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

。开委府於京师，以笼货物，贱则买，贵则卖，是以县官不失实，商贾无所牟利，故命曰‘平准’。准平则民不失职，均输则人不劳，故平准、均输，所以平万物而便百姓也。古之立国家者，开本末之涂，通有无之用，故《易》曰：‘通其变，使人不倦。’故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故均输所以通委财而周缓急，是以先帝开均输以足人财。王者塞人财，禁关市，执准守时，以轻重御人，丰年则贮积以备乏绝，凶年岁俭则行币物，流有馀而拯不足。往者财用不足，战士或不得禄，今山东被灾，赖均输之蓄，仓廪之积，战士以奉，饥人以振。故均输之蓄，非所以贾万人而专奉兵师之用，亦所以振困乏而备水旱也。古之贤圣，理家非一室，富国非一道，理家养生必於农，则舜不甄陶，而伊尹不为庖。故善为国者，以末易本，以虚易实。今山泽之材，均输之藏，所以御轻重而役诸侯也。”

先公曰：“今按桑大夫均输之法，大概驱农民以效商贾之为也。然农民耕凿，则不过能输其所有，必商贾懋迁，乃能致其所无。今驱农民以效商贾，则必释其所有，责其所无，如贤良文学之说矣。太史公《平准书》云‘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此说疑未明。班孟坚采其语曰‘令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贩者，而相灌输’，此说涣然矣。盖作‘如异时’三字，是谓驱农民以效商贾之为也。东莱吕氏尊迁抑固，是以取《书》而不用《志》语。然义理所在，当惟其明白者取之，是以《通鉴》取《志》语云。”

水心叶氏曰：“《平准书》直叙汉事，明载聚敛之罪，比诸书最简直。然观迁意，终以为安宁变故，质文不同，山海轻重，有国之利。按《书》‘懋迁有无化居’，周讥而不征，《春秋》通商惠工，皆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故子产拒韩宣子，一环不与，今其词尚存也。汉高祖始行困辱商人之策，至武帝乃有算船、告缗之令，盐铁、榷酤之入，极於平准，取天下百货居之。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後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使其果出於厚本而抑末，虽偏，尚有义，若後世但夺之以自利，则何名为抑？恐此意迁亦未知也。”

王莽篡位，於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

莽有所兴造，必欲依古经文。刘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与欲得，即《易》所谓“理财正辞，禁民为非”者也。莽乃下诏曰：“夫《周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乐语》，《乐元语》。河献王所传，道五均事。言天子取诸侯之书以立五均，则市无二贾，四民常均），传记各有斡焉。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遂於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各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称师。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馀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皆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工商采金银铜连锡、登龟取贝者，皆自占司市钱府，顺时气而取之。诸取众物鸟兽鱼鳖百虫於山林水泽及畜牧者，嫔妇蚕桑织纺绩补缝，工匠医卜及他方技商贩贾人坐肆列里区谒舍（居处所在为区。谒舍，今客舍），皆各自占所为於其所在之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敢不自占，占不以实，尽没入所采取，而作县官一岁。诸司市尝以四时中月实定所掌，为物上中下之贾，各自用为其市平，毋拘他所。众民卖买五布帛丝绵之物，周於民用而不售者，均官有以考检厥实，用其本贾取之，无令折钱。万物昂贵，过平一钱，则以平贾卖与民。其贾低贱减平者，听民自相与市，以防贵庾者（庾，积也。积物待贵）。民欲祭祀丧纪而无用者，钱府以所入工商之贡但赊之，祭祀过旬日，丧纪毋过三月。民或乏绝，欲贷以治产业者，均受之，除其费，计所得受息，毋过岁什一。

按：古人立五均以均市价，立泉府以收滞货而时其买卖，皆所以便民也。所谓“国服为息”者，乃以官物赊贷与民，则取其息耳。今莽借五均、泉府之说，令民采山泽者、畜牧者、纺织者，以至医巫技艺，各自占所为，而计其息，十一分之一，以其一为贡，则是直攫取之耳，周公何尝有此法乎？噫！古人之立法，恶商贾之趋末而欲抑之；後人之立法，妒商贾之获利而欲分之。

东汉章帝时，尚书张林上言：“宜自交趾、益州上计吏往来，市珍宝，收采其利，武帝所谓均输也（谓租赋并雇运之直，官总取而官转输於京，曰均输）。”诏议之。尚书仆射朱晖曰：“按《王制》，天子不言有无，诸侯不言多少，食禄之家不与百姓争利。今均输之法与贾贩无异，非明主所宜行。”帝不从。其後用度益奢。

