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

，所夺车帐、人畜、财物并给与之。若克日会战不齐者，夜喧众者，不俟贼稍前而乱射者，阵成列而监军诸校使臣擅简一卒一骑者，後马有犯者，下行阵大寨不齐者，旗枪交错队伍者，贼至可出军而不出者，战斗而观望不救者，兵器不修至临阵不堪施用者，巧诈以避征役者，临阵先退者，贪争赀畜而不赴杀贼，遣入贼境而规避，既复命，言不以实者，为斥候而不觉贼来者，临阵不射贼及弃其馀箭者，遗失铠甲兵器者，贼弃仗降而辄杀者，分布军号及传令不慎密而漏泄者，受命逐贼至某处辄过者，部署下牙队军校、左右指使使臣、忠佐及从人使臣，军校下押前队圆寮、军头、十将并从人，临阵辄离左右不受节度者，并斩。凡军中皆计斩级行赏，其後颇有枭路人首以希赏者，真宗闻而诏戒之。又令缘边凡获蕃寇，皆须辨问得实，当行杀戮者许给赏。如其非理，即以军法论。

二年春，以契丹通好，边鄙无事，释河北诸州强壮悉归，会合镇、定两路部署为一，省河北防城镇兵十之五，缘边三之一。

《两朝国史志》：太祖、太宗平一海内，惩累朝藩镇跋扈，尽收天下劲兵，列营京畿，以备藩卫，其分营於外者日“就粮”。就粮者，本京师兵而便廪食於外，故听其家往；其边防要郡须兵屯守，即遣自京师诸镇之兵，亦皆戍更。真宗、仁宗、英宗嗣守其法，益以完密。於时天下山泽之利，悉入县官，以资廪赐；将帅之臣，入奉朝请，以备指踪。犷悍之民，收隶尺籍，以给守卫。兵无常帅，师无常师，内外相维，上下相制，等级相轧，虽有暴戾姿睢，无所厝於其，是以天下晏然，逾百年而无犬吠之惊，此制兵得其道也。制兵之额有四：曰禁兵，曰厢兵，曰乡兵，曰藩兵。分隶殿前、侍卫总管司，而籍藏枢密院，凡召募、廪给、训练、屯戍、拣选补之政，皆枢密院掌之。禁兵者，天子卫兵也，总於殿前、侍卫二司，其尤亲近扈从者号班直。馀自“龙卫”而下，皆番戍诸路，有事即以征讨。自景德後，兵不复试。厢兵者，诸州之镇兵也。太祖鉴唐末方镇跋扈，诏选州兵壮勇者悉部送京师，以备禁卫，馀留本城。本城虽或戍更，然罕教阅，类多给役而已。乡兵者，选自户籍，或土民应募，所在团结训练，以为防守之兵也。国朝已来，河北、河东有“神锐”、“忠勇”、“强壮”，河北有“忠顺”、“强人”，陕西有“保毅”、“寨户”、“强人”、“强人弓手”，河东、陕西有“弓箭手”，河北、河东、陕西有“义勇”，麟州有“义军”，川峡有“土丁”、“壮丁”，荆湖南、北有“弩手”、“土丁”，广南东、西有“枪手”、“土丁”，邕州有“溪峒壮丁（其本末各见《郡国兵门》）”蕃兵者，塞下内属诸部落，团结以为藩篱之兵也。西北边羌戎，种落不相统一，保寨者谓之“熟户”，馀谓之“生户”。陕西则秦、凤、泾、原、环、庆、、延，河东则石、隰、、府，其大首领为都军主，百帐已上为军主，其次为副军主。又有以功次补者，其官职俸给有差（其兵数本末，见《郡国兵门》）。召募之制，起於府卫之废，盖籍天下良民以讨有罪，三代之兵与府卫是也。收天下犷悍之兵，以卫良民，今召募之兵是也。唐末士卒疲於征役，多亡命者，梁祖令诸军悉<黑詹>面为字，以识军号，是为长征之兵。初募时，先度人材，次阅走跃，试瞻视，然後为<黑詹>面，赐以缗钱衣屦而隶诸军。自国初以来，其取非一途，或土人就在所团立，或取营伍子弟听从本军，或乘岁凶募饥民补本城，或以有罪配隶给役，是以天下失职、犷悍之徒，悉收籍之。伉健者迁禁卫，短弱者为厢军，制以队伍，束以法令，帖帖不敢出绳墨，平居食俸廪，养妻子，备征防之用，一有警急，勇者力战斗，弱者给漕挽，则向之天下失职犷悍之徒，今为良民之卫矣。廪给之制，总内外厢、禁诸军且百万，言国费最钜者宜无出此。虽然，古者寓兵於民，民既出常赋，有事复裹粮而为兵，後世兵农分，常赋之外，山泽关市之利，悉以养兵。然有警则以素所养者捍之，民晏然无预征役也。唐之时兵分，藩镇得专租税，天子禁卫之兵，中外不过十馀万人。国朝收天下甲卒数十万，悉萃京师。京师八方所凑，水陆四达，岁漕江、淮粟六百万石，而缣帛、货泉、齿革、百物之委，不可胜纪，是以军储饶羡。初，太仓才支三二岁，承平既久，常馀数年之食，以此临制四方，犹臂指之运也。世之议者不达，乃谓竭民赋租以养不战之卒，糜国币廪以优坐食之校，是岂知祖宗所以扰役强悍、销弥争乱之深意哉！屯戍之制，凡遣上军，军头司引对，赐以装钱；代还亦入见，犒以饮食，简拔精锐，退其癃老。至於诸州禁、厢兵，亦皆戍更。隶州者曰“屯驻”，隶总管曰“驻泊”。拣选之制，有自厢军升禁军，禁军升上军，上军升班直。升上军及班直者，皆临轩亲阅，自非材勇绝群，不以应召募，馀皆自下选补云。

