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

淮、湖、浙诸州置场和籴，以裨岁漕。

天圣三年，权三司使范雍言：“天下和买、和籴夏秋粮草，虽逐处开场，多被经贩行人小估价，例外面添钱收买。候过时，乘宫中急市，即添价将籴买者中卖，致粮草怯弱，枉费官钱不少。乞行下及早开场，依见卖时估，趁时籴买，不得容信作弊。”又臣僚言：“入中诸般粮草准备军需，其中有所定物价高大，所入粮草低弱。盖因逐处官员，自将收获职田及月俸馀剩，或籴米买粗弱斗斛支籴，以互相容隐，致亏损官钱。军人请得恶弱口粮，或形嗟怨。乞严禁绝。”从之。

陕西籴，岁预给青苗钱，自天圣中罢不复给。

河北旧有便籴之法，听民输粟边州，而京师给以缗钱，钱不足，即移文外州给之，又折以象牙、香药。景德元年，三司请令河北有输藁入官者，准便籴粟麦例，给八分缗钱，二分象牙、香药，其广信、安肃、北平粟麦、悉以香药博籴，从之。自有事二边，戍兵浸广，师行馈运，仰於博易，有司务优物估，以来输入。

仁宗留意兵食，发内藏库金帛以助籴者，前後不可胜数。宝元中，出内库珠直缗钱三十万，以赐三司，因谕辅臣曰：“此无用之物，既不欲捐弃，不若散之民，收其直助边，亦可纾吾民之敛。”

神宗留意边备，务广储蓄。熙宁五年，诏以银、绢各二十万赐河东经略安抚司，听人赊买，收本息封桩，以备边费。自是，三路封桩，所给不可胜计，或取之三司，或取之市易务，或取之他路转运司，或赐常平钱，或鬻爵、给度牒，而出内藏钱帛不与焉。

元丰元年，诏：“河东路十三州岁给和籴钱八万馀缗，自今罢之，以其钱付转运司市粮草。”

时三司户部副使陈安石言：“十三州二税三十九万二千馀石，和籴八十二万四千馀石，所以灾伤旧不除免，盖十三州税轻，又本路恃为边储，理不可阙。其和籴，旧支钱、布相半，数既畸零，民病入州县之费，以钞贸易於市人，略不食半，公家实费，民乃得虚名。欲自今罢支籴钱，岁支与沿边州郡市粮草封桩，遇灾伤，据民不能输数补填，如无灾伤，三年一免输。”朝廷用其议。

五年，诏以开封府界、诸路封桩阙额禁军及淮、浙、福建等路剩盐息钱，并输籴便司为本。寻诏瀛、定、澶等州各置仓，凡封桩，三司毋关预，委度支副使蹇周辅专其事。

结籴　熙宁八年，刘佐体量川茶，因便结籴熙河路军储，得七万馀石，诏运给焉。未几，商人王震言：“结籴多散官或浮浪之人，有经年方输者。”诏措置熙河财用孙迥究治以闻。

寄籴　元丰二年，籴便粮草王子渊论纲舟利害因言：“商人入中，岁小不登，必邀厚价，故设内郡寄籴之法，以权轻重。”

籴　熙宁八年，令中书计运米百万石费约三十七万贯，帝怪其多。王安石因言：“籴非特省六七十万缗岁漕之费，且河北入中之价，权之在我，遇斗斛贵住籴，即百姓米无所粜，自然价损，非唯实边，亦免伤农。”帝以为然，乃诏岁以米盐钱钞、在京粳米总六十万贯石，付都提举市易司贸易。度民田入多寡，预给钱物，秋成，於澶州、北京及绿边籴粟麦封桩。即物价踊，权止入中。听籴便司兑用，须岁丰补偿。

