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

。武帝时，虞初以方士侍祠，东郭先生以方士待诏公车。武帝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亡所阿私（《龟传》）。

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赵定、龚德，皆召见待诏，伍宏以医待诏。

成帝时，言祭祀、方术者皆得待诏。又有本草待诏（《郊祀志》）。

范晔《东汉书 方伎传》论曰：“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挟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谓李少翁、栾大之徒）。後王莽矫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谶言，士之赴趋时宜者，皆骋驰穿凿，争谈之也。故王梁、孙咸名应图，越登槐鼎之任，郑兴、贾逵以附同称显，桓谭、尹敏以乖忤沦败。自是习为内学，尚奇文，贵异数，不乏於时矣。是以通儒硕生，忿其奸妄不经，奏议慷慨，以为宜见藏摈（谓桓谭、贾逵、张衡之流）。子长亦云：‘观阴阳之书，使人拘而多畏。’盖谓此也。”

※《东汉书 方术传》所载在仕路者

任文公（善天官风角，仕至司空掾）　郭宪（善术，仕至光禄勋）　许杨（善术，晓水脉，仕至都水掾）　王乔（有神术，仕至县令）　谢夷吾（善风角，仕至太守）　李（善《河洛》风星，以孝廉举，仕至司徒）　樊英（善风角、星算，《河洛》七纬，推步灾异。以隐士聘，任至光禄大夫）　公沙穆（善《河洛》步推之术，仕至弘农令）　单（善天官算术，仕至汉中太守）　韩说（善图纬，仕至江夏太守）。

按：史所载两汉士大夫明方术，善技艺，而在仕途有至大官者，如卫绾、周仁、吾邱寿王，则假方术以进，而自他有文行以取显贵者也；如李、樊英之徒，则虽善方术，而本不假此以进身取位者也。然考《东汉书 方术传》所载，则终身肥遁，不求闻达者甚多，有不应辟举者，有变姓名不知所终者，真贤士也。其与後世之以一伎自名，而奔走形势之涂，以为干名徇利之阶者，大有迳庭矣。

唐高祖以舞胡安叱奴为散骑侍郎，礼部尚书李纲谏曰：“古者，乐工不与士齿，虽贤如子野、师襄，皆终身继世，不易其业。唯齐末封曹妙达为王，安马驹为开府，有国家者以为殷监。今天下新定，建义功臣行赏未遍，高才硕学犹滞草莱，而先擢舞胡为五品，使鸣玉曳组、趋跄廊庙，非所以规模後世也。”上不从，曰：“吾业已授之，不可追也。”

故事，伎术官皆本司定，送吏部附申。谓秘书、殿中、太常、左春坊、太仆等伎艺之官，唯得本司迁转，不得外叙。若本司无阙，听授散官；有阙，先授。若再经考满者，听外叙。

唐制，凡医术不过尚药奉御，阴阳、卜筮、图书、工巧、造食、音声及天文，不过本色局署令，鸿胪译语不过典客署令。

中宗神龙元年，太白山人郑普思以方术除秘书监。其年，又除方术人叶静能为国子祭酒。

元宗开元七年，敕：“出身非伎术而以能任伎术官者，听量与员外。其选叙考劳，不须拘伎术例。”

天宝十三载，吏部奏：“准格，伎术官各於当色本局署员外置，不得同正员之数。”从之。

文宗太和五年，敕：“诸色艺能授官，今後如有罪犯停职者，委本司牒报吏部，不在叙用限。”

後唐庄宗同光二年，初，胡柳之役，伶人周匝为梁所得，帝每思之。入汴之日，匝谒见於马前，帝甚喜。匝涕泣言曰：“臣所以得生全者，皆梁教坊使陈俊、内园栽接使储德源之力也。愿就陛下乞二州以报之。”帝许之。郭崇韬谏曰：“陛下所与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赏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为刺史，恐失天下心。”既而伶人屡以为言，帝谓崇韬曰：“吾已许匝矣，使吾惭见此三人。公言虽正，当为我屈意行之。”乃以俊为景州刺史，德源为宪州刺史。时亲军有从帝百战未得刺史者，莫不愤叹。

宋太祖皇帝开宝十年，诏：“司天台学生及诸司伎术工巧人，不得拟外官。”

