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

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镇郡县之市，各置二秤，悬于市门。私人所用之秤，皆准市秤以定轻重。凡有私铸，悉不禁断，但重五铢，然后听用。若入市之钱，不重五铢，或虽重五铢而多杂铅镴，并不听用。若辄以小薄杂钱入市，有人纠获，其钱悉入告者。其薄小之钱，若便禁断，恐人交乏绝，畿内五十日，外州百日为限。群官参议，咸以为时谷颇贵，请待有年，王从之而止。

文宣受东魏禅，除永安之钱，改铸常平五铢，重如其文。其钱甚贵，而制造甚精。其钱未行，私铸已兴，一二年闲，即有滥恶，虽杀戮不能止。乃令市增长铜价，由此利薄，私铸少止。至干明、皇建之闲，往往私铸。邺中用钱，有赤郭、青熟、细眉、赤生之异。河南所用，有青薄铅锡之别。青、齐、徐、兖、梁、荆河等州，辈类各殊。武平以后，私铸转甚，或以生铁和铜，至于齐亡，卒不能禁。

后周之初，尚用魏钱。及武帝保定元年，乃更铸布泉之钱，以一当五，与五铢并行。梁益之境，又杂用古钱交易。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汉书西域传，罽宾国以金银为钱，文为骑马，幕为人面。幕即漫也。乌弋山离国之钱，与罽宾国同，文为人头，幕为骑马，加金银饰其仄。安息亦以银为钱，文为王面，幕为夫人面，王死即更铸。大月氏亦同。而官不禁。建德三年，更铸五行大布钱，以一当十，大收商贾之利，与布泉钱并行。四年，又以边境之钱，人多盗铸，乃禁五行大布不得出入四关。布泉之钱听入而不听出。五年，以布泉渐贱而人不用，遂废之。初令私铸者绞，从者远配为户。齐平以后，山东之人，犹杂用齐氏旧钱。至宣帝大成元年，又铸永通万国钱，以一当十，与五行大布、五铢，凡三品并用。

隋文帝开皇元年，以天下钱货轻重不一，乃更铸新钱，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铢」，而重如其文。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后魏食货志云「齐文襄令钱一文重五铢者，听入市用」。计一百钱重一斤四两二十铢，则一千钱重十二斤以上，而隋代五铢钱一千重四斤二两，当是大小秤之差耳。是时，钱既杂出，百姓或私有镕铸。三年，诏四面诸关，各付百钱为样，从关外来。勘样相似，然后得过。样不同者，则坏以为铜，入官。诏行新钱以后，前代旧钱，有五行大布、永通万国及齐常平，所在勿用。以其贸易不止，四年，诏仍旧不禁者，县令夺半年禄。然百姓习用既久，犹不能绝。五年，诏又严其制。自是钱货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是时见用之钱，皆须和以锡镴，锡镴既贱，求利者多，私铸之钱，不可禁约。其年，诏乃禁出锡镴之处，并不得私有采取。十年，诏晋王广听于扬州立五炉铸钱。其后奸猾稍多，渐磨鑢钱郭，取铜私铸，又杂以铅锡，递相仿效，钱遂轻薄，乃下恶钱之禁。京师及诸州邸肆之上，皆令立榜，置样为准，不中样者不入于市。十八年，诏汉王谅听于并州立五炉铸钱。又江南人闲钱少，晋王广又请于鄂州白纻山有铜矿处铸钱，于是诏听置十炉铸钱。又诏蜀王秀于益州立五炉铸钱。是时钱益滥恶，乃令有司检天下邸肆见钱，非官铸者皆毁之，其铜入官。而京师以恶钱贸易，为吏所执，有死者。数年之闲，私铸颇息。

大业以后，王纲弛紊，巨奸大猾，遂多私铸，钱转薄恶，初每千犹重二斤，后渐轻至一斤。或翦铁鐷、裁皮、糊纸以为钱，相杂用之。货贱物贵，以至于亡。

大唐武德四年，废五铢钱，铸「开通元宝」钱。每十钱重一两，计一千重六斤四两，欧阳询为文书，含八分及隶体。每两二十四铢，则一钱重二铢半以下，古秤比今秤三之一也，则今钱为古秤之七铢以上，古五铢则加重二铢以上。轻重大小，最为折衷，远近便之。后盗铸渐起。