均籴　政和元年，童贯宣抚陕西奏行之，以人户家业田土顷亩均敷，上等则所均斛斗数多，下等数少。五年，言者谓：“均籴之法推行往往不齐，故有其先桩本钱，已籴而不偿其直，或不度州县之力而敷数过多，有一户而籴数百石者。”於是诏诸路毋辄均籴。既而州县以和籴为名，裁价低下，转运司程督愈峻，科率倍於均籴之数，诏约止之。

博籴　熙宁七年，诏河北转运、提举司置场，以常平及省仓岁用馀粮，减直听民以丝、绵、绫、绢增价博买，後秋成博籴。崇宁五年，诏陕西钱重物轻，委转运司措置，以银、绢、丝、绸之类博籴斛斗，以平物价。

兑籴　熙宁九年，诏淮南常平司於麦熟州郡及时兑籴。元二年，尝以岁丰麦贱，下诸路广籴，诏後价若与本相当，即许变转兑籴。

括籴　元符元年，泾原经略使章请并边籴买，务榜谕民，毋得与公争籴，即官储有之，括索蓄家，量存其所用，尽籴入官。

按：古之国用，食租衣税而已，毋俟於籴也。平籴法始於魏李悝，然丰则取之於民，歉则捐以济民，凡以为民而已，军国之用未尝仰此，历代因之。自唐始以和籴充他用，至於宋而籴遂为军饷、边储一大事。熙、丰而後始有结籴、寄籴、籴、均籴、博籴、兑籴、括籴等名，何其多也！推原其由，盖自真宗、仁宗以来，西北用兵，粮储缺乏，遂以茶盐货物召商人入中，而奸商黠贾遂至低价估货，高价入粟。国家急仰军储，又法令素宽，致有此弊。後来惩其弊，所以只籴之於民，而不复堕商人之计。然至於计其家产而均敷之，量其蓄积而括索之，甚至或不偿其直，或强敷其数，则其为民病有不可胜言者。盖始也官为商所亏，终也民又为官所亏，其失一也。

先是，常平仓领於司农寺。景初，始诏诸路转运使与州长吏举所部官专主常平钱粟。既而淮南转运使吴遵言：“本路丁口百五十万，而常平钱粟才四十馀万，岁饥不足以救恤。愿自经画为二百万，他毋得移用。”从之。不数年，常平积有馀而兵食不足，乃命司农出常平钱百万缗助三司给军费。久之，数移用，畜藏无几。自景初畿内饥，诏出常平粟贷中下户，户一斛。庆历中，诏京西发常平粟以赈贫民，自是，数以赈贷，而聚敛者或增旧贾以粜，欲以市恩，诏戒之。又诏岁歉发以济饥者，不复督取。然常平之积不厚，亦以出多入少故也。

自乾德初置义仓，未久而罢。明道二年，诏议复之，不果。景中，集贤校理王琪上疏，行隋唐故事，请复置，大略谓“宜令五等以上户，随夏秋二税，二斗别输一升，随税以入，水旱减税则免输。择便地别置仓贮之，领於转运使，今以一中郡计之，正税岁入十万石，则义仓岁得五千石。推而广之，可备饥歉。兼并之家占田广，则义仓所入多；中下之家占田狭，则义仓所入少。及水旱赈给，则兼并之家未必待此，而中下之民实受其赐，损有馀，补不足，天下之利。”下其事会议，而议者异同。遂诏止令上三等户输粟，已而复罢。庆历初，贾黯又请立民社义仓，然牵於众论，终不果行。

治平三年，常平入五十万一千四十八石，出四十七万一千一百五十七石。

神宗熙宁二年九月，制置三司条例司请：“以常平、广惠仓见在斗斛，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可通融转运司苗税及钱斛就便转易者，亦计兑换。仍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愿豫给者听之。令随税纳斗斛，半为夏料，半为秋料，内有愿请本色，或纳时价贵愿纳钱者，皆许从便。如遇灾伤，许展至次料丰熟日纳。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贷，则转运之家不得乘新陈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广惠之物，收藏积滞，必待年凶物贵然後出粜，所及不过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无，贵发贱敛，以广蓄积，使农人得以趋时赴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亦先王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助之意也。欲量诸路钱多少，分遣官提举，仍先自河北、京东、淮南三路施行，有绪乃推之诸路。其广惠仓除量留给老疾贫穷人外，馀并用常平转移法。”并从之。时天下常平钱见在一千四百万贯、石。诸路各置提举一员，以朝官为之，管句一员，京官为之，或共置二员，开封府界一员，凡四十一人。