教坊使卫德仁以老求外官，且援同光故事乞领郡。上曰：“用伶人为刺史，此庄宗失政，岂可效之邪！”宰相拟上州司马，上曰：“上佐乃士人所处，资望甚优，亦不可轻授，此辈但当於乐部迁转。”乃以为太乐署令。

真宗天禧元年，诏：“伎术人虽任京朝官，审刑院不在磨勘之例。”

鲁国长公主以赵自化药饵有功，请授尚食使兼医官院事。上曰：“自化顷因雍王元份以求刺郡，寻谕以方术之流不可任郡。今复有此请，命枢密使召戒之。”

乾兴元年，中书言：“旧制，翰林医官、图画、琴棋待诏转官，止光禄寺丞；天禧四年，乃迁至中允、赞善、洗马同正。请勿逾此制，惟特恩至国子博士而止。”

徽宗大观四年，并书学生入翰林书艺局，画学生入翰林图画局，医学生入太医局，而算书生则归之太史局（画学、医学等并见《学校考》）。

●卷三十六 选举考九

○举官

《虞书》：“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共惟帝臣。惟帝时举，敷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载采采（载，行。采，事也。称其人之有德，必举事以为验）。”禹曰：“何？”皋陶曰：“宽而栗（宽弘庄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乱，治也），扰而毅（扰，顺也。毅，果也），直而温，简而廉（性简易而有廉隅），刚而塞（刚断而实塞），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明九德之常，以择人而官之）！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九德中有其三。宣，布；夙，早；浚，思也。卿大夫称家。言能日日布行三德，早夜思之，须明行之，可以为卿大夫）；日严敬六德亮采，有邦（严敬其身，行六德，可为诸侯）。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在官，百僚师师，百工惟时。抚于五辰，庶绩其凝。”

《周官》：“举能其官，惟尔之能；称匪其人，惟尔不任。”

按：古人之取士，盖将以官之，然则举士之与举官，非二途也。三代之时，法制虽简，而考核本明；毁誉既公，而贤愚自判。往往当时士之被举，未有不入官者也。降及後世，巧伪日甚，而法令亦滋多，遂以科目为举士之途，铨选为举官之途，二者各自为防闲检校之法。至唐，则以试士属之礼部，试吏属之吏部，於是科目之法、铨选之法，日新月异，不相为谋，盖有举於礼部而不得官者，不举於礼部而得官者，则士所以进身之涂辙，亦复不一，不可比而同之也，於是立举士、举官两门以统之。然三代、两汉之时，二者本是一事，故摭其事实，原其法意之详於士者入《举士门》，详於官者入《举官门》。然大概未尝各自立法，於後世之为也，故所纪多互见，必参考然後得之。

秦自孝公纳商鞅策，富国强兵为务，仕进之涂唯辟田与胜敌而已。至始皇遂平天下。

汉高祖十一年，诏曰：“贤士大夫既与我定有天下，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有肯从吾游者，吾能尊荣之。布告天下：其有意称明德者，御史、中执法、郡守必身劝勉，遣诣丞相府，署行、义及年。有而不言，觉，免。”（详见《举士门》）

景帝诏曰：“有市籍，赀多不得官，廉士寡欲易足。今赀算十以上乃得官，赀少则不得官，朕甚怜之。减至四算算得官。”（详及注见《赀选门》）

汉制，凡郡国之官，非傅相，其他既自署置，又调僚属及部人之贤者，举为秀才、廉吏，而贡於王庭，多拜为郎，居三署，无常员，或至千人，属光禄勋。故卿校、牧守居闲待诏，或郡国贡送、公车徵起，悉在焉。光禄勋复於三署中铨第郎吏，岁举秀才、廉吏，出为他官，以补阙员。

武帝元封五年，以名臣文武欲尽，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是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负俗，谓被世讥论也）。夫泛驾之马、斥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

先公曰：“汲黯常谏帝曰：‘陛下求贤甚劳，未尽其用，辄已杀之。以有限之士，供无已之诛，臣恐天下贤材将尽，陛下谁与共为治乎’？帝笑曰：‘有材不肯尽用，与无材同，不杀何施？’盖至是名臣文武欲尽，则黯之说十馀年而遂验矣。帝徒知杀之之易，而不知招之之难也，无怪乎诏下而无有应举者。虽然，帝於是春秋高而血气亦浸定矣。”

元帝永光元年，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淳厚、谦逊、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

