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

。可损可益者户也，是以虚耗之馀，并缘为弊，而版籍难凭。杜氏《通典》以为我国家自武德初至天宝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汉室，而人户才比於隋氏，盖有司不以经国驭远为意，法令不行，所在隐漏之甚。其说是矣，然不知庸、调之征愈增，则户口之数愈减，乃魏晋以来之通病，不特唐为然也。汉之时，户口之赋本轻，至孝宣时又行蠲减，且令流徒者复其赋，故胶东相王成遂伪上流民自占者八万馀口以徼显赏。若如魏、晋以後之户赋，则一郡岂敢伪占八万口，以贻无穷之逋负乎？陆宣公又言：“先王制赋入，必以丁夫为本，无求於力分之外，无贷於力分之内。故不以务穑增其税，不以辍稼减其租，则播种多；不以殖产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调，则地著固；不以饰励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则功力勤。如是，故人安其居，尽其力。”此虽名言，然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均是人也，而才艺有智愚之不同；均营生也，而时运有屯亨之或异。盖有起穷约而能自致千金，其馀力且足以及他人者；亦有蒙故业而不能保一簪，一身犹以为累者，虽圣人不能比而同之也。然则以田定赋，以家之厚薄为科敛之轻重，虽非盛世事，而救时之策不容不然，未宜遽非也。

贞元三年，时岁事丰稔，上因畋入民赵光奇家，问：“百姓乐乎？”对曰：“不乐。”上曰：“时丰，何故不乐？”对曰：“诏令不信，前云两税之外悉无他徭，今非税而诛求者殆过於税，诏书优恤，徒空文耳。”宪宗末年，度支、盐铁与诸道贡献尤甚，有助军及平贼贺礼、上尊号贺物。穆宗即位，一切罢之，两税外加率一钱以枉法赃论。然务姑息，赏赐诸军不可胜纪，用不能节。

自建中定两税而物轻钱重，民以为患，至穆宗时四十年。当时为绢二疋半者为八疋，大率加三倍。豪家大商积钱以逐轻重，故农人日困，末业日增。帝亦以货轻钱重，民困而用不充，诏百官议革其弊。议者多请重挟铜之律，户部尚书杨於陵言：“大历以前，淄青、太原、魏博杂铅铁以通时用，岭南杂以金、银、丹砂、象齿，今一用泉货，故钱不足。今宜使天下两税、榷酒、盐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钱，悉输以布帛粟，则人宽於所求，然後出内府之积，收市廛之滞，广山铸之数，限边裔之出，禁私家之积，则货日重而钱日轻矣。”宰相善其议。由是两税、上供、留州皆易以布帛、丝纩，租、庸、课、调不计钱而纳布帛，惟盐酒本以榷率计钱，与两税异，不可去钱。

时货轻钱重，与留州、送使，所在长吏又降省估使就实估，以自封殖，而重赋於人。裴为相，奏请天下留州、送使物，一切令就省估，其所在观察使仍以其所莅之郡租赋自给，若不足，方许徵於支郡、其诸州送使额变为上供，故疲人稍息肩。

会昌元年，敕：“今後州县所徵科斛斗，一切依额为定，不得随年检责。数外加有荒闲陂泽山原，百姓有人力能垦辟耕种，州县不得辄问所收苗子，五年不在税限，五年之外依例纳税。於一乡之中，先填贫户欠阙，如无欠阙，则均减众户合徵斛斗，但令不失元额，不得随田加率。仍委本道观察使每年收成之时，具管内垦田顷亩及合徵科斗数，分析闻奏。数外有剩纳人户斛斗，刺史以下重加惩贬。”

大中二年，制：“诸州府县等纳税，合先差优长户车牛，近者多是权要富豪悉请留县输纳，致使贫单之人须雇脚搬载。今後其留县并须先饶贫下不支济户，如有违越，官吏重加科殿。”

