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

粗立纲制。凡是百司之长兼副贰等官，及两省供奉之职，并因察举劳效，须加奖任者，并宰臣叙拟以闻，其馀台省属僚，请委长官选择，指陈才实，以状上闻。一经荐扬，终身保任，各於除书之内，具В举授之由，示众以公，明章得失。得贤则进考增秩，失实则夺俸赎金，亟得则α升，亟失则黜免。非止搜扬下位，亦可阅试大官，前志所谓‘达观其所举’，即此义也。自蒙允许，即以宣行。南宫举人，才至十数，或非台省旧吏，则是使府佐僚，累经荐延，多历仕任。议其资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闻於阙败。而议者遽以腾口，上烦圣聪，道之难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务徇物情，因谓举荐非宜，复委宰臣拣择。崇任辅弼，博采舆词，可谓圣德之盛者。然於委任责成之道，听言考实之方，闲邪存诚，犹恐有阙。所谓‘委任责成’者，将立其事，先择其人；既得其人，谨谋其始；既谋其始，详虑其终。终始之间，事必前定，有疑则勿果於用，既用则不复有疑。待终其谋，乃考其事。事愆於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协於初者，赏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赏者无所与逊，见黜者莫得为辞。夫如是，则苟无其才，孰敢当任？苟当其任，必得竭才，此古之圣王委任责成，无为而理之道也。所谓‘听言考实’，虚受广纳，洪接下之规；明目达聪，广济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听之於言；欲辨言之真虚，不可不考之於实。言事之得者，勿即谓是，必原其所得之由；言事之失者，勿即谓非，必穷其所失之理。称人之善者，必详考行善之迹；论人之恶者，必明辨为恶之端。凡听其言，皆考其实；既得其实，又察以情；既尽其情，复稽於众。众议、情、实，必参相得，然後信其说，奖其诚，如或矫诬，亦明罚。夫如是，则言者不壅，听之不劳，无浮妄乱教之谈，无阴邪害善之说，无轻信见欺之失，无潜陷不辩之冤，此古之圣王听言考实，不出户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既纳臣而用之，旋闻横议而止之，於臣谋不责成，於横议不考实，此乃谋失者得以辞其罪，议曲者得以肆其诬。率是以行，触类而长，固无必定之计，亦无必实之言。计不定则理道难成，言不实则小人得志，国家所病，常必由之。圣旨以为外议云：‘诸司所举皆有情故，兼受贿赂，不得实才者。’臣请陛下当使所言之人，详陈所犯之状，某人受贿，某举有情，陛下然後以事质於臣，臣复以事质於举主。若便首伏，则据罪抵刑；如或有词，则付法阅实。谬举者必行其罚，诬善者亦反其辜，自然宪典克明，邪慝不作。惩一沮百，理之善经，何必贷其奸赃，不加辩诘，私其公议，不出主名，使无辜见疑，有罪获纵，枉直同贯，人何赖焉。圣旨又以‘官长举人，法非稳便，令臣并自拣择，不可信任诸司者。’伏以宰辅，常制不过数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极，必不能遍谙多士，备阅群才。若令悉命群官，理须辗转询访，是则变公举为私荐，易明扬以暗投。倘如议者之言，所举多有情故，举於君上，且未绝私，荐於宰臣，安肯无诈。失人之弊，必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谤，虽则秉钧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访所亲，转为所卖。其弊非远，圣鉴明知。今又将徇浮言，专任宰臣除吏，宰臣不遍谙识，踵前须访於人。若访於亲朋，则是悔其覆车，不易其前辙之失也；若访於朝列，则是求其私荐，必不如公举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详择焉。恐不如委任长官，谨简僚属，所拣既少，所求亦精，得贤有鉴识之名，失实当ウ谬之责。人之常性，莫不爱身，况於台省长官，皆是久当朝选，孰肯徇私妄举，以伤名取责者乎？所谓台省长官，即仆射、尚书、左右丞、侍郎及侍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择辅相，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则往日台省长官也；今之台省长官，乃将来之宰臣也。但是职名暂异，固非行举顿殊。岂有为长官之时，则不能举一二属吏，居宰臣之位，则可择千百具僚？物议悠悠，其惑斯甚。圣人制事，必度物宜，无求备於一人，无责人於不逮，尊者领其要，卑者任其详。是以人主择辅臣，辅臣择庶长，庶长择僚佐，所任愈崇，故所择愈少，所试渐下，故所举渐轻。进不失伦，则杜绝徼求，将务得人，无易於此。是故选自卑远，始升於朝者，各委长吏任举之，则下无遗贤矣；於周行，既任以事者，於是宰臣序进之，则朝无旷职矣；才德兼茂，历事不逾者，然後人主将任之，则海内无遗士矣。夫求才贵广，考课贵精。求广在於各选所知，长吏之荐择是也；考精在於按名责实，宰臣之序进是也。求不广，则下位罕进；下位罕进，则用常乏人；用常乏人，则惧旷庶职；惧旷庶职，则苟取备员，是以考课之法不暇精也。考课不精，则能否无别；能否无别，则砥砺渐衰；砥砺渐衰，则职业不举；职业不举，则品格浸微，是以贤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於不广求人之道，而务选士之精；不思考课之行，而望得人之美。是以望得弥失，务精益粗，塞源浚流，未见其可。臣欲详惩旧说，伏虑听览为烦，粗举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则天太后践祚临朝，欲收人心，尤务拔擢，洪委任之意，开汲引之门，进用不疑，求访无倦，非但人得荐士，亦得自举其才。所荐必行，所举辄试，其於选士之道，岂不伤於容易哉？然而课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太后不惜爵位，以宠四方豪桀自为助，虽妄男子，言有所合，辄不次官之；至不称职，寻亦废诛不少纵，务取实才真贤，故当时有“把推碗脱”之语。而一时所得，如姚崇、宋辈，皆足以建开元之太平。事见《则天传》）。此乃近於求才贵广、考课贵精之效也。陛下诞膺宝历，思致理平，虽好贤之心有逾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时。盖由鉴赏独任於圣聪，搜择颇难於公举，但速登延之路，罕施拣之方。遂使先进者渐益凋讹，後来者不相接续，施一令则谤沮互起，用一人则疮立成。此乃失於选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德宗天资猜忌，用人太精，东省闭阁累月，南台惟一御史）。则夫举用之法，伤易而得人；陛下慎简之规，太精而失士。是知虽易於举用，而不易於苟容，则所易者足广得人之资，不为害也；不精於法制，而务精於选才，则所精者足梗进贤之途，不为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长，必有所短。若录长补短，则天下无不用之人，责短舍长，则天下无不弃之士。加以情有憎爱，趣有异同，假使圣如伊、周，贤如杨、墨，求诸物议，孰免讥嫌？昔子贡问於孔子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盖以小人、君子，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恶君子，亦如君子之恶小人。将察其情，在审其听，听君子则小人道废，听小人则君子道消。今陛下谨选宰臣，必以为重於庶品；谨择长吏，必以为愈於末流。及至宰臣献规，长吏荐士，陛下则但纳横议，不稽始谋。是乃任以重者轻其言，待以轻者重其事，且又不辨所毁之虚实，不校所议之短长，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将使人无所措其手足，岂独选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