师古曰：“始令丞相、御史举此四科人以擢用之，而见在郎及从官，又令光禄每岁依此科考校，定其第高下，用知其人贤否也。”

按：西都举人之法，如孝廉及贤良方正，有未仕而举者，有既仕而举者。至是，复诏举此四科。盖未仕者则以此开选举之门，而既仕者就以此定考课之法也。

成帝阳朔二年，奉使者不称，诏丞相、御史与中二千石、二千石，杂举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观。

元延元年，诏以日食、星陨，令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

哀帝建平元年，诏大司马、列侯、将军、中二千石、州牧、守、相，举孝弟淳厚能直言通政事，延於侧陋可亲民者各一人。

东汉之制，选举於郡国属功曹，於公府属东西曹，於天台属吏曹尚书，亦曰“选部”。

光武建武十二年，诏三公举茂材各一人、廉吏各一人，左右将军岁察廉吏各二人，光禄岁举郎茂材四行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岁察廉吏一人，监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材各一人。改前汉常侍曹尚书为吏部尚书，其所进用，加以岁月先後之次。又诏三公以四科辟召。（见《辟举门》）

旧制，光禄举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异者为茂材四行（四行，淳厚、质朴、谦逊、节俭也）。

明帝永平九年，令司隶校尉、部刺史岁上墨绶长吏视事三岁以上，理状尤异者各一人，与计偕上。

章帝时，诏复用前汉丞相故事，以四科辟士。凡所举士，先试之以职，乃得充选；其德行尤异不宜试职者，疏於他状；举非人兼不举者，罪。

武帝因董仲舒之言立制，故事在丞相府，今复用之。第一科补西曹南阁祭酒，二科补议曹，三科补四辞八奏，四科补贼决。

和帝永元五年，诏曰：“选举良材，为政之本；科别行能，必由乡曲。而郡县举吏，不加简择，故先帝明敕在所，令试之以职，乃得充选，又德行尤异，不须经职者，别著状上。而宣布以来，出入九年，二千石曾不承奉，恣心从好，司隶、刺史讫无纠察。今新蒙赦令，且复申敕，後有犯者，显明其罚。在位不以选举为忧，督察不以发觉为务，非独州郡。是以庶官非人，下民被伤，由法不行故也。”

安帝永初二年，诏王主官属墨绶下至郎、谒者，其经明任博士，居乡里有廉清孝顺之称，国相岁移名，与计偕上尚书，公府通调，令得外补。

永初五年，诏三公、特进、九卿、校尉，举列将子孙明晓战阵任将帅者。

安帝时，三府任轻，陈忠上疏曰：“今之三公，虽当其名，而无其实，选举诛赏，一由尚书。尚书见任，重於三公。”

延光二年，诏选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书》、《毛诗》、《梁春秋》各一人。

顺帝阳嘉元年，诏曰：“者以来，吏政不勤，於灾咎屡臻，盗贼多有。退省所由，皆以选举不实，官非其人。令刺史、二千石之选归任三司（三公也）。其简叙先後，情高下，岁月之次，文武之宜，务存厥中。”

二年，郎ダ上疏曰：“今选举牧守，委任三府。长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岂复不归贡举者？”书奏，帝复使对尚书，ダ对曰：“今选举皆归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当则哲之重，每有选用，辄参之掾属，公府门巷，宾客填集，送去迎来，财货无已。其当迁者，竞相荐谒，各遣子弟，充塞道路，开长奸门，兴致浮伪，非所谓率由旧章。尚书职在几衡，宫禁严密，私曲之意，差不得通，偏党之恩，或无所用。选举之任，不如还在机密。”

按：自光武不任三公，事归台阁，故选举之任亦在尚书。今陈忠之说如彼，而郎觊之说复如此，要之，三公与尚书均是人也，得其人则皆能举贤，失其人则皆不免徇私。苟欲徇私，则何所不至？而谓其“职在机衡，宫禁严密，私意不得通”，疏矣。

永和三年，令大将军、三公举故刺史、二千石及见令、长、郎、谒者、四府掾属刚毅武猛谋谟任将帅者各二人，特进、卿、校尉各一人。

左雄举故冀州刺史冯直任将帅，直尝坐赃受罪，周举以此劾奏雄。雄曰：“诏书使我选武猛，不使我选清高。”举曰：“诏书使郡选武猛，不使郡选贪污也。”

