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齐书

求幽之义。魏世秦静使社稷别营，称自汉以来，相承南向。汉之于周，世代未远，鄗上颓基，商丘余树，犹应尚存，迷方失位，未至于此，通儒达识，不以为非。庾蔚之昔已有此议，后徐爰、周景远并不同，仍旧不改。”

佟之议：“来难引君南向答阳，臣北向答君。敢问答之为言，为是相对？为是相背？相背则社位南向，君亦南向，可如来议。《郊特牲》云‘臣之北向答君’，复是君背臣。今言君南臣北，向相称答，则君南不得称答矣。《记》何得云祭社君南向以答阴邪？社果同向，则君亦宜西向，何故在社南向？在郊西向邪？解则不然，《记》云，君之南向答阳，此明朝会之时，盛阳在南，故君南向对之，犹圣人南面而听，向明而治之义耳，宁是祈祀天地之日乎？知祭社北向，君答故南向，祀天南向，君答宜北向矣。今皇帝黑瓒阶东西向者，斯盖始入之别位，非接对之时也。案《记》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又云‘社祭土而主阴气’。又云‘不用命，戮于社’。孔安国云‘社主阴，阴主杀’。《传》曰‘日蚀，伐鼓于社’。杜预云‘责群阴也’。社主阴气之盛，故北向设位，以本其义耳。余祀虽亦地祇之贵，而不主此义，故位向不同。不得见余阴祀不北向，便谓社应南向也。案《周礼》祭社南向，君求幽，宜北向，而《记》云君南向，答阴之义，求幽之论不乖欤？魏权汉社，社稷同营共门，稷坛在社坛北，皆非古制。后移宫南，自当如礼。如静此言，乃是显汉社失周法，见汉世旧事。尔时祭社南向，未审出何史籍。就如议者，静所言是祭社位向仍汉旧法，汉又袭周成规，因而不改者，则社稷三座，并应南向，今何改帝社南向，泰社及稷并东向邪？”

治礼又难佟之，凡三往反。至建武二年，有司议：“治礼无的然显据。”佟之议乃行。

建武二年，祠部郎何佟之奏：“案《周礼·大宗伯》‘以苍璧礼天，黄琮礼地’。郑玄又云‘皆有牲币，各放其器之色’。知礼天圜丘用玄犊，礼地方泽用黄牲矣。《牧人》云‘凡阳祀用骍牲，阴祀用黝牲’。郑玄云‘骍，赤；黝，黑也。阳祀，祭天南郊及宗庙。阴祀，祭地北郊及社稷’。《祭法》云‘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瘗埋于泰折，祭地也。用骍犊’。郑云‘地，阴祀，用黝牲，与天俱用犊，故连言之耳’。知此祭天地即南北郊矣。今南北两郊同用玄牲，又明堂、宗庙、社稷俱用赤，有违昔典。又郑玄云‘祭五帝于明堂，勾芒等配食’。自晋以来，并圜丘于南郊，是以郊坛列五帝、勾芒等。今明堂祀五精，更阙五神之位，北郊祭地祗，而设重黎之坐，二三乖舛，惧亏盛则。”

前军长史刘绘议：“《语》云‘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未详山川合为阴祀不？若在阴祀，则与黝乖矣。”

佟之又议：“《周礼》以天地为大祀，四望为次祀，山川为小祀。周人尚赤，自四望以上牲色各依其方者，以其祀大，宜从本也。山川以下，牲色不见者，以其祀小，从所尚也。则《论》、《礼》二说，岂不合符？”参议为允。从之。