贞元四年，吏部奏：“艰难以来，年月积久，两都士类，散在远方，三库敕甲，又经失坠，因此人多罔冒，吏或诈欺。分见官者谓之‘擘名’，承已死者谓之‘接脚’，乃至制、敕、旨、皆被改张毁裂。如此之色，其类颇多，所以选集加众，真伪混然。谨具由历状样，乞委观察使、诸州府县，於界内应有出身以上，合依样通状发到所司攒勘，即奸伪必露，冤抑可明。”

贞元九年，御史中丞韦正伯劾奏称：“吏部贞元七年冬京兆府逾滥解送之人，已授官总六十六人。或有不到京铨试，选授官告；又按选格铨状自书，试日书迹不同，即放；殿选违格文者，皆不复验；及降资不尽，或与注官。伏以承前选曹，乖谬未有如此，遂使衣冠以贫乏待阙，奸滥以贿赂成名，非陛下求才审官之意。”由是刑部尚书刘滋以前任吏部尚书，及吏部侍郎杜黄裳皆坐削阶。

韩愈《赠张童子序》曰：“天下之以明二经举於礼部者，岁至三千人。始自县考试定其可举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与是数焉。州若府总其属之所升，又考试之如县，加察详焉，举其可举者，然後贡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与是数焉，谓之‘乡贡’。有司总州府之所升而考试之，加察详焉，第其可进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属之吏部，岁不及二百人，谓之‘出身’，能在是选者，厥惟艰哉！二经章句仅数十万言，其传注在外皆诵之，又约知其大说，繇是举者或远至十馀年，然後与乎三千之数，而升於礼部矣；又或远至十馀年，然後与乎二百之数，而进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终身不得与者焉。”

