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元史

居宽等同为执政，犹陷之于死地。进而守正，则徒遭刑戮，而令圣朝有杀直之名；退而引病，则诬以不忠，而谓不肯效皇家之力。伏望厉宪台之丰采，俾行省以齐阶，则委任既专，而体统自肃矣。

臣闻设纪张纲，莫如清简，建官置吏，切戒繁多。夫爵者，官之尊也；阶者，官之次也；品者，官之序也；职者，官之掌也；位者，官之居也；禄者，官之给也；吏者，官之佐也。虽曰事非官不办，亦有事因官多而益紊。此圣王所以贵寡不贵众，欲静不欲躁也。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周卿分职，各率其属。厥后官愈多，而治愈不古。是以汉废四百县，而下民业定；隋废五百郡，而天下政行；皆以官不用多，而在乎得贤；政不徒烦，而贵乎省事也。今国家立制，自宗王及国王、郡王、国公以下，为爵自特进、崇进至将军、大夫、校尉、郎，为阶自正一至从九，为品掌典当行，为职各职所居，为位各位养廉之资，为禄各司赞佐行文之史，为吏其制亦详矣。然文武二等，分部中外，本欲图宁，而似乎难宁也。估见京师不急之司、院，无用之署、局，及随朝台、省、院、部以下诸有司官吏，可兼而不兼，可并而不并者有之矣。畿外行省，随省诸有司，宣慰、廉访等司，路、府、州、县、仓、库、局监诸衙门，官吏亦有冗者矣。武臣万户所统不满万人，千户所管不及千人之类，亦已有之矣。臣窃以冗官之大弊有三：一曰选法之弊，二曰政事之弊，三曰军民之弊。夫文武官吏员数既多，当考满之时，近春秋之选，资格之簿扰攘纷纭，保荐之文交错旁午，有司行文且未暇，奚暇顾孰果有才，孰果有德而考校之哉。既不遑考校，则取准于官牍荐书之所陈布已耳。于是杂流之途进，货贿之窦开，遂致员多阙少，无知这何。经营者是得迁除，养高者坐淹岁月，此选法之弊也。夫文武官吏人数既多，有当决之事而不决，有当行之事而不行，问其职，则曰：“我职也。”问其施，则曰：“僚属非一，岂我所能独主？？及乎朝廷闻之，遂立稽违期限之罚，不亦甚与？此政事之弊也。夫国家用人路广浮滥，得升使之临共，在下必不能敷宣政化，如是则刻剥之苦，役使之烦，为害良多。此军民之弊也。三弊不绝，而徒立法以防之，不知法立而惧法之人奸欺之计益生矣。伏望察此三弊，凡内外不急之官吏、无用之衙门，可罢者罢之，可并者并之，然后以慎重名器之法，择人而用，又以黜幽陟明之法，顺理而考，则典选者易见其人，易程其效，而选法清矣，临政者事有所归，职有所主，而政绩成矣，在下者省于烦役，免于苦刻，而民业定矣。民者，天下之本，民业定而天下不太平者未之有也。

又曰：赦者，欲以荡涤瑕秽，与民更始。以负罪者言之，则为莫大之深恩；以致治者论之，则非太平之常事也。近世以来，郊天、祝宗、建储、立后，未有不肆赦者。侥幸之子、逆知期会，能不起非滥之心哉？且罹狱者，皆人之切心侧目者也。及乎啼乌夜启，驿马宵流，玉龠告灵，金鸡树伏，雷雨一解，例皆释之，名为嘉吉之符，实皆变异之征也。遂使攘劫服赃而诧议，善人屏息以衔冤，养稂莠于良田，纵豺狼于当道。独不念害嘉谷而伤平民乎？又况大赦之后，邪奸未尝衰止，朝脱囹圄，夕撄缧绁其不能承化自新，亦已明矣。今国家哀囚徒之孽苦，悯小民之庸騃，频降赦条，此盖朝廷不忍人之心形于外，而不能自已也。推此以及良民，顺大道以正生杀，则周文之治不难同矣。若当罪而宥之，当杀而生之，亦犹来暄风于霜雪之辰，行春令于秋冬之际，如此布欲天道之成，臣不知其可也。伏望明罚饬法，振纪肃纲，俾奸人贪吏革面洗心，不敢觊非常之恩，作幸邀之想，天下幸甚！