永元元年，步兵校尉何佟之议曰：“盖闻圣帝明王之治天下也，莫不尊奉天地，崇敬日月，故冬至祀天于圜丘，夏至祭地于方泽，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所以训民事君之道，化下严上之义也。故礼云‘王者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周礼·典瑞》云‘王搢大圭，执镇圭，藻藉五采五就以朝日’。马融云‘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觐礼》‘天子出，拜日于东门之外’。卢植云‘朝日以立春之日也’。郑玄云‘端当为冕，朝日春分之时也’。《礼记·朝事议》云‘天子冕而执镇圭，尺有二寸，率诸侯朝日于东郊，所以教尊尊也’。故郑知此端为冕也。《礼记·保傅》云‘三代之礼，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而不明所用之定辰。马、郑云用二分之时，卢植云用立春之日。佟之以为日者太阳之精，月者太阴之精。春分阳气方永，秋分阴气向长。天地至尊用其始，故祭以二至，日月礼次天地，故朝以二分，差有理据，则融、玄之言得其义矣。汉世则朝朝日，暮夕月。魏文帝诏曰：‘《觐礼》天子拜日东门之外，反礼方明。《朝事议》曰天子冕而执镇圭，率诸侯朝日于东郊。以此言之，盖诸侯朝，天子祀方明，因率朝日也。汉改周法，群公无四朝之事，故不复朝于东郊，得礼之变矣。然旦夕常于殿下东向拜日，其礼太烦。今采周春分之礼，损汉日拜之仪，又无诸侯之事，无所出东郊，今正殿即亦朝会行礼之庭也。宜常以春分于正殿之庭拜日，其夕月文不分明。其议奏。’魏秘书监薛循请论云：‘旧事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案《周礼》朝日无常日，郑玄云用二分，故遂施行。秋分之夕，月多东潜，而西向拜之，背实远矣。谓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秋之朔。’淳于睿驳之，引《礼记》云‘祭日于东，祭月于西，以端其位’。《周礼》秋分夕月，并行于上世。西向拜月，虽如背实，亦犹月在天而祭之于坎，不复言背月也。佟之案《礼器》云‘为朝夕必放于日月’。郑玄云‘日出东方，月出西方’；又云‘大明生于东，月生于西，此阴阳之分，夫妇之位也’。郑玄云‘大明，日也’。知朝日东向，夕月西向，斯盖各本其位之所在耳。犹如天子东西游幸，朝堂之官及拜官者犹北向朝拜，宁得以背实为疑邪？佟之谓魏世所行，善得与夺之衷。晋初弃圜丘方泽，于两郊二至辍礼，至于二分之朝，致替无义。江左草创，旧章多阙，宋氏因循，未能反古。窃惟皇齐应天御极，典教惟新，谓宜使盛典行之盛代，以春分朝于殿庭之西，东向而拜日，秋分于殿庭之东，西向而拜月，此即所谓必放日月以端其位之义也。使四方观化者，莫不欣欣而颂美。旒藻之饰，盖本天之至质也，朝日不得同昊天至质之礼，故玄冕三旒也。近代祀天，著衮十二旒，极文章之美，则是古今礼之变也。礼天朝日，既服宜有异，顷世天子小朝会，著绛纱袍、通天金博山冠，斯即今朝之服次衮冕者也。窃谓宜依此拜日月，甚得差降之宜也。佟之任非礼局，轻奏大典，实为侵官，伏追惭震。”从之。

永明三年，有司奏：“来年正月二十五日丁亥，可祀先农，即日舆驾亲耕。”宋元嘉、大明以来，并用立春后亥日，尚书令王俭以为亥日藉田，经记无文，通下详议。

兼太学博士刘蔓议：“《礼》，孟春之月，立春迎春，又于是月以元日祈谷，又择元辰躬耕帝藉。卢植说礼通辰日，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天，阳也，故以日。藉田，阴也，故以辰。阴礼卑后，必居其末，亥者辰之末，故《记》称元辰，注曰吉亥。又据五行之说，木生于亥，以亥日祭先农，又其义也。”

太常丞何諲之议：“郑注云‘元辰，盖郊后吉亥也’。亥，水辰也，凡在垦稼，咸存洒润。五行说十二辰为六合，寅与亥合，建寅月东耕，取月建与日辰合也。”

国子助教桑惠度议：“寻郑玄以亥为吉辰者，阳生于子，元起于亥，取阳之元以为生物，亥又为水，十月所建，百谷赖兹沾润毕熟也。”

助教周山文议：“卢植云‘元，善也。郊天，阳也，故以日。藉田，阴也，故以辰’。蔡邕《月令章句》解元辰云‘日，干也。辰，支也。有事于天，用日。有事于地，用辰’。”

