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

帝于圆丘以祈谷。《左传》曰：“郊而后耕。”《诗》曰：“《噫嘻》，春夏祈谷于上帝。”《礼记》亦曰：“上辛祈谷于上帝。”则祈谷之文，传于历代，上帝之号，允属昊天。而郑康成云：“天之五帝递王，王者之兴，必感其一，因其所感，别祭尊之。故夏正之月，祭其所生之帝于南郊，以其祖配之。故周祭灵威仰，以后稷配之，因以祈谷。”据所说祀感帝之意，本非祈谷。先儒所说，事恐难凭。今祈谷之礼，请准礼修之。且感帝之祀，行之自久。《记》曰：“有其举之，莫可废也。”请于祈谷之坛，遍祭五方帝。夫五帝者，五行之精。五行者，九谷之宗也。今请二礼并行，六神咸祀。

又按《贞观礼》，孟夏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于南郊，《显庆礼》，则雩祀昊天上帝于圆丘。且雩祀上帝，盖为百谷祈甘雨。故《月令》云：“命有司大雩帝，用盛乐，以祈谷实。”郑玄云：“雩上帝者，天之别号，允属昊天，祀于圆丘，尊天位也。”然雩祀五帝既久，亦请二礼并行，以成大雩帝之义。

又《贞观礼》，季秋祀五方帝、五官于明堂，《显庆礼》，礼昊天上帝于明堂。准《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先儒以为天是感精之帝，即太微五帝，此即皆是星辰之例。且上帝之号，皆属昊天，郑玄所引，皆云五帝。《周礼》曰：“王将旅上帝，张氈案，设皇邸。祀五帝，张大次小次。”由此言之，上帝之与五帝，自有差等，岂可混而为一乎！《孝经》云：“严父莫大于配天。”其下文即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郑玄注云：“上帝者，天之别名，神无二主，故异其处。”孔安国之：“帝亦天也。”

然则禋享上帝，有合经义。而五方皆祀，行之已久，有其举之，难于即废。亦请二礼并行，以成《月令》大享帝之义。

天宝十载五月已前，郊祭天地，以高祖神尧皇帝配座，故将祭郊庙，告高祖神尧皇帝室。宝应元年，杜鸿渐为太常卿礼仪使，员外郎薛颀、归崇敬等议：“以神尧为受命之主，非始封之君不得为太祖以配天地。太祖景皇帝始受封于唐，即殷之契，周之后稷也。请以太祖景皇帝郊祀配天地，告请宗庙，亦太祖景皇帝酌献。谏议大夫黎干议，以太祖景皇帝非受命之君，不合配享天地。二年五月，干进议状为十诘十难，曰：

集贤校理润州别驾归崇敬议状及礼仪使判官水部员外郎薛颀等称：禘谓冬至祭天于圆丘，周人则以远祖帝喾配，今欲以景皇帝为始祖，配昊天于圆丘。

臣干诘曰：“《国语》曰：“有虞氏、夏后氏俱禘黄帝，商人禘舜，周人禘喾。”俱不言祭昊天于圆丘，一也。《诗·商颂》曰：“《长发》，大禘也。”又不言昊天于圆丘，二也。《诗·周颂》曰：“《雍》，禘太祖也。”又不言祭昊天于圆丘，三也。《礼记·祭法》曰：“有虞氏、夏后氏俱禘黄帝，殷人、周人俱禘喾。”又不言祭昊天于圆丘，四也。《礼记·大传》曰：“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不言祭昊天于圆丘，五也。《尔雅·释天》曰：“禘，大祭也。”又不言祭昊天于圆丘，六也。《家语》云：“凡四代帝王之所郊，皆以配天也。其所谓禘者，皆五年大祭也。”又不言祭昊天于圆丘，七也。卢植云：“禘，祭名。禘者谛也，事尊明谛，故曰禘。”又不言祭昊天于圆丘，八也。王肃云：“禘谓于五年大祭之时。”又不言祭昊天于圆丘，九也。郭璞云：“禘，五年之大祭。”又不言祭昊天于圆丘，十也。