按：如昌黎公之说，则知唐选举之法，州府所升者试之礼部，礼部所升者试之吏部，其法截然；且礼部所升之士，其中吏部之选十不及一，可谓难矣。然观御史韦正伯所劾奏贞元七年冬京兆府逾滥解送之人，已授官总六十六人，则似未经礼部者径入吏部。又《会要》称太和元年中书门下奏：‘凡未有出身，未有官，如有文学，抵合於礼部应举；有出身，有官，方合於吏部赴科目选。近年以来，格文差互，多有白身及散、官并称乡贡者，并赴科目选。及注拟之时，即妄论资次，曾无格例，有司不知所守。’则知唐中叶以後，法度大段隳废紊乱矣。

宪宗时，宰相李吉甫定考迁之格，诸州刺史、四品以上皆五考。（见《考课门》）

杨於陵为吏部侍郎。初，吏部程判，别诏官参考，齐抗当国，罢之。至是，尚书郑馀庆移疾，乃循旧制。於陵建言：“他官但第判能否，不知限员，有司计员为留遣之格，事不相谋，莫如勿置。”於是有诏三考官止较科目选，至常调悉还吏部。又请修甲历，南曹置簿相检实，吏不能为奸。

初，吏部选才，将亲其人，覆其吏事，始取州县案牍疑议，试其断割，而观其能否，此所以为“判”也。后日月浸久，选人猥多，案牍浅近，不足为难，乃采经集古义，假设甲乙，令其判断。既而来者益众，而通经正籍又不足以为问，乃徵僻书曲学隐伏之义问之，唯惧人之能知也。（张有《龙筋凤髓判》，《白乐天集》有《甲乙判》，《元微之集》亦有判百馀篇）

容斋洪氏《随笔》曰：“唐铨选以身、言、书、判择人。既以书为艺，故唐人无不工楷法；以判为贵，故无不习熟，而判语必骈俪，今所传《龙筋凤髓判》及《白乐天集 甲乙判》是也。自朝廷至县邑，莫不皆然，非读书善文不可也。宰臣每启拟一事，亦必偶数十语，今郑畋敕语、堂判犹存。世俗喜道琐细遗事，参以滑稽，目为‘花判’。其实乃如此，非若今人握笔据案，只署一字亦可。国初尚有唐馀波，久而革去之，但貌体丰伟，用以取人，未为至论。”

按：唐取人之法，礼部则试以文学，故曰策，曰大义，曰诗赋；吏部则试以政事，故曰身，曰言，曰书，曰判。然吏部所试四者之中，则判为尤切，盖临政治民，此为第一义，必通晓事情，谙练法律，明辨是非，发摘隐伏，皆可以此觇之。今主司之命题，则取诸僻书曲学，故以所不知而出其所不备；选人之试判，则务为骈四俪六，引援必故事，而组织皆浮词。然则所得者，不过学问精通、文章美丽之士耳。盖虽名之曰判，而与礼部所试诗赋、杂文无以异，殊不切於从政，而吏部所试为赘疣矣。陵夷至於五代，干戈侵寻，士失素业，於是所谓试判，遂有一词莫措，传写定本，或只书“未详”，亦可应举。盖判词虽工，亦本无益，故及其末流，上下皆以具文视之耳。

文宗太和元年八月，敕：“诸道、诸军、诸使应奏判官，并每年冬荐等所奏判官，除新开幕府据元额署外，其向後奏请，如是元阙，即云：‘阙某职，今奏某人充。’如已有，今更奏，即云：‘某职某人缘某事停，奏某人替。’其前使下台省官合冬荐者，除府使罢外，既有荐用，当其要籍，不合便称去职。自今已後，如带职掌授台省官两考者，不在冬荐限；如其实有故罢免者，亦须待授官周岁，然後许冬荐，状中具言罢免事故。其他据品秩合冬荐者，则依元敕。”

太和二年三月，都省奏落下吏部三铨注今春旨甲内超资官洪师敏等六十七人。敕：“都省所执是格，铨司所引是例，互相陈列，颇似纷纭。所贵清而能通，亦犹议事以制。今选已满，方此争论，选人可哀，难更停滞。其三铨已授官，都省落下者，并依旧注，重与团奏，仍限五日内毕。其如官超一资、半资，以今授稍优者，至後选日量事降折。尚书、侍郎注拟不一，致令都省以此兴词，郑、丁公著宜罚一季俸。东铨所落人数较少，杨嗣复罚两月俸。其今年选格，仍分明标出近例，冀绝徼求。”时尚书左丞崔弘景以吏部注拟多不守文，选人中侥幸者众，纠按其事，落下甲敕选人辈，惜已成之官。经宰相喧诉，故特降此敕。