助教何佟之议：“《少牢馈食礼》云‘孝孙某，来日丁亥，用荐岁事于皇祖伯某’。注云‘丁未必亥也，直举一日以言之耳。禘太庙礼日用丁亥，若不丁亥，则用己亥、辛亥，苟有亥可也’。郑又云‘必用丁、己者，取其令名，自丁宁自变改，皆为谨敬’。如此，丁亥自是祭祀之日，不专施于先农。汉文用此日耕藉祠先农，故后王相承用之，非有别义。”

殿中郎顾暠之议：“郑玄称先郊后吉辰，而不说必亥之由。卢植明子亥为辰，亦无常辰之证。汉世躬藉，肇发汉文，诏云‘农，天下之本，其开藉田’。斯乃草创之令，末睹亲载之吉也。昭帝癸亥耕于钩盾弄田，明帝癸亥耕下邳，章帝乙亥耕定陶，又辛丑耕怀，魏之烈祖实书辛未，不系一辰，徵于两代矣。推晋之革魏，宋之因晋，政是服膺康成，非有异见者也。班固序亥位云‘阴气应亡射，该藏万物，而杂阳阂种’。且亥既水辰，含育为性，播厥取吉，其在兹乎？固序丑位云‘阴大旅，助黄锺宣气而牙物’。序未位云‘阴气受任，助蕤宾君主种物，使长大茂盛’。是汉朝迭选，魏室所迁，酌旧用丑，实兼有据。”参议奏用丁亥。诏“可”。

建元四年正月，诏立国学，置学生百五十人。其有位乐入者五十人。生年十五以上，二十以还，取王公已下至三将、著作郎、廷尉正、太子舍人、领护诸府司马谘议经除敕者、诸州别驾治中等见居官及罢散者子孙。悉取家去都二千里为限。太祖崩，乃止。

永明三年正月，诏立学，创立堂宇，召公卿子弟下及员外郎之胤，凡置生二百人。其年秋中悉集。有司奏：“宋元嘉旧事，学生到，先释奠先圣先师，礼又有释菜，未详今当行何礼？用何乐及礼器？”尚书令王俭议：“《周礼》‘春入学，舍菜合舞’。《记》云‘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又云‘始入学，必祭先圣先师’。中朝以来，释菜礼废，今之所行，释奠而已。金石俎豆，皆无明文。方之七庙则轻，比之五礼则重。陆纳、车胤谓宣尼庙宜依亭侯之爵；范宁欲依周公之庙，用王者仪，范宣谓当其为师则不臣之，释奠日，备帝王礼乐。此则车、陆失于过轻，二范伤于太重。喻希云‘若至王者自设礼乐，则肆赏于至敬之所；若欲嘉美先师，则所况非备’。寻其此说，守附情理。皇朝屈尊弘教，待以师资，引同上公，即事惟允。元嘉立学，裴松之议应舞六佾，以郊乐未具，故权奏登歌。今金石已备，宜设轩县之乐，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其冬，皇太子讲《孝经》，亲临释奠，车驾幸听。

建武四年正月，诏立学。永泰元年，东昏侯即位，尚书符依永明旧事废学。领国子助教曹思文上表曰：“古之建国君民者，必教学为先，将以节其邪情而禁其流欲，故能化民裁俗，习与性成也。是以忠孝笃焉，信义成焉，礼让行焉，尊教宗学，其致一也。是以成均焕于古典，虎门炳于前经。陛下体睿淳神，缵承鸿业，今制书既下，而废学先闻，将恐观国之光者，有以拟议也。若以国讳故宜废，昔汉成立学，爰洎元始，百余年中，未尝暂废，其间有国讳也。且晋武之崩，又其学犹存，斯皆先代不以国讳而废学之明文也。永明以无太子故废，斯非古典也。寻国之有学，本以兴化致治也，天子于以谘谋焉，于以行礼焉。《记》云‘天子出征，受命于祖，受成于学。执有罪反，释奠于学’。又云‘食三老五更于太学，天子袒而割牲，执爵而酳，以教诸侯悌也’。于斯学，是天子有国之基，教也或以之。所言皆太学事也，今引太学不非证也。据臣所见，今之国学，即古之太学。晋初太学生三千人，既多猥杂，惠帝时欲辩其泾渭，故元康三年始立国子学，官品第五以上得入国学。天子去太学入国学，以行礼也。太子去太学入国学，以齿让也。太学之与国学，斯是晋世殊其士庶，异其贵贱耳。然贵贱士庶，皆须教成，故国学太学两存之也，非有太子故立也。然系废兴于太子者，此永明之钜失也。汉崇儒雅，几致刑厝，而犹道谢三、五者，以其致教之术未笃也。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以讽诵相摩。今学非唯不宜废而已，乃宜更崇尚其道，望古作规，使郡县有学，飨闾立教。请付尚书及二学详议。”有司奏。从之。学竟不立。

