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

谪出朔方（张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

昭帝元凤元年，武都氐人反，发三辅、太常徒皆免刑击之。宣帝神爵元年，发三辅、中都官徒弛刑诣金城。武帝天汉四年，发勇敢士出朔方。昭帝始元元年，募吏民及发犍为、蜀郡命击益州（注云：‘常兵不足，故推选取精勇。闻命奔走，谓之命。’）。宣帝本始二年，选郡国吏三百石伉健习射者皆从军。

文帝用晁错言，募民徙塞下。

错上言：“臣闻秦时北攻胡貉，筑塞河上（师古曰：‘貉音莫客反。’），南攻扬粤（张晏曰：‘扬州之南越也。’），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粤者，非以卫边地而救民死也，贪戾而欲广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乱。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势，战则为人禽，屯则卒积死。夫胡貉之地，积阴之处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文颖曰：‘土地寒故也。’）。食肉而饮酪，其人密理，鸟兽毳毛（师古曰：‘密理，谓其肌肉也。毳，细毛也。’），其性能寒（师古曰：‘能读曰耐，此下能暑亦同。”），扬粤之地，少阴多阳，其人疏理，鸟兽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边，输者偾於道（服虔曰：“偾，仆也。”如淳曰：“偾音奋。”），秦民见行，如往弃市，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後以尝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後入闾取其左（孟康曰：“秦时复除者居闾之左，後发役不供，复役之也。或云：直先发取其左也。”师古曰：‘闾，里门也，居闾之左者，一切皆发之，非谓复除也。解在《食货志》。’）。发之不顺，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战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计为之也（师古曰：“北，谓败退。”）。故战胜守固，则有拜爵之赏，攻城屠邑，则得其财卤以富家室，故能使其众蒙矢石，赴汤火（师古曰：“蒙，冒犯也。”），视死如生。今秦之发卒也，有万死之害，而亡铢两之报，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复（师古曰：“复，复除也，音左自反。”），天下明知祸然烈及己也（师古曰：“猛火曰烈，取以喻耳。”）。陈胜行戍，至於大泽，为天下先倡，天下从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业，不著於地（师古曰：“著音直略反。”），其势易以扰乱边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也，如飞鸟走兽放於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竭水则移。以是观之，往来转徙，时至时去，胡人之生业，而中国之所以离南调也。今使胡人数处转牧行猎於塞下，或当燕、代，或当上郡、北地、陇西，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陛下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忧边境，遣将吏发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以便为之高城深堑，具蔺石，布渠答（服虔曰：“蔺石，可投人石也。”苏林曰：“渠答，铁疾藜也。”如淳曰：“蔺石，城上雷石也。墨子曰，城上二步一渠，立程长三尺，冠长十尺，臂长六尺；二步一答，广九尺，长十二尺。”师古曰：“蔺石，如说是也。渠答，苏说是也。雷音来内反。”），复为一城其内，城百五十步。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毋下千家（师古曰：“调，谓算度之也。总计城邑之中令有千家以上也。调音徒钓反。”），为中周虎落（郑氏曰：“虎落者，外蕃也。若今时竹虎落也。”苏林曰：“作虎落於塞要下，以沙布其表，旦视其迹，以知匈奴来入，一名天田。”师古曰：“苏说非也。虎落者，以竹蔑相连遮落之也。”）。先为室屋，具田器，募罪人及免徒复作令居之（张晏曰：“募民有罪自首，除罪定输作者也。复作如徒也。”臣瓒曰：“募有罪者及罪人遇赦复作竟其日月者，今皆除其罚令居之也。”师古曰：“瓒说是也。复音扶目反。”）。不足，募以下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募民之欲往者。皆赐高爵，复其家。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师古曰：“初徙之时，县官且廪给其衣食，於後能自供赡乃止也。”）。郡县之民，得买其爵，以自增至卿（孟康曰：“《食货志》所谓乐卿者也，其位从卿而无职也。”师古曰：“孟说非也。乐卿，武帝所置耳，错之上书，未得豫言之也。然三等爵内无有卿名，盖谓其等总同列卿者也。”）。其亡夫若妻者，县官买予之。人情非有匹敌，不能久安其处。塞下之民，禄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难之地。胡人入驱而能止其所驱者，以其半予之（言胡人入为寇，驱略汉人及畜产，而他人能止得其所驱者，令其本主以半赏之）。县官为赎（张晏曰：“得汉人，官为赎也。”师古曰：“此二句之言，谓官为备价赎之耳。张说则非也。”）其民。如是，则邑里相救助，扶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师古曰：“言非以此事欲立德义於主上也。”），欲全亲戚而利其财也。此与东方之戍卒不习地势而心畏胡者，功相万也。以陛下之时，徙民实边，使远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系虏之患，利施後世，名称圣明，其与秦之行怨民，相去远矣。”上从其言，募民徙塞下。错复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实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输将之费益寡（如淳曰：“将，送也。或曰，将，资也。”），甚大惠也。下吏诚能称厚惠，奉明法（师古曰：“称，副也。”）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壮士，和辑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乐而不思故乡，则贫民相募而劝往矣。臣闻古之徙远方以实广虚也（师古曰：“所以充实宽广虚空之地。”），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後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张晏曰：“二内，二房也。”），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也（师古曰：“之，往也。”）。为置医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死生相恤，坟墓相从，种树畜长，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臣又闻古之制边县以备敌也，使五家为伍，伍有长；十长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连，连有假五百（服虔曰：“假音假借之假。五百，帅名也。”师古曰：“假，大也，音工雅反。”）；十连一邑，邑有假候。皆择其邑之贤材有护（师古曰：“有保护之能者也，今流俗书本护字作护，妄改之耳。”），习地形知民心者。居则习民於射法，出则教民於应敌，故卒伍成於内，则军正定於外。服习收成，勿令迁徙（师古曰：“各守其业也。”）。幼则同游，长则共事。夜战声相知，则足以相救；昼战目相见，则足以相识。爱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劝以厚赏，威以重罚，则前死不还踵矣（师古曰：“还读曰旋，旋踵，回旋其足也。”）。所徙之民，非壮有材力，但费衣粮，不可用也，虽有材力，不得良吏，犹亡功也。陛下绝匈奴不与和亲，臣窃意其冬来南也（师古曰：“意，疑之也。”），壹大治之，则终身创矣（师古曰：“创，惩艾也，音初亮反。”）。欲立威者，始於折胶（苏林曰：“秋气至，胶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为候而出军。”），来而不能困，使得气去（师古曰：“使其得胜逞志气而去。”），後未易服也。”