按：青苗钱所以为民害者三：曰徵钱也，取息也，抑配也。今观条例司所请，曰随租纳斗斛，如以价贵愿纳钱者听，则未尝专欲徵钱也。曰凡以为民，公家无利其入，则未尝取息也。曰愿给者听，则未尝抑配也。盖建请之初，姑为此美言，以惑上听，而厌众论，而施行之际，实则不然也。

初，王安石欲行青苗法，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曰：“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非为利。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非理费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违限。如此则鞭笞必用，州县多事矣。唐刘晏掌国计，未尝有所假贷。有尤之者，晏曰：‘使民侥幸得钱，非国之福；使吏倚法督责，非民之便。吾虽未尝贷，而四方丰凶贵贱，知之未尝逾时。有贱则籴，有贵必粜，以此四方无甚贵甚贱之病，安用贷为？’晏之言，则汉常平法耳，今推行此法，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乃止。会河北转运司当公事召议事，奏乞度牒数千道为本钱，於陕西转运司行青苗法，春散秋敛，与安石意合，请施之河北，安石遂行之四方。苏辙以议不合罢。

熙宁二年，帝阅群臣奏，以仪鸾司官孙思道言坐仓事，善之。坐仓者，以诸军馀粮愿粜入官者计价支钱，复储其米於仓也。诏条例司条例以闻，条例司请如嘉附令敷坐仓故事行之。

曾公亮谓支米有量数不同，难以立价。帝曰：“家各有斗，人自知其所得之多寡，虽定价，庸何伤？然此法第以恤军班防监人可也。”安石曰：“诚然。今立价自一千至六百，过此则军人自粜，与民所定价亦平，更增数钱，未至伤民。价钱贱於所定，则军人受惠矣。”帝曰：“善。”而司马光恐其动众，因经筵进对，为帝言之。吕惠卿曰：“诸军粜石米，止得八百。募其愿以一千粜之，何以致动众？”王亦曰：“外郡用钱四十，可致斗米至京师。今京师乏钱，及用钱百坐仓籴一斗，此极非计。”异日，帝又谓执政坐仓籴米何如？等皆起对曰：“坐仓甚不便，朝廷近罢之，甚善。”帝曰：“未尝也。”光曰：“坐仓之法，盖因小郡乏米，而库有馀钱，故反就军人籴米，以给次月之粮，出於一时之急计耳。今京师有七年之储，而府库无钱，更籴军人之米，使积久陈腐，其为利害，非臣所知也。”惠卿曰：“今京师坐仓得米百万石，则减东南岁漕百万石。转易为钱，以供京师，何患无钱？”光曰：“臣闻江淮之南，民乏钱，谓之钱荒。而土宜粳稻，彼人食之不尽，若官不籴取，以供京师发泄，必甚贱伤农矣。且民有米而官不用米，民无钱而官必使之出钱，岂通财利民之道乎？”

元符以後，又有低价抑籴之，诏禁之。

三年，诏：“青苗钱不许抑配。令诸路提点刑狱官体量觉察禁止，敢沮遏愿请者，按罚亦如之。”

初，敕旨放青苗并听从便，而提举司务以多散为功。又民富者不愿取，而贫者乃欲得之，即令随户等高下分配，又兼贫富相兼，十人为保，以富者为保首。王广廉在河北，第一等给十五贯，第二等十贯，第三等五贯，第四等一贯五百，第五等一贯，民喧然以为不便。而广廉入奏言民歌舞圣德，会言者交攻，朝廷不得已，乃降是诏。

