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

是乎。万石君谓子庆曰：“内史贵人，坐车中自如，固当。”夫岂真以不下车为是乎。而二人既闻是言也，卒为之羞愧，改行有甚於被谯让者。盖以非为是，而使之求吾言外之意，则自反而不胜其愧悔矣，此《诗》之训也。或曰：序者之序《诗》，与文公之释《诗》，俱非得於作诗之人亲传面命也。序求《诗》意於辞之外，文公求《诗》意於辞之中，而子何以定其是非乎？曰：愚非敢苟同序说，而妄议先儒也。盖尝以孔子、孟子之所以说《诗》者读《诗》，而後知序说之不缪，而文公之说多可疑也。孔子之说曰：“诵《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孟子之说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夫经，非所以诲邪也，而戒其无邪；辞，所以达意也，而戒其害意。何也？噫！圣贤之虑远矣！夫诗，发乎情者也，而情之所发，其辞不能无过，故其於男女夫妇之，多忧思感伤之意；而君臣上下之际，不能无怨怼激发之辞。《十五国风》，为《诗》百五十有七篇，而其为妇人而作者，男女相悦之辞，几及其半。虽以二《南》之诗，如《关雎》、《桃夭》诸篇，为正风之首，然其所反覆咏叹者，不过情欲燕私之事耳。汉儒尝以《关雎》为刺诗矣，此皆昧於无邪之训，而以辞害意之过也，而况《邶》、《》之末流乎故。其怨旷之悲，遇合之喜，虽有人心者所不能免；而其志切，其辞哀，习其读而不知其旨，易以动荡人之邪情志，而况以铺张揄扬之辞，而序淫流荡之行乎。然诗人之意，则非以为是而劝之也。盖知诗人之意者莫如孔、孟，虑学者读《诗》而不得其意者，亦莫如孔、孟，是以有无邪之训焉，则以其辞之不能不邻乎邪也。使篇篇如《文王》、《大明》，则奚邪之可闲乎！是以有害意之戒焉，则以其辞之不能不戾其意也。使章章如《清庙》、《臣工》，则奚意之难明乎！以是观之，则知刺奔果出於作诗者之本意，而夫子所不删者，其诗决非淫之人所自赋也（夫子曰：“思无邪。”如序者之说，则虽诗辞之邪者，亦必以正视之。如《桑中》之刺奔，《溱洧》之刺乱之类是也。如文公之说，则虽诗辞之正者，亦必以邪视之，如不以《木瓜》为美齐桓公，不以《采葛》为惧谗，不以《遵大路》、《风雨》为思君子，不以《褰裳》为思见正，不以《子衿》为刺学校废，不以《扬之水》为闵无臣，而俱指为淫奔谑浪，要约赠答之辞是也。且此诸篇者，虽疑其辞之欠庄重，然首尾无一字及妇人，而谓之淫邪者乎）。或又曰：文公尝言：“雅者，二《雅》是也；《郑》者，《缁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卫》者，《邶》、《》、《卫》三十九篇是也。《桑》，《卫》之一篇《桑中》是也。二《南》、《雅》、《颂》，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郑》、《卫》、《桑》、《濮》，里巷狭邪之所作也。夫子於《郑》、《卫》，盖深绝其声於乐，以为法，而严立其词於《诗》，以为戒。今乃欲为之讳其《郑》、《卫》、《桑》、《濮》之实，而文以雅乐之名，又欲从而奏之宗庙之中，朝廷之上，则未知其将以荐之於何等之鬼神，用之於何等之宾客乎？”愚又以为未然。夫《左传》言季札来聘，请观周乐，而所歌者，《邶》、《》、《卫》、《郑》皆在焉，则诸诗固雅乐矣。使其为里巷狭邪所用，则周乐安得有之？而鲁之乐工亦安能歌异国淫邪之诗乎？然愚之所论，不过求其文意之指归，而知其得於情性之正耳。至於被之弦歌，合之音乐，则《仪礼》、《左传》所载古人歌诗合乐之意，盖有不可晓者。夫《关雎》、《鹊巢》，闺门之事，后妃夫人之诗也，而乡饮酒、燕礼歌之；《采》、《采蘩》，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诗也，而射礼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庙配天之诗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绵》。