桓帝时，纲纪隳紊，凡所选用，莫非情故。时议以州郡相阿，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两州之人，不得相临，遂有三互法（三互，谓婚姻之家及两州不得交互为官。是时，史弼迁山阳太守，其妻钜野薛氏女，以三互自上，转拜平原相）。禁网益密，选用艰难，幽、冀二州久缺，而公府限以三互，经时不补。议郎蔡邕上言曰：“幽、冀旧壤，缺职经时，而三府选举，逾月不定，而坐设三互，自坐留阂。昔韩安国起自徒中，朱买臣出於幽贱，并以才宜，还守本邦，岂复顾循三互，限以未制？愿蠲除近禁，无拘三互，以差厥中。”书奏，不省。

灵帝时，吕强上言：“旧典选举委任三府，三府有选，参议掾属，咨其行状，度其器能，受试任用，责以成功。若无可察，然後付之尚书举劾，请下廷尉，覆按虚实，行其诛罚。今但任尚书，或复敕用。如是，三公得免选举之负，尚书亦复不坐，责赏无归，岂肯空自劳苦乎？”

黄琬为五官中郎将，陈蕃为光禄勋，深相敬待，数与议事。旧制，光禄举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异者为茂才四行。时权富子弟多以人事得举，而贫约守志者以穷退见遗。京师为之谣曰：“欲得不能，光禄茂材。”於是琬、蕃同心，显用名士，平原刘醇、河东朱山、蜀郡殷参等并以才行蒙举。蕃、琬遂为权富郎所见中伤，坐免官禁锢。

曹公初建魏府，以毛、崔为东曹掾吏，铨衡人物，选用先尚勤俭，於是天下士人皆砥砺名节，务从约损。和洽言於公曰：“天下大器，在位与人，不可以一节俭也。俭素过中，自以处身则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仪，吏有著新衣好车者，不谓之廉洁。至令士大夫故辱其衣，藏其舆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壶飧，以入官寺。夫立教观俗，贵处中庸，为可继也。今崇一概难堪之行，以检殊途，勉而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务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诡之行，则容伪矣。”

魏文帝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见《举士门》）

汉昭烈既崩，诸葛孔明秉政，惩恶举善，量能授任，不计资叙。时犍为郡守李严以杨洪为功曹，严未去郡，而洪以才能已为蜀郡守。洪门下书佐何有才策，洪未去郡，而已为广汉郡守。

孙氏有江东，选曹尚书主选举。吴郡暨艳性峭刻，好清议，为尚书，以郎署混淆，多非其人，艳欲激浊扬清，别其善否，乃选三署，皆贬高就下，降损数等，其居位贪婪，志节卑污者，皆以为军吏，置之营府。於是怨声嚣然，竞言艳用私情，亏公法，艳坐自杀。

明帝太和之後，俗用浮靡，递相标目，而夏侯、诸葛、何、邓之俦，有“四聪”、“八达”之称，帝深所嫉恶。於是士大夫之有名声者，或禁锢废黜以惩之。帝曰：“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吏部尚书卢毓曰：“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

其後士人多务进趋，廉逊道缺，刘著《崇让论》以矫之，其略曰：“古圣王之化天下，所以贵让者，欲以出贤才，息争竞也。夫人情莫不欲已之贤也，故劝令让贤以自明贤也，岂假让不贤哉！故让道兴，贤能之人不贤而自至出矣，至公之举自立矣，百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择众官所让最多者而用之，审才之道也。在朝之土相让於上，下皆化之，推贤让能之风从此生矣。为一国所让，则一国士也；天下所共推，则天下士也。推让之风行，则贤不肖灼然殊矣。故非时独乏贤也，时不贵让，一人有先众之誉，毁必随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虽令稷、契复存，亦不复全其名矣。能否混杂，优劣不分，士无素定之价，官职有缺，主选之吏不知所用，但按官次而举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势家之子，则必为有势者之所念也。非能独贤，因其先用之资而复迁之无已，不胜其任之病发矣。夫一时在官之人，虽杂有凡猥之材，其中贤明者亦多矣，岂可谓皆不知让贤为贵耶？直以时皆不让，习以成俗，故遂不为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闻，名之谢章，所由来尚矣。原谢章之本意，欲进贤能以谢国恩也。昔舜以禹为司空，禹拜稽首，让於稷、契及咎繇，益让熊罴，伯夷让夔、龙。唐、虞之时，众官初除，莫不皆让也。谢章之义，盖取於此。季代不能让贤，虚谢见用之恩而已。相承不变，习俗之失也。夫叙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让贤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让，徒费简纸者，皆绝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贤能而让之矣，让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择三司所让最多者而用之，此为一公缺，三公已豫选之矣。且主选之吏，不必任公而选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选一公为详也。推之四征、尚书、郡守皆然。夫众官百郡之让，与主者共相比，不可同岁而论也。贤愚皆让，百姓耳目尽为国耳目。夫人情争则欲毁已所不如，让则竞推於胜已。故世争则毁誉交错，优劣不分，难得而详也；时让则贤智显出，能否之美，历历相次，不可得而乱也。当此时也，能退身修己者，让之者多矣，虽欲守贫贱，不可得也；驰骛进取而欲人见让，犹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智皆知进身求通，非修之於已则无由矣，浮声虚论，不禁而自止矣。”