齐武帝永明中，天下米布帛贱，上欲立常平仓，市积为储。六年，诏出上库钱五千万，於京师市米，买丝绵绫绢布（详见《籴门》）。

唐德宗时，赵赞请置常平官，兼储布帛，於两都、江陵、成都、扬、汴、苏、洪置常平轻重本钱，上至百万缗，下至十万，积米、粟、布、帛、丝、麻，贵则下价而出之，贱则加估而收之，并榷商贾钱，以赡常平本钱。帝从之。属军用迫蹙，亦随而耗竭，不能备常平之数。

德宗时，宫中取物於市，以中官为宫市使，置“白望”数十百人，以蓝敝衣、绢帛，尺寸分裂酬其直。又索进奉门户及脚价钱，有赍物入市而空归者。每中官出，沽浆卖饼之家皆彻肆塞门。谏官御史言其，而中官言京师百姓赖宫市以养，帝以为然。顺宗即位乃罢之。

按：“京师百姓赖宫市以养”之语，出於中官之口。此辈逢君之恶，岂能顾义理之是非，生民之休戚。然王莽之五均，介甫之易市，亦皆以为便百姓而行之，且举《周官》泉府之法以缘饰其事，然则名为效周公，而识见乃此阉之流耳！

宋太宗皇帝太平兴国七年，诏：“应剑南东西、川峡路从前宫市及织锦绮、鹿胎、透背、六铢、欹正、龟壳等，宜令诸州自今只织买绫、罗、绸、绢、布、木绵等，馀并罢之。”

宋朝如旧制，调绢、绸、布、丝、绵，以供军需，又就所产折科、和市。其纤丽之物，则东京有绫锦院（初，平蜀得锦工百人，始置院，所织有锦绮、鹿胎、花罗、绉、绫纟。咸平初，尝停织机百馀，令织绢），西京、真定府、青益梓州亦有场院，主织锦绮、鹿胎、透背（潭州旧有绫锦务，淳化四年废），江宁府、润州有织罗务（江宁岁无定额，润州万匹。又婺州岁买万。润州务旧十二日为一匹，王子与制置江淮，匹减一日，岁终不如数，至被笞。景德三年，诏复旧），梓州有绫绮场（又溢州市买院亦织熟色绫，及彭锦汉蜀眉陵简遂资荣普州、怀安军皆织大小绢、欹正、花纱。大名府、贝沧德博棣杭越湖婺州和市小绫。庐、寿州折科小绫。乾德四年，蓬州请以租丝配民织绫，给其工直，诏不许。旧济州有机户十四，岁受直织绫，宝三年，诏廪给者送阙下，馀罢之。湖州亦有织绫务，太平兴国中，从转运使熊延吉之请，停务，女工五十人悉纵之。至道元年，杭州置织务，岁市诸州丝给其用，後罢）。又毫州市绉纱，大名府织绉（庐、寿州亦折科白），青、齐、郓濮、淄、潍、沂、密、登、莱、衡、永、全州市平纟（庐寿濠泗和泰光州、高邮涟水军亦折科官纟）。又东京榷货务岁入中平罗、小绫各万匹，以供服用及岁时赐与。诸州折科、和市，皆无常数，唯内库所需，则有司下其数，充足而止。

淳化五年，又诏：“官中买物有元不出产处，毋得抑配扰民。”大中祥符三年，河北转运使李士衡言：“本路岁给诸军帛七十万，民罕有缗钱，常预假於豪民，出倍称之息，及期则输赋之外，先偿逋欠，以是工机之利愈薄。请令官司预给帛钱，俾及时输送，则民获利而官亦足用。”从之，仍令优予其直。自是，诸路亦如之。或蚕事不登，则许以大小麦折纳，仍免其仓耗及头子钱。

吴氏《能改斋漫录》曰：“本朝预买绸绢，谓之和买绢。按：《玉壶清话》与《渑水燕谈》二书，皆以为始於祥符初。因王旭知颍州，时大饥，出府钱十万缗，与民约曰：‘来年蚕熟，每贯输一缣。’谓之和买，自尔为例。而《渑水燕谈》又以为其後李士衡行之陕西，民以为便，今行天下，於岁首给之。然予按范蜀公《东斋记事》称是太宗时马元方为三司判官，建言方春乏绝时，预给库钱贷之，至夏秋令输绢於官。预买绸绢，盖始如此。以三书考之，当以范说为是，盖范尝为是官耳。予读诗人袁陟世弼所为墓志，序其当仁宗时，为太平州当涂知县。且言江南和市绸绢，豫给民钱，郡县或以私惠人，而不及农者，当涂尤甚，世弼所为条约，细民始均得之，乃知太宗之所以惠爱天下多矣。而其後以盐代钱，以为缣直。又其後也，盐亡而额存，然後知《左氏》所谓‘作法於凉’，其说不诬矣。”