光武以幽、冀、并州兵定天下，始於黎阳立营，领兵骑常千人，以谒者监之，号黎阳兵。其後又以扶风都尉部在雍县，以凉州近羌，数犯三辅，将兵卫护园陵，故俗称雍营。而京师南北军如故，於北军则并胡骑、虎贲二校为五营，以北军中候易中垒以监之；於南军则光禄勋省、车、户骑三将及羽林令，都尉省旅贲及卫士一丞。

建武之初，禁网尚阔，但以玺书发兵，未有虎符之信。杜诗上疏曰：“臣闻兵者国之凶器，圣人所谨，旧制发兵，皆以虎符，其馀调发，竹使而已。符第合会，取为大信，所以明著国命，敛持威重也。者发兵，但用玺书，或以诏令，如有奸人诈伪，无由知觉。愚以为军旅尚兴，贱虏未殄，召兵郡国，宜有重谨，可立虎符，以绝奸端。昔魏之公子，威倾邻国，犹假兵符以解赵围，若无如姬之仇，则其功不显。事有烦而不可省，费而不得已，盖谓此也。”书奏，从之。

建武六年，诏罢郡国都尉，并职太守，无都试之法，惟京师款兵如故。七年，罢天下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及军假吏，悉还民伍，惟更赋如故。九年，省关都尉。十三年，罢左右将军。二十二年，罢诸边郡亭候吏卒。

光武罢都尉，然终建武之世，已不能守前法。罢尉省校，辄复临时补置。七年，罢长水、射声二十校尉。十五年，复更增屯骑长水、射声三校尉。九年，省关都尉。十九年复置函谷关都尉，而天下亦往往复置都尉。

明帝以後，又岁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出戍，听从妻子，自占边县以为常。凡徙者，皆给弓弩衣粮，於是北胡有变则置度辽营（明帝时）；南蛮或叛，则置象林兵（和帝时）；羌犯王辅，则置长安、雍二尉（安帝时）；鲜卑寇居庸，则置渔阳营（安帝时）。其後盗作缘海，稍稍增兵（顺帝时），而魏郡、赵国、常山、中山六百一十六坞，河内通谷冲要三十三坞，扶风、汉阳、陇道三百坞（《西羌传》），置屯多矣。