判大名府韩琦言：“熙宁二年诏书，务在优民，不使兼并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为民，公家无所利其入。今乃乡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钱贯陌，三等以上更许增借，坊郭有物业抵当者，依青苗例支借。且乡村三等并坊郭有物业户，乃从来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钱，每借一千，令纳一千三百，则是官放息钱，与初抑兼并济困乏之意绝相违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且愚民一时借请则甚易，纳则甚难。故自制下以来，官吏惶惑，皆谓若不抑散，则上户必不愿请，下户与无业客户或愿请，而将来必难催纳。将来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系书手、典押、耆户长同保人等均赔之患。朝廷若谓陕西尝放青苗钱，官有所得而民以为便，此乃转运司因军诸有阙，自冬涉春雨雪及时，麦苗滋盛，决见成熟，行於一时可也。今乃差官置司，以为每岁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岂陕西权宜之比哉？”上乃出琦奏示执政曰：“琦真忠臣，朕始谓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有青苗，而使者强与之乎？”王安石勃然曰：“苟从所欲，虽坊郭何害？”因难琦奏，曰：“陛下修常平法，所以助民，至於收息，亦周公遗法也。”上终以琦说为疑，与安石问难，安石翌日遂称疾不出。上谕执政罢青苗法，曾公亮、陈升之即欲奉诏，赵独欲俟安石出，令自罢之，连日不决。上更以为疑。安石再视事，入谢，上劳问曰：“青苗法，朕诚为众论所惑，今思此事，一无所害，极不过失陷少钱物耳，何足恤。”安石曰：“但力行之，勿令小人故意坏法，如预买绸绢行之已久，亦何常失陷钱物？”安石既视事，持之益坚，人言不能入矣。初，安石在告，曾公亮、陈升之等举行前诏，乃删去“得抑遏不散”之语。安石复视事，志气愈悍，乃面责曾公亮等，公亮不能抗。

右谏议大夫司马光言：“彼言青苗钱不便者，大率但知所遣使者或年少位卑，倚势作威，陵轹州县，搔扰百姓，止论今日之害耳。臣所忧乃在十年之後，非今日也。夫民之所以有贫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富者智识差长，忧深思远，宁劳筋骨，恶衣菲食，终不肯取债於人，故其家常有嬴馀而不至狼狈也。贫者<告告>窳偷生，不为远虑，一醉日富，无复嬴馀，急则取债於人，积不能偿，至於鬻妻卖子，冻馁填沟壑，而不知自悔也。是以富者常借贷贫民以自饶，而贫者常假贷富民以自存，虽苦乐不均，然犹彼此相资，以保其生。今县官乃自出息钱，以春秋贷民，民之富者皆不愿取，贫者乃欲得之，提举官欲以多散为功，故不问民之贫富，各随户等抑配与之。富者与债仍多，贫者与债差少，多者至十五缗，少者不减千钱。州县官吏恐以逋欠为负，必令贫富相兼，共为保甲，仍以富者为之魁首。贫者得钱，随手皆尽，将来粟麦小有不登，二税且不能输，况於息钱，固不能偿，吏督之急，则散而之四方。富者不去，则独偿数家所负，力竭不逮，则官必为之倚阁，春债未了，秋债复来。历年浸深，债负益重，或值凶年，则流转死亡，幸而丰稔，则州县之吏并催积年所负之债，是使百姓无有丰凶，长无苏息之期也。贫者既尽，富者亦贫，臣恐十年之外，富者无几何矣。富者既尽，若不幸国家有边隅之警，兴师动众，凡粟帛军须之费，将谁从取之？臣不知今者天下所散青苗钱凡几千万缗，若民力既竭，加以水旱之灾，州县之吏果有仁心爱民者，安得不为之请於朝廷，乞因郊赦而除之？朝廷自祖宗以来，以仁政养民，岂可视其流亡转死而必责其所负，其势不得不从请者之言也，然则官钱几千万缗已放散而不反矣。官钱既放散，而百姓又困竭，但使闾胥里长於收督之际有乞取之资，此可以谓之善计乎？且常平仓者，乃三代圣王之遗法，非独李悝、耿寿昌能为之也。贱不伤农，贵不伤民，民赖其食而官收其利，法之善者无过於此，比来所以隳废者，由官吏不得其人，非法之失也。今闻条例司尽以常平仓钱为青苗钱，又以其换转运司钱，是欲尽坏常平，专行青苗也。国家每遇凶年，供军仓自不能足用，固无羡馀以济饥民，所赖者只有常平仓钱耳。今一旦尽作青苗钱散之，向去若有丰年，将以何钱平籴？若有凶年，将以何赡乎？臣窃闻先帝尝出内藏库钱一百万缗，助天下常平仓作籴本。前日天下常平仓钱共约一千馀万贯石，今无故尽散之，他日若思常平之法，复欲收聚，何时得及此数乎？臣以为散青苗钱之害犹小，而坏常平仓之害尤大也。”

