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

用太牢，按郊用茧栗，诗云祀文王于明堂，有『维牛维羊』。良由周监二代，其义贵文，明堂方郊，未为极质，故特用三牲。今斟酌百王，义存通典，蔬果之荐，虽符周礼，而牲牢之用，宜遵夏殷。请自今明堂牲用特牛。」从之。其堂制，十二年，毁宋太极殿，以其材构明堂十二闲，皆准太庙。以中央六闲安六天座，悉南向。东来第一青帝，五帝依次而列。五人帝配飨，在阼阶，东上，北向。大殿后为小殿五闲，以为五佐室焉。帝曰：「明堂之祭五帝则是总义，在郊之祭五帝，则是别义。宗祀所配，复应有室，若专配一室，则义非配五；若皆配五，则成五位。以理而言，明堂无室。」朱以：「月令『天子居明堂左、右。』听朔之礼，既在明堂，今若无室，则于义或阙。」帝又曰：「郑玄义，听朔必在明堂，此则人神混淆，庄敬道废。春秋左氏传云：『介居二大国之闲。』此云左右者，谓祀帝堂南，又有小室，亦号明堂，分为三处听朔。既有三处，则有左右之义。在宫之内，明堂之外，人神有别，差无相干。」其议是非莫定，初尚未改。十二年，太常丞虞復引周禮明堂九尺之筵，以為「高下脩廣之數，堂崇一筵，故階高九尺。汉家制度，犹遵此礼」。于是毁宋太极殿，为明堂十二闲。

陈祀昊天上帝、五帝于明堂，牲以太牢，粢盛六饭，铏羹蔬备荐焉。武帝以德帝配，文帝以武帝配，废帝以文帝配。堂制，殿屋十二闲，中央六闲，依前代安六座。四方帝各依其方，黄帝居坤维，而配飨座依梁法。

后魏文帝太和十五年四月，经始明堂，改营太庙。迁洛之后，宣武永平、延昌中，欲建明堂，而议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至明帝神龟中，复议之，元叉执政，遂营九室，值代乱不成。宗配之礼，迄无所设。

北齐采周官考工记为五室。

后周采汉三辅黄图为九室。并竟不立。

隋文帝开皇十三年，议立明堂，繁役不就。终隋代，季秋祀五方上帝于雩坛上，其用币各依其方。人帝各在天帝之左。太祖在太昊南，西向。五官在庭，各依其方。牲用犊十二。皇帝、太尉、司农行三献礼于青帝及太祖。自余有司助奠。五官位于堂下，行一献礼。有燎。其省牲进熟，如南郊礼。时礼部尚书牛弘定议造明堂，将作大匠宇文恺依月令样，重檐复屋，五房四达，丈尺规矩，皆有准凭。帝命有司规兆，方欲崇建，又命详定，诸儒争论，莫之能决。炀帝大业年中，恺又奏之，以佗役繁兴，遂寝。

大唐武德初，定令：每岁季秋祀五方上帝于明堂，以元帝配，五人帝、五官并从祀。迄于贞观之末，竟未议立明堂，季秋大享则于圜丘行事。高祖配圜丘及明堂北郊之祀，元帝专配感帝。自余悉依武德令。

永徽二年，又奉太宗配祠明堂，有司遂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下诏造明堂，内出九室样。堂三等，每等阶各十二。上等方九雉，八角，高一尺。中等方三百尺，高一筵。下等方三百六十尺，高一丈二尺。上等象黄琮，为八角，四面安十二阶。有司奏请从内样为定：「堂之高下，仍请准周制高九尺，其方共作司约准二百四十八尺。中等下等并不用。又内样室各方三筵，开四闼八窗。屋圆楣径二百九十一尺。按季秋大享，各在一室，商量不便，请依两汉季秋合享，总于太室。若四时迎气之祀，则各于其方之室。其安置九室之制，增损明堂故事，三三相重。太室在中央，方六丈。其四隅之室，谓之左右房，各方二丈四尺。当太室四面，青阳、明堂、总章、玄堂等室，各长六丈，以应太室；阔二丈四尺，以应左右房。室闲并通巷，各广丈八尺。其九室并巷在堂上，总方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屋圆楣、楯、檐，或为未允。请据郑玄、卢植等说，以前梁为楣，径二百一十六尺，法干之策。圆柱旁出九室四隅，各七尺，法天以七纪。柱外余基共作司约准面别各余丈一尺。内样：室别四闼八窗，检与古合，请依为定。其户仍外设而不闭。内样：外有柱三十六，每柱十梁。内有七闲，柱根以上至梁高三丈，梁以上至屋峻起，计高八十一尺。上圆下方，飞檐应规，请依内样为定。其盖屋制，据考工记改为四阿，并依礼加重檐，准太庙安鸱尾。堂四向各依方色。请施四垣四门。辟雍，按大戴礼及前代说，辟雍多无水广、内径之数。蔡邕云『水广二十四丈，四周于外，水外周堤』。又张衡东京赋称『造舟为梁』。礼记明堂阴阳录『水行左旋以象天』。水广二十四丈，恐伤于阔，请减为二十四步，垣外量取周足。仍依故事造舟为梁，其外周以圆堤，并取阴阳『水行左旋』之制。按三辅黄图，殿垣四周方在水内，高不蔽目，殿门准太庙南门去庙阶远近为制。仍立四门八观，依太庙门别各安三门，施玄阃，四角造三重巍阙。」此后群儒纷竞，各执异议，不定且止。