仁宗时，元昊反，西边用师，多募禁军。吏以所募多寡为赏罚格，诸军子弟悉听隶籍，禁军额员多选本城补填，故庆历中内外禁、厢军总一百二十五万，视祖宗时为最多。及西师罢，天下患兵冗，帑庾不能给，枢密使庞籍奏：“世养兵务多而不精，请与中书议拣汰之法。”从之，省兵数万人。

石林叶氏《燕语》：“元昊初，臣庞颖公自延州入为枢密副使，首言关中苦饣鬼饷，请徙沿边兵就食内地。议者争言不可，以为虏初伏，情伪难测，未可遽弛备。独公知元昊已困，必不能遽败盟，卒徒二十万人。後为枢密使，复言天下兵太冗，多不可用，请汰其罢老者。时论纷然，尤以为必生变，仁宗以为疑。公曰：“倘有一夫之呼，臣请以百口当之。”帝从其言，遂汰八万人。

嘉二年，复定招军等杖。自上四军至“武肃”、“忠靖”皆五尺已上。差以寸坊而视其奉钱之数。奉钱一千者以五尺八寸、七寸三分、七寸为三等，奉钱七百者降杀有差。唯“武严”、御营喝探以艺精者充，诸军执杖者不设等杖。其支军食，粮料院先进样，三司定仓敖界分，而以年月次之。国初，诸庾分给诸营，营在国城西，多给粮於城东，若南北亦然。相距有四十里者，盖恐士卒习堕，使知负担之勤。久之，有司乃取受输年月界分，以军次高下给之。凡三岁大祀，有赐赉，有优赐。每岁寒食、端午、冬至有特支，特支有大小之差。亦有非时给者。戍边，季加给银、鞋。、宁、环、庆缘边艰於爨汲者，两月则给薪水钱，苦寒或赐絮襦。役兵劳苦，季给钱。戍岭南者，增月奉。自川、广戍还者，别予装钱。川、广递补卒或给时服、钱、屦。屯兵州军，官赐钱宴犒将校，谓之旬设，旧止待屯泊禁军，其後及於本城。天圣七年，法自裁定诸军衣装，骑兵春、冬衣各七事，步兵春衣七事，冬衣六事，质卖者重之法。

三司使程琳上疏，论：“兵在精不在众。河北、陕西军储数匮，而招募不已，且住营一兵之费，可给屯驻三兵，昔养万兵者今三万兵。矣河北岁费刍粮千二十万，其赋入支十之三；陕西岁费千五百万，其赋入支十之五。自馀悉仰给京师。自咸平逮今，二边所增马步军指挥百六十。计骑兵一指挥所给，岁约费缗钱四万三千，步兵所给，岁约费缗钱三万二千，他给赐不预。合新旧兵所费，不啻千万缗。天地生财有限，而用无纪极，此国用所以日屈也。今同、华沿河州军，积粟至於红腐而不用；沿边入中粟，价常踊贵而未尝足。诚愿罢河北、陕西募往营兵，勿复增置，遇阙即选厢军精锐者补之，仍渐徙营内郡，以便粮饷。无事时番戍于边，缓急即调发使近。严戒封疆之臣，毋得侵轶生事，以觊恩赏，违令者重之法。如此，则疆场无事，而国用有馀矣。”帝嘉纳之。