文王兴周之诗也，而两君相见歌之。以是观之，其歌诗之用，与诗人作诗之本意，盖有判然不相合者，不可强通也，则乌知《郑》、《卫》诸诗不可用之於燕享之际乎！《左传》载列国聘享赋诗，固多断章取义，然其太不伦者，亦以来讥诮，如郑伯有赋“鹑之奔奔”，楚令尹子围赋《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甯武子不拜《彤弓》之类是也。然郑伯如晋，子展赋《将仲子》；郑伯享赵孟，子太叔赋《野有蔓草》；郑六卿饯韩宣子，子{差齿}赋《野有蔓草》，子太叔赋《褰裳》，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箨兮》。此六诗，皆文公所斥以为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赋皆见善於叔向、赵武、韩起，不闻被讥。乃知《郑》、《卫》之诗，未尝不施之於燕享，而此六诗之旨意训诂，当如序者之说，不当如文公之说也。或曰：序者之辞，固有鄙浅附会，居然可见者，先儒疵议之非一人矣，而子信之，何邪？曰：愚之所谓不可废者，谓《诗》之所不言，而赖序以明者耳。至诗之所已言，则序语虽工，不读可也，况其鄙浅附会者乎。盖作序之人，或以为孔子，或以为子夏，或以为国史，皆无明文可考。然郑氏谓毛公始以诸诗之首，则自汉以前，经师传授，其去作诗之时，盖未甚远也。千载而下，学者所当遵守体认，以求诗人之意，而得其庶几，固不宜因其一语之赘疣，片辞之浅陋，而欲一切废之，凿空探索，而为之训释也。姑以近代词人之作譬之。如所谓“皇帝二载初，闰八月初吉”。如所谓“吾闻京城南，兹惟群山囿”。则辞意明白，无俟序说者。也放翁之诗曰：“城上危楼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池下春波绿，曾逐孤鸿照影来。”“梦断香销四十年，沈园老柳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怅然。”其题曰：“沈园”而已。诚斋之诗曰：“饱喜饥嗔笑杀侬，凤凰未必胜狙公。虽逃暮四朝三外，犹在桐花竹实中。”其题曰“无题”而已。是三诗者，不言所谓，人莫能知其所以作之意也。刘後村《诗话》释之曰：“放翁幼婚某氏，颇倦於学，严君督过之，竟至仳离，某氏别某官。一日，通家於沈园，目成而已。晚年游园，感而赋之。”“诚斋既里居，累章乞休致，不得。命再予祠，有感而赋，以为虽脱吏责，尚縻闲廪，不若相忘於物外也。”然後三诗之意始明。夫後村之说，即三诗之序也。後村之於杨、陆二公，相去不百年，得於长老之所诵说，口耳之所习闻，笔之简册，可以质诸二公而不缪也。倘後乎此千百载，说者必欲外後村之意而别为之说，则虽其体认之精，辩析之巧，亦终於臆说而已。有引文公之於《诗》序，於其见於经传，信而有证者则从之，如《硕人》、《载驰》、《清人》、《鸱》之类是也；其可疑者，则未尝尽断以臆说，而固有引他书以证其谬者矣。曰：是则然矣。然愚之所以不能不疑者，则以其恶序之意太过，而所引援指摘，似亦未能尽出於公平而足以当人心也。夫《关雎》，《韩诗》以为衰周之刺诗；《宾之初筵》，《韩诗》以为卫武公饮酒悔过之诗，皆与《毛序》反者也。而《韩诗》说《关雎》，则违夫子不淫不伤之训，是决不可从者也。《初筵》之诗，夫子未有论说也，则诋毛而从韩。夫一《韩诗》也，《初筵》之序可信，而《关雎》之序独不可信乎？《邶》、《柏舟》，《毛序》以为仁人不遇而作，文公以为妇人之作，而引《列女传》为证，非臆说矣。然《列女传》出於刘向，向上封事论恭、显倾陷正人，引是诗“忧心悄悄，愠於群小”之语；而继之曰：“小人成群，亦足愠也”，则正《毛序》之意矣。夫一刘向也，《列女传》之说可信，而封事之说独不可信乎？此愚所以疑文公恶序之意太过，而引援指摘，似为未当，此类是也。夫本之以孔、孟说《诗》之旨，参之以《诗》中诸序之例，而後究极夫古今诗人所以讽咏之意，则《诗》序之不可废也审矣。愚岂好为异论哉。