永明五年十月，有司奏：“南郡王昭业冠，求仪注未有前准。”尚书令王俭议：“皇孙冠事，历代所无。礼虽有嫡子无嫡孙，然而地居正体，下及五世。今南郡王体自储晖，实惟国裔，元服之典，宜异列蕃。案《士冠礼》‘主人玄冠朝服，宾加其冠，赞者结缨’。郑玄云‘主人，冠者之父兄也’。寻其言父及兄，则明祖在，父不为主也。《大戴礼记·公冠篇》云公冠自为主，四加玄冕，以卿为宾。此则继体之君及帝之庶子不得称子者也。《小戴礼记·冠义》云‘冠于阼，以著代也。醮于客位，三加弥尊，加有成也’。注称‘嫡子冠于阼，庶子冠于房’。《记》又云‘古者重冠，故行之于庙，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据此而言，弥与郑注《仪礼》相会。是故中朝以来，太子冠则皇帝临轩，司徒加冠，光禄赞冠。诸王则郎中加冠，中尉赞冠。今同于储皇则重，依于诸王则轻。又《春秋》之义，‘不以父命辞王父命’。《礼》‘父在斯为子，君在斯为臣’。皇太子居臣子之节，无专用之道。南郡虽处蕃国，非支庶之列，宜禀天朝之命，微申冠阼之礼。晋武帝诏称汉、魏遣使冠诸王，非古正典。此盖谓庶子封王，合依公冠自主之义，至于国之长孙，遣使惟允。宜使太常持节加冠，大鸿胪为赞；醮酒之仪，亦归二卿；祝醮之辞，附准经记，别更撰立，不依蕃国常体。国官陪位拜贺，自依旧章。其日内外二品清官以上，诣止车集贺，并诣东宫南门通笺。别日上礼，宫臣亦诣门称贺，如上台之仪。既冠之后，克日谒庙，以弘尊祖之义。此既大典，宜通关八座丞郎并下二学详议。”仆射王奂等十四人议并同，并撰立赞冠、醮酒二辞。诏“可”。祝辞曰：“皇帝使给事中、太常、武安侯萧惠基加南郡王冠。”祝曰：“筮日筮宾，肇加元服。弃尔幼志，从厥成德。亲贤使能，克隆景福。”醮酒辞曰：“旨酒既清，嘉荐既盈。兄弟具在，淑慎仪形。永届眉寿，于穆斯宁。”

永明中，世祖以婚礼奢费，敕诸王纳妃，上御及六宫依礼止枣栗腶脩，加以香泽花粉，其余衣物皆停。唯公主降嫔，则止遗舅姑也。永泰元年，尚书令徐孝嗣议曰：“夫人伦之始，莫重冠婚，所以尊表成德，结欢两姓。年代污隆，古今殊则，繁简之仪，因时或异。三加废于士庶，六礼限于天朝，虽因习未久，事难顿改，而大典之要，深宜损益。案《士冠礼》，三加毕，乃醴冠者，醴则唯一而已，故醴辞无二。若不醴，则每加辄醮以酒，故醮辞有三。王肃云‘醴本古味，其礼重；酒用时味，其礼轻故也’。或醴或醮，二三之义，详记于经文。今皇王冠毕，一酌而已，即可拟古设醴；而犹用醮辞，实为乖衷。寻婚礼实篚以四爵，加以合卺，既崇尚质之理，又象泮合之义。故三饭卒食，再酳用卺。先儒以礼成好合，事终于三，然后用卺合。仪注先酳卺，以再以三，有违旨趣。又《郊特牲》曰‘三王作牢用陶匏’。言太古之时，无共牢之礼，三王作之，而用太古之器，重夫妇之始也。今虽以方樏示约，而弥乖昔典。又连卺以锁，盖出近俗。复别有牢烛，雕费采饰，亦亏曩制。方今圣政日隆，声教惟穆，则古昔以敦风，存饩羊以爱礼，沿袭之规，有切治要，嘉礼实重，宜备旧章。谓自今王侯已下冠毕一酌醴，以遵古之义。醴即用旧文，于事为允。婚亦依古，以卺酌终酳之酒，并除金银连锁，自余杂器，悉用埏陶。堂人执烛，足充鸑燎，牢烛华侈，亦宜停省。庶斫雕可期，移俗有渐。”参议并同。奏可。