嘉七年，宰相韩琦上言：“祖宗时以兵定天下，凡有征伐则募置，事已则省并，故兵日精而用不广。今二虏虽号通好，而西北屯边之兵，常若待敌之至，故竭天下之力而不能给。不於此时先虑而速救之，一旦边陲用兵，水旱相继，骇而图之，不可及也。又三路就粮之兵，虽勇劲服习，然边储贵踊，常苦难赡。若其数过多，复有尾大不掉之患。京师之兵虽杂且少精，然漕於东南，广而易供设，其数多，乃得强弱枝之势也。祖宗时，就粮之兵不甚多，边陲有事，则以京师兵益之，其虑也深，而其费也鲜。愿诏枢密院同三司量河北、陕西、河东及三司榷货务岁入金帛之数，约可赡京师及三路兵马几何，然後以可赡之数立为定额。额足罢募，阙即增补。额外数已尽而营数畸零，则省并之。既见定额，则可以定某路马步一营以若干人为额。仍请开宝、至道、天禧、庆历中外兵马之数。盖开宝、至道之兵，太祖、太宗以之定天下服四夷也。天禧之兵，真宗所以守成备豫也。庆历之兵，乃西师後增置之数也。以祖宗所养之兵，视今数之多少，则精冗易判，裁制无疑矣。”於是诏中书、枢密院同议。枢密院掇祖宗已来兵数以闻。盖开宝之籍，总三十七万八千，而禁军马步十九万三千；至道之籍，总六十六万六千，而禁军马步三十五万八千；天禧之籍，总九十一万二千，而禁军马步四十三万二千；庆历之籍，总一百二十五万九千，而禁军马步八十二万六千。视前募兵浸多，自是稍加裁制，以为定额。

琦尝从容议及养兵事，慨然曰：“养兵虽非古，然积习之久，势不可废，又自有利处。昔者发百姓戍边者无虚岁，父子、兄弟、尝有生离死别之苦。议者但云不如汉、唐调兵於民，独不见杜甫《石壕吏》一诗乎？调兵於民，其弊如此，後世既取强健无赖者养以为兵，兵行，虽民税敛良厚，而终身保骨肉相聚之乐，此岂小事？又其习练战阵，而豪勇可使，安得与农夫同日道也？”

知谏院范镇言：“河北连岁招兵未已，皆是坊市无赖子弟及陇亩力田之人，谓为军营子弟，求刺为军。况今田甚旷，民甚稀，赋敛甚重，国用甚不足者，正由兵多故也。议者必曰，以为契丹备也。且契丹五十年不敢南入为寇者，金缯之利厚也。就使弃利为害，则大河以北，妇人女子皆是乘城之人，其城市无赖、陇亩力田者，又将焉用而预蓄养之以困民？况契丹贪利而不敢动？夫收兵於民则民稀，民稀则田旷，田旷赋役重，赋役重则民心离。寓兵於民则民稠，民稠则田辟，田辟则赋役轻，赋役轻则民心固。与其离民之心以备契丹，契丹未至而民力先已匮，孰若固民之心以备契丹，虽至而民力有馀，国用有备，其利害若视白黑，若数一二。而今以为难者，臣所以深惑也。昔汉武以兵困天下者，用兵以征匈奴，空漠北，得所欲也。陛下以兵困天下者，不用兵养兵以至是也，非以快所欲也。何苦而为是乎？五口之家尚知量入以为出，况天下大计，其可以不校出入乎？其可以无经乎？请下臣章中书、枢密院大臣看详。若陛下诚能罢今招兵，敕大臣使具太祖、太宗、真宗每朝赋入若干，兵若干，官若干，陛下天圣中赋入若干，兵若干，官若干，约今赋入之数与兵数、官数，约取中道，立为经制，以赋入之数十分为率，以七分养兵、官，给郊庙宫省诸费，三分以备水旱缓急非常，为之十年，仅可以言治。古者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今自京师至天下州郡，大率无储蓄、边城甚者或无三数月之备，不幸有连年水旱，将何以养此兵乎？此兵不足以养，则其忧不在契丹也。”