国初，凡官所需物，多有司下诸州，从风土所宜及民产厚薄而率买，谓之“科率”。开宝三年，令天下诸州，凡丝、绵、绸、绢、麻、布、香药、毛翎、箭、皮革、筋角等，所在约支二年之用，不得广有科市，以致烦民。淳化五年，诏诸州科买物非风土所出，多课民转市於他处，及调役飞挽不均者，件析以闻，当议均减。

止斋陈氏曰：“和、预买始於太平兴国七年，然折钱未有定数，如转运使辄加重，诏旨禁绝之。熙宁理财，多折见钱，而诸郡犹有添起贯陌不等之，朝廷随即行遣。今之困民，莫甚於折帛，而预、和市尤为无名之敛。然建炎初行折帛，亦止二贯，户部每岁奏乞指挥，未为常率。四年为三贯省，绍兴二年为三贯五百省，四年为五贯二百省，五年七贯省，七年八贯省。至十七年，有旨稍损其价，两浙绸绢每匹七贯文，内和买六贯五百文，绵每两四百文，江东路绸绢每匹六贯文，则科折之重，至此极矣，不可不务宽之也。

皇中，诏曰：“三司岁下诸路科买，多出仓猝，故物价翔踊伤民。其度民所堪，先期告戒，若府库有备，勿复收市。”

嘉三年，枢密副使张屏请罢民科率及营造不急之物，其库务物之阙供者，在所以官分售之。於是置减省司於三司，命韩绛、陈升之等总其事。自是，多所裁损矣。

初，京师有杂买务、杂买场，以主禁中贸易。景中，尝诏须库物有缺，乃听市於杂买务。皇中，帝谓辅臣曰：“国朝惩唐宫市之，置务以京朝官、内侍参主之，以防侵扰，而近岁非所急物一切收市，扰人甚矣。”乃申景之令，使皆给实直。其後内东门市民物，或累岁不偿钱，有司请自今悉开杂买务，以见钱市之；内出金帛欲易钱者，旧付杂卖场，至是又悉请送左藏库计直易钱，诏皆可之。至嘉中，复诏金帛付杂卖场，以三司判官监视，平估以售，毋抑配小民。

英宗治平四年，三司言：“在京糯米有馀蓄，请令发运司损和籴数五十万石，市金帛上京，储之榷货务，备三路军需。”从之。

神宗熙宁三年，御史程颢言：“京东漕司王广渊，和买绸绢，增数抑配，率钱千课绢一匹，其後和买并税绢，匹皆输钱一千五百。”诏条析以闻。时王安石右广廉颢言不行。

祖宗时官市布帛，依时直以济用度，其有预给直，俾偕岁赋以输公上，谓之和、预买。然价轻而物重，民力浸困，其後官不给直而赋取益甚矣。

时右正言李常亦言：“广廉以陈汝羲所进羡馀钱五十馀万缗，随和买绢钱分配，於常税折科放买外，更取二十五万缗。请以颢言付有司行之。”不从。

七月，以京东预买绸绢并息钱五十万缗赐常平场司。

按：熙宁初，王介甫秉政，专以取息为富国之务。然青苗则春散秋敛，是以有赊贷之息；市易则买贱卖贵，是以有贸易之息。至於和买，则官以钱买民之绸绢而已，息钱恶从出？盖当时言利小人如王广廉辈，以千钱配民，课绢一匹，其後匹绢令输钱一千五百，是假和买绸绢之名，配以钱而取其五分之息，如明道所言，可见其刻又甚於青苗矣。

元丰四年，遣李元辅变运川陕西路司农物帛。中书言：“物帛至陕西，择省样不合者贸之，籴粮储於边，期以一年毕。”

