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

十翼》而弘《易》道。及秦皇驭宇，吞灭诸侯，先王坟籍，扫地皆尽。此则书之一厄也。汉兴，建藏书之策，置校书之官。至孝成之代，遣谒者陈农，求遗书於天下，诏刘向父子，仇校篇籍。汉之典文，於斯为盛。及王莽之末，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也。光武嗣兴，尤重经诰，未及下车，先求文雅。至肃宗亲临讲肄，和帝数幸书林。其兰台、石室、鸿都、东观，秘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献移都，吏人扰乱，图画缣帛，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才七十馀乘，属西京大乱，一时燔荡。此则书之三厄也。魏文代汉，更集经典，皆藏在秘书内、外三阁，遗书郎郑默删定旧文。论者美其朱紫有别。晋氏承之，文籍尤广晋。秘书监荀勖，定魏《内经》，更著《新簿》，属刘、石冯陵，从而失坠。此则书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窃竞兴，其建国立家，虽传名号，宪章礼乐，寂灭无闻。刘裕平姚，收其图籍，五经子史，才四千卷，皆赤轴青纸，文字古拙，并归江左。宋秘书丞王俭，依刘氏《七略》，撰为《七志》；梁人阮孝绪，亦为《七录》。总其书数，三万馀卷。及侯景渡江，破灭梁室，秘省经籍，虽从兵火，其文德殿内书史，宛然犹存。萧绎据有江陵，遣将破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馀卷，悉送荆州。及周师入郢，绎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才一二。此则书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迁宅伊、洛，日不暇给，经籍阙如。周氏创基关右，戎车未息，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万卷。高氏据有山东，初亦采访，验其本目，残阙犹多。及东夏初平，获其经史，四部重杂，三万馀卷，所益旧书，五千而巳。今御出单本，合一万五千馀卷，部帙之，仍有残缺，比梁之旧目，止有其半。至於阴阳《河》、《洛》之篇，医方图谱之说，弥复为少。臣以经书自仲尼迄今，数遭五厄，兴集之期，属膺圣代。今秘藏见书，亦足披览，但一时载籍，须令大备，不可王府所无，私家乃有。若猥发明诏，兼开购赏，则异典必致，观阁斯积。”上纳之。

汉世，郑元并为众经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说。元《易》、《诗》、《书》、《礼》、《论语》、《孝经》，虔《左氏春秋》，休《公羊传》，大行於河北；王肃《易》亦行焉。晋世，杜预注《左氏》。预元孙坦，坦弟骥，於宋朝并为青州刺史，传其家业，故齐地多习之。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门下讲郑元所注《周易》，遵明以传卢景裕及清河崔瑾。景裕传权会、郭茂。权会早入邺都，郭茂恒在门下教授。其後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门。河南及青、齐之，儒生多讲王辅嗣所注，师训盖寡。齐时，儒士罕传《尚书》之业，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业於屯留王聪，传授浮阳李周仁及勃海张文敬、李铉、河权会，并郑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诸生，略不见孔氏注解。武平末，刘光伯、刘士元始得费《义疏》，乃留意焉。其《诗》、《礼》、《春秋》，尤为当时所尚，诸生多兼通之。《三礼》并出遵明之门，徐传业於李铉、祖隽、田元凤、冯伟、纪显敬、吕黄龙、夏怀敬。李铉又传授刁柔、张买奴、鲍季详、邢峙、刘昼、熊安生。安生又传孙灵晖、郭仲坚、丁恃德。其後生能通《礼经》者，多是安生门人。诸生尽通《小戴礼》，於《周》、《仪礼》兼通者，十二三焉。通《毛诗》者，多出於魏朝刘献之。献之传李周仁，周仁传董令度、程归则，归则传刘敬和、张思伯、刘轨思。其後能言《诗》者，多出於二刘之门。河北诸儒能通《春秋》者，并服子慎所注，亦出徐生之门。张买奴、马敬德、邢峙、张思伯、张奉礼、张雕、刘昼、鲍长宣、王元则并得服氏之精微。又有卫觊、陈达、潘叔虔，虽不传徐氏之门，亦为通解。又有姚文安、秦道静，初亦学服氏，後兼更请杜元凯所注。其河外儒生，俱服膺杜氏。其《公羊》、《梁》二传，儒者多不厝怀。《论语》、《孝经》，诸学徒莫不通讲。诸儒如权会、李钦、刁柔、熊安生、刘轨思、马敬德之徒，多自出义疏，虽曰专门，亦皆相祖习也。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虔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於毛公，《礼》则同遵於郑氏。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考其终始，要其会归，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