灵帝中平五年，望气言：“京师当有大兵。”何进於是劝帝大发四方兵，讲武於平乐观，躬擐甲胄，称无上将军以厌。始置西园八校尉，以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袁绍为中军校尉（《传》云佐军），鲍鸿为下军校尉，曹操为典军校尉，赵融为左军校尉，冯芳为助军右校尉，夏牟为左校尉，淳于夔为右校尉，凡八人，谓之西园军，皆统於硕。

章氏曰：“高祖之世，南北二军不出，而民兵散在郡国，有事以羽檄召材官、骑士以备军旅。文帝始以铜虎符代檄，当时各因其地，以中都官号将军将之（如魏为北地将军，周灶为陇西将军），事已则罢。京师止南北军为中尉缇骑、郎中令诸郎、城门校尉屯兵。北军属太尉，南军属卫尉。武帝更太尉为大司马、大将军，以中尉材官出征，恐京师无重兵而生变，於是分北军为八校，以中垒领之。又恐北军之权太重，故於光禄勋增羽林、期门之兵，此武帝以南北军相制之意。唐人盖知之矣，时异南北军，皆郡国番上无定在之兵也（详见前）。自武帝置八校，大抵以习知胡越人充之，则募兵始此。期门、羽林，皆家世为之，则长从如此（期门，父死子代；羽林孤儿乃子孙，见《表》、《志》）。盖自是有养兵之病，而京师之兵制坏矣。元狩以後，兵革数动，民多买复，调发之士益鲜，於是发及调吏，次及谪民，次及谪戍，次及七科谪，异时以隶於都尉者充兵，故其伍符甚整也。及常兵不足，调及他众，甲伍必紊，而郡国之兵制又坏矣。是以昭、宣以来，其弊日甚。始元元年，募民及发命者击益州。元凤元年，遣太常、三辅徙免刑击氐。五年，发三辅及郡国恶少、吏有告劾亡者屯辽东。本始二年，又选郡国吏三百石伉健习骑射者从军。神爵元年，又发三辅、中都官徒弛刑，及应募飞射士、孤儿，胡、越骑诣金城以益边。夫募及奔命，调及恶少，发及刑徒，选及三百石吏，而又以羽林、飞、胡骑、越骑从事，是南北军出矣。纷纷无复旧制，皆自武帝启之（按武帝时，事越则会稽、豫章，击朝鲜则举辽东，开西南夷则巴蜀，南北军犹未出，至宣帝击羌，而始出矣）。及光武之一起而变之，兵制荡然矣（光武置黎阳兵，罢郡国都试，省都尉。明帝而後，募囚戍边，置诸营事，并见前）。自光武罢都试，而外兵不练。虽疆场之，广屯增戍，列营置坞，而国有征伐，终藉京师之兵以出。盖自建武迄於汉衰，匈奴之寇，鲜卑之寇，岁岁有之，或遣将出击，或移兵留屯（如永平中伐匈奴，留兵伊吾庐城，至肃宗二年罢之之类是也），连年暴露，奔命四方，而禁旅无复镇卫之职矣。至安帝永初，募入钱，得为虎贲、羽林、缇骑营士，而营卫之选亦衰矣。桓帝延熹，诏减羽林、虎贲不任事者半俸，则京师之兵亦单弱矣。外之士兵不练，而内之卫兵不精，设若盗起一方，则羽檄被於三边，兴发甲卒，取办临时；战非素具，每出辄北，於是羌寇转盛，移兵赴远，民不堪命。永和二年，交趾、九真二郡之兵至於反叛，无亦罢於奔命之过欤？此其兴兖、豫之卒，击象林万里之寇，李固所以力争也。永建，方且令郡举五人教习战射，又方募为陷陈（《羌传》：‘任尚募以击羌。’），召为积射（《鲜卑传》：‘邓远以击鲜卑。’），召为义从（东汉有羌胡义从，盖取西边羌胡之愿从者为兵也。董卓正以羌胡义从兵入乱京师），大抵创立名号，荡无良法。桓、灵之世，虽能委任段，尽灭诸寇，而中平元年，黄巾遂作，所在盗贼，不可胜数，於是置八都尉。黄巾既殄，而萧墙之祸作。盖自中世以後，令出房帷，政归台阁，宦戚更领兵权，迭相倾夺，然五营畏服中人，陈蕃、窦武欲诛宦官，北军不助武等而助宦官，遂又夷灭何、武。袁绍惩其事，故欲藉外兵以除之，於是内置园校，阳尊阉宦，外重州牧，实召边将（董卓以并州牧将兵）。阉宦虽除，而董卓之祸已成。义兵四起，郡牧争政，汉遂三分。原汉盛衰，皆兵之由，而光武实为之（光武徒见自西都之季都试或以为患，韩延寿以试士僭拟不道诛，而翟义之讨王莽，李通之劝光武，皆因秋试之日，因勒军旅、诛守长、号令起军，遂罢都试之法）。”