七年，中书门下奏：“今後请京兆、河南尹及天下刺史，各於本府、本道常选人中，择堪为县令、司录、录事参军人，具课绩、才能闻荐。其诸州先申牒观察使，都加考覆，申送吏部。至选集日，不要就选场更试书判，吏部尚书、侍郎引诣选曹，试时务状一道，访以理民之术，及自陈历仕以来课绩，令其一一条对，择其理识优长者，以为等第，便以大县注拟。如刺史所举并两人得上下考者，就加爵秩；在任年考已深者，优与进改。其县令、录事参军得上下考兼陟状者，许非时放选。如犯赃至一百贯已下者，举主量削阶秩；一百贯已上者，移守僻远小郡。观察使委中书门下奏听进止。所举人中两人善政、一人犯赃，亦得赎免，其犯赃官永不齿录。”从之。

昭宗天元年，敕：“应天下州府令、录，并委吏部三铨注拟。自四月十一日以後，中书并不除授。或诸道荐奏量留，即度可否施行。”

《杜氏通典》评曰：“按秦法，唯农与战始得入官。汉南孝悌、力田、贤良、方正之科，乃时令徵辟，而常岁郡国率二十万口贡止一人。约计当时推荐，天下才过百数，则考精审择，必获器能。自兹厥後，转益烦广。我开元、天宝之中，一岁贡举凡有数千，而门资、武功、艺术、胥吏，众名杂目，百户千途，入为仕者又不可胜纪，比於汉代，且增数十百倍，安得不重设吏职，多置等级，递立选限以抑之乎？常情进趋，共慕荣达，升高自下，由迩陟遐，固宜骤历方至，何暇淹留著绩。秦氏列郡四十，两汉郡国百馀，太守入作公卿，郎官出宰县邑，便宜从事，阙略其文，无所可否，责以成效，寄委斯重，酬奖亦崇。今之部符三百五十，郡县差降，复为八九，邑之俊，不得有之，事之利病，不得专之，八使十连，举动咨禀，地卑礼薄，事下任轻，诚曰徒劳，难阶超擢，容易而授，理固然也。始，後魏崔亮为吏部尚书，无问贤愚，以停解日月为断，时沉滞者皆称其能。魏之失才，实从亮始。洎隋文帝，素非学术，盗有天下，不欲权分，罢州郡之辟，废乡里之举，内外一命，悉归吏曹，才厕班列，皆由执政。则执政参吏部之职，吏部总州郡之权，罔惩体国推诚、代天理物之本意，是故铨综失叙，受任多滥。岂有万里封域，九流丛凑，抡材受职，仰成吏曹，以俄顷之周旋，定才行之优劣，求无其失，不亦谬欤！而後有司尊贤之道，先於文华；辨论之方，择於书判。靡然趋尚，其流猥杂。所以阅经号为‘倒拔’，徵词同乎射覆，置循资之格，立选数之制，压例示其定限，平配绝其逾涯，或糊名考，或十铨分掌。苟济其末，不澄其源，则吏部专总，是作程之弊者；文词取古，是审才之末者；书判又文词之末也。凡为国之本，资乎人；人之利害，系乎官政。欲求其理，在久其任；欲久其任，在少等级；欲少等级，在精选择；欲精选择，在减名目。俾士寡而农工商众，始可以省吏员，始可以安黎庶矣。诚宜斟酌理乱，详览古今，推仗至公，矫正前失。或许辟召，或令荐延。举有否臧，论其诛赏，课绩以考之，升黜以励之。振斯元刂弊，其效甚速，实为大政，可不务乎！”

●卷三十八 选举考十一

○举官

後唐庄宗同光二年，自唐末丧乱，绅之家，或以告敕鬻於族姻，遂乱昭穆，至有舅叔拜甥侄者。选人伪滥者众，郭崇韬欲革其弊，请令铨司精加考核。时南郊行事官千二百人，注官者才数十人，涂毁告身者十之九。选人或号泣道路，或馁死逆旅。

明宗天成二年，制：“选人或因远地干戈、私门事故，遂至过格。今後如过格十年外，不在赴集之限。又据长定格，选人中有隐忧者殿五选。伏以人伦之贵，孝道为先，既有负於尊亲，定不公於州县，有伤风化，须峻条章。今後诸色官员内，有隐忧冒荣者，勘责不虚，终身不齿，其入仕告敕，并付所司焚毁。”