右《北史 儒林传》序，言南北诸儒明经传授学术之详，最为明备，故录於此。

隋平陈已後，经籍渐备。检其所得，多大建时书，纸墨不精，书亦拙恶。於是总集编次，存为古本。召天下工书之士，京兆韦霈、南阳杜κ等，於秘书内补续残缺，为正副二本，藏於宫中，其馀以实秘书内外之，凡三万卷。炀帝即位，增秘书省官百二十员，并以学士补之。帝好读书著述，自为扬州总管，置王府学士至百人，常令撰，以至为帝前後近二十载，撰未尝暂停。自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乃至捕搏鹰狗，皆为新书，无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万七千卷。初，西京嘉则殿有书三十七万卷，帝命秘书监柳顾言等诠次，除其衤复重猥杂，得正御本三万七千馀卷，纳於东都文殿。又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於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以贮之。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魏以来古迹名画，於殿後起二台：东曰妙楷台，藏古迹；西曰宝台，藏古画。又於内道场集道、佛经，别撰目录。其正御书，皆装翦华净，宝轴锦标，於观文殿前为书室十四，窗户、床褥、厨幔，是咸极珍丽。每三开方户，垂锦幔，上有二飞仙，户外地中施机发。帝幸书室，有宫人执香炉前行，践机则飞仙下，收幔而上，户扉及厨扉皆自启。帝出，则复闭如故。

唐分书为四类，曰：经、史、子、集，而藏书之盛，莫盛於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呜呼！可谓盛矣。《六经》之道，简严易直而天人备，故其愈久而愈明。其馀作者众矣，质之圣人，或离或合，然其精深闳博，各尽其术，而怪奇伟丽，往往震发於其，此所以使好奇博爱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灭，亦不可胜数，岂其华文少实，不足以行远欤？而俚言俗说，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者欤？今著於篇，其有名而忘其书者，十盖五六也，可不惜哉！初，隋嘉则殿书三十七万卷。至武德初，有书八万卷，重衤复相糅。王世充平，得隋旧书八千馀卷，太府卿宋遵贵监运东都，浮舟溯河，西致京师，经砥柱舟覆，尽亡其书。贞观中，魏徵、虞世南、颜师古继为秘书监，请购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为书者手缮写，藏於内库，以官人掌之。元宗命左散骑常侍、昭文馆学士马怀素为修图书使，与右散骑常侍、崇文馆学士褚无量整比。会幸东都，乃就乾元殿东序检校。无量建议御书以宰相宋、苏同署，如贞观故事。又借民异本传录。及还京师，迁书东宫丽正殿，置修书院於著作院。其後大明宫光顺门外、东都永福门外，皆创集贤书院，学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给蜀郡麻纸五千番，季给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岁给河、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兔千五百皮为笔材。两都各聚书四部，以甲、乙、丙、丁为次，列经、史、子、集四库。其本有正有副，轴带帙签，皆异色以别之。安禄山之乱，尺简不藏。元载为相，奏以千钱购书一卷，又命拾遗苗发等使江、淮括访。至文宗时，郑覃侍讲，进言经籍未备，因诏秘阁搜采，於是四库之书复完，分藏於十二库。黄巢之乱，存者盖鲜。昭宗播迁，京城制置使孙惟晟敛书本军，寓教坊於秘阁，有诏还其书，命监察御史韦昌范等诸道求购，及徙洛阳，荡然无遗矣。

後唐庄宗同光中，募民献书，及三百卷，授以试衔。其选调之官，每百卷减一选。天成中，遣都官郎中庾傅美访图书於蜀，得九朝《实录》及杂书千馀卷而已。明宗长兴三年，初令国子监校定《九经》，雕印卖之。

石林叶氏曰：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摹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而藏者精於仇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亦精详。五代时，冯道始奏请官镂板印行。国朝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後汉》付有司摹印，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学者易於得书，其诵读亦因灭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无讹误，世既一以板本为正，而藏本日亡，其讹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余襄公靖为秘书，尝言《前汉书》本谬甚，诏与王原叔同取秘阁古本参校，遂为刊误三十卷。其後刘原父兄弟《两汉》皆有刊误。余在许昌，得宋景文用监本手校《西汉》一部，末题用十三本校，中有脱两行者，惜乎今亡之矣！

又曰：世言雕板印书始冯道，此不然。但监本《五经》板道为之尔。柳比《家训序》言其在蜀时，尝阅书肆，云“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则唐固有之矣，但恐不如今之工。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