四年，制：“百姓两税之外，不许分外更有差率，委御史台纠察。其所徵两税疋段等物，并留州、留使钱物，纳疋段虚实估价及见钱，从前皆有定制。如闻近日或有於虚估疋段数内实徵，估物及其分数，亦不尽依敕条、宜委长吏切守，如有违越必议科惩。又青苗两税本系田土，地既属人，税合随去。从前赦令，累有申明，豪富之家尚不恭守。以後州县觉察，如有此比，须议痛惩，地勒还主，不理价直。”

按：两税不徵粟帛而徵钱，吏得为奸以病民。穆宗时尝复旧制徵粟帛矣，今复有此令，岂又尝变易邪？计货徵钱，必有估直，而估乃有虚实之异。舞文如此，今禁其於定制外多科，固不若仍复粟帛之徵，则自不能多求於定数之外也。

昭宗末，诸道多不上供，惟山南东道节度使赵匡凝与其弟荆南留後匡明委输不绝（详见《国用门》）。

光启三年，张全义为河南尹。初，东都经黄巢之乱，遗民聚为三城以相保，继以秦宗权、孙儒残暴，仅存坏垣而己。全义初至，白骨蔽地，荆棘弥望，居民不满百户。全义麾下才百馀人，乃於麾下选可使者十八人，命曰“屯将”，人给一旗一榜，於旧十八县中令招农户自耕种，流民渐归。又选可使者十八人，命曰“屯副”，民之来者绥抚之，除杀人者死，馀但加杖，无重刑，无租税，归者渐众。又选谙书计者十八人，命曰“屯判官”。不一二年，每屯户至数千，於农隙选壮者教之战阵，以御寇盗。关市之赋，迨於无籍。刑宽事简，远近趋之如市。五年之後，诸县户口率皆归复，桑麻蔚然，野无旷土，其胜兵大县至七千人，小县不减二千人，乃奏置令佐以治之。全义明察，人不能欺，为政宽简，出见田畴美者，辄下马与僚佐共观之，召田主劳以酒食。有蚕麦善收者，或亲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赐以茶采衣物。民言张公不喜声伎，见之未尝笑，独见佳麦良茧则笑耳。有田荒秽者，则集众杖之。或诉以乏人牛，则召邻里责之曰：“彼诚乏人牛，何不助之？”由是邻里有无相助，比户有积蓄，在洛四十年，遂成富庶。

按：唐末盗贼之乱，振古所未有，洛阳四战之地，受祸尤酷。全义本出郡盗，乃能劝农力本、生聚教诲，使荒墟为富实。观其规画，虽五季之君号为有志於民者所不如也。贤哉！

後唐庄宗即位，推恩天下，除百姓田租，放诸场务课利欠负者。而租庸使孔谦悉违诏督理，更制括田竿尺，尽率州使公廨钱。天下怨苦，民多流亡，租税日少。

容斋洪氏《随笔》曰：“朱梁之恶，最为欧阳公《五代史记》所斥詈，然轻赋一事，《旧史》取之，而《新书》不为拈出。其语云：‘梁祖之开国也，属黄巢大乱之馀，以夷门一镇，外严烽候，内辟莱，厉以耕桑，薄其租赋，士虽苦战，民则乐输，二纪之，俄成霸业。及末帝与庄宗对垒於河上，河南之民虽困於辇运，亦未至流亡，其义无他，盖赋敛轻而邱园可恋也。及庄宗平定梁室，任吏人孔谦为租庸使，峻法以剥下，厚敛以奉上，民产虽竭，军食尚亏，加以兵革，因以饥馑，不三四年，以致颠陨，其义无他，盖赋役重而寰区失望故也。’予以事考之，此论诚然，有国家者之龟鉴也。《资治通鉴》亦不载此一节。”

吴徐知诰为淮南帅，以宋齐邱为谋主。先是，吴有丁口钱，又计亩输钱，民甚病之。齐邱以为钱非耕桑所得，使民输钱，是教之弃本逐末也，请蠲人口钱，自馀税悉收帛纟由绢，疋直千钱者，税三十。知诰从之，由是旷土尽辟，国以富强。