显庆元年，礼官议，太宗不当配五人帝。太尉长孙无忌等议曰：「宗祀明堂，必配天帝，而伏羲五代，本配五郊，与入明堂，自缘从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伏见永徽二年，追奉太宗，以遵严配。当时高祖先在明堂，礼司致惑，竟未迁祀。乃以太宗降配五人帝，虽复亦在明堂，不得对越天帝。谨按孝经『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又寻历代礼仪，且无父子同配明堂之义。唯祭法云：『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郑玄注曰：『禘郊祖宗，谓祭祀以配食也。禘谓祭昊天于圜丘，郊谓祭上帝于南郊，祖、宗谓祭五帝五神于明堂也。』寻郑此注，乃以祖宗合为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连衽配祠，良为谬矣。故王肃驳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毁之名，非谓配食于明堂者也。审如郑义，则经当言祖祀文王于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庙，又尊其祀，孰谓祖于明堂者乎？』郑引孝经以解祭法，而不晓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义旨也。臣谨上考殷周，下洎贞观，并无一代两帝同配于明堂。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创制改物，体元居正，为国始祖，抑有旧章。太宗文武皇帝道格上玄，功清下黩，拯率土之涂炭，布大造于生灵，请准诏书，宗祀于明堂，以配上帝。」从之。

干封初，仍祭五方上帝，依郑玄义。司礼少常伯郝处俊议明堂，检旧礼用郑玄义，新礼用王肃义。诏依旧用郑玄义。复议立明堂。左仆射于志宁等请为九室，太常博士唐昕等请为五室。高宗令于观德殿依两议张设，亲与公卿观议。上以五室为便，不定，又止。二年十二月，诏祀明堂感帝，高祖、太宗崇配，仍总祭昊天上帝及五天帝。三年三月，议定，下诏改元为总章，分万年县置明堂县。

总章三年三月，具明堂规制，下诏：其明堂院，每面三百六十步，当中置堂。干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四，总成三百六十步。当中置堂，处二仪中，定三才之本。自降院每面三门，同为一宇，俳佪五闲。一周有四时，故四面各开门。时有三月，故每一所开三门。一年有十二月，故周回十二门。又易三为阳数，二为阴数，合而为五，所以每门舍五闲。院四隅各置重楼，其四墉各依方色。按淮南子地有四维，故四角四楼。又有五方水火金木土，五方各异色，其墙各依本方之色。基八面。象八方。按周礼黄琮礼地。郑玄注「琮者，八方之玉，以象地形」，故知地形八方。汉武帝立八觚坛以祀地，故今为八方之基以象之。高丈二尺，径二百八十尺。阳律六，阴吕六，阴阳合，故今高丈二尺。易三为阳数，八为阴数，三八相乘，得二百四十。又汉书九会之数有四十，合为二百八十，所以阶径二百八十尺，通天地综阴阳也。每面三阶，周回十二阶，汉书天有三阶，故每面三阶；地有十二辰，故周十二阶。每阶二十五级。按文子，从凡至圣，有二十五等。基上一堂，其宇上圆。按道德经：「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又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又汉书：「太极元气，含三为一。」又曰：「天子以四海为家。」故置一堂以象元气，并取四海为家之义。又周礼苍璧礼天。郑注「璧圆象天」，故宇上圆。堂每面九闲，各广丈九尺。按尚书地有九州岛，又易阴数十，故闲别丈九尺。堂周回十二门，一岁十二月也。每门高丈七尺，阔丈三尺。周易阴数十，阳数七，合为其高。又阳数五，阴数八，合为其阔。堂周回二十四窗，天有二十四气。窗高丈三尺，一年十二月并闰。阔丈一尺，天数一，地数十。棂二十三，天数九，地数十，并四时。二十四明。八卦共二十四爻。堂心八柱，长五十五尺。按河图八柱承天也。大衍之数五十有五，以为柱之长也。堂心之外，置四辅，天有四辅星。八柱四辅之外，第一重二十柱，天数五，地数十，并五行之数，合二十。第二重二十八柱，天有二十八宿。第三重三十二柱。汉书有八节、八政、八风、八音，四八三十二。外面周回三十六柱。按汉书一期三十六旬。八柱之外，柱修短总有三等，象三才。都合百二十柱。按礼记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合为百二十。其上槛周回二百四柱。易坤之策百四十有四，汉书九会之数有六十。重楣，二百一十六条。干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大小节级栱，总六千三百四十五。按汉书会月之数六千三百四十五。重干，四百八十九枚。汉书章月二百三十五，月闰二百五十四，总成四百八十九。下，七十二枚。象七十二候。上，八十四枚。汉书推九会之数有七十八。司马彪注庄子云：「天地四方为六合。」总成八十四。枅，六十枚。按汉书推太岁之法有六十。连栱，三百六十枚。易一期之日，三百有六十。小梁，六十枚。象六十甲子。，二百二十八枚。汉书章中二百二十八。方衡，一十五重。五行生数一十有五。南北大梁，二根。太极生二仪。阳马，三十六道。易纬有三十六节。椽，二千九百九十根。按汉书，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通法五百九十八，共成二千九百九十。大梠，两重，重别三十六条，总七十二。按淮南子，太平之时，五日一风，一年七十二风。飞檐椽，七百二十九枚。汉书从子至午，其数七百二十九。堂檐，径二百八十八尺。干之策二百一十六，并七十二候之数。堂上栋，去阶上面九十尺。天数九，地数十，以九乘十，当九十。四檐，去地五十五尺。大衍之数五十五。上以清阳玉叶覆之。淮南子曰「清阳为天」，今以清阳之色。诏下之后，犹详议未决。后竟不立。