昭烈初置五军，其将校略如汉，而兵有突将无前、ク、叟青羌散骑、武骑之别。诸葛亮卒，蜀兵耗矣。

《诸葛亮传》：“街亭之败，戮马谡以谢众，上疏曰：‘自臣到汉中，中期年耳，然丧赵、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馀人，突将无前、ク、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馀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纟斗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将何以图敌？’”

●卷一百五十一 兵考三

○兵制

魏制略如东汉，南北军如故。

魏武为相国，置武卫营，相府以领军主之。

文帝增置中营，於是武卫、中垒二营，以领军将军并五校统之。是时有中、左、右、前军各一帅，又有中护、中领军、领护军将军各一人。

黄初中，复令州郡典兵，州置都督，寻加四征、四镇将军之号，又置大将军，都督中外兵之柄世在司马氏，而魏祚移矣。

吴多舟师，而兵有解烦、敢死两部，又有车下虎士（《甘宁传》：“从攻合肥，疫疾，军旅皆已引出，唯车下虎士千馀人。”），丹阳青巾（《孙皓传》：“丹阳太守沈莹领丹阳锐卒刀五千，号曰青巾兵，屡捷。”），交州义士（《步骘传》：“权遣吕岱代骘，骘将交州义士万人出长沙。”），及健儿、武射之名。调度亦无法（健儿见《凌统》、《甘宁传》，武射吏见《骆统传》），大率强者为兵，羸者补户（见《陆逊传》），至有二百馀家辄皆料取，以他郡羸民迁补其处（《陈武传》：“武子表领新安都尉。初，表所受赐复人得二百家，在会稽新安县。表简视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陈让，乞以还官，充足精锐。诏曰：‘先将军有功於国，国家以此报之，卿何得辞。’表乃称曰：‘今除国贼，报父之仇，以人为本。空枉此劲锐以为童仆，非表志也。’皆辄料取以充部伍。所在以闻，权甚嘉之。下郡县，料正户羸民，以补其处。”）。其後又以五子分将，而吴遂亡。

晋文帝置二卫（中卫、後卫），三部司马（前驱、由基、强弩），以中领之军领之。

武帝以伐吴，遂分左、右各一将军，又置羽林、虎贲、上骑、异力四部，皆领於骁骑。又有左、右、前、後四军，四护军领之。凡二卫、左、右、前、後骁骑七军，皆以中军将军羊祜领之（祜罢，改北中军候）。

帝惩魏氏孤立，大封同姓。大国三军，兵五千人；次国二军，兵三千人；小国一军，兵千五百人。

太康元年，既平吴，诏悉去州郡兵。

诏曰：“昔自汉末，四海分崩，刺史内亲民事，外领兵马。今天下为一，当韬戢干戈，刺史分职，皆如汉氏故事，悉去州郡兵，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上言：“交、广东西数千里，不宾属者六万馀户，至於服从官役才五千馀家，二州唇齿，唯兵是镇。又宁州诸夷，接据上流，水陆俱通，州兵未宜约损，以示单虚。”仆射山涛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备，帝不听。及永宁以後，盗贼群起，州郡无备，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乱，乃涛所言然。其後刺史复兵民之政，州镇愈重矣。