显庆五年，以天下恶钱转多，所在官为市取，五文恶钱，酬一好钱。其年，又改以好钱一文，易恶钱二文。

干封元年，造「干封泉宝」钱，直开元钱十。周年以后，旧钱并废。二年诏，开元钱依旧施行，干封钱贮。

仪凤四年四月，令东都出远年糙米及粟，就市粜，斗别纳恶钱百文。其恶钱令少府、司农相知，即令铸破。其厚重合斤两者，任将行用。时米粟渐贵，议为铸钱渐多，所以钱贱而物贵，于是权停少府监铸钱，寻而复旧。

永淳元年五月敕：「私铸钱造意人及句合头首者，并处绞，仍先决杖一百。从及居停主人加役流，各决杖六十。若家人共犯，坐其家长；老疾不坐者，则罪归其以次家长。其铸钱处，邻保配徒一年；里正、坊正、村正各决六十。若有纠告者，即以所铸钱毁破并铜物等赏纠人。同犯自首免罪，依例酬赏。」

武太后长安中，又令悬样于市，令百姓依样用钱。俄又简择艰难，交易留滞，又降敕，非铁锡铜荡穿穴者，并许行用。其熟铜、排斗、沙涩厚大者，皆不许简。自是盗铸蜂起，滥恶益众。江淮之南，盗铸尤甚，或就陂湖巨海深山之中鼓铸。

神龙、先天之际，两京用钱尤甚滥恶。其郴、衡私铸小钱，纔有轮郭，及铁锡之属，亦堪行用。乃有买锡，以钱模之，斯须盈千，便赍用之。

开元五年，宋璟知政事，奏请一切禁断恶钱。六年正月诏，又切禁断天下恶钱，不堪行用者，并销破覆铸。由是四民扰骇，谷帛踊贵。二月又敕：「古者聚万方之货，设九府之法，以通天下，以便生人。若轻重得中，则利可和义；若真伪相杂，则官失其守。顷者用钱，不论此道，深恐贫窭日困，奸豪岁滋，所以申明旧章，悬设诸样，欲其人安俗阜，禁止令行。」

十七年制曰：「古者作钱，以通有无之乡，以平小大之价，以全服用之物，以济单贫之资。钱之所利，人之所急，然丝布财谷，四民为本，若本贱末贵，则人弃贱而务贵。故有盗铸者，冒严刑而不悔，藏镪者非倍息而不出。今天下泉货益少，币帛颇轻，欲使天下流通，焉可得也。且铜者馁不可食，寒不可衣，既不堪于器用，又不同于宝物，唯以铸钱，使其流布。宜令所在加铸，委按察使申明格文，禁断私卖铜锡。仍禁造铜器，所有采铜锡铅，官为市取，勿抑其价，务利于人。」

二十年九月，制曰：「绫罗绢布杂货等，交易皆合通用。如关市肆，必须见钱，深非道理。自今以后，与钱货兼用，违者准法罪之。」

二十二年三月敕：「布帛不可以尺寸为交易，菽粟不可以抄勺贸有无。古之为钱，以通货币。顷虽官铸，所入无几，约工计本，劳费又多，公私之闲，给用不赡，永言其弊，岂无变通。往者汉文之时，已有放铸之令，虽见非于贾谊，亦无废于贤君。古往今来，代革时异。亦欲不禁私铸，其理如何？」

中书侍郎张九龄奏请不断铸钱。上令百官详议。黄门侍郎、平章事裴耀卿、黄门侍郎李林甫、河南少尹萧炅等皆曰：「钱者通货，有国之权，是以历代禁之，以绝奸滥。今若一启此门，但恐小人弃农逐利，而滥恶更甚，于事不便。」

左监门卫录事参军刘秩上议曰：「古者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今之钱，即古之下币也。今若舍之，任人自铸，则上无以御下，下无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贱则伤农，钱轻则伤贾。故善为国者，观物之贵贱，钱之轻重，夫物重则钱轻，钱轻由乎物多，多则作法收之使少；少则重，重则作法布之使轻。轻重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于人？其不可二也。夫铸钱不杂以铅铁则无利，杂以铅铁则恶，如不重禁，不足以惩息。且方今塞其私铸之路，人犹冒死以犯之，况启其源而欲人之从令乎！是设陷阱而诱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许人铸钱，无利则人不铸，有利则人去南亩者众，去南亩者众则草不垦，草不垦又邻于寒馁，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则不可以赏劝，贫馁则不可以威禁。故法令不行，人之不理，皆由贫富之不齐也。若许其铸钱，则贫者必不能为，臣恐贫者弥贫，而服役于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恣。昔汉文之时，吴濞，诸侯也，富埒天子；邓通，大夫也，财侔王者：此皆铸钱之所致。必欲许其私铸，是与人利权，其不可五也。今必以钱重而伤本，工费而利寡，则臣愿言其失，以效愚计。夫钱重者，由人铸日滋于前，而炉不加于旧。又公钱重，与铜之价颇等，故盗铸者破重钱以为轻钱，禁宽则行，禁严则止，止则弃矣。此钱之所以少也。夫铸钱用不赡者，由乎铜贵，铜贵之由，在于采用者众。夫铜之为兵则不如铁，以为器则不如漆，禁之无害，陛下何不禁于人？禁于人则铜无所用，铜无所用则益贱，贱则钱之用给矣。夫铜不布下，则盗铸者无因而铸，无因而铸则公钱不破，人不犯死刑，钱又日增，不复利矣。是一举而四美兼也。」时公卿群官皆建议以为不便，事既不行，但敕郡县严断恶钱而已。