晋武太始二年，有司奏，故事皇后讳与帝讳俱下。诏曰：礼，内讳不出宫，近代讳之也。建元元年，太常上朝堂讳训。仆射王俭议曰：“后讳依旧不立训。礼，天子诸侯讳群祖，臣隶既有从敬之义，宜为太常府君讳。至于朝堂榜题，本施至极，既追尊所不及，礼降于在三，晋之京兆，宋之东安，不列榜题。孙毓议称京兆列在正庙，臣下应讳，而不上榜。宋初博士司马道敬议东安府君讳宜上榜，何承天执不同，即为明据。”其有人名地名犯太常府君及帝后讳者，皆改。宣帝讳同。二名不偏讳。所以改承明门为北掖，以榜有“之”字与“承”并。东宫承华门亦改为宣华云。

汉末，蔡邕立汉《朝会志》，竟不就。秦人以十月旦为岁首，汉初习以大飨会，后用夏正，飨会犹未废十月旦会也。东京以后，正旦夜漏未尽七刻，鸣钟受贺，公侯以下执贽来庭，二千石以上升殿称万岁，然后作乐宴飨。张衡赋云“皇舆夙驾，登天光于扶桑”。然则虽云夙驾，必辨色而行事矣。魏武都邺，正会文昌殿，用汉仪，又设百华灯。后魏文修洛阳宫室，权都许昌，宫殿狭小，元日于城南立毡殿，青帷以为门，设乐飨会。后还洛阳，依汉旧事。晋武帝初，更定朝会仪，夜漏未尽十刻，庭燎起火，群臣集。傅玄《朝会赋》云“华灯若乎火树，炽百枝之煌煌”。此则因魏仪与庭燎并设也。漏未尽七刻，群臣入白贺，未尽五刻，就本位，至漏尽，皇帝出前殿，百官上贺，如汉仪。礼毕罢入，群臣坐，谓之辰贺。昼漏上三刻更出，百官奉寿酒，大飨作乐，谓之昼会。别置女乐三十人于黄帐外，奏《房中之歌》。江左多虞，不复晨贺，夜漏未尽十刻，开宣阳门，至平旦始开殿门；昼漏上五刻，皇帝乃出受贺。宋世至十刻乃受贺。其余升降拜伏之仪，及置立后妃王公已下祠祀夕牲拜授吊祭，皆有仪注，文多不载。

三月三日曲水会，古禊祭也。汉《礼仪志》云“季春月上巳，官民皆洁濯于东流水上，自洗濯祓除去宿疾为大洁”。不见东流为何水也。晋中朝云，卿已下至于庶民，皆禊洛水之侧，事见诸《禊赋》及《夏仲御传》也。赵王伦篡位，三日，会天渊池诛张林。怀帝亦会天渊池赋诗。陆机云“天渊池南石沟，引御沟水，池西积石为禊堂。跨水，流杯饮酒”。亦不言曲水。元帝又诏罢三日弄具。今相承为百戏之具，雕弄技巧，增损无常。

