刀”，无“五百”字也。错刀则刻之作字也，以黄金填其文，上曰“一”，下曰“刀”。二刀泉甚不与志相应也，似札单差错，文字磨灭故耳。”师古曰：“张说非也。王莽钱刀今并尚在，形质及文并与志相合。”）与五铢钱凡四品，并行。

莽即真，以为书“刘”字有金刀，乃罢错刀、契刀及五铢钱，而更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名曰“宝货”。小钱径六分，重一铢，文曰“小钱直一”。次七分，三铢，曰“么钱一十”（么，小也）。次八分，五铢，曰“幼钱二十”。次九分，七铢，曰“中钱三十”。次一寸，九铢，曰“壮钱四十”。因前“大钱五十”，是为钱货六品，直各如其文。黄金重一斤，直钱万。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朱提，县名，属犍为，出善银。朱音殊。提字音上支反）。他银一流直千。是为银货二品。元龟巨冉长尺二寸（冉，龟甲缘也。巨，至也。度背两边缘尺二寸也），直二千一百六十，为大贝十朋（两贝为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