臣闻尧居茅屋，禹戒雕墙，周王之插服，汉帝之皂绨，非徒尽质素之本心，亦以杜人民之奢汰也。下至晋武焚雉头裘，宋武碎琥珀枕，隋文帝同土价于黄金，唐太宗悲苦寒之鹦鹉，斯中主之雄，匹夫之圣，犹能旧然特立。而国家乃使纂组绫锦浼其身，全珠壁玉浼其心，禽鸟犀象浼其视，俳优丝竹浼其耳，珍馐异馔浼其口腹，臣窃危之。

今国家官阶各异，服色惟三。是故有紫，有红，有绿，有碧者，实唐朝之公服也。意或水一、火二、木三、金四者，用四方之间色也。今又举三等之色，而遣其碧者，从当时之宜也。至于玉犀、金角之饰带，金银锡锴之殊节，象板以为简，银铜以为章，此在公之品级也。山节藻棁，复室重檐，黻绣偏诸肩绘日月，皆古天子宫室衣服之制也。今市藏获皆敢居之、服之，此臣所以惜之也。车马者，古之命物也。今六合为一、冀、代多马，天下之人皆得乘之，无足深怪。然大夫不敢徒行，是以有车。今市井之家，往往骖服驾车而乘之，与士大夫无异，此臣所以惜之也。上自省、台，下及州、府中人，前世皆用黛色为区别，今犹阙焉，也入公庭与庶人无异，此臣所以惜之也。僧、尼道士之服，自有其宜，今不遵本教，杂混常俗，此臣所以惜之也。古者五十方衣帛，七十方食肉，今富人墙屋被文绣，鞍辔饰金玉，婢妾曳丝履，犬马食菽粟，甚至权吏滥官，豪富子弟，大率以贞廉为愚，以节俭为耻，此臣所以惜之也。

奏上，多为时所采用。

成宗即位，天麟复上逃民策曰：

伏读辛酉诏命，中统建元以前逃户复业者户下差税，本年全免，次年半征，三年复始例起科。自此累颁诏文，优恤逃户，蠲免积逋，斯皆先帝这惠也。臣谓逃民之故有五：一早天，二曰官，三曰军，四曰钱，五曰愚。盖有田之家，田为恒产，屡经饥馑，粮竭就食。如此而逃者，天为之也。守令苛刻，役敛烦兴，富以赂免，贫难独任。如此而逃者，官为之也。军资不赡，鬻卖田产，无以供给。如此而逃者，军所致也。生理不周，举债乾没，子本增积，不能速偿。如此而逃者，钱所致也。弗恤艰难，损附遗业，悔恨莫追，穷困失所。如此而逃者，乃自愚也。夫逃民皆无奈之民也。倘稍能自存活，岂肯逃哉。又诏云：苟避差发，臣谓此则非民之罪，实官长之罪耳。昔汉倪宽为内史，军发负租，课殿当免，民闻之，大家牛车，小家担负，输租纟强属课，更以最此。盖民信爱之故也，岂有苟避差发者哉。伏望陛下一新污俗，再整淳风，下哀痛之诏，察化导之义，从前逋负差税并行除免。凡有田而逃者听复本业，无田而逃者听于旷土占田，其间贫无牛种及田器者，官为贳而颁之，限三年外酬其贳主之直而无息，凡因军而逃者，验实贫为助资之户，凡欠负他人钱债者，复业之后，限五年外一本一利偿还，有既复业而尚游手荒废农务者，乡三老举于官而罪之。逃民已定，于是慎名器以绝滥虚之官，限田产以绝兼并之路，重农桑以绝失业之人，设义仓以绝凶岁之厄。向之逃民虽赏之，亦不复逃矣。此谓之务本。