五年，户部上其数，凡八百十六万一千七百八十四两，三百四十六万二千缗有奇。

均输、市易　熙宁二年，制置三司条例司言：“今天下财用无馀，典领之官拘於法，内外不相知，盈虚不相补。诸路上供，岁有常数。丰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能赢；年俭物贵，难以供亿而不敢不足。远方有倍蓰之输，中都有半价之鬻，徒使富商大贾乘公私之急，以擅轻重敛散之权。今发运使实总六路之赋入，而其职以制置茶、盐、矾、酒税为事，军储国用，多所仰给，宜假以钱货，资其用度，周知六路财赋之有无而移用之。凡籴买税敛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令预知中都帑藏年支见在之定数，所当供办者，得以从便变易蓄买，以待上令。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而制其有亡，以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庶几国用可足，民财不匮。”诏令本司俱条例以闻，而以发运使薛向领均输平准事，赐内藏钱五百万缗、上供米三百万石。时议虑其为扰，多以为非。向既董其事，乃请置官设属，帝曰：“兹事鼎新，脱有纷纭，须朝廷坚主之，使得自择其属。若委以事而制於朝廷，是教玉人雕琢也。”向於是辟刘忱、卫琪、孙、张穆之、陈倩为属，又请有司具六路岁所当上供之数、中都岁所用及见储度可支岁月，凡当计置几何，皆预降付有司。从之。

权开封府推官苏轼言：“均输立法之初，其说尚浅，徒言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然而广置官属，多出缗钱，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以为虽不明言贩卖，然既已许之变易，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未之闻也。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予钱，其卖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复如前，商贾之利，何缘而得？朝廷不知虑此，乃捐五百万缗以予之，此钱一出，恐不可复。纵使其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矣。”

谏官李常论均输不便。他日，帝语宰执曰：“朕问常何以名均输，常言买贱卖贵而已。朕谕以《禹贡》纳粟、纳秸，此即均输之意，岂买贱卖贵哉！”王安石曰：“常所言乃平准，非均输也。盖常亦不晓均输之名耳。”帝复以手诏褒谕薛向，然均输後讫不能成。

元丰二年，帝因论薛向建京师买盐钞法无成事，语侍臣曰：“新进之人轻议更法，其後见法不可行，犹遂非惮改。均输之法，如齐之管仲、汉之桑弘羊、唐之刘晏，其智仅能推行，况其下者乎？朝廷措置终始，所当重惜，虽少年所不快意，然於国计甚便，姑静以待之。”

熙宁五年，诏曰：“天下商旅物货至京，多为兼并之家所困，宜出内藏库钱帛，选官於京师置市易务。”先是，有魏继宗者，自称草泽，上言：“京师百货所居，市无常价，贵贱相倾。富能夺，贫能与，乃可以为天下。”於是中书奏：“在京师市易务监官二，提举官一，句当公事官一。许召在京诸行铺牙人充本务行人，牙人内行人令供通已所有，或借他人产业金银充抵当，五人已上充一保。遇有客人物货出卖不行愿卖入官者，许至务中投卖，句行人、牙人与客人平其价，据行人所要物数，先支官钱买之；如愿折博入官物者，亦听以抵当物力多少，许令均分赊请。相度立一限或两限送纳价钱，若半年纳，即出息一分，一年纳，即出息二分，以上并不得抑勒。若非行人见要物，而实可以收蓄变转，亦委官司折博收买，随时估出卖，不得过取利息。其三司诸司库务年计物，若比在外科买省官私烦费，即亦一就收买。”故降是诏。又以赞善大夫、户部判官吕嘉问提举在京市易务，仍赐内藏库钱一百万缗、京东市钱八十七万缗为市易本钱，其馀合有交钞及折博物令三司应副。

时三司起请市易十三条，其一云“兼并之家较固取利，有害新法，令市易务觉察，三司按治，”御批削去此条。

七月，上谕王安石：“闻市易极苛细，人皆怨谤，如榷货鬻冰则民鬻雪者皆不售，市梳朴则梳朴贵，市脂麻则脂麻贵。”安石皆辩解之，以为鬻冰由园苑，梳朴为兼并者欲占，脂麻以不稔，自当贵耳。上又谓：“市易鬻果，太烦碎，罢之如何？安石曰：“立法当论有害於人与否，不当以烦碎废也。”