或曰：夫子何以删《诗》？昔太史公曰：古诗本三千馀篇，孔子去其重衤复，取其可施於礼义者三百五篇。孔氏曰：“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所言，未可信也。”朱文公曰：“三百五篇，其亦未必皆可施於礼义，但存其实，以为鉴戒耳。”之三说者，何所折衷？愚曰：若如文公之说，则《诗》元未尝删矣。今何以有诸逸诗乎？盖文公每舍序以言《诗》，则变风诸篇，祗见其理短而词哇，愚於前篇已论之矣。但以经传所引逸《诗》考之，则其辞明而理正，盖未见其劣於三百五篇也，而何以删之？三百五篇之中，如诋其君以硕鼠、狡童，如欲刺人之恶，而自为彼人之辞，以陷於所刺之地，殆几不可训矣，而何以录之？盖尝深味圣人之言，而得圣人所以著作之意矣。昔夫子之言曰“述而不作”，又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又曰“多闻阙疑”，异时尝举史缺文之语，而叹世道之不古，存夏五郭公之书，而不欲遽正前史之缺误，然则圣人之意，盖可见矣。盖诗之见录者，必其序说之明白，而旨意之可考者也。其轶而不录者，必其序说之无传，旨意之难考，而不欲臆说者也。或曰：今三百五篇之序，世以为卫宏、毛公所作耳，如子所言，则已出於夫子之前乎？曰：其说虽自毛、卫诸公而传，其旨意则自有此诗而已有之矣。《鸱》之序，见於《尚书》；《硕人》、《载驰》、《清人》之序，见於《左传》，所纪皆与作诗者同时，非後人之臆说也。若序说之意，不出於当时作诗者之口，则《鸱》诸章，初不言成王疑周公之意，《清人》终篇，亦不见郑伯恶高克之迹，後人读之，当不能晓其为何语矣。盖尝妄为之说，曰作诗之人可考，其意可寻，则夫子录之，殆“述而不作”之意也。其人不可考，其意不可寻，则夫子删之，殆“多闻阙疑”之意也。是以於其可知者，虽比兴深远，词旨迂晦者，亦所不废，如《苜》、《鹤鸣》、《蒹葭》之类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虽直陈其事，文义明白者，亦不果录，如“翘翘车乘，招我以弓。岂不欲往，畏我友朋”之类是也。於其可知者，虽词意流，不能不类於狭邪者，亦所不删，如《桑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东门》之类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虽词意庄重，一出於义理者，亦不果录，如“周道挺挺，我心扃扃”，“礼义不愆，何恤於人言”之类是也。然则其所可知者何？则三百五篇之序意是也；其所不可知者何？则诸逸《诗》之不以序行於世者是也。欧阳公《诗谱补亡》後序曰：“後之学者，因迹前世之所传，而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馀残脱之经，伥伥然於去圣千百年之後，不见先儒中之说，而欲特立一家之论，果有能哉？”此说得之。盖自其必以为出於卫宏、毛公辈之口，而先以不经之臆说视之，於是以特立之已见，与之较短量长，於辞语工拙之，则祗见其龃龉而不合，疏缪而无当耳夫使序诗之意，果不出於作诗之初，而皆为後人臆度之说，则比兴讽咏之词，其所为微婉幽深者，殆类东方朔“声尻高”之隐语，蔡邕“黄绢幼妇”之氵词，使後人各出其智，以为猜料之工拙，恐非圣经诲人之意也。或曰：诸小序之说，固有舛驰鄙浅而不可解者，尽信之可乎？愚曰：序非一人之言也。或出於国史之采录，或出於讲师之传授，如《渭阳》之首尾异说，《丝衣》之两义并存，则其舛驰固有之，择善而从之可矣。至如其辞语之鄙浅，则序所以释经，非作文也。祖其意足矣，辞不必玩也。夫以夫子之圣，犹不肯杂取诸逸《诗》之可传者，与三百五篇之有序者并行，而後之君子乃欲尽废序以言《诗》，此愚所以未敢深以为然。故复摭述而不作多闻阙疑之言，以明孔子删《诗》之意，且见古序之尤不可废也。