容斋洪氏《随笔》曰：“自用兵以来，民以见钱纽纳税直，既为不堪，然於其中所谓和买折帛，尤为名不正而敛最重。偶阅大中祥符太常博士许载著《吴唐拾遗录》，所载多诸书未有者，其《劝农桑》一篇正云：吴顺义年中，差官兴贩簿，定租税，厥田上上者，每一顷税钱二贯一百文，中田一顷税钱一贯八百，下田一顷千五百，皆足陌见钱，如见钱不足，许依市价折以金银。并计丁口课调，亦科钱。宋齐邱时为员外郎，上策乞虚抬时价，而折纟由、绢、绵本色，曰：‘江淮之地，唐季以来战争之所，今兵革乍息，黎始安，而必率以见钱，折以金银，此非民耕凿可得也。必兴贩以求之，是为教民弃本逐末耳。’是时绢每疋市价五百文，纟由六百文，绵每两十五文、齐邱请绢每疋抬为一贯七百，纟由为二贯四百，绵为四十文，皆足钱，丁口课调，亦请蠲除。朝议喧然沮之，谓亏损官钱，万数不少。齐邱致书於徐知诰曰：‘明公总百官，理大国，督民见钱与金银，求国富庶，所谓拥救火，挠水求清，欲火灭水清可得乎？’知诰得书，曰：‘此劝农上策也。’即行之。自是不十年，野无闲田，桑无隙地。自吴变唐，自唐归宋，民到於今受其赐，齐邱之事美矣。徐知诰亟听而行之，可谓贤辅相，而《九国志 齐邱传》中略不书，《资治通鉴》亦佚此事。今之君子为国，唯知浚民以益利，岂不有於偏闰之臣乎！”

同光三年，敕：“魏府小べ豆税，每亩减收三升。城内店宅园圃，比来无税，顷因伪命，遂有配征。後来以所徵物色，添助军装衣赐，将令通济，宜示矜蠲。令据紧慢去处。於见输税丝上，每两作三等，酌量纳钱，贵与充本回图，收市军装衣赐，其丝永与除放。”

吏部尚书李琪上疏曰：“臣闻古人有言：者人之司命，地者之所生，人者君之所理。有其则国力备，定其地则人食足，察其人则徭役均。知此三者，为国之急务也。轩黄以前，不可详记，自尧堙洪水，禹作司空，於是辩九等之田，收什一之税，其时户口一千三百馀万，定恳田约九百二十万顷，为太平之盛。及殷革夏命，重立田制，每私田十亩，种公田一亩，水旱同之，亦什一之义也。洎周室立井田之法，大约百里之国，提封万井，出车千乘，戎马四千匹，畿内兵车万乘，马四万匹。以田法论之，亦什一之制也。故当成康之时，比尧舜之朝，户口更增二十馀万，非他术也，盖三代之前皆量入以为出，计农以立军，虽逢水旱之灾，而有凶荒之备。降及秦、汉，重税工商，急关市之征，倍舟车之算，人口既以减耗，古制犹复兼行，按此时户口尚有一千二百馀万，恳土亦一千八百万馀顷。至乎三国并兴，两晋之後，则农夫少於军众，战马多於耕牛，供军须夺於农粮，秣马必侵於牛草，於是天下户口，祗有二百四十馀万。洎隋文之代，与汉比崇，及炀帝之年，又三分去一。唐太宗文皇帝以四夷初定，百姓未丰，延访群臣，各陈所见，惟魏徵独劝文皇力行王道。由是轻徭薄赋，不夺农时，进贤良，悦忠直，天下粟斗直两钱。自贞观至於开元，将及九百万户，五千三百万口，垦田一千四百万顷，比之近古，又多增加。是知救人瘼者，必重敛为病源，料兵食者，以惠能为军政。仲尼云：‘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臣之此言，是魏徵所以劝文皇也，伏惟深留宸鉴。如以六军方阙，未可轻徭，两税之馀，犹须重敛，则但不以折纳为事，一切以本色输官，又不以细配为名，止以正税加纳，则天下幸甚！”敕：“本朝徵科唯有两税，至於折纳，比不施为。宜依李琪所论，应逐税合纳钱物斛斗及盐钱等，宜令租庸司指挥，并准元徵本色输纳，不得改更，若合有移改，即须具事由闻奏。”