至天宝之初，两京用钱稍好，米粟丰贱。数载之后，渐又滥恶。府县不许好钱加价回博，令好恶通用。富商奸人，渐收好钱，潜将往江淮南，每一钱货得私铸恶钱五文，假托公钱，将入京私用。京城钱日加碎恶，鹅眼、铁锡、古文、綖环之类，每贯重不过三四斤。

十一载二月敕：「泉货之用，所以通有无；轻重之权，所以禁踰越。故周立九府之法，汉备三官之制。永言适便，必在从宜。如闻京城行用之钱，颇多滥恶，所资惩革，绝其讹谬。然安人在于存养，化俗期于变通，法若从宽，事堪持久。宜令所司即出钱三数十万贯，分于两市，百姓闲应交易所用不堪久行用者，官为换取，仍限一月日内使尽。庶单贫无患，商旅必通。其过限辄敢违犯者，一事以上，并作条件处分。」是时京城百姓，久用恶钱，制下之后，颇相惊扰。时又令于龙兴观南街开场，出左藏库内排斗钱，许市人博换，贫弱者又争次不得。俄又宣敕，除铁锡、铜沙、穿穴、古文，余并依旧行用，久之乃定。

干元元年，有司以甲兵未息，给用犹费，奏铸「干元重宝」钱。每贯十斤，一文当开元通宝钱一十文。又铸重棱钱，每贯重二十斤，一文当开通五十文。皆铸钱使第五琦所奏也。奸猾之人，多破用旧钱，私铸新钱，虽获深利，随遭重刑，公私不便，寻总停废，还用开元通宝钱。人闲无复有干元、重棱二钱者，盖并铸为器物矣。按天宝中，诸州凡置九十九炉铸钱。绛州三十炉，扬、润、宣、鄂、蔚各十炉，益、邓、郴各五炉，洋州三炉，定州一炉。约每炉役丁匠三十人。每年除六月七月停作，余十月作十番。每铸约用铜二万一千二百一十斤，白镴三千七百九斤，黑锡五百四十斤。约每贯钱用铜镴锡价约七百五十文，丁匠在外。每炉计铸钱三千三百贯，约一岁计铸钱三十二万七千余贯文。

通典卷第十　食货十

漕运　盐铁

漕运秦　汉　魏　晋　后魏　隋　大唐

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则国无一年之积；粟行四百里，则国无二年之积；粟行五百里，则众有饥色。」孙武曰：「千里馈粮，士有饥色。食敌一锺，当吾二十锺。」是言粟不可推移，则籴之者无利，粜之处受害。按：禹贡：「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纳粟，五百里米。」则物重而麤者为近赋，物轻而精者为远赋。若数千百里漕运，其费百倍。

秦欲攻匈奴，运粮，使天下飞刍挽粟，运载刍，令疾至，故曰飞刍也。挽粟，谓引车船也。音晚。起于黄、腄、直瑞反，又音谁。琅琊负海之郡，转输北河，黄、腄二县，并在东莱。言自东莱及琅琊缘海诸郡，皆令转输至北河也。黄即今黄县，腄即今文登县，并今东牟郡县。琅琊，今高密琅琊郡地。北河今朔方之北河也。率三十锺而致一石。六斛四斗为锺。计其道路所费，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

汉兴，高皇帝时，漕转山东之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谓京师之官府。

孝文时，贾谊上疏曰：「天子都长安，而以淮南东道为奉地，镪道数千，不轻致输，郡或乃越诸侯而远调均发征，至无状也。古者天子之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其远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远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输者不苦其繇，繇者不伤其费，故远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输将起海上而来，一钱之赋，数十钱之费，不轻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苦甚多也。」帝不能用。

孝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锺致一石。其后东灭朝鲜，置沧海郡，人徒之费，拟西南夷。又卫青击匈奴，取河南地，今朔方之地。复兴十余万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