臣干谓禘是五年宗庙之大祭，《诗》、《礼》经传，文义昭然。今略举十诘以明之。臣惟见《礼记·祭法》及《礼记·大传》、《商颂·长发》等三处郑玄注，或称祭昊天，或云祭灵威仰。臣精详典籍，更无以禘为祭昊天于圆丘及郊祭天者。审如禘是祭之最大，则孔子说《孝经》为万代百王法，称周公大孝，何不言禘祀帝喾于圆丘以配天，而反言“郊祀后稷以配天？”是以《五经》俱无其说，圣人所以不言。轻议大典，亦何容易。犹恐不悟，今更作十难。

其一难曰：《周颂》：“《雍》，禘祭太祖也。”郑玄笺云：“禘，大祭。太祖，文王也。”《商颂》云：“《长发》，大禘也。”玄又笺云：“大禘，祭天也。”夫商、周之《颂》，其文互说。或云禘太祖，或云大禘，俱是五年宗庙之大祭，详览典籍，更无异同。惟郑玄笺《长发》，乃称是郊祭天。详玄之意，因此《商颂》禘如《大传》云大祭，如《春秋》“大事于太庙”，《尔雅》“禘大祭”，虽云大祭，亦是宗庙之祭，可得便称祭天乎？若如所说，大禘即云郊祭天，称禘即是祭宗庙。又《祭法》说虞、夏、商、周禘黄帝与喾，《大传》“不王不禘”，禘上俱无大字，玄何因复称祭天乎？又《长发》文亦不歌喾与感生帝，故知《长发》之禘，而非禘喾及郊祭天明矣。殷、周五帝之大祭，群经众史及鸿儒硕学，自古立言著论，序之详矣，俱无以禘为祭天。何弃周、孔之法言，独取康成之小注，便欲违经非圣，诬乱祀典，谬哉！

其二难曰：《大传》称“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诸侯及其太祖”者，此说王者则当禘。其谓《祭法》，虞、夏、殷、周禘黄帝及喾，“不王则不禘，所当禘其祖之所自出”，谓虞、夏出黄帝，殷、周出帝喾，以近祖配而祭之。自出之祖，既无宗庙，即是自外至者，故同之天地神祇，以祖配而祀之。自出之说，非但于父，在母亦然。《左传》子产云：“陈则我周之自出。”此可得称出于太微五帝乎？故曰“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之谓也。及诸侯之禘，则降于王者，不得祭自出之祖，只及太祖而已。故曰“诸侯及其太祖”，此之谓也。郑玄错乱，分禘为三：注《祭法》云“禘谓祭昊天于圆丘”，一也。注《大传》称“郊祭天，以后稷配灵威仰”，笺《商颂》又称“郊祭天”，二也。注《周颂》云“禘大祭，大于四时之祭，而小于祫，太祖谓文王”，三也。禘是一祭，玄析之为三，颠倒错乱，皆率胸臆，曾无典据，何足可凭。

其三难曰：虞、夏、殷、周已前，禘祖之所自出，其义昭然。自汉、魏、晋已还千余岁，其礼遂阙。又郑玄所说，其言不经，先儒弃之，未曾行用。愚以为错乱之义，废弃之注，不足以正大典。

其四难曰：所称今《三礼》行于代者，皆是郑玄之学，请据郑学以明之。曰虽云据郑学，今欲以景皇帝为始祖之庙以配天，复与郑义相乖。何者？《王制》云：“天子七庙。”玄云：“此周礼也。”七庙者，太祖及文、武之祧与亲庙四也。殷则六庙，契及汤与二昭二穆也。据郑学，夏不以鲧及颛顼、昌意为始祖，昭然可知也。而欲引稷、契为例，其义又异是。爰稽邃古洎今，无以人臣为始祖者，惟殷以契，周以稷。夫稷、契者，皆天子元妃之子，感神而生。昔帝喾次妃简狄，有戎氏之女，吞玄鸟之卵，因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大功。舜乃命契作司徒，百姓既和，遂封于商。故《诗》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此之谓也。后稷者，其母有邰氏之女曰姜嫄，为帝喾妃，出野履巨迹，歆然有孕，生稷。稷长而勤于稼穑，尧闻，举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大功，舜封于邰，号曰后稷。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故《诗》曰：“履帝武敏歆，居然生子，即有邰家室。”此之谓也。舜、禹有天下，稷、契在其间，量功比德，抑其次也。舜授职，则播百谷，敷五教。禹让功，则平水土，宅百揆。故《国语》曰：“圣人之制祀也，功施于人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契为司徒而人辑睦，稷勤百谷而死，皆居前代祀典，子孙有天下，得不尊而祖之乎？