按：同光三年，是为庄宗既灭梁、蜀之後，骄侈自恣，赏赉无节，仓廪空虚，军民咨怨，孔谦复行克剥之政，民力重困，而国用不支，将以危亡之时也。然则琪言虽美，诏敕虽再，祗虚文耳。以此疏叙述历代劝农宽征生聚之事，辞简而义备，故录之。

明年，以军食不足，敕河南尹预借夏秋税，民不聊生。

明宗天成元年，赦节文：“应纳夏秋税子，先有省耗，每斗一升，今後祗纳正税数，不量省耗。”

二年，敕：“率土黎，并输王税，逐年生计，祗在春时。深虞所在之方，无知之辈不自增修产业，辄便搅扰乡邻，既挠公门，须严定制。自今後凡关论认桑土，二月一日後，州县不得受状。十月务开，方许论对，准格据理断割。”

三年，敕：“应三京、邺都诸道州府县村人户，自今年七月後，於夏秋田苗上每亩纳麴钱五文足陌。”

长兴二年，人户每田亩纳农器钱一文五分。

四年五月五日，户部奏：“三京、邺都、诸道州府，逐年所徵夏秋税租兼盐麴折徵，诸般钱等起徵，条流如後：

四十七处节候常早，大小麦、<麦广>麦、豌豆五月十五日起徵，八月一日纳足。正税、疋帛钱、鞋、地头、榷麴、蚕盐及诸色折科，六月五日起徵，至八月二十日纳足。河南府、华州、耀、陕、绛、郑、孟、怀、陈、齐、棣、延、兖、沂、徐、宿、汝、申、安、滑、濮、澶、襄、均、房、雍、许、邢、、磁、唐、隋、郢、蔡、同、郓、魏、汴、颍、复、、宋、亳、蒲等州。

二十三处节候差晚，随本处与立两等期限。

一十六处校晚，大小麦、<麦广>麦、豌豆六月一日起徵，至八月十五日纳足。正税、疋帛钱，鞋、地头、榷麴、蚕盐及诸色折科，六月十日起徵，至八月二十五日纳足。幽、定、镇、沧、晋、隰、慈、密、青、邓、淄、莱、、宁、庆、衍。

七处节候尤晚，大小麦、豌豆六月十日起徵，至九月纳足。正税、疋帛钱、鞋、榷麴钱等六月二十日起徵，至九月纳足。并、潞、泽、应、威塞军、大同军、振武军。

其月，敕：“百姓今年夏苗，委人户自供通手状，具顷亩多少，五家为保，委无隐漏，攒连状送本州具帐送省，州县不得差人检括，如人隐欺，许令陈告，其田并令倍徵。”

长兴二年六月，敕：“委诸道观察使，属县於每村定有力人户充村长。与村人议，有力人户出剩田苗，补贫下不追顷亩。自肯者即据状徵收，有词者即排段检括。自今年起为定额。有经灾及逐年逋处，不在此限。”

三年十二月，三司奏：“诸道上供税物，充兵士衣赐不足，其天下所纳斛斗及钱，除支赡外，请依时估折纳绫罗绢帛。”从之。

长兴元年，敕：“天下州府受纳旱草，每束约一文足，一百束纳枸子四茎，充积年供使，枣针一茎充享场院。其草并柴蒿，一束纳钱一文。其细绢纟布绫罗，每疋纳钱十二文足。丝绵纟由线麻皮等，每一十两纳耗半两。鞋每量纳钱一文足。见钱每贯纳七文足。省库收纳上件钱物，元条流：见钱每贯纳二文足，丝绵纳子每一百两纳耗一两，其诸色疋段并无加耗。”二年，敕：“今後诸州府所纳旱草，每二十束别纳加耗一束，充场司耗折。”