欧阳修时论《原弊》曰：‘国家自景德罢兵，三十三岁矣。兵尝经用者，老死几尽，而後来者未尝闻金鼓识战阵也。生於无事而饱於衣食也，其势不得不骄惰。今卫士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骄如此，况肯冒辛苦以战斗乎？前日西边之吏，如高化军、齐宗举两用兵而辄败，此其郊也。夫就使兵耐辛苦而能战斗虽耗农民为之可也。柰何有为兵之虚名，而其实骄惰无用之人也？古之凡民长大壮健者皆在南亩，农隙则教之以战，今乃大异，一遇凶岁，则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长大，而试其壮健者招之去为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为厢兵（一作军）。吏招人多者有赏，而民方穷时争投之，故一经凶荒，则所留在南亩者，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为兵，则恐为盗。噫！苟知一时之不为盗，而不知终身骄惰而窃食也。古之长大壮健者任耕，而老弱者游惰。今之长大壮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甚邪？然民尽力乎南亩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为增兵，则终身安佚而享丰腴，则南亩之民不得不日减也。故曰有诱民之弊者谓此也。”

又《本论》曰：“古之善用兵者，可使之赴水火。今厢、禁之军，有司不敢役，必不得已而暂用之，则谓之借倩。彼兵相谓，亦曰官倩我，而官之文符亦曰倩。夫赏者所以守劳也，今以大礼之故，不劳之赏，三年而一遍，所费八九十万。有司不敢缓月日之期，兵之得赏不以无功知愧，乃称多量少，比好嫌恶，小不如意，则持挺而呼，持梃欲击天子之命吏。无事之时犹若此，以此知兵骄也。兵之敢骄者，以用之不得其术，而法制不立也。前日五代之乱，可谓极矣。五十三年之，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杀者八，长者不过十馀岁，甚者三四岁而亡，其主岂皆愚邪？其心岂乐祸乱而不欲为久安之计乎？顾其力不能者，时也。当时东有汾、晋，西有岐、蜀，北有强胡，南有江、淮、闽、广、吴、越、荆、潭，天下分为十三四，四面环之，以至加之中国，又有叛将强臣割而据之，其君天下者，类皆为国日浅，威德未洽，强君武主，力而为之，仅以自守，不幸孱子弱孙，不过一再传而复乱败，是以养兵如儿子之啖虎狼，犹恐不为用，尚何敢制？天下之势，方若敝庐，补其奥则隅坏，整其桷则栋倾，支撑扶持，苟存而已，尚何暇法象规矩而为制度乎？今宋之为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乱，无抗敌之国；内削方镇，无强叛之臣。天下为一，海内晏然，为国不为不久，天下不为不广也。然而兵不足以威於外而敢骄於内，制度不可为万世法而日益丛杂，一切苟且，不异五代之时，此甚可叹也。”

苏轼应诏《策别》，其一曰定军制。自三代之衰，井田废，兵农异处，兵不得休而为民，民不得息肩而无事於兵者十有馀年，而未有如今日之极者也。三代之制，不可复追矣。至於汉、唐，犹有可得而言者。夫兵无事而食，则不可使聚，聚则不可使无事而食，此二者相胜而不可并行，其势然也。今夫有百顷之田，则足以牧马千驷，而不知费聚千驷之马，而输百顷之刍，则其费百倍，此易晓也。昔汉之制，有践更之卒，而无营田之兵，虽皆出於农夫，而方其为兵也，不知农夫之事。是故郡县无常屯之兵，而京师亦不过有南北军、期门、羽林而已。边境有事，诸侯有变，皆以虎符调发军国之兵。至於事已而兵休，则涣然各复其故，是以其兵虽不离农，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尝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卫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馀所，而屯於关中者至有五百，然皆无事则力耕而积，不惟以自赡养，而又足以广县官之储，是以兵虽聚於京师，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尝无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畿辅者以数十万计，皆仰给於县官，有汉、唐之患而无汉、唐之利，择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财，近自淮甸，而远至於吴、楚，凡舟车所至，人力所及，莫不尽取以归於京师。晏然无事，而赋敛之厚，至於不可复加，而三司之用，犹苦其不给，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於内，而食四方之贡赋。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环往来屯戍於郡县者。昔建国之初，所在分裂，拥兵而不服。太祖、太宗，躬擐甲胄，力战而取之，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其故基馀孽犹有存者，上之人见天下之难合而恐其复发也，於是出禁兵以戍之。大自藩府，而小至於县镇，往往皆有京师之兵。由此观之，则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为守也。而可以长久而不变乎？费莫大於养兵，养兵之费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县，远者或数千里，其月廪岁给之外，又日供其刍粮，三岁而一迁，往者纷纷，来者累累，虽不过数百为辈，而要其归，无以异於数十万之兵，三岁而一出征也。农夫之力安得不竭？饣鬼运之卒安得不疲？且今天下未尝有战斗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劳代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为休息闲居无用之兵者，其意以为为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丰食，开府库，辇金帛，若有所负，一逆其意，则欲群起而噪呼。此何为者也？天下一家且数千百年矣，民之戴君，至於海隅，无以异於畿甸，亦不必举疑四方之兵而专信禁兵也。曩者蜀之有均贼，近岁贝州之乱，未必非禁兵致之。臣愚以为郡县之士兵，可以渐训而阴夺其权，则禁兵可以渐省而无用，天下武健岂有常所哉？山川之所习，风气之所咻，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战国常用之矣，蜀人之怯懦，吴人之短小，皆尝以抗衡於上国，夫安得禁兵而用之？今之土兵所以钝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见郡县皆有禁兵而待之异等，是以自弃於贱隶役夫之，而将吏亦莫训也。苟禁兵渐省，而以其资粮益优郡县之土兵，则彼固以欢欣踊跃出於意外，戴上之恩而愿效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邪！夫土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扈从、捍城之外，无所复用。如此，则内无屯聚仰给之费，而外无迁徙供亿之劳，费之省者，又已过半矣。”