其五难曰：既遵郑说，小德配寡，遂以后稷只配一帝，尚不得全配五帝。今以景皇帝特配昊天，于郑义可乎？

其六难曰：众难臣云：“上帝与五帝，一也。所引《春官》：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旅训众，则上帝是五帝。臣曰，不然。旅虽训众，出于《尔雅》，及为祭名，《春官》训陈，注有明文。若如所言，旅上帝便成五帝，则季氏旅于泰山，可得便是四镇耶？

其七难曰：所云据郑学，则景皇帝亲尽，庙主合祧，却欲配祭天地，错乱祖宗。夫始祖者，经纶草昧，体大则天，所以正元气广大，万物之宗尊，以长至阳气萌动之始日，俱祀于南郊也。夫万物之始，天也。人之始，祖也。日之始，至也。扫地而祭，质也。器用陶匏，性也。牲用犊，诚也。兆于南郊，就阳位也。至尊至质，不敢同于先祖，礼也。故《白虎通》曰：“祭天岁一，何？天至尊至质，事之不敢亵黩，故因岁之阳气始达而祭之。”今国家一岁四祭之，黩莫大焉。上帝、五帝，其祀遂阙，怠亦甚矣。黩与怠，皆礼之失，不可不知。夫亲有限，祖有常，圣人制礼，君子不以情变易。国家重光累圣，历祀百数，岂不知景皇帝始封于唐。当时通儒议功度德，尊神尧克配彼天，宗太宗以配上帝。神有定主，为日已久。今欲黜神尧配含枢纽，以太宗配上帝，则紫微五精，上帝佐也，以子先父，岂礼意乎！非止神祇错位，亦以祖宗乖序，何以上称皇天祖宗之意哉！若夫神尧之功，太宗之德，格于皇天上帝，臣以为郊祀宗祀，无以加焉。

其八难曰：欲以景皇帝为始祖，既非造我区宇，经纶草昧之主，故非夏始祖禹、殷始祖契、周始祖稷、汉始祖高帝、魏始祖武皇帝、晋始祖宣帝、国家始祖神尧皇帝同功比德，而忽升于宗祀圆丘之上，为昊天匹，曾谓圆丘不如林放乎？

其九难曰：昨所言魏文帝丕以武帝操为始祖，晋武帝炎以宣帝懿为始祖者。夫孟德、仲达者，皆人杰也。拥天下之强兵，挟汉、魏之微主，专制海内，令行草偃，服衮冕，陈轩悬，天子决事于私第，公卿列拜于道左，名虽为臣，势实凌君。后主因之而业帝，前王由之而禅代，子孙尊而祖之，不亦可乎？

其十难曰：所引商、周、魏、晋，既不当矣，则景皇帝不为始祖明矣。我神尧拔出群雄之中，廓清隋室，拯生人于涂炭，则夏禹之勋不足多；成帝业于数年之间，则汉祖之功不足比。夏以大禹为始祖，汉以高帝为始祖，则我唐以神尧为始祖，法夏则汉，于义何嫌？今欲革皇天之礼，易太祖之庙，事之大者，莫大于斯，曾无按据，一何寡陋，不愧于心，不畏于天乎！