三年，敕：“北京及河北诸道摄官内，有庄宗御署及朕署，便与据正官资叙；其伪朝授官，勘验不虚，亦同告身例处分。兴元以西，曾授伪蜀爵命敕，到後一周年为限，各於本罢任处投状分析，申奏点勘，出限不叙理。”

中书奏：“吏部流外铨诸色选人试判两节，并不优劣等第与官资。其业文者，任徵引古今；不业文者，但据事理判断可否，不当罪在有司。吏部南曹关：‘今年及第进士内，《三礼》刘莹等五人，所试判语皆同。’勘状称：‘晚逼试期，偶拾得判草写净，实不知判语不合一般者。’”敕：“贡院擢科，考详所业；南曹试判，激劝效官。刘莹等既不攻文，只合直书其事，岂得相传藁草，侮渎公场？及至定期覆试，果闻自惧私归，宜令所司落下放罪，许再赴举。”其年十月，敕：“访闻每年及第举人牒试、吏部关试，判题虽有，判语全无，只见各书‘未详’，仍或正身不至。如斯乖谬，须议去除。此後关送举人，委南曹官吏准格考试。如是进士并经学及第人，曾亲笔砚，其判语即须缉构文章，辨明治道；如是委无文章，许直书其事，不得只书‘未详’。如开试时，正身不到，又无请假文书，牒贡院，申奏停落。”

按：唐以试判入仕，五季因之，然以此三条观之，其为文具可知也。有如流外铨，必胥吏之徒，非以文学进身者，则所对不责其引徵古今，但据事理判断，诚是也。至於及第进士，而乃一词莫措，传写定本，雷同欺诳，至烦国家立法，明开曾亲笔砚、委无文章两途以处之，则乌取其为进士乎？况正身多不至，则所谓试者，不过上下相与为欺耳，可无试也。

长兴二年，敕：“举选之众，例是艰辛，曾因兵火之馀，多无敕甲，不有详延之路，永为遐弃之人。其失坠告身者，先取本人状，当授官之日，何人判铨？与何人同官？上任、罢任与何人交代？仍勘历任处州县，如实，则别取命官三人保明施行。”

周世宗显德元年，初令翰林学士、两省官举令录。除官之日，署举者姓名，若贪秽败官，连坐。

宋朝之制，凡入仕有贡举、奏荫、摄署、流外、从军五等。吏部铨唯注拟州县官。旧幕职皆使府辟召，国朝但吏曹拟授。京诸司六品以下官皆无选，中书特授。周朝每藩郡有阙，或遣朝官权知。太祖始削外权，牧伯之阙，止令文臣权莅。其後，内外皆非本官之职，但以差遣为资历。京朝官则审官院主之，使臣则三班院主之，少卿、监以上、刺史、副率内职，中书、枢密院主之。

太祖皇帝建隆三年，诏：“常参官并翰林学士内有尝佐藩郡及历州县官者，各保举堪充幕职、今录一人，不必以亲为避，但条析具实以闻，当於除授制书辨其举主，它日有所犯不如举状，连坐之。”

知制诰高锡奏：“请许人讦告滥举，所告不实者罪之，得实者白身授以官，有官者优擢，非仕宦者赏缗钱。”从之。

四年，诏：“自前藩镇多奏初官人为掌书记，颇越资序。自今历两任有文学者，方得奏举。”又诏陶等於见任前任幕职、州县官中举堪为藩郡通判者一人，如谬举，量事连坐。又诏：“自今诸州吏民不得即诣京师举留即度、观察、防御、团练等使，刺史、知州、通判、幕职、州县等官。若实以治行尤异著名，吏民固欲借留，或请立碑颂德者，许即於本处陈述，以俟上报。”真宗咸平时，复诏禁之。

乾德二年，诏翰林学士等四十二人，各举才堪通判者各一人。又诏吏部南曹，以人才可副升擢者送中书门下引验以闻。上虑铨衡止凭资历，或英才沈於下僚故也。

开宝四年，诏：“自今诸州不得以摄官视事，其阙员处，即时以闻，当委有司除注。”十一月，又诏：“近以诸道摄官，悉令罢去，及虑若更民政，欲著吏能，雷同遐弃，良可惜也。宜委有司按其历任，经三摄无旷败，即以名闻。任伪署者不在此限。”

五年，先时，令诸州印发春季选人文解，自千里至五千里外，分定日限为五等，各发离本处，及京百司文解，并以正月十五日前到省，馀季准此。若州府违限及解状内少欠事件，不依程式，本判官、录事参军、本曹官罚置殿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