潞王清泰元年，刘句命判官钩考穷积年逋欠之数，奸吏利其徵责丐取，故存之。句具奏其状，且请察其可徵者急督之，必无可偿者悉蠲之。韩昭允极言其便，乃诏：“长兴以前户部及诸道逋租三百三十八万，虚烦簿籍，咸蠲免勿徵。”贫民大悦，而三司悉怨之。

致堂胡氏曰：“胥吏利於督租，固小人常情也。长民者士大夫也，不恤百姓，而以胥吏所利者为生财之术，无穷之源，则於胥吏何责焉！前代著令曰：‘凡言放税者，不得过四分，每有水旱，许诉灾伤，或下赦令尽蠲之。’而有司徵督如故。农氓不谕，乃有‘黄纸放、白纸催’之谣，盖不知令甲之文也。是则赦令行一时之恩，以收人心；令甲著永久之制，恐失财赋。阴行虐政，阳行惠泽，岂先王之用心哉！三司吏不肯释除逋负，非独其利在焉，亦以在上之意，吝於与而严於取也。此百姓膏肓之病也。明宗能蠲二百万缗，潞王能蠲三百万石，岂非衰乱之时盛德之事哉？”

●卷四 田赋考四

○历代田赋之制

晋天福四年，敕：“应诸道节度使、刺史，不得擅加赋役及於县邑别立监徵。所纳田租，委人户自量自概。”

吴越王钱弘佐年十四即位，问仓吏：“今畜积几何？”对曰：“十年。”王曰：“然则军食足矣，可以宽吾民。”乃令复其境内税三年。

致堂胡氏曰：“钱氏当五代时，不废中国贡献，又有四邻之交，史氏乃谓：‘自武穆王Α常理重敛以事奢侈，下至鱼鸡卵っ，必家至而日取。每笞一人以责其负，则诸案吏各持簿立於庭，凡一簿所负，唱其多少，量为笞数，已，则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犹积数十，多至百馀，人不堪其苦。’信斯言也，是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安得仓廪有十年之积，而又复境内三年之税，则其养民亦厚矣。故以史所载，则钱氏宜先亡，而享国最久，何也？是故司马氏记弘佐复税之事，而《五代史》不载；欧阳公记钱氏重敛之虐，而《通鉴》不取，其虚实有证矣。”

吴徐知诰用歙人汪台符之策，括定田赋，每正苗一斛，别输三斗，官授盐二斤，谓之“盐米”。入仓则有“{废}米”。

吴氏《能改斋谩录》曰：“今所在输秋苗，一斛之外，则别纳‘盐米’三斗，亦始於《五代史》南唐耳。《江南野史》：李先主世括定田产，自正斛上别输三斗，於官廪受盐二斤，谓之‘盐米’，百姓便之。及周世宗克淮南，盐货遂艰，官无可支，至今输之，犹有定制，此事与太宗朝和买绢无异。”余考《东齐记事》载夏秋沿纳之物，如盐钞之类，名件颇碎，庆历中有司建议并合归一名，以省帙钞。程文简公为三司使，独以为仍旧为便，若没其旧名，异日不知，或再敷盐麴，则致重复。此亦善虑者也。