云南金齿路进驯象，天麟又上策曰：

当今殊方异物，禽鸟犀象，自山海而来者多矣。其间为害不一，试略陈之。夫牛马鸡犬之类，中国之所常有，上下之所共育畜之，无失其时，则可以充国用而利民生。彼异域之产，有之不足以增光，无之不足以滋歉者。近年以来，骈罗而至，梯山航海，辇赆舆金，或重译而来呈，或望风而并凑，府无虚月，史不绝书。若以冠带百蛮车书万里而论，则百世之嘉猷，莫大之神功。若以帝王大体，古今论议而言，则受之而不却，启之而不杜，亦非所以尽圣明之本心也。按夏禹任土作贡，而召公之戒其主且曰：“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珍禽异兽不育于国，不宝远物，则远人格。”真知言者也。东周之际，楚子不臣，包茅不至，无以缩酒，齐桓仗义而问其罪，《春秋》大之。西汉之时，大宛未服，天马未来，怒激中国，武帝恃力而侵其域，当代病之。此二者，中以审中国之贡，乃所当然，而远人之物，未宜取之也。岂惟远人之物未宜取哉，即中国无益之物亦不可取。是以孝文还千里马，元帝罢齐三服官，仁俭之名，如扬日月，虽欲下民之不感，岂可得或！且异物荡心，其害一也。使外国闻之，而以国家为有嗜好，其害二也。水陆转运，役人非细，其害三也。有三害，而无一利，亦何尚之有。伏望陛下昭播徽声，俾扬遐境。凡四远之纳款者，听书檄奏闻，而不求其献物，听子弟入朝，而不求其纳贿，则化天下以德，示天下以无欲，将见西番东徼之渠长承恩而来享，慕道而来王矣。又言：训宗室在教行而知礼，法明而畏罪。阀阅子弟例得补荫者，宜严定试法。至于献商计羡余者，莫非掊克之臣被笞杖复官者，类皆无耻之辈。其大夫以上有罪者，先禁卒徒詈辱，当刑者听其自裁，籍没者子孙免禁锢之限，家财给无告之人。

其论人材，辨三德而分为九科，简八材而分为二十六等。其论建官行省。革藩镇诸侯之专，中书为公卿大臣之任。其论选法，当以贤能为先，称职是尚，而不计资序之浅深。又如立社仓、置谏院、定军役、除差税、惜农时、开武科、设天驷监、广群牧所，皆裨益时政之大者。天麟所著诗文尤富，皆不传于世。

郑介夫，字以居，衢州开化人。性刚直敢言。成宗大德七年，上《太平策》一纲二十目，略曰：

昔齐桓五子争立，而霰业遂微。晋献谗废申发，至国乱数十年。始皇以扶苏不定，致使灭宗。惠帝以继子不明，几至易姓。自后由此败亡者，不可胜计。草茅之士，犹不能忘情；而秉均当轴之臣，略不及此，何邪？今皇太子嗜慾未开，心术未定。宜择端人正士以傅翼之，与之居处出入，使通古今治乱之成迹，明君子小人之情伪。所谓教得而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古者建东宫，立太子，将以重国本、定民志，非泛然之美称也。今诸王公子例呼太子，嫡庶亲疏略无差别。昔晋申允曰：太子统天下之重，而与诸王齐冠远游，非所以辨贵贱也。同衣冠犹不可，况可同名号哉！

吏之与儒可相有，而不可相无者也。儒不通吏，则为腐儒；吏不通儒，则为俗吏。必儒吏兼通，而后可以莅政临民。《汉书》称以儒术饰吏治，正此谓也。今吟一篇诗，习半行字，即名为儒；检举式例，会计出入，即名为吏。吏则指儒为不识时务之书生，儒则诋吏为不通古今之俗子。儒、吏本出一途，析而为二，遂致人员之字，莫甚此时。久任于内者，但求速化，未知民瘼之艰难；久任于外者，惟务苟禄，不谙中朝之体统。今朝廷既未定取人之科，当思所以救弊之策。百官自三品以下，九品以上，并内外互相注授。历外一任，则升之朝；随朝一任，则补之外，凡任于外者，必由内发；任于内者，必从外取。庶使儒通于吏，吏出于儒，儒吏不致扞格，内外无分重轻矣。