以前奉诏，令诸司各据礼经定议者。臣干忝窃朝列，官以谏为名，以直见知，以学见达，不敢不罄竭以裨万一。昨十四日，具以议状呈宰相，宰相令朝臣与臣论难。所难臣者，以臣所见独异，莫不胜辞飞辩，竞欲碎臣理，钳臣口。剖析毫厘，分别异同，序坟典之凝滞，指子传之乖谬，事皆归根，触物不碍。但臣言有宗尔，岂辩者之流也。又归崇敬、薛颀等援引郑学，欲芜祀典，臣为明辩，迷而不复。臣辄作十诘十难，援据坟籍，昭然可知。庶郊禘事得其真，严配不失其序，皇灵降祉，天下蒙赖。臣亦何顾不蹈鼎镬？谨敢闻达，伏增悚越。

议奏，不报。

至二年春夏旱。言事者云：太祖景皇帝追封于唐，高祖实受命之祖，百神受职，合依高祖。今不得配享天地，所以神不降福，以致愆阳。代宗疑之，诏百僚会议。太常博士独孤及献议曰：

礼，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受命始封之君，皆为太祖。继太祖已下六庙，则以亲尽迭毁。而太祖之庙，虽百代不迁。此五帝、三王所以尊祖敬宗也。故受命于神宗，禹也，而夏后氏祖颛顼而郊鲧。缵禹黜夏，汤也，而殷人郊冥而祖契。革命作周，武王也，而周人郊稷而祖文王。则明自古必以首封之君，配昊天上帝。唯汉氏崛起丰沛，丰公太公，皆无位无功，不可以为祖宗，故汉以高皇帝为太祖，其先细微也。非足为后代法。

伏惟太祖景皇帝以柱国之任，翼周弼魏，肇启王业，建封于唐。高祖因之，以为有天下之号，天所命也。亦如契之封商，后稷之封邰。禘郊祖宗之位，宜在百代不迁之典。郊祀太祖，宗祀高祖，犹周之祖文王而宗武王也。今若以高祖创业，当跻其祀，是弃三代之令典，尊汉氏之末制，黜景皇帝之大业，同丰公太公之不祀，反古违道，失孰大焉？夫追尊景皇，庙号太祖，高祖、太宗所以崇尊之礼也。若配天之位既异，则太祖之号宜废，祀之不修，庙亦当毁。尊祖报本之道，其坠于地乎！汉制，擅议宗庙，以大不敬论。今武德、贞观宪章未改，国家方将敬祀事，和神人，禘郊之间，恐非所宜。臣谨稽礼文，参诸往制，请仍旧典。

竟依归崇敬等议，以太祖配享天地。

广德二年正月十六日，礼仪使杜鸿渐奏：“郊、太庙，大礼，其祝文自今已后，请依唐礼，板上墨书。其玉简金字者，一切停废。如允臣所奏，望编为常式。”敕曰：“宜行用竹简。”

贞元元年十一月十一日，德宗亲祀南郊。有司进图，敕付礼官详酌。博士柳冕奏曰：“开元定礼，垂之不刊。天宝改作，起自权制，此皆方士谬妄之说，非礼典之文，请一准《开元礼》。”从之。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诏：“郊礼之议，本于至诚。制礼定名，合从事实，使名实相副，则尊卑有伦。五方配帝，上古哲王，道济烝人，礼著明祀。论善计功，则朕德不类，统天御极，朕位攸同。而于祝文称臣以祭，既无益于诚敬，徒有渎于等威。前京兆府司录参军高佩上疏陈请，其理精详。朕重变旧仪，访于卿士，申明大义，是用释然。宜从改正，以敦至礼。自今已后，祀五方配帝祝文，并不须称臣。其余礼数如旧。”

六年十一月八日，有事于南郊。诏以皇太子为亚献，亲王为终献。上问礼官：“亚献、终献合受誓诫否？”吏部郎中柳冕曰：“准《开元礼》，献官前七日于内受誓诫。辞云：‘各扬其职，不供其事，国有常刑。’今以皇太子为亚献，请改旧辞，云‘各扬其职，肃奉常仪’。”从之。