七年，诏权三司使曾布、翰林学士吕惠卿同究诘市易事。

先是，帝出手诏付布，谓市易司市物，颇害小民之业，众言喧哗。布乃引监市易务魏继宗之言，以为吕嘉问多取息以千赏，商旅所有者尽收，市肆所无者必索，率贱市贵鬻，广裒赢馀，是挟官府为兼并也。王安石具奏，明其不然，乃更令惠卿偕布究诘之。布即上行人所诉，并疏惠卿奸欺状，且言：“臣自立朝以来，每闻德音，未尝不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为虐，固已凛凛乎架、除陌之事矣。嘉问奏：‘近差官往湖南贩茶，陕西贩盐，两浙贩纱，皆未敢计息。’臣以为如此政事，书之简牍，不独唐、虞、三代所无，历观秦、汉以来衰乱之世，恐未之有也。”五月，乃诏章、曾孝宽即军器监鞫布所究市易事，又令户房会财赋数，与布所陈异，而吕嘉问亦以杂买务多入月息钱不觉，皆从公坐有差。未几，布礻职，与嘉问皆出守郡，魏继宗仍夺秩勒停。初，市易之建，布实预之。後揣帝意有疑，遂急治嘉问，而惠卿与布有宿怨，故卒挤之，而市易如故。

九年，中书言市易息钱并市利钱，总收百三十三万二千缗有奇，诏吕嘉问等推恩有差。自後凡二年一较。十年，定上界本钱以七百万缗为额，不足，以岁所收息益之；其贷内帑钱，岁偿以息二十万缗。

元丰二年，诏市易旧法听人赊钱，以田宅或金银为抵当，无抵当者，三人相保则给之，皆出息十分之二，过期不输息外，每月更罚钱百分之二。贪人及无赖子弟多取官货，不能偿积息，罚愈滋，囚系督责，徒存虚数，实不可得。於是都提举市易王居卿建议，以田宅金银抵当者减其息，无抵当徒相保者不复给；自元丰二年正月一日以前，本息之外所罚钱悉蠲之，凡数十万缗；负本息者延其半年。众议颇以为惬。

按：均输、市易、皆建议於熙宁之初，然均输卒不能行，市易虽行之而卒不见其利，何也？盖均输之说始於桑弘羊，均输之事备於刘晏。二子所为虽非知道者所许，然其才亦有过人者。盖以其阴笼商贩之利，潜制轻重之权，未尝广置官属，峻立刑法，为抑勒禁制之举，迨其磨以岁月，则国富而民不知，所以《史记》、《唐书》皆亟称之，以为後之言利者莫及。然则薛向之徒，岂遽足以希其万一？宜其中道而废也。然所谓徙贵就贱，用近易远，则夫祖宗时以赋税而支移、折变，以茶盐而入中粮草，即其事矣。苟时得能吏以斡运之，使其可以裕国而不至困民，岂非理财之道？固不必亲行贩易之事，巧夺商贾之利而後为均输也。介甫志於兴利，苟慕前史均输之名，张官置吏，废财劳人，而卒无所成，误矣。至於市易，则假《周官》泉府之名，袭王莽五均之迹，而下行黠商豪家贸易称贷之事，其所为又远出桑、刘之下。今观其法制，大概有三：结保贷请，一也；契要金银为抵，二也；贸迁物货，三也。是三者，桑、刘未尝为之，然自可以富国，则其才岂後世所能及？然贷息、抵当、贸迁之事，使富家为之，假以岁月，岂不获倍蓰千万之利？今考之熙宁五年赐内藏库及京东路钱为市易本，共一百八十七万缗，至九年，中书言市易息钱并市利钱仅总收百三十三万二千缗有奇。呜呼！以县官而下行黠商豪家之事，且贸迁图利，且放偿取息，以国力经营之，以国法督课之，至使物价腾踊，商贾怨ゥ，而孳孳五年之，所得子本盖未尝相称也，然则是岂得为善言利乎！桑、刘有知，宁不笑人地下？又按：郑介夫熙宁六年进《流民图》，状言自市易法行，商旅顿不入都，竞由都城外径过河北、陕西，北客之过东南者亦然。盖诸门皆准都市易司指挥，如有商货入门，并须尽数押赴市易司卖，以此商税大亏。然则市易司息钱所获，盖不足以补商税之亏矣。

熙宁三年，王韶置秦凤市易司於古渭城。

六年，置两浙市易司於杭州，又置夔路市易司於黔州。十二月，置成都市易司。

八年，置广州市易司，又置郓州市易司。

熙宁六年，详定行户利害所言：“乞约诸行利入厚薄纳免行钱，以禄吏与免行户祗应。自今禁中买卖，并下杂卖场、杂买务，仍置市易估市物之低昂，凡内外官司欲占物价，则取办焉。”皆从之。

郑侠奏议跋云：“京城诸行，以计利者上言云，官中每所需索，或非民用物，或虽民用物，或少缺，率皆数倍其价收买供官。今立法，每年计官中合用之物，令行人众出钱，官为预收买，准备急时之用，如岁终不用即出卖，不过收二分之息，特与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