条例司奏专疏驳韩琦所言，皆王安石自为之。既而琦又言：“今蒙制置司以臣所言皆为不当。看详疏驳，事件多删去臣元奏要切之语，曲为沮格，及引《周礼》“国服为息”之说，文其缪妄，将使无复敢言其非者。且古今异宜，《周礼》所载不可施於今者，其事非一。况今天下田税已重，又非《周礼》什一之法，更有农具、牛皮、盐钱、曲钱、鞋钱之类，凡十馀件，谓之杂钱。每夏秋起纳，官中更以绸绢斛斗低估价直，令民以此杂钱折纳。又每岁散官盐与民，谓之蚕盐，折纳绢帛。更有预备收卖绸绢，如此之类，不可悉举。皆《周礼》田税什一之外加敛之物，取利已厚，伤农已深，柰何更引《周礼》“国服为息”之说，谓放青苗钱乃周公太平已试之法？此则诬圣典，蔽惑睿明，老臣得不太息而恸哭也！且坊郭有物力人户，从来不曾见肯零籴常平仓斛斗者，此盖制置司以青苗为名，欲多借钱与坊郭有业之人，以望收利之多。假称《周礼》太平已试之法，以为无都邑鄙野之限，以文其曲说，惟陛下深详其妄。

翰林学士范镇言：“陛下初诏云公家无所利其入，今提举司以户等给钱，皆令出三分之息，物议纷纷，皆云自古未有天子开课场者。”王安石曰：“镇所言若非陛下略见《周礼》有此，则岂得不为愧耻。”

光又言：“青苗钱虽不令抑勒，而使者皆讽令抑配。如开封府界十七县，惟陈留姜潜张敕榜县门及四门，听民自来，请则给之，卒无一人来请。以此观之，十六县恐皆不免於抑勒也。”

知青州欧阳修言：“田野之民蠢然，安知《周官》泉府为何物，但见官中放债，每钱一百文要二十文利耳。臣愚以为必若使天下晓然知非为利，则乞除去二分息，但纳本钱。”又言：“夏料钱於春中散，犹是青黄不接之时，尚有可说。若秋料於五月散，正是蚕麦成熟、人户不乏之时，何名济阙，直是放债取利耳。若二麦不熟，则夏料尚欠，岂宜更秋料钱？以此而言，秋料可罢不散。”中书言修擅止给青苗钱，欲下问罪，诏放罪，改知蔡州。知亳州富弼亦坐论青苗移镇。