元光中，大司农郑当时言于帝曰：「异时关东运粟漕水从渭中上，度六月而罢，而渭水道九百余里，时有难处。引渭穿渠，起长安，傍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径，易漕，度可三月罢，此损漕省卒。」天子以为然，发卒穿漕渠以漕运，大便利。

其后番系言，漕从山东西，岁百余万石，更底柱之险，败亡甚多而亦颇费。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阴下，引河溉汾阴、蒲阪下，皮氏，今绛郡龙门县。汾阴、蒲阪，今河东郡宝鼎、河东二县。度可得五千顷。故尽河壖弃地，壖，而缘反，谓缘河边地。度可得谷二百万石以上。谷从渭上，与关中无异，而底柱之东，可无复漕。」天子又以为然，渠田数岁，河移徙，渠不到，田者不能偿种。久之，河东渠田废。语在田制上篇。

其后人有上书，欲通褒斜道褒、斜，二水名。褒水东流南入沔，今汉中郡褒城县。斜水北流入渭，今武功县及扶风郡。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张汤。汤闻其事，因言「抵蜀从故道，多阪回远，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从南阳上沔入褒，褒绝水至斜，闲百余里，以车转，从斜入渭。如此汉中之谷可致，山东从沔无限，便于底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饶，拟于巴蜀。」天子然之，拜汤子昂为汉中守，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

孝宣即位，百姓安土，岁数丰穰，谷石五钱，农人少利。时耿寿昌以善为算，能商功利，得幸于上。商，度也。五凤中，奏言：「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等郡谷，三辅，今京兆、扶风、冯翊郡地。弘农，今陕郡地。河东，今河东绛郡、平阳郡地。上党，今高平、上党、乐平、平阳、燕城。太原，今太原、西河郡地。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天子从其计。御史大夫萧望之奏言：「寿昌欲近籴漕关内之谷，筑仓理船，费直二万万余，万万，亿也。有动众之功，恐生旱气，人被其灾。寿昌习于商功分铢之事，其深计远虑，诚未足任，宜且如故。」帝不听，漕事果便。

魏齐王正始二年，司马宣王使邓艾行陈、项以东至寿春。自今淮阳郡以至于今寿春郡。艾以为「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大积军粮，又通运漕之道」。宣王从之，乃开广漕渠，东南有事，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语在屯田篇。蜀相诸葛孔明出军至祁山，今扶风县，始以木牛运。其后又出斜谷，以流马运。按亮集，督军力、杜叡、满元、胡忠推意作一脚木牛，其法方腹曲头，一脚四足，头入领中，舌着于腹。载多而行少，宜住，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数十里，群行者二十里。曲者为牛头，双者为牛脚，横者为牛领，转者为牛足，覆者为牛背，方者为牛腹，垂者为牛舌，曲者为牛肋，刻者为牛齿，立者为牛角，细者为牛鞅，摄者为牛秋●。牛御双辕，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载一岁粮，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劳，牛不饮食。流马法曰：「尺寸之数，肋长三尺五寸，广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轴孔分墨去头四寸，径中二寸。前脚孔分墨去头四寸，径中二寸。前脚孔分墨去前轴孔四寸五分，长一寸五分，广一寸。前扛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长二寸，广一寸。后轴孔去前扛孔分墨一尺五寸，大小与前同。后扛孔去脚孔分墨二寸二分。后扛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扛长一尺八寸，广二寸，厚一寸五分。后扛与等板方囊二枚，板厚八分，长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广一尺六寸。枚受米二斛三斗。从上扛孔去肋下七寸，前后同。上扛孔去下扛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长一寸五分，广七分，八孔同。前后四脚，广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靬长四寸，径面四寸三分。孔径中三脚扛，长二尺一寸，广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扛同。」

晋武帝泰始十年，凿陕南山，决河东注洛，以通运漕。虽有此诏，竟未成功。怀帝永嘉元年，修千金堨于许昌，以通运。堨，乌割反，拥也。成帝咸和六年，以海贼寇抄，运漕不继，发王公以下千余丁，各运米六斛。穆帝时，频有大军，粮运不继，制王公以下十三户共借一人，助度支运。

后魏自徐扬内附之后，徐州今彭城，扬州今寿州。仍代经略江淮，于是转运中州，以实边镇，百姓疲于道路。有司请于水运之次，随便置仓，乃于小平、石门、白马津、漳涯、黑水、济州、陈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阁。每军国有须，应机漕引，自此费役微省。