其二曰练军实。三代之兵，不待择而精，其故何也？出兵於农，有常数而无常人。国有事要，以一家而备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养，疾病者得以为闲，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壮子弟，故其无事而田猎，则未尝发老弱之民；师行而饣鬼粮，则未尝食无用之卒。使之足轻险阻而手易器械，聪明足以赴旗鼓之节，强锐足以犯死伤之地，干城之众，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杀人少而成功多，费用省而兵卒强。盖春秋之时，诸侯相并，天下百战，其经传所见谓之败绩者，如城濮、鄢陵之役，皆不过犯其偏师，而猎其游卒，敛兵而退，未有僵尸百万，流血江河，如後世之战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壮者以为兵，则其势不可得而多杀也。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复而为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既已募民而为兵，其妻子屋庐既已於营伍之中，其姓名既已书於官府之籍，行不得为商，居不得为农而仰食於官，至於衰老而无归，则其道诚不可以弃去。是故无用之卒，虽薄其资粮而皆廪之终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过四十馀年之，勇锐强力之气，足以犯坚冒刃者，不过二十馀年。今廪之终身，则是一卒凡二十年无用而食於官也。自此而推之，养兵十万，则是五万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则是五年为无益之费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财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战，是谓弃财；不可使战而驱之战，是谓弃民。臣观秦汉之後，天下何其残败之多邪！其弊皆起於分民而为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万之众，而见屠於数千之兵者；有良将善用，不过为饵，委之啖贼。嗟夫！三代之衰，民之无罪而死者，其不可胜数矣。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陕西之役，举籍平民以为兵，加以明道、宝元之，天下旱蝗，次及近岁青、齐之饥，与河、朔之水灾，民急而为兵者日益众。举籍而按之，近世以来，募兵之多无如今日者，然皆老弱不教，不能当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费，百倍於古，此甚非所以长久而不变者也。凡民之为兵者，其类多非良民。方其少壮之时，博奕饮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气沮，盖亦有悔而不复者矣。臣以谓五十以上愿复而为民者，宜听。自今以往，民之愿为兵者，皆三十以下则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为兵，十年而复归，其精力思虑，犹可以养生送死，为终身之计。其应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为十年之计，则除其籍而不怨。以无用之兵终身坐食之费而为重募，则应者必众。如此，县官常无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战者，不至於无罪而死。彼皆知其不过十年而复为平民，则自爱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叫呼无赖，以自弃於凶人。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骄悍而民常怯，盗贼攻之而不能御，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为兵，兵得复还而为民，则天下之知兵者众，而盗贼戎狄将有所忌。然独有言者，将以为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则缓急有所不济。夫所谓十年而代者，岂举军而并去之？有始至者，有既久者，有将去者，有当代者，新故杂居而教之，则缓急可以无忧矣。”

英宗治平初，兵一百一十六万二千，而禁军马步六十六万三千。

治平元年，宰相韩琦上言：“古者籍民为兵，故其数虽多而赡至薄。唐置府兵最近古。天宝以後，废不能复。今之‘义勇’，河北几十五万，河东几八万。勇悍纯实，生於天性。而有物力资产、父母妻子之所系，若稍加简练，与唐府兵何异？陕西尝剌弓手为‘保捷’，其後拣放，所存无几。且河北、河东、陕西三路，皆控西北，事当一体。请於陕西亦点‘义勇’，止涅手背，一时不能无小扰，而终成长利。”乃遣官陕西路籍‘义勇’，得十三万八千四百六十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