知山阴县陈舜俞不肯奉行，移状自劾曰：“方今小民匮乏，愿贷之人往往有之。譬如孺子见饴蜜、孰不染指争食？然父母疾止之，恐其积甘生病。故耆老戒其乡党，父兄诲其子弟，未尝不以贷贳为不善治生。今乃官自出钱，诱以便利，督以威刑，非王道之举。况正月放夏料，五月放秋料，而所敛亦在当月，百姓得钱便出息输纳，实无所利，是使民取青苗钱，乃别为一赋以之也。”坐谪监南康盐酒税。

七年，上患常平官吏多违法，安石曰：“若常平稍多县分专置一主簿，令早入暮出，给纳役钱及常平，度不过置五百员，费钱三十万贯。今岁收息至三百万，但费三十万，不为冗费也。”上从之，至元元年罢。

帝以久旱为忧，翰林承旨韩维言：“畿县近日督青苗甚急，往往鞭挞取足，民至伐桑为薪以易钱。旱灾之际，重罹此苦。”帝颇感悟。

著作佐郎黄颜言：“给纳青苗钱，乞诏州县视年丰荒为给散多少，以元散数为额。”

七月，帝以诸路旱灾，常平司未能赈济，谕辅臣曰：“天下常平仓若以一半散钱取息，一半减价粜贵，使二者如权衡之相依，不得偏重，民必受赐。”自是诏诸路州县，据已支见在钱通数，常留一半外，方得给散。

九年，诏司农寺自今两经倚阁常平钱人户，更不得支借钱斛。帝谓“天下常平钱，十常七八散在民。又连岁灾伤，倚阁迨半。止务多给计息为功，不计督索艰难，岂惟亏失官物，兼百姓被鞭挞必众”故也。

十年，提举两浙路常平言：“灾伤累年，丁口减耗。凡九年以前逃绝户已请青苗钱斛，见户有合摊填者乞需丰熟日理纳外，更有全甲户绝，输偿不足，或同甲内死绝，止存一二贫户难以摊纳者，更乞立法。”从之。

元丰元年，诏：“常平仓钱，当输钱而愿入若金帛者，官立中价示民，物不尽其钱者足以钱，钱不尽其物者还其馀直。又听民以金帛易，而有司少加金帛之直。凡钱当给若粜，皆用九年诏书通取，留一半之馀。”

六年，户部言：“准朝旨，诸路散敛常平物可自行法，至今酌三年敛散之中数，取一年为格，岁终较其增亏。今以钱粮帛贯、石、匹、两定年额：散一千一百三万七千七百七十二，敛一千三百九十六万五千四百五十九。比元丰三年散增二百一十四万八千三百四十二，敛增一百三万四千九百六十三；四年散增三百七十九万九千九百六十四，敛亏一百九十八万六千五百一十五。”诏三年、四年散多敛少及散敛俱少处，户部下提举司具析以闻。

八年八月，诏给散青苗不许抑配，仍不立定额（时哲宗已即位）。哲宗元元年二月，诏：“提举官累年积蓄钱财物，尽桩作常平仓钱物，委提点刑狱交割主管，依旧常平仓法。”

左正言朱光庭言：“天下青苗钱除支外，见在钱数尚多。乞并用收籴可存留斛斗，凡遇丰年则添价以籴，遇岁饥则减价以粜，大饥则贷之，候丰岁输还，更不出息。”

门下侍郎司马光子言：“常平之法，公私两利。此乃三代之良法也。向者有因州县阙常平籴本钱，虽遇丰岁，无钱收籴。又有官吏怠慢，厌籴粜之烦，虽遇丰岁，不肯收籴。又有官吏不能察知在市斛斗实价，只信凭行人与蓄积之家通同作。当收成之时，农人要钱急粜之时，故意小估价例，令官中收籴不得，尽入蓄积之家。直至过时，蓄积之家仓廪盈满，方始顿添价例，中粜入官。是以农夫粜，止得贱价，官中籴，常用贵价，厚利皆归蓄积之家。又有官吏虽欲趁时收籴，而县申州，州申提点刑狱，提点刑狱司申司农寺取候指挥，比至回报，动涉累月，已至失时，价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