古者自州县官以上，皆天子自选，故铨曹每拟一官，必先禀命于天子。天子欲用一人，亦询其可否于执政。今乃以省部除授之官，指为常选；以天子委用之人，指为别里歌选。夫天下之官，孰非天子之臣，安得一以朝省，而自分为两途邪？

汉以铜钱而权皮币之重，皮币为母，铜钱为子。宋以铜钱而权交会之重，交会为母，铜钱为子。国初以中统钞五十两为一锭者，盖别乎银锭也，以银为母，中统为子。既而银已不行，所用者惟钞，遂以至大钞为母，小钞为子。今以至元一贯淮中统五贯，是以子胜母，以轻加重。以后逾前，势不至于大坏，极弊不止。夫钞为一时之权宜，钱为万世之长计。盗贼难以赍行，水火不能消减，世世因之，以为通宝。说者谓铸一钱费一钱，无利于国。不知费一钱，可得一钱，利在天下，即国家无穷之利也。

唐刘晏专用榷盐，以充军国之用，其言曰：“官多则民扰。但于出盐之乡，置盐官，收盐户所煮之盐，转鬻于商，任其所之。自余州县，不复置官，或商绝盐贵，则减价鬻之，谓之常平盐。由是国用充足，民不困敝。”此已验良法也。今宜祖其遗规，将盐运司衙门及各场所设官吏、团军、巡卒尽归有司管领，选省部内才干官一员，充榷盐使，于各州县摘佐贰官一员，提调盐务，于产盐处所设乡官一员，专掌支发。但签取本处富家应当亭户，分认周岁盐额，令亭户自行收贮，灶户任便煎煮，随处立他交纳，亭户不致逃亡，灶户可免追剥，民户亦无团巡诬逮之扰，自皆乐于应办。若非亭户、灶户自煎者，方为私盐，许令盐户告发，依条治罪。商人获利既厚，贩者必多，而民间亦可得贱盐食用。古今盐法，不过为办课耳。使课而无亏，何必广布衙门，自取多事。今直有定额，户有定数，私煎有定罪，若一委之有司取办亭户，既省俸给工本，自可全收课程，官享其利，而民安其业矣。

今市街之间，名曰嫁汉，曰把手合活，曰坐子人家，十室而九，各路争相仿效，此风尤为不美。且抑良为贱者，待告而禁，终不能绝，若令有司觉察，或许诸人陈首，但有此等，尽遣从良。此可厚俗之一也。

南北风俗不同，北方以买来者谓之躯口，南方以受役者即为奴婢。故唐法，奴告主者，皆勿受。此可厚俗之二也。

古者，宗庙四时之禴祀蒸尝，皆天子亲享，不敢使有司摄也。宜检讨旧典，亲行享庙之仪。仍令天下无论官庶之家，有亲在，而诸子忍于分析，及居官客外，而违于生事死葬者，并坐以不孝之罪。此可厚俗之三也。

父子夫妇，纲常之大。今鬻子休妻，视同犬豕。虽有抑良买休之条，而转售者则易其名曰过房，受财者则易其名曰聘礼。今大都、上都有马市、羊市、牛市，兼有人市，致使人畜相等，极为可怜。宜严行禁绝，使各相保守，无弃天伦。此可厚俗之四也。