致堂胡氏曰：《易》、《书》、《诗》、《春秋》，全经也。先贤以之配皇帝王霸，言世之变，道之用，不出乎是矣。《论语》、《孟子》，圣贤之微言，诸经之管辖也。《孝经》非曾子所为，盖其门人缵所闻而成之，故整比章指，又未免有浅近者，不可以经名也。《礼记》多出於孔氏弟子，然必去吕不韦之《月令》及汉儒之《王制》，仍传集名儒，择冠、婚、丧、祭、燕飨、相见之经，与《曲礼》以类相从，然後可以为一书。若《大学》、《中庸》，则《孟子》之伦也，不可附之《礼》篇。至於《学记》、《乐记》、《居》、《燕居》、《缁衣》、《表记》，格言甚多，非《经解》、《儒行》之比，当以为《大学》、《中庸》之次也。《礼运》、《礼器》、《玉藻》、《郊特牲》之类，又其次也。若《周官》则决不出於周公，不当立博士使学者传习，姑置之足矣。古者经而无数，逮孔子删定系作，然後《易》、《诗》、《书》、《春秋》成焉。然孔、孟之门，经无五六之称，其後世分《礼》、《乐》为二，与《四经》为六欤？抑合《礼》、《乐》为一，与《四经》为五欤？废仲尼亲笔所注之《春秋》，而取刘歆所附益之《周礼》，列之学官，於是《六经》名实益乱矣。有天下国家，必以经术示教化，不意五季之君，夷、狄之人，而知所先务，可不谓贤乎！虽然，命国子监以木本行，所以一文义，去舛讹，使人不迷於所习，善矣。颁之可也，鬻之非也。或曰：天下学者甚众，安得人人而颁之？曰：以监本为正，俾郡邑皆传刻焉，何患於不给？国家浮费，不可胜计，而独靳於此哉！此冯道、赵凤之失也。

後汉乾中，礼部郎司徒调请开献书之路。凡儒学之士，衣冠旧族，有以三馆亡书来上者，计其卷帙，赐之金帛，数多者授以官秩。时戎虏猾夏之後，官族转徙，书籍罕存。诏下，鲜有应者。

周世宗以史馆书籍尚少，锐意求访。凡献书者，悉加优赐，以诱致之。而民之书，传写舛误，乃选常参官三十人校仇刊正，令於卷末署其名衔焉。自诸国分据，皆聚典籍，惟吴、蜀为多，而江左颇为精真，亦多修述。