十五年四月，术士匡彭祖上言：“大唐土德，千年合符，请每于四季月郊祀天地。”诏礼官儒者议。归崇敬曰：“准礼，立春迎春于东郊，祭青帝。立夏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立秋后十八日，迎黄灵于中地，祭黄帝。秋、冬各于其方。黄帝于五行为土，王在四季，土生于火，用事于木，而祭于秋，三季则否。汉、魏、周、隋，共行此礼。国家土德乘时，亦以每岁六月土王之日，祀黄帝于南郊，以后土配，合于典礼。彭祖凭候纬之说，据阴阳之书，事涉不经，恐难行用。”乃寝。

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将有事于南郊。穆宗问礼官：“南郊卜日否？”礼院奏：“伏准礼令，祠祭皆卜。自天宝已后，凡欲郊祀，必先朝太清宫，次日飨太庙，又次日祀南郊。相循至今，并不卜日。”从之。及明年正月，南郊礼毕，有司不设御榻，上立受群臣庆贺。及御楼仗退，百僚复不于楼前贺，乃受贺于兴庆宫。二者阙礼，有司之过也。

志第二 礼仪二

隋文帝开皇中，将作大匠宇文恺依《月令》造明堂木样以献。帝令有司于京城安业里内规兆其地，方欲崇建，而诸儒争论不定，竟议罢之。炀帝时 ，恺复献明堂木样并议状，属迁都兴役，事又不就。终于隋代，季秋大享，恆在雩坛设祀。

高祖受禅，不遑创仪。太宗平定天下，命儒官议其制。贞观五年，太子中允孔颖达以诸儒立议违古，上言曰：“臣伏寻前敕 ，依礼部尚书卢宽、国子助教刘伯庄等议，以为‘从昆仑道上层祭天’。又寻后敕云：‘为左右阁道，登楼设祭。’臣检六艺群书百家诸史，皆名基上曰堂，楼上曰观，未闻重楼之上而有堂名。《孝经》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不云明楼、明观，其义一也。又明堂法天，圣王示俭，或有翦蒿为柱，葺茅作盖。虽复古今异制，不可恆然，犹依大典，惟在朴素。是以席惟飐秸，器尚陶匏，用茧栗以贵诚，服大裘以训俭，今若飞楼架道，绮阁凌云，考古之文，实堪疑虑。按《郊祀志》：汉武明堂之制，四面无壁，上覆以茅。祭五帝于上座，祀后土于下防。臣以上座正为基上，下防惟是基下。既云无四壁，未审伯庄以何知上层祭神，下有五室？且汉武所为，多用方士之说，违经背正，不可师祖。又卢宽等议云：上层祭天，下堂布政，欲使人神位别，事不相干。臣以古者敬重大事，与接神相似，是以朝觐祭祀，皆在庙堂，岂有楼上祭祖，楼下视朝？阁道升楼，路便窄隘，乘辇则接神不敬，步往则劳勚圣躬。侍卫在旁，百司供奉。求之典诰，全无此理。臣非敢固执愚见，以求己长。伏以国之大典，不可不慎。乞以臣言下群臣详议。”侍中魏征议曰：“稽诸古训，参以旧图，其上圆下方，复庙重屋，百虑一致，异轸同归。洎当涂膺箓，未遑斯礼；典午聿兴，无所取则。裴頠以诸儒持论，异端蜂起，是非舛互，靡所适从，遂乃以人废言，止为一殿。宋、齐即仍其旧，梁、陈遵而不改。虽严配有所，祭享不匮，求之典则，道实未弘。夫孝因心生，礼缘情立。心不可极，故备物以表其诚；情无以尽，故饰宫以广其敬。宣尼美意，其在兹乎！臣等亲奉德音，令参大议，思竭尘露，微增山海。凡圣人有作，义重随时，万物斯睹，事资通变。若据蔡邕之说，则至理失于文繁；若依裴頠所为，则又伤于质略。求之情理，未允厥中。今之所议，非无用舍。请为五室重屋，上圆下方，既体有则象，又事多故实。下室备布政之居，上堂为祭天之所，人神不杂，礼亦宜之。其高下广袤之规，几筵尺丈之制，则并随时立法，因事制宜。自我而作，何必师古。廓千载之疑议，为百王之懿范。不使泰山之下，惟闻黄帝之法；汶水之上，独称汉武之图。则通乎神明，庶几可俟，子来经始，成之不日。”议犹未决。