武后临朝，垂拱元年，有司议圜丘及南郊、明堂严配之礼。成均助教孔玄义奏议曰：「臣谨按孝经云：『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明配尊大之天，昊天是也。物之大者，莫大于天，推父比天，与之相配，行孝之大，莫过于此，以明尊严之极也。请奉太宗文武圣皇帝、高宗天皇大帝配昊天上帝于圜丘，义符孝经、周易之文也。神尧皇帝肇开王业，应天顺人，请配感帝于南郊，义符大传之文也。又孝经云『宗祀文王于明堂』。文王言祖，而云宗者，亦是通武王之义。请太宗、高宗配祭于明堂，义符周易及祭法之文。」

太子右谕德沈伯仪议曰：「谨按礼：『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郑玄注云：『禘、郊、祖、宗，为祭祀以配食也。禘谓祭昊天于圜丘，祭上帝于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伏寻严配之文，于此最为详备。得礼之序，莫上于周。禘喾郊稷，不闻于二主；明堂宗祀，始兼于两配。以文王、武王父子殊别，文王为父，上配五帝；武王对父，下配五神。孝经云：『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不言严武王以配天，则武王虽在明堂，理未齐于配祭；既称宗祀，义独主于尊严。虽同两祭，终为一主。故孝经纬曰『后稷为天地主，文王为五帝宗』也。必若一神两祭便，则五祭十祠，荐献频繁，实亏于数。此则神无二主之道，礼崇一配之义。窃寻贞观、永徽，共遵专配；显庆之后，始创兼尊。必以顺古而行，实谓从周为美。高祖神尧皇帝请配圜丘、方泽。太宗文武圣皇帝请配南郊、北郊。高宗天皇大帝制礼作乐，告禅升中，率土共休，普天同赖，窃惟莫大之孝，理当总配五天。」

凤阁舍人元万顷、范履冰等议：「谨按见行礼，昊天上帝等祠五所，咸奉高祖神尧皇帝、太宗文武圣皇帝兼配。今议者引祭法、周易、孝经之文，虽近稽古之词，殊失因心之旨。伏据见行礼，高祖、太宗今既兼配五祠，当依旧无改。高宗在功烈而无差，岂祀配之有别。请奉历配五祠。」从之。郊丘诸礼，皆以三祖俱配。