时三门都将薛钦上言：「计京西水次汾华二州，恒农、河北、河东、正平、平阳等郡，年常绵绢及赀麻，皆折公物，雇车牛送京，道险人弊，费公损私。略计华州一车，官酬绢八疋三丈九尺，别有私人雇价布八十疋；河东一车，官酬绢五疋二丈，别有私人雇价布五十疋。自余州郡，虽未练多少，推之远近，应不减此。今求车取雇绢三疋，市材造船，不劳采斫。计船一艘，举十三车，车取三疋，合有三十九疋。雇作手并匠及船上杂具食直，足以成船。计一船剩绢七十八疋，布七百八十疋。又租车一乘，官格二十斛成载，私人雇价，远者五斗、布一疋，近者一石、布一疋。准其私费，一车布远者八十疋，近者四十疋。造船一艘，计举七百石，准其雇价，应有千四百疋。今取布三百疋造船一艘，并船上覆理杂事，计一船有剩布千一百疋。又其造船之处，皆须锯材人功，并削船茹，依功多少，即给当州郡门兵，不假更召。汾州有租调之处，去汾不过百里，华州去河不满六十，并令计程，依旧酬价，车送船所。船之所运，唯达陂。其陆路从陂至仓门，调一车雇绢一疋，租一车布五疋，则于公私为便。」

尚书度支郎中朱元旭计称：「今校薛钦之说，虽迹验未彰，而指况甚善。所云以船代车，是策之长者。若以门兵造舟，便为阙彼防城，无容全依。宜令取雇车之物，市材就作，及仓库所须，悉以营办。七月之始，十月初旬，令州郡纲典各受租调于所在，然后付之。十车之中，留车士四人佐其守护。粟帛上船之日，随运至京，将共监慎，如有耗损，同其陪征。河中缺失，专归运司。输京之时，听其即纳，不得杂合，违失常体。必使量上数下，谨其受入，自余一如其例。计底柱之难，号为天险，迅惊千里，未易其功。然既陈便利，无容辄抑。若效充其说，则附例酬庸；如其不验，征填所损。今始开刱，不可悬生减折，且依请营立。一年之后，须知赢费。岁遣御史，校其虚实，脱有乖越，别更量裁。」

尚书崔休：「按钦所列，实允事宜；郎中之计，备尽公理。但舟楫所通，远近必至，苟利公私，不宜止在前件。昔人乃远通褒斜以利关中之漕，南达交广以增京洛之饶。况乃漳洹夷路，洹音桓。河济平流，而不均彼省烦，同兹巨益？请诸通水之处，皆宜率同此式。纵复五百、三百里，车运水次，校计利饶，犹为不少。其钦所列州郡，如请兴造，东路诸州，皆先通水运，今年租调，悉用舟楫。若船数有阙，且赁假充事，比之僦车，交成息耗。其先未通流，宜遣检行，闲月修葺，使理有可通，必无拥滞。如此则发召匪多，为益实广，一尔蹔劳，久安永逸。」诏从之，而未能尽行也。

孝文太和七年，薄骨律镇将刁雍上表曰：「奉诏高平、安定、统万薄骨律镇，今灵武郡。高平，今平凉郡。安定即今郡。统万，今朔方郡也。及臣所守四镇，出车五千乘，运屯谷五十万斛付沃野镇，以供军粮。臣镇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轻车往来，犹以为难。设令载谷二十石，每至深沙，必致滞陷。又谷在河西，转至沃野，越渡大河计车五千乘，运十万斛，百余日乃得一返，大废生人耕垦之业，车牛艰阻，难可全至，一岁不过二运，五十万斛乃经三年。臣闻郑、白之渠，远引淮海之粟，泝流数千，周年乃得一至，犹称国有储粮，人用安乐。求于●●山在今平凉郡高平县，今笄头山，语讹亦曰汧屯山，即●●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为一舫，一船胜谷二千斛，一舫十人，计须千人。臣镇内之兵，率皆习水。一运二十万斛，方舟顺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牵上，十日还到，合六十日得一返。从三月至九月三返，运送六十万斛。计用人工，轻于车运十倍有余，不费牛力，又不废田。」诏曰：「知欲造船运谷，一冬即成，大省人力，既不费牛，又不废田，甚善。非但一运，自可永以为式。」

隋文帝开皇三年，以京师仓廪尚虚，议为水旱之备，诏于蒲、陕、虢、熊、伊、洛、郑、怀、邵、卫、汴、许、汝等水次十三州，熊州，今福昌县。伊州，今陆浑县。邵州今绛郡垣县。余并今郡。置募运米丁；又于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卫、陕、华并今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