九品之官，定为九等，士农工商僧道定为六等，下而臧获定为一等，使服饰各安分，限贫富不得僭逾。此可厚俗之五也。

汉立常平仓，谷贱，增价而籴以利农；谷贵，减价而粜以利民。朱文公常行之，浙东最为得法。然不可行于今矣，何也？官吏为奸。若官入官出，民间未沾赈济之利，且先被克减计点之扰，适以重困耳。宜于各处验户口多寡，设立义仓，令百姓各输己粟，自掌出入之数。凡入一石之粟，自得一石之用。不费公钱，亦无损于私蓄。犹虑风俗不古，急义者少，则官为之立式。有地百亩者，限以一岁出粟一石，令本甲户执其纲领，择乡里廉干者掌其收支。岁添新粟，则旋广仓廪，每遇阙乏，如取诸寄。其中或有侵欺，则令司县官依窃盗例科断。或司县官因而挟势借贷，则令巡按官依枉法赃例定罪。若所在官司有能劝率成效，优加升赏，诚为安民定业之长策。至于目前所急，尤思先有以救之。虽官司贱价赈粜，以有限之粟，应未已之荒，所济无几。若勒令富家平粜，则大户纵贿而求免，小户力贫以奉行，流害滋甚。今被灾之处虽多，而江淮、湖广皆稔熟，及此秋成之余，急为立法，收米四百余万石，半运赴都，半留随省，以备明年之荒可也。或仿汉时输粟为郎，宋时官卖度牒之例。二者但费朝廷之一纸，不动声色，而数百万粮可立致矣。

国家立政，必以刑书为先。今天下所奉行者，有例可援，无法可守。官吏因得并缘为欺。内而省部，外而郡府，抄写格条多至数十。间遇事有难决，则检寻旧例，或中无所载，则旋行比拟，是百官莫知所守也。民间自以耳目所得之敕旨、条令，杂采类编，刊行成帙，名曰《断例条章》，曰《官民要览》，家置一本，以为淮绳。试阅二十年间之例，较之三十年前，半不可用矣。更以十年间之例，较之二十年前，又半不可用矣。是百姓莫知所避也。号令不常，初降随没，遂致民间有一紧、二慢、三休之谣。京都为四方取则之地，法且不行，况四方乎？如往年禁酒，而私酝者比屋，禁牛而私间者盈市。奸盗杀人罪在不赦，而每岁放秀鲁麻婚姻聘财，明有官庶高下折钞之例。而今之嫁女者重索财物，与估卖躯口无异。买卖田宅，旧有先亲后邻之条，而今民业多归势要。推此数端，天下概可知矣。今有司每视刑名为重，而户婚、钱价略不加意。殊不知民间争况之端，无不始于户婚、钱债而因之，以至于奸盗杀人者也。宪司巡按，每以赃罚为重，而一切民词，略不省察。殊不知百姓负冤，上无所诉，是开官吏以受赃之路也。更兼衙门纷杂，事不归一，正宫位下自立中政院，匠人自隶金玉府，校尉自归拱卫司，军人自属枢密院，诸王位下自有宗正府、内史府，僧则宣政院，道则道教所，又有宣徽院、微政院、都护府、白云宗所管户计诸司，头目布满天下，彼此不相统摄。无法之弊，莫此为甚。昔先帝尝命修律，未及成书。近议大德律，所任非人，讹舛益甚。宜于台阁省部内，选择通经术、明治体、练达时宜者，酌以古今之律文，参以建元以来制敕命令，采以南北风土之宜，修为一代令典，使有所遵守，生民知所畏避，庶政体归一，狱无久淹矣。

古者立刑，必先施于赃吏，盖赃吏为患甚于酷吏之肆虐。赃既不行，则刑自平矣。昔国家家为枉法、不枉法之例。今则枉法者除名不叙，不枉法者并殿三年。制法虽明，而犯者未已，终莫能禁其万一。且如司县官困于正从七品、八品间，终老无受宣之望。吏员困于路县，终老无受敕之期。凡人之自爱其身，而重于犯法者，以清议之可畏，前程之尚远也。既无所畏，又无所慕，则仕而为贫耳，复何所惜。在昔有剌配籍没之法，文其面前则终身不齿于乡里，籍其资则全家不免于饥寒，治赃吏无出此法这善也。

贼吏固严其罪矣，而廉吏则未见赏，今省部置立过名簿，不闻有功绩簿；宪司岁报赃罚册，不闻有廉能册。朝廷虽有封赠之典，未见举行。嗣后内外大小官，有至廉无扰者，历一考，则封僧其父母，历再考，则封赠其妻妾。不过邀朝廷一命之恩光，而可收激劝人材之实效矣。