至四年二月，毁东都之干元殿，就其地造明堂。因下诏曰：「时既沿革，莫或相遵，自我作古，用适于事。今以上堂为严配之所，下室为布政之居。其制度异诸仪法，今不全载。来年正月一日，可于明堂宗祀三圣，以配上帝。」其月明堂成，号为万象神宫。天授二年正月乙酉，日南至，亲祀明堂，合祭天地，以周文王及武氏先考、先妣配，百神从祀，并于坛位次第布席而祀。武太后又于明堂后造佛舍，高百余尺。始构，为大风振倒。又重营，其功未毕。证圣元年正月景申夜，佛堂灾，延烧明堂，至明而尽。寻又无云而雷起，自西北来。未几，复令依旧规制重造明堂，凡高二百九十四尺，东西南北广三百尺。上施宝凤，俄以火珠代之。明堂之下，围绕施铁渠，以为辟雍之象。初为明堂，于堂后又为天堂五级，至三级则俯视明堂矣。未就，并为天火所焚。至重造，制度卑狭于前。为天堂以安大象，铸大仪以配之。天堂既焚，钟复鼻绝。至中宗，欲成武太后志，乃断象令短，建圣善寺阁以居之。其明堂微于西南倾，工人以木于中柱之，不欲人见，因驾为九龙盘蚪之状，其圆盖上施一丈金凤。至是改凤为珠，群龙捧之。天册万岁二年三月，造成，号为通天宫。四月，又行亲享之礼，大赦，改元为万岁通天。明年九月，又享于通天宫。

中宗即位，神龙元年九月，亲享明堂，合祭天地，以高宗配。季秋大享，复就圜丘行事，迄于睿宗之代。神龙元年，享昊天上帝于东都明堂，以高宗天皇大帝崇配。其仪亦依干封故事。

开元五年，行幸东都，将行大享之礼，以武太后所造明堂，有乖典制，遂拆，依旧造干元殿。太常博士冯宗等奏议：「武太后建天枢太仪，干元遗趾，兴重阁层楼。人斯告劳，天实贻诫。煨烬甫尔，遽加修立。今请削彼明堂，复干元殿，则当宁无偏，人识其旧矣。」诏令所司，详议奏闻。刑部尚书王志愔等议，咸以此堂所置，有乖典制，请改拆，依旧造干元殿。从之。每临御，依正殿礼。自是驾在东都，常以元日冬至于干元殿受朝贺。季秋大享，依旧于圜丘行事。十年，复题干元殿为明堂，而不行享礼。二十年，季秋，大享于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睿宗配。又以五方帝、五官从祀。笾豆樽罍之数，与雩礼同。时起居舍人王仲丘建议曰：「显庆礼，祀昊天上帝于明堂。准孝经『后稷配天，文王配上帝』，先儒以为天是感精之帝，即太微五帝，皆是星辰之例。且上帝之号，皆属昊天，郑玄引五帝。按周礼『王将旅上帝』，『祀五帝』，由此观之，上帝、五帝，是有差别。又孝经『严父莫大于配天』，其下文即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郑注云：『上帝者，天之别名。神无二主，故异其处。』孔安国云：『帝亦天也。』然则禋享上帝，有合经义。而五方皆祀，行之已久。今亦二礼并行，以成月令大享之义。」二十五年，驾在西京，诏将作大匠康素往东都毁之。素以毁拆费功，乃奏请且拆上层，但留下层以为正殿。从之。复依旧改为干元殿。其大享仪，具开元礼。初，万岁通天元年四月，铸九鼎成，置于明堂之庭，各依四方列焉。蔡州鼎名永昌，高丈八尺，受千八百石。冀州鼎名武兴，雍州鼎名长安，兖州鼎名日观，青州鼎名少阳，徐州鼎名东原，扬州鼎名江都，荆州鼎名江陵，梁州鼎名成都。八州鼎各高一丈四尺，受千二百石。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一十二斤。鼎上各写本州岛山川物产之象，仍令著作郎贾应福、殿中丞薛昌容、凤阁主事李元振、司农录事锺绍京等分题之，左尚令曹元廓画。仍令宰相、诸王率南北宿卫兵十余万人，并杖内大牛、白象等共曳之。自玄武门外曳入，天后自制曳鼎歌词，令曳者唱和焉。其时又造大仪钟，敛天下贡金三品，竟不成。九鼎初成，令以黄金千两涂之。纳言姚谏曰：「夫鼎者神器，贵在质朴自然，无假别为浮饰。臣观其状，先有五彩辉焕错杂其闲，岂待金色方为炫耀？」从之。开元二年八月，太子宾客薛谦光献东都九鼎铭。其蔡州铭武后所制，文曰：「牺、农首出，轩、昊膺期。唐虞继踵，汤禹乘时。天下光宅，域内雍熙。上玄降鉴，方建隆基。」紫微令姚崇等奏曰：「圣人启运，休兆必彰。请宣付史馆。」