史臣曰：案禊与曲水，其义参差。旧言阳气布畅，万物讫出，姑洗洁之也。巳者祉也，言祈介祉也。一说，三月三日，清明之节，将修事于水侧，祷祀以祈丰年。应劭云：“禊者，洁也，言自洁濯也。或云汉世有郭虞者，以三月上辰生二女，上巳又生一女，二日中频生皆死，时俗以为大忌，民人每至其日，皆适东流水祈祓自洁濯，浮酌清流，后遂为曲水。”案高后祓霸上，马融《梁冀西第赋》云“西北戌亥，玄石承输。虾蟆吐写，庚辛之域”。即曲水之象也。今据禊为曲水事，应在永寿之前已有，祓除则不容在高后之后。祈农之说，于事为当。

九月九日马射。或说云，秋金之节，讲武习射，像汉立秋之礼。

史臣曰：案晋中朝元会，设卧骑、倒骑、颠骑，自东华门驰往神虎门，此亦角抵杂戏之流也。宋武为宋公，在彭城，九日出项羽戏马台，至今相承，以为旧准。

志第二 礼下

建元四年，高帝山陵，昭皇后应迁祔。祠部疑有祖祭及遣启诸奠九饭之仪不。左仆射王俭议：“奠如大敛。贺循云‘从墓之墓皆设奠，如将葬庙朝之礼’。范宁云‘将窆而奠’。虽不称为祖，而不得无祭。”从之。有司又奏：“昭皇后神主在庙，今迁祔葬，庙有虞以安神，神既已处庙，改葬出灵，岂应虞祭？郑注改葬云‘从庙之庙，礼宜同从墓之墓’。事何容异！前代谓应无虞。”左仆射王俭议：“范宁云‘葬必有魂车’。若不为其归，神将安舍？世中改葬，即墓所施灵设祭，何得不祭而毁耶？贺循云‘既窆，设奠于墓，以终其事’。虽非正虞，亦粗相似。晋氏修复五陵，宋朝敬后改葬，皆有虞。今设虞非疑。”从之。

建元二年，皇太子妃薨，前宫臣疑所服。左仆射王俭议：“《礼记·文王世子》‘父在斯为子，君在斯为臣。’且汉魏以来，宫僚充备，臣隶之节，具体在三。昔庾翼妻丧，王允、滕弘谓府吏宜有小君之服，况臣节之重邪？宜依礼为旧君妻齐衰三月，居官之身，并合属假，朝晡临哭悉系东宫。今臣之未从官在远者，于居官之所，属宁二日半，仍行丧成服，遣笺表，不得奔赴。”从之。

太子妃斩草乘黄，议建铭旌。仆射王俭议：“礼，既涂棺，祝取铭置于殡东，大敛毕，便应建于西阶之东。”

宋大明二年，太子妃毙，建九旒。有司又议：“斩草日建旒与不？若建旒，应几旒？及画龙升降云何？又用几翣？仆射王俭议：“旒本是命服，无关于凶事。今公卿以下，平存不能备礼，故在凶乃建耳。东宫秩同上公九命之仪，妃与储君一体，义不容异，无缘未同常例，别立凶旒。大明旧事，是不经详议，率尔便行耳。今宜考以礼典，不得效尤从失。吉部伍自有桁辂，凶部别有铭旌，若复立旒，复置何处？翣自用八。”从之。

有司奏：“大明故事，太子妃玄宫中有石志。参议墓铭不出礼典。近宋元嘉中，颜延作王球石志。素族无碑策，故以纪德。自尔以来，王公以下，咸共遵用。储妃之重，礼殊恒列，既有哀策，谓不须石志。”从之。

有司奏：“穆妃卒哭后，灵还在道，遇朔望，当须设祭不？”王俭议：“既虞卒哭，祭之于庙，本是祭序昭穆耳，未全同卒吉四时之祭也，所以有朔望殷事。蕃国不行权制，宋江夏王妃卒哭以后，朔望设祭。帝室既以卒哭除丧，无缘方有朔望之祭。灵筵虽未升庙堂，而舫中即成行庙，犹如桓玄及宋高祖长沙、临川二国，并有移庙之礼。岂复谓灵筵在途，便设殷事耶？推此而言，朔望不复俟祭。宋懿后时旧事不及此，益可知时议。”从之。

建元三年，有司奏：“皇太子穆妃以去年七月薨，其年闰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