宋建隆初，三馆有书万二千馀卷。乾德元年，平荆南，尽收其图书，以实三馆。三年，平蜀，遣右拾遗孙逢吉往收其图籍，凡得书万三千卷。四年，下诏购募亡书。《三礼》涉弼、《三传》彭、学究朱载等，皆诣阙献书，合千二百二十八卷。诏分置书府，弼等并赐以科名。闰八月，诏史馆：凡吏民有以书籍来献，当视其篇目，馆中所无者收之，献书人送学士院试问吏理，堪任职官者，具以名闻。开宝八年冬平江南，明年春，遣太子洗马吕龟祥就金陵籍其图书，得二万馀卷，悉送史馆，自是群书渐备。两浙钱ㄈ归朝，又收其书籍。先是，朱梁都汴，正明中，始以今右长庆门东北庐舍十数列为三馆，湫隘卑庳，才蔽风雨。周庐徼道，出於其侧，卫士驺卒，朝夕喧杂，历代以来，未遑改作。每诸儒受诏有所论撰，即移於他所，始能成之。太平兴国初，太宗因幸三馆，顾左右曰：“若此之陋，岂可以蓄天下图籍，延四方之士邪！”即诏经度左龙门东北旧车路院，别建三馆，命中使督其役，栋宇之制，皆亲所规画。三年二月书院成，诏曰：“国家聿新崇构，大集群书，宜锡嘉名，以光策府。其三馆新修书院，宜目为崇文院。”自经始至於毕功，临幸者再，轮奂壮丽，甲於内庭。西序启便门，以备行幸，於是尽迁旧馆之书以实之。院之东廊为昭文书库，南廊为集贤书库，西廊有四库，分经、史、子、集四部，为史馆书库。六库书籍正副本，凡八万卷，策府之文，焕乎一变矣。九年正月诏曰：“国家宣明宪度，恢张政治，敦崇儒术，启迪化源，国典朝章，咸从振举，遗编坠简，当务询求，眷言经济，无以加此。宜令三馆以开元四部书目，阅馆中所阙者，具列其名，诏中外购募。有以亡书来上，及三百卷，当议甄录酬奖；馀第卷帙之数，等级优赐。不愿送官者，借本写毕还之。”自是四方书籍，往往出。端拱元年，诏分三馆之书万馀，别为书库，目曰秘阁。以礼部侍郎李至兼秘书监，右司谏、直史馆宋泌兼直秘阁，右赞善大夫、史馆检讨杜镐为校理。淳化二年五月，以史馆所藏天文、历算、阴阳、术数、兵法之书凡五千十二卷，天文图画一百十四卷，悉付秘阁。八月，赐宴於秘阁。右仆射李，吏部尚书宋琪，左散骑常侍徐铉，及翰林学士、诸曹侍郎、给事中、谏议舍人等皆预焉。大陈图籍，令观之。翌日，又诏御史中丞王化基及直馆并赐宴，复令观书。是岁李至等上言曰：“王者藏书之府，自汉置未央宫，则有麒麟、天禄阁，命刘向、扬雄典校其书，皆在禁中，谓之中书，即内库书也。後汉之东观，亦禁中也。至桓帝始置秘书监，掌禁中图书秘记，谓之秘书。及魏文帝分秘书立中书，而秘书监专掌艺文图籍之事。後以秘书属少府，王肃为秘书监，表论曰：‘魏之秘书，即汉之东观也。’由是不属少府，而兰台亦藏书，故薛夏云：‘兰台为外台，秘书为内阁。’然则秘阁之书，藏之於内明矣。晋、宋以还，皆有秘阁之号。故晋孝武好览文艺，敕秘书郎徐广料秘阁四部书三万馀卷；宋谢灵运为秘书监，补秘阁之遗逸；齐末，兵火延烧秘阁，经籍遗散；梁江子一亦请归秘阁观书；隋炀帝写秘阁之书，分为三品，於观文殿东西廊贮之。然则秘阁之设，其来久矣。及唐开元中，缮写四部书以充内库，命散骑常侍褚无量、秘书监马怀素总其事，事成，列於乾元殿之东廊。然则秘阁之书，皆置之於内也。自唐室陵夷，中原多故，经史文籍，荡然流离，仅及百年，斯道几废。国家承衰敝之季，开政治之源，三馆之书，购求渐广，经籍之道，於是复兴。陛下运独见之明，下惟新之诏，复建秘阁，以藏奇书，总群经之博要，资乙夜之观览，斯实出於宸心，非因群下之建议也。况睿藻神翰，盈溢编帙，其所崇重，非复与群司为比。然自创置之後，载离寒暑，而官司所处，未有定制。望降明诏，令与三馆并列，叙其先後，著为永式。其秘书省既无籍，元隶百司，请如旧制。”诏可其奏，列秘阁次於三馆。三年八月，馆阁成，上制赞亲书，并篆额勒石，立於阁前。

容斋洪氏《随笔》曰：国初承五季乱离之後，所在书籍，印板至少，宜其焚荡，了无孑遗。然太平兴国中，编次《御览》，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种，其纲目并载於首卷，而杂书、古诗赋又不及具录，以今考之，无传者十之七八矣，则是承平百七十年，翻不若极乱之世。姚铉以大中祥符四年集《唐文粹》，其序有云：“况今历代坟籍，略无亡逸。”观铉所类文集，盖亦多不存，诚为可叹！