●卷一百七十九 经籍考六

○经（诗）

《汉志》：六家，四百一十六卷。

《隋志》：三十九部，四百四十二卷（通计亡书，合七十六部，六百八十三卷）。

《唐志》：二十五家，三十一部，三百三十二卷（失姓名三家，许叔才以下不著录三家，三十三卷）。

《宋三朝志》：十三部，一百四十一卷。

《宋两朝志》：一部，一卷。

《宋四朝志》：二十一部，三百二十八卷。

《宋中兴志》：五十三家，六十四部，八百七十一卷。

※韩婴《诗外传》共十卷

本传：婴，孝文时为博士，景帝时至常山太傅。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殊，然归一也。

晁氏曰：《汉志》本十篇，《内传》四，《外传》六。隋止存《外传》，析十篇。其及经盖寡，而遗说往往见於他书，如“逶”、“迤郁”夷之类，其义与《毛诗》不同。此书称《外传》，虽非其解经之深者，然文辞清婉，有先秦风。

容斋洪氏《随笔》曰：《艺文志》有《韩家诗经》、《韩故》、《内传》、《外传》、《韩说》五书。今惟存《外传》十卷，庆历中，将作监主簿李用章序之，命工刊刻於杭。其末又题云：“蒙文相公改章三千馀字。”予家有其书，百卷第二章，载孔子南游楚，见处子佩而浣，乃令子贡以微词三挑之，以是说《诗 汉广》游女之章，其谬戾甚矣。他亦无足言。

陈氏曰：今所存惟《外传》，而卷多於旧（旧六卷，今十卷），盖多杂说，不专解《诗》。不知果当时本书否也。

※《毛诗故训传》二十卷

晁氏曰：毛公《诗》，世谓其解经最密，其序，萧统以为卜子夏所作，韩愈尝以三事疑其非，盖本於《东汉 儒林传》及《隋志》所言。王介甫独谓诗人所自制。《韩诗》序《苜》曰“伤夫也”，《汉广》曰“悦人也”，序若诗人所自制。《毛诗》犹《韩诗》也，不应不同若是。况文意繁杂，其非出一人手明甚。不知介甫何以言之，殆臆论欤！

陈氏曰：毛公者，有大毛公、小毛公。按《後汉 儒林传》称毛苌传《诗》，而孔氏《正义》据郑《谱》云：“鲁人大毛公为诂训，传於其家，河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则未知苌者大毛公欤？小毛公欤？郑氏曰“笺”者，按《正义》云：郑於诸经，皆谓之“注”，独此言“笺”者。《字林》云：“笺，表也，识也。”郑遵毛学，表明毛言，记识其事，故称为“笺”。又按《後汉传》注引张华《博物志》：“郑注《毛诗》曰‘笺’，不解此意。或云毛公曾为北海相，郑是郡人，故以为敬。”虽未必由此，然汉、魏间达上之辞，皆谓之“笺”，则其为敬明矣。其间与毛异义者甚多，王肃盖尝述毛非郑云。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二卷

《崇文总目》：吴太子中庶子乌程令陆玑撰。世或以玑为机，非也。机自为晋人，本不治《诗》，今应以玑为正。然书但附《诗》释义，窘於采获，似非通儒所为者。将後世失传，不得其真欤？

陈氏曰：《馆阁书目》称玑字元恪，吴郡人，据陆氏《释文》。非晋之士衡，而其书引郭璞注《尔雅》，则当在郭之後，亦未必吴时人也。孔《疏》、吕《记》多引之。

※《毛诗正义》四十卷

《崇文总目》：唐国子祭酒孔颖达撰，太尉长孙无忌诸儒刊定。国朝端拱初，国子司业孔维等奉诏定正。《诗》学之家，此最为详。

晁氏曰：颖达据刘炫、刘焯疏为本，删其所烦，而增其所简云。自晋室东迁，学有南北之异，南学简约，得其英华；北学深博，穷其枝叶。至颖达始著义疏，混南北之异，虽未必尽得圣人之意，而刑名度数亦已详矣。自兹以後，大而郊社、宗庙，细而冠婚、丧祭，其仪法莫不本此。元丰以来，废而不行，甚无谓也。