齐王嘉平初，夏侯元请使官长各考其属能否，而中正则惟考行迹。（详见《举士门》）

晋武帝泰始七年，诏公卿以下举将帅各一人。

太康九年，令内外群官举清能，拔寒素。又令举守令之才。

晋依魏氏九品之制，内官吏部尚书、司徒、左长史，外官州有大中正，郡国有小中正，皆掌选举。凡吏部选用，必下中正徵其人居及祖父官名。

山涛为吏部尚书，再居选职，共十有馀年。每一官缺，辄启拟数人，诏旨有所向，然後显奏，随帝意所欲为先。故帝之所用，或非举首，众情不察，以涛轻重任意。或谮之於帝，故帝手诏戒涛曰：“夫用人惟才，不遗疏远单贱，天下便化之。”而涛行之自若，一年之後，众情乃浸。涛所奏甄拔人物，各为题目，时称“山公启事”。

侍中彭权迁，当选代。按：“雍州刺史郭奕高简有雅量，在朝廷足以肃正左右；卫将军王济才高美茂，後来之冠，此二人诚顾问之秀。圣意倘惜济主兵者，骁骑将军荀恺智器明敏，其典宿卫，终不减济。博士祭酒庾纯强正有学义，亦堪此选。国学初建，王、荀已亡，纯能其事，宜当小留，粗立其制，不审宜尔有当圣旨者否？又尚书令缺，宜得其人。征南大将军祜体义立政，可以肃整朝廷。”又云：“有疾苦者，大将军虽不整，正须筋力，戎马间犹宜得健者。征北大将军贞正静一，中书监荀勖达练事物。三者皆人彦，不审有可参举者不？”

王戎迁尚书左仆射，领吏部，始为甲午制。凡选举皆先治百姓，然後授用。司隶傅咸奏戎，曰：“《书》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今内外群官，居职未期而戎奏还，既未定其优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诈由生，伤农害政。戎不仰依尧舜典谟，而驱动浮华，亏败风俗，宜免戎官。”戎与贾、郭通亲，竟得不坐。戎与时卷舒，自经典选，未尝进寒素，退虚名，但与时浮沉，户调门选而已。

王戎有人伦鉴识，尝目山涛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能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彻，於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表物。谓裴拙於用长，荀勖工於用短，陈道宁纟畏々（初六反）如束长竿。族弟敦有高名，戎恶之。敦每候戎戎，辄疾不之见，敦後果为逆乱。其鉴赏先见如此。

按：西晋时，以吏部尚书执用人之柄，山涛、王戎相继居是职，二人虽贤否不同，而皆有知人之鉴。《巨源启事》中所处分者，内则要地，外则方面；戎所评议者，亦一时名胜，非後进小吏也。盖当时尚书权任之重如此。後来居是职者，既未尝有二公之鉴识，且其所权衡，不过么么微官，所谓“唯取年劳，不简贤否，使义均行雁，次若贯鱼，勘簿呼名，一吏足矣，数人而用，何谓铨衡”者是也。近世叶水心言：“今之大臣，以堂除与人者，乃昔日铨选常行之事。大臣不知其职任有大於此者，而止以堂除为宰相之大权，则怪铨选为奉行文书之地也。使今日铨选得稍稍自用，若堂除之选尽归铨部，然後大臣知职任，而铨选亦能少助朝廷用人，尚书、侍郎不虚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