祖宗藏书之所，曰三馆、秘阁，在左龙门北，是为崇文院。自建隆至大中祥符，著录总三万六千二百八十卷。八年，馆阁火，移寓右掖门外，谓之崇文外院。借太清楼本补写，既多损蠹，更命缮还。天圣三年，成万七千六百卷，归於太清。九年冬，新作崇文院，馆阁复而外院废。时巳增募写书史，专事完缉。景初，命翰林学士张观，知制诰李淑、宋郊，编四库书，判馆阁官覆视录校。二年，上经、史八千四百二十五卷；明年，上子、集万二千三百六十六卷。差赐官吏器币，就宴辅臣、两制、馆阁官，进管句内侍官一等。诏购求逸书，复以书有谬滥不完，始命定其存废。因仿《开元四部录》为《崇文总目》。庆历初，成书，凡三万六百六十九卷。然或相重，亦有可取而误弃不录者。嘉四年，右正言、秘阁校理吴及言：“内臣监馆阁久不更，书多亡失，补写不精。请选馆职，分吏编写，重借书法，求访所遗事。”并施用。令陈襄、蔡抗、苏颂、陈绎编定四馆书，不兼他局，二年一代。遂用黄纸写印正本，以防蠹败。又选京朝官、州县官四人编校，二年迁馆职，阙即随补。岁馀，诏曰：“国初承五代之後，简编散落，三馆聚书仅才万卷。其後平定列国，先收图籍，亦尝分遗使人，屡下诏令，访募异本，校定篇目，听政之暇，无废览观。然比开元，遗逸尚众，宜加购赏，以广献书。中外士庶，并许上馆阁阙书，卷支绢一疋，五百卷与文资官。”明年冬，奏黄本书六千四百九十六卷，补白本二千九百五十四卷，赐宴如景，自是编写不绝。收献书二百一十七部，千三百六十八卷，合《崇文总目》除前志所载，删去重衤复讹谬，定注一千四百七十四部，八千四百九十四卷。熙宁四年，集贤院学士、史馆修撰宋敏求言：“前代崇建策府，广收典籍，所以备人君览观，以成化天下。今三馆、秘阁各有四部书，分经、史、子、集，其书类多讹舛，累加校正，尚无善本。盖逐馆几四万卷，校仇之时，务存速毕，每帙止用元写本一册校正而已，更无兼本照对，第数既多，难得精密，故藏书虽富，未及前代。欲乞先以《前汉书 艺文志》所载者，广求其本，令在馆供职官重衤复校正，校正既毕，然後校後汉时诸书。窃缘战国以後，及於两汉，皆是古书，文义简奥，多有脱误，须得他本参定。乞依昨来《七史》例，於京师及下诸路藏书之家，借本讠誊写送官，俟其已精，方及魏、晋，次及宋、齐，至唐则分为数等，取其堪传者，则校正，庶几秘府文籍，得以全善。”事虽不行，然补写校定，访求阙遗，未尝废也。七年，命三馆秘阁编校所看详成都府进士郭有直及其子大亨所献书三千七百七十九卷，得秘阁所无者五百三卷。诏官大亨为将作监主簿。自是中外以书来上，凡增四百四十部，六千九百三十九卷。元丰三年，改官制，废馆职，以崇文院为秘书省。刊写分贮集贤院、史馆、昭文馆、秘阁。经籍图书，以秘书郎主之；编缉校定，正其脱误，则校书郎、正字主之。岁於仲夏曝书，则给酒食费，谏官、御史及待制以上官毕赴。元中，诏秘书省见校对黄本书籍，可添一员，以选人秦观充。黄本书，即嘉中写印正本。绍圣初，罢不复置。崇宁中，诏两浙、成都府路有民镂板奇书，令漕司取索，上秘书省。大观二年，诏大司成分委国子监、太学、辟雍等官，校本监书籍，候毕，令礼部覆校。四年，秘书监何志同言：“汉著《七略》，凡为书三万三千九百卷，隋所藏至三十七万卷，唐开元八万九千六百卷。庆历，常命儒臣集四库为籍，名曰《崇文总目》，凡三万六百六十九卷。庆历距今未远也，按籍而求之，十才六七，号为全本者，不过二万馀卷，而脱简断编，亡散缺逸之数浸多。谓宜及今有所搜采，视旧录有未备者，颁其名数於天下，选文学博雅之士，求访《总目》之外，别有异书，并借传写或官给，即其家传之，就加校正，上之策府。”即从其请。政和七年，校书郎孙觌言：“太宗皇帝建崇文殿为藏书之所。景中，仁宗皇帝诏儒臣即秘书所藏编次条目所得书，以类分门，赐名《崇文总目》。神宗皇帝以崇文院为秘书省，正官名，独四库书尚循《崇文》旧目。顷因臣僚建言访求遗书，今累年所得《总目》之外，已数百家，几万馀卷。乞依景故事，诏秘书省官，以所访遗书，讨论撰次，增入《总目》，合为一书。乞别制美名，以更《崇文》之号。”命觌及著作佐郎倪涛、校书郎汪藻、刘彦通撰次，名曰《秘书总目》。宣和初。提举秘书省官建言，置补写御前书籍所於秘书省，稍访天下之书，以资校对。以侍从官十人为参详官，馀官为校勘官。进士以白衣充检阅者数人，及年，皆命以官。四年四月诏曰：“朕惟太宗皇帝底宁区宇，作新斯文，屡下诏书，访求亡逸。策府四部之藏，庶几乎古，历岁浸久，有司玩习，多致散缺，私室所，世或不传。可令郡县谕旨访求，许士民以家藏书在所自陈，不以卷帙多寡，先具篇目，申提举秘书省以闻，听旨递进，可备收录，当优与支赐。或有所秘未见之书，有足观采，即命以官，议加崇奖其书录竟给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