※《诗谱》一卷

《两朝国史志》：欧阳修於绛州得注本，卷首残阙，因补成进之，而不知注者为太叔求也。

欧阳公自序曰：毛、郑於《诗》，其学亦已博矣。予尝依其《笺》、《传》，考之於经，而证以《序》、《谱》，惜其不合者颇多。盖《诗》述商、周，自《生民》、《玄鸟》，上陈稷、契，下迄（一作讫）陈灵公，千五六百岁之间，旁及列国君臣世次、国地山川、封域图牒，鸟兽草木鱼虫之名，与其风俗善恶、方言训故（一作诂）、盛衰治乱、美刺之由，无所不载，然则孰能无失於其间哉？予疑毛、郑之失既多，然不敢轻易者，意其为说不止於《笺》、《传》，而恨己（一作已恨）不得尽见二家之书，未能遍通其旨。夫不尽见其书，而欲折其是非，犹不尽人之辞（一作辨），而欲断其讼之曲直，其能果於自决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传郑氏《诗谱》最详，求之久矣不可得，虽《崇文总目》秘书所藏亦无之。庆历四年，奉使河东，至於绛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见名氏，然首尾残阙，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国谱旁行，尤易为讹舛，悉皆颠倒错乱，不可复考。凡《诗》、《雅》、《颂》兼列商、鲁，其正变之风，十有四国，而其次第莫详，其义惟封国、变风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於周，邶，井於卫，桧、魏无世家，其可考者，陈、齐、卫、晋、曹、郑、秦，此封国之先後也。《豳》、《齐》、《卫》、《桧》、《陈》、《唐》、《秦》、《郑》、《魏》、《曹》，此变风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曹》，此孔子未删《诗》之前，周大师乐歌之次第也。《周》、《召》、《邶》、《》、《卫》、《王》、《桧》、《郑》、《齐》、《魏》、《唐》、《秦》、《陈》、《曹》、《豳》，此郑氏《诗谱》次第也，黜《桧》後《陈》，此今诗次第也。初，予未见郑《谱》，尝略考《春秋》、《史记》、《本纪》、《世家》、《年表》，而合於毛、郑之说，为《诗图》十四篇，取以补郑《谱》之亡者，足以见二家所说世次先後甚备，因据而求，其得失较然矣。而仍存其《图》，庶几以见予於郑氏之学尽心焉耳。夫尽其说而有所不通，然後得以论正，予岂好为异论者哉。凡补其谱十有五，补其文字二百七（一本注云：谱序自“周公致太平”以上，皆亡其文，予取孔颖达《正义》所载之文补足，因为之注，自周公以下，即周旧注云）。增损涂乙改正者三（一作八）百八十三，而郑氏之《谱》复完（一有矣字）。

※《毛诗小疏》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因孔《疏》为本，删去要义，辅益经注云。

※《毛诗指说》

《崇文总目》：唐成伯撰。略序作《诗》大指，及师承次序。

※《毛诗断章》

《崇文总目》：唐成伯撰。大抵取《春秋》赋《诗》断章之义，钞取《诗》语，汇而出之。

※《石经毛诗》二十卷

晁氏曰：伪蜀张绍文书。与《礼》记同时刻石。

※《毛诗解题》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篇端总叙诗义，次述章旨，盖近儒为之者欤？

※《诗折衷》二十卷

陈氏曰：皇中，莆田刘宇撰。凡毛、郑异义，折衷从一。盖仿唐陈岳《三传折衷论》之例，凡一百六十八篇。

※欧阳《诗本义》十六卷

晁氏曰：欧公解《诗》，毛、郑之说已善者因之不改，至於质诸先圣则悖理，考於人情则不可行，然後易之，故所得比诸儒最多。但平日不信符命，尝著书以《周易》、《河图》、《洛书》为妖妄，今又以《生民》、《玄鸟》之诗为怪说。苏子瞻曰：“帝王之兴，其受命之符，卓然见於《诗》、《书》者多矣。《河图》、《洛书》、《玄鸟》、《生民》之诗，岂可谓诬也哉。恨学者推之太详，流入谶纬，而後之君子亦矫枉过正，举从而废之，以为王莽、公孙述之流缘此作乱。使汉不失德，莽、述何自起？而归罪三代受命之符，亦过矣。”

《朱子语录》曰：欧公《诗本义》煞说得有好处。有《诗本末论》。又有论云：“何者为《诗》之本？何者为《诗》之末？《诗》之本，不可不理会；《诗》之末，不理会也无妨。”近世自集注文字出，此等文字都不见有了，也害事。

陈氏曰：其书先为论，以辨毛、郑之失，然後断以己见。末二卷为《一义解》、《取舍义》，《时世》、《本末》二论，《豳》、《鲁》、《序》三问，而补亡郑《谱》及《诗图总序》附於卷末。

※《新经诗义》三十卷

晁氏曰：熙宁中置经义局，撰《三经义》，皆本王安石说。《毛诗》，先命王训其辞，复命安石训其义。书成，以赐太学，布之天下云。

※苏子由《诗解》二十卷

晁氏曰：其说以《毛诗序》为卫宏作，非孔氏之旧，止存其首一言，馀皆删去。按司马迁曰“周道缺而《关雎》作”，扬雄曰“周康之时，颂声作乎下，《关雎》作乎上”。与今《毛诗序》之意绝不同，则知《序》非孔子之旧明矣。虽然，若去《序》不观，则《诗》之辞有溟氵幸而不可知者，不得不存其首之一言也。

※《伊川诗说》二首

晁氏曰：伊川门人记其师之所谈之经也。

※《毛诗辨疑》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