元帝南渡，有大将军、都督、四镇、四征、四平之号，然调兵不出三吴，大发毋过三万，每议出讨，多取奴兵。

自用刁协议，後皆以奴为兵。王道子发诸郡奴，号曰乐属，庾翼发六州奴北伐是也。

汉主刘聪置辅汉等十六大将军，各配兵二千，以诸子为之。又置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千馀万，万户置一内史。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赵王石虎命司冀、青、徐、幽、并、雍七州之民，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邺城旧兵满五十万，兴舡万艘，自河通海，运千一百万斛於乐安城，徙辽西、北平、渔阳万馀户於兖、豫、雍、洛四州之地，兴屯田，括民马得万馀。大阅於宛阳，欲以击燕。又制征士五人出军一乘，牛二头，米十五斛，绢十疋，调不办者斩，民至鬻子以共军须，犹不能给，死者相望。

秦王苻坚下诏大举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二十以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良家子至者三万馀骑。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大举伐魏，以兵力不足，悉发青、冀、徐、豫、二兖三州三五民丁，倩使暂行，符到十日装束。缘江五郡集广陵，缘淮三郡集盱眙。又募中外有马步众艺武力之士应科者，皆加厚赏。江南白丁轻进易退，卒以败师。

晋氏南迁，以扬州为京畿，所资皆出焉。以荆、江为重镇，甲兵所聚尽在焉。常使大将居之，三州户口居江南之半。宋孝武恶其大，故分扬州、浙东五郡，置东扬州，治会稽，分荆、湘、江、豫州之郡，置郢州，治江夏。罢南蛮校尉，迁其营於建康。

齐高祖受禅。自泰始以来，内外多虞，将帅各募部曲，屯聚建康。李安上表请自非淮北常备，外馀军悉皆输遣，若亲近宜以随身者听限人数。上从之。武帝末年，魏孝文欲迁都洛阳，声言南伐，诏发扬、徐州民丁，广设诏募以备之。

後魏明元帝置四厢大将，又放十二时，置十二小将。诏诸州六十户出戎马一疋，大阅於东郊，署将帅，以山阳侯奚斤为前军，众三万；阳平王熙等十二将各一万骑。帝临白登，躬自校览。其後又诏天下户二十输戎马一疋，大牛一头，六部人羊满百口者，调戎马一疋。

太武真君十一年，遣师南伐，围盱眙，遗臧质书曰：“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氐、羌。设使丁零死，正可减常山、赵郡贼；胡死，减并州贼；氐、羌死，减关中贼。卿杀之无所不利。”

孝文帝定都洛阳、选武勇之士十五万人为羽林、虎贲，以充宿卫。其後诏军士自代来者，皆以为羽林、虎贲。司州民十二夫调一吏，以供公私力役。

宣武时，源怀奏：“边镇事少，而置官猥多。沃野一镇，自将以下八百馀人，请一切五分损二。”从之。

孝明时，任城王澄以北边镇将选举弥轻，恐贼虏边，山陵危迫，奏求重镇将之选，修警备之严。诏公卿议之。廷尉少卿袁翻议，以为：“比缘边州郡，官不择人，唯论资级。或值贪之人，广开戍逻，多置帅领，或用其左右姻亲，或受人货财请属，皆无防寇之心，唯有聚敛之意。其勇力之兵，驱令抄掠，若值︹敌，即为奴虏；如有执获，夺为已富。其羸弱老小之辈，微解金铁之工，少娴草木之作，无不搜营穷垒，苦役百端。自馀或伐木深山，或芸草平陆，贩贸往还，相望道路。此等禄既不多，赀亦有限，皆收其实绢，给其虚粟，穷其力，薄其衣，用其功，节其食，缘冬历夏，加之疾苦，死於沟渎者什常七八。是以邻敌伺，扰我疆场，皆由边任不得其人故也。愚谓自今已後，南北边诸番及所统郡县、府佐、统军至於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举所知，必选其才，不拘阶级。若称职及败官，并所举之人，随事赏罚。”太后不能用。及正光之末，北边盗贼群起，遂逼旧都，犯山陵，如澄所虑。

李崇长史钜鹿魏兰根说崇曰：“昔缘边初置诸镇，地广人稀，或徵发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来，有司号为府户，役同厮养，宦婚班齿，致失清流，而本来族类，各居荣显，顾瞻彼此，理当愤怨。宜改镇立州，分置郡县，凡是府户，悉免为民。人仕次叙，一集其旧，文武兼用，威恩并施。此计若行，国家无北顾之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