宋咸淳六年，江东饶州乐平县士民白子陈：“恭惟公朝勤恤民隐，比年以来，宽恩屡下，有如郊则预放明年之租，秋苗则痛除斛面之取，快活条贯，诚前所无，惠至渥也。今有五代以来所未蠲之苛政，四海之内所未有之暴赋，而独於小邑不得免焉。倘不引首一鸣，是疲民永无苏醒之期矣。窃见五季暴政所兴，江东、西酿酒则有‘麴引钱’，食盐则输‘盐米’，供军须则有‘鞋钱’，入仓库则有‘{废}钱’。宋有天下，承平百年，除苛解饶，麴、盐、鞋、{废}之征，一切削去。独盐、{废}米一项，诸路皆无，而江东独有之；江东诸郡皆无，而饶州独有之；饶州六邑皆无，而乐平独有之。照得本州元起催苗额十有八万，此正数也。乐平正苗二万七千五百馀石，每石加‘盐米’四斗、‘{废}米’二斗八升二合，於是一石正苗，非三石不可了纳。夫所谓正苗者，隶之上供，籍之纲解，颗粒不敢言蠲减者也。加盐、{废}米者，上供纲解未尝取诸此，徒以利郡县而已。夫均为王土，而使此邑独受横敛，岂理也哉！士民怀此，欲陈久矣。徒以前此版籍不明，苗额失陷，政复哀，必遭沮格。今推排成矣，租额登矣，正赋之毫不遗者，民既不敢亏官，则加赋之苦乐不均者，官稍捐以子民，宜无不可。且此项重敛，利归州郡，害在闾阎，其於朝廷纲解，曾无损益。用敢合词控告，欲望特赐指挥，行下本州，契勘乐平每年输纳盐、{废}米一项，诣实供申，从朝廷斟酌蠲减施行。”

右盐、{废}米为南唐横赋，艺祖平南唐，首命樊知古将漕江南，访求民瘼，而樊非其人，讫不能建明蠲除。继而运使陈靖言之於祥符，提举刘谊言之於元丰，盖南唐正赋之外，所取不一，宋因之，名曰“沿纳”，盐、{废}米其一也。在後沿纳之赋多从蠲减，至中兴後，内翰洪公、敷文魏公又尝言之，则专指盐、{废}米而言。而此米独饶州有之，而饶州所徵，则乐平独重。洪、魏以乡寓公知之为详，言之亦恳切，而未有中主其事者，遂抑不复行。先公丁卯居忧，时与郡士李君士会讨究本末，戊辰入觐，继登揆席，讽李拉邑之士友请於郡，俾郡上其事，而久之未有发喙者。先公乃自草白子，作士民所陈，径自朝省下本州契勘。而郡守回申，止欲少作豁除，具文塞责。盖此米虽不系上供纲解，而州县经费所仰，故郡难其事。先公回元奏，俾从实再申。守知不可拒，乃再诣实申上，即进呈，奉旨蠲除。盖自晋天福时创例，至是凡三百一十四年而始除云（据吴虎臣《能改斋谩录》称，今所在有之。虎臣此书，作於绍兴，则知南渡後此赋之未减者，非独饶州而已。而洪、魏二公则谓独饶有此，当考）。此宋咸淳年事，《通考》所载，本不及咸淳，但欲见此项蠲除之难，故述其本末，附创法之後。

汉隐帝时，三司使王章聚敛刻急。旧制，田税每斛更输二斗，谓之“雀鼠耗”，章始令更输二斗，谓之“省耗”。旧钱出入皆以八十为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谓之“省陌”。

致堂胡氏曰：“百姓输税足，雀鼠耗蠹仓廪，乃有司之责，而亦使百姓偿之，敛税重矣。然称之曰‘雀鼠耗’，尚为有名，章乃使十倍而偿。十、百、千、万，有定数矣。以八十为百，既非定数，然出入皆然，尚为均一，章乃於出者特收其三。省耗不已，於是有一斛之税，又取其三斛者。省陌不已，於是有一千之省，又取其头子者。故曰作法於贪，敝将若何！章以此佐国用於一时，信号为能臣，然国所以兴而遂亡，身所以贵而遂杀者，乃自於此。故言利之臣，自以谓时之不可少我，而不知人之不多我也，可不戒哉！”

周广顺二年，敕：“约每岁民所收牛皮，三分减二，计田十顷，税取一皮，馀听民自用及买卖，惟禁卖於邻国。”先是，兵兴以来，禁民私卖牛皮，悉令输国受直。唐明宗之世，有司止偿以盐。晋天福中，并盐不给。汉法，犯牛皮一寸抵死。然民日用，实不可无，帝素知其，至是，李建议均於田亩，公私便之。

显德二年，敕：“应自前及今後有逃户庄田，许人请射承佃，供纳租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