十七年五月，秘书监颜师古议曰：

明堂之制，爰自古昔，求之简牍，全文莫睹。始之黄帝，降及有虞，弥历夏、殷，迄于周代，各立名号，别创规模。众说舛驳，互执所见，巨儒硕学，莫有详通。斐然成章，不知裁断。究其指要，实布政之宫也。徒以战国纵横，典籍废弃；暴秦酷烈，经礼湮亡。今之所存，传记杂说，用为准的，理实芜昧。然《周书》之叙明堂，纪其四面，则有应门、雉门，据此一堂，固是王者之常居耳。其青阳、总章、玄堂、太庙及左个、右个，与四时之次相同，则路寝之义，足为明证。又《文王居明堂》之篇：带以弓蜀，祠于高禖。下九门磔禳以御疾疫，置梁除道以利农夫，令国有酒以合三族。”凡此等事，皆合《月令》之文。观其所为，皆在路寝者也。《戴礼》：“昔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负斧扆南向而立。明堂也者，明诸侯之尊卑也。”《周官》又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堂一筵。”据其制度，即大寝也。《尸子》亦曰：“黄帝曰合宫，有虞氏曰总章，殷曰阳馆，周曰明堂。”斯皆路寝之征，知非别处。大戴所说，初有近郊之言，复称文王之庙，进退无据，自为矛盾。原夫负扆受朝，常居出入，既在皋库之内，亦何云于郊野哉？《孝经传》云“在国之阳”，又无里数。

汉武有怀创造，询于搢绅，言论纷然，终无定据，乃立于汶水之上而宗祀焉，明其不拘远近，无择方面。孝成之代，表行城南，虽有其文，厥功靡立。平帝元始四年，大议营创。孔牢等乃以为明堂、辟雍、太学，其实一也，而有三名。金褒等又称经传无文，不能分别同异。中兴之后，蔡邕作论，复云明堂太庙，一物二名。郑玄则曰：“在国之阳，三里之外。”淳于登又云：“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颍容《释例》亦云：“明堂太庙，凡有八名，其体一也。”苟立同异，竞为巧说，并出自胸怀，曾无师祖。审夫功成作乐，理定制礼，草创从宜，质文递变。旌旗冠冕，古今不同，律度权衡，前后不一，随时之义，断可知矣。假如周公旧章，犹当择其可否；宣尼彝则，尚或补其阙漏。况郑氏臆说，淳于謏闻，匪异守株，何殊胶柱？愚谓不出墉雉，迩接宫闱，实允事宜，谅无所惑。但当上遵天旨，祗奉德音，作皇代之明堂，永贻范于来叶。区区碎议，皆略而不论。

又上表曰：“明堂之制，陛下已发德音，久令详议。但以学者专固，人人异言，损益不同，是非莫定。臣愚以为五帝之后，两汉已前，高下方圆，皆不相袭。惟在陛下圣情创造，即为大唐明堂，足以传于万代，何必论户牖之多少，疑阶庭之广狭？若恣儒者互说一端，久无断决，徒稽盛礼，昔汉武欲草封禅仪，博望诸生，所说不同，莫知孰是。唯御史大夫倪宽劝上自定制度，遂成登封之礼。臣之愚诚，亦望陛下斟酌繁省，为其节文，不可谦拒，以淹大典。”寻以有事辽海，未暇营创。

永徽二年七月二日，敕曰：“上玄幽赞，崇高而不言；皇王提象，代神功而理物。是知五精降德，爰应帝者之尊；九室垂文，用纪处天之业。且合宫、灵府，创鸿规于上代；太室、总章，标茂范于中叶。虽质文殊制，奢俭异时，然其立天中，作人极，布政施教，其归一揆。朕嗣膺下武，丕承上烈，思所以答眷上灵，聿遵孝享，而法宫旷礼，明堂寝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