当今之弊，不在俸禄之薄，而在俸禄之未均。不患俸禄之未敷，而患设官之太滥。均有余以周不足，取滥设之米以给合设之官，则国无所损，而官有所利。议事这臣若能裒多益寡，截长补短，则职田所书自可敷用。今又额外多出俸米二十八万余石，徒损国储，无益官吏。且丞相职居人臣之右，每月得俸八锭有零，一日之俸不满十四两，若仿晋之何曾，日食万钱，虽竭私帑不能自给矣。天子立相，必须厚禄以优崇大臣，律身自宜戒奢，而从俭岂可先处以约，而薄其所养哉。今俸自三锭以上者，不得添米，官益高而俸益薄，甚非尊尊贵贵之道。又如随朝大小官及各行省、宣慰司，皆枢要重臣，既无所取于民，又无职田可收，纵添俸米，保足养廉。宜尽取无拨职田，合计子粒，官为书贮，将中外人员差等而普及之。内外台察廉访司事烦而形神劳，官清而交往绝，比之有司，量加优厚，所以重风宪也。和林、上都、山后、河西诸路，不系产米之地，依本处时估折价，不拘以定数，所以重边鄙也。军民各色官吏，但请俸钱者，随所给钞数，按月支米，元无俸钱者，随所授品从，依例增支。交官书职田钱粮，先尽外任数足，其余尽令起运赴都，以给随朝官吏。计其所得，倍多于前，又可不费太仓之粟，此利国利官之要道也。

昔田千秋一言寤主，即登侯相，郑然明一言见知，便获赏识。古人际遇，往往皆然。若必待羔雁以为先容，币帛以将厚意，则千秋老死于郎官，然明终役于堂下耳。今之隶名儒籍者，不知壮行本于幼学，而谓借径可以得官，皆曰何必读书然后富贵。仕路既不出于儒，何须虚费日力，但厚赂翰林、集贤字，求一保文，或称茂异，或称故官，或称先贤子孙，其人即保教授。才入州选，便求升路，才历一任，便干提举，但求迁转之速。何问教养之事。学校遂成废弛，言者皆归咎于差役所致。不思唐宋盛时，儒人未尝免差，而士风甚盛，人材甚广，无他声名诱之于前，利禄引之于后也。使前数年不当差役，亦未见有一人成材者，果业儒而获用，则人自慕尚，虽当役不足以抑之。苟业儒而无用，则人皆厌弃，虽免役亦不足以励之也。比者，如编《一统志》、写金字经，非有追章琢句之巧，考古证今之难也，愚夫下流但能缮书者，皆可与选，给食赏钞已足以酬其劳，更与之升职减资，是朝廷开天下以奔竞之路也。

明诏：德行文学高出时辈者，有司保举，廉访司体覆相同，以备擢用。年来中外所举不为少矣，未见擢一才，拔一士，岂非虚文求人乎？明诏：上书陈言者，皆得实封进献。年来官庶所陈，不为少矣，未闻纳一谏，从一事，岂非虚文求言乎？格例：诸县尹以五事备者为上选，三事成者为中选，五事俱不举者黜。今实备五事而无力者，止常调；虚称五事而有力者，则引例升等；岂非虚文考绩乎？国家立御史台及肃政廉访司纠弹诸人，无得沮坏。今所纠者仅可施之插官、下吏，所荐者呈省到部俾同故纸，而外任巡按书吏人等反借风宪这威，徇私纳贿，无所畏忌，其为民患，过于有司，岂非虚文重台察乎？《至元新格》：常事五日程，中事七日程，大事十日程今小事动经半年，大事辄以数岁，岂非虚文议狱乎？诏书累降停罢劳民不急之役，存恤鳏寡孤独之人，今之隶名官籍者皆坊正巷长，略举市井所知，以应故事，其实穷而无告者未尝登籍沾惠也，岂非虚文爱民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