朝日夕月周　汉　魏　晋　齐　后魏　后周　隋　大唐

周制，以柴祀日月星辰。郑众云：「实牲体于柴上。日者，阳精，属天；月者，阴精，属地。阴道挈制于阳，故月属天而从于阳，有同实柴之义。」日坛曰王宫，月坛曰夜明。牲币俱色赤，乐与祭五帝乐同，礼神之玉以珪璧。珪璧，邸为璧，取杀于上帝。杀，色界切。王搢大珪，执镇珪，缫藉五采五就，以朝日。王朝日者，示有所尊，训人事君也。王者父天而母地，兄日而姊月，故常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况人得不事耶！君子履端于始，举正于中，故本二分也。王服玄冕，所以尚质。自朝至暮，行祭之礼。先以牲币于柴上而燔之，升烟于天，以同五帝之仪。凡祭日月，岁有四焉。迎气之时，祭日于东郊，祭月于西郊，一也；二分祭日月，二也；祭义云「郊之祭，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三也；月令十月祭天宗，合祭日月，四也。但四气之时，有分有合。二分之日祭，谓分也。大报天而主日，以月配之，是合也。大报配祭之时，日燎于坛，月埋于坎，瘗埋之时自血始，燔燎之时自气先。合为大祭，分为中祭。郊特牲云「大报天而主日」。其礼宜重，用犊。分祭宜轻，轻则用少牢。拜日于东郊，拜月于西郊者，此因而祭于郊也。郊特牲大报之时，扫地而祭，燔柴而郊，就阳位也。祭法分祭之时，王宫祭日，夜明祭月，以少牢，在坛上，不于地也。至时于二祭所用珪玉，亦无差别。觐礼，拜日于东门之外，此会同以春也。礼日于南门外，礼月于北门外。此谓会同以夏、秋、冬。变拜言礼者，容祀也。祀月于北郊者，太阴之精，以为地神也。若王巡狩会盟，燔柴升烟以祭日，是君自以君道而祭阳也。方伯之会盟，则瘗埋以祭月，是臣自以臣道而祭阴。

汉武帝立二十八年，始郊太一，朝日夕月，改周法。其后常以郊泰畤，质明，出行竹宫，东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即为郊日月，又不在东西郊，遂朝夕常于殿下东面拜日。群公无四朝之事。

魏文帝诏曰：「天子拜日东门之外，礼方明也。而汉仪烦亵似家人之事，非尊天之道。」黄初二年正月乙亥，朝日于东门之外。而正月，非二分之义。秘书监薛靖论云：「按周礼朝日无常日，郑玄云用二分。秋分之时，月多东升，西向拜之，背实远矣。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秋之朏。」淳于睿驳之，引礼记云「祭日于东，祭月于西，以端其位」。周礼秋分夕月，并行于上代。西向拜月，虽如背实，亦犹月在天而祭之于坎，不复言背也。犹如天子东西游幸，其堂之官及拜官，犹北向朝拜，宁得以背实为疑？

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朔，朝日于东郊。八月己丑，夕月于西郊。始得古礼。

晋因之。武帝太康二年，有司奏：春分朝日，寒温未适，不可亲出。诏曰：「顷方难未平，今戎事已息，此礼为大。」遂亲朝日。

齐末东昏侯永元元年，何佟之议：「王者兄日姊月，马、郑用二分，卢植用立春。佟之以为日者太阳之精，月者太阴之精。春分阳气方永，秋分阴气向长。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朝敬故以二分，差有理据，则融、玄得义矣。今损汉仪，上采周礼春分之义，又无诸侯之事，无所出于东郊，今正殿即朝会行礼之廷，宜常以春分正殿之廷拜日。其夕月文不分明。佟之谓魏代所行，善得与夺之衷。今请以春分朝于殿廷西，东向而拜日；秋分夕于殿廷东，西向而拜月。此所谓正于日月以端其位。服无旒藻之饰，盖本天至质，朝日不得同昊天至质之礼，故以玄冕三旒。近代祀天，服衮冕十二旒，极文章之美，则是古今礼变。礼天朝日，服宜有异，顷代天子小朝会，服绛纱袍、通天金博山冠，斯即今朝之服次衮冕者也。窃谓宜服此拜日月，甚得差降之宜。」

后魏孝文帝太和十五年，诏曰：「近论朝日夕月，皆以二分之日，于东西郊行礼。然月有余闰，行无常准。今若一以分日，或值月出于东，而礼于西，寻情即礼，不可施行。昔曹魏薛靖以为朝日取月一日为朔，夕月三日为朏。朔者月形始着。今未知朏朔二分，何者为是？」游明根等对曰：「考按旧式，准校众议，宜从朏月。」

后周以春分朝日于国东门外，为坛，如其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