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

茶马司所贮，洮河足三年，西宁足二年，而商、私、课茶又日益增，积久腐烂而无所用。茶法之弊如此。番地多马而无所市，吾茶有禁而不得通，其势必相求，而制之之机在我。今茶司居民，窃易番马以待商贩，岁无虚日，及官易时，而马反耗矣。请敕三茶马司，止留二年之用，每年易马当发若干。正茶之外，分毫毋得夹带。令茶价踊贵，番人受制，良马将不可胜用。且多开商茶，通行内地，官榷其半以备军饷，而河、兰、阶、岷诸近番地，禁卖如故，更重通番之刑如律例。洮、岷、河责边备道，临洮、兰州责陇右分巡，西宁责兵备，各选官防守。失察者以罢软论。”奏上，报可。於是茶法稍饬矣。

御史刘仑、总督尚书王以旂等，请复给诸番金牌信符。兵部议，番族变诈不常，北狄抄掠无已，金牌亟给亟失，殊损国体。番人纳马，意在得茶，严私贩之禁，则番人自顺，虽不给金牌，马可集也。若私贩盛行，吾无以系其心、制其命，虽给金牌，马亦不至。乃定议发勘合予之。

其后陕西岁饥，茶户无所资，颇逋课额。三十六年，户部以全陕灾震，边饷告急，国用大绌，上言：“先时，正额茶易马之外，多开中以佐公家，有至五百万斤者。近者御史刘良卿亦开百万，后止开正额八十万斤，并课茶、私茶通计仅九十馀万。宜下巡茶御史议，召商多中。”御史杨美益言：“岁祲民贫，即正额尚多亏损，安有赢羡。今第宜守每年九十万斤招番易马之规。凡通内地以息私贩，增开中以备振荒，悉从停罢，毋使与马分利。”户部以帑藏方匮，请如弘治六年例，易马外仍开百万斤，召纳边镇以备军饷。诏从之。末年，御史潘一桂言：“增中商茶颇壅滞，宜裁减十四五。”又言：“松潘与洮、河近，私茶往往阑出，宜停松潘引目，申严入番之禁。”皆报可。

四川茶引之分边腹也，边茶少而易行，腹茶多而常滞。隆庆三年裁引万二千，以三万引属黎、雅，四千引属松潘诸边，四千引留内地，税银共万四千余两，解部济边以为常。

五年令甘州仿洮、河、西宁事例，岁以六月开中，两月内中马八百匹。立赏罚例，商引一二年销完者赏有差，逾三年者罪之，没其附带茶。

万历五年，俺答款塞，请开茶市。御史李时成言：“番以茶为命，北狄若得，藉以制番，番必从狄，贻患匪细。部议给百馀篦，而勿许其市易。自刘良卿驰内地之禁，杨美益以为非，其后复禁止。十三年，以西安、凤翔、汉中不与番邻，开其禁，招商给引，抽十三入官，馀听自卖。御史钟化民以私茶之阑出多也，请分任责成。陕之汉中，关南道督之，府佐一人专驻鱼渡坝；川之保宁，川北道督之，府佐一人专驻鸡猴坝。率州、县官兵防守。”从之。

中茶易马，惟汉中、保宁，而湖南产茶，其直贱，商人率越境私贩，中汉中、保宁者，仅一二十引。茶户欲办本课，辄私贩出边，番族利私茶之贱，因不肯纳马。二十三年，御史李楠请禁湖茶，言：“湖茶行，茶法、马政两弊，宜令巡茶御史召商给引，愿报汉、兴、保、夔者，准中。越境下湖南者，禁止。且湖南多假茶，食之刺口破腹，番人亦受其害。”既而御史徐侨言：“汉、川茶少而直高，湖南茶多而直下。湖茶之行，无妨汉中。汉茶味甘而薄，湖茶味苦，於酥酪为宜，亦利番也。但宜立法严核，以遏假茶。”户部折衷其议，以汉茶为主，湖茶佐之。各商中引，先给汉、川毕，乃给湖南。如汉引不足，则补以湖引。报可。

二十九年，陕西巡按御史毕三才言：“课茶徵输，岁有定额。先因茶多馀积，园户解纳艰难，以此改折。今商人绝迹，五司茶空。请令汉中五州县仍输本色，每岁招商中五百引，可得马万一千九百馀匹。”部议，西宁、河、洮、岷、甘、庄浪六茶司共易马九千六百匹，著为令。天启时，增中马二千四百匹。

明初严禁私贩，久而奸弊日生。洎乎末造，商人正引之外，多给赏由票，使得私行。番人上驷尽入奸商，茶司所市者乃其中下也。番得茶，叛服自由；而将吏又以私马窜番马，冒支上茶。茶法、马政、边防於是俱坏矣。

其他产茶之地，南直隶常、卢、池、徽，浙江湖、严、衢、绍，江西南昌、饶州、南康、九江、吉安，湖广武昌、荆州、长沙、宝庆，四川成都、重庆、嘉定、夔、泸，商人中引则於应天、宜兴、杭州三批验所，徵茶课则於应天之江东瓜埠。自苏、常、镇、徽、广德及浙江、河南、广西、贵州皆徵钞，云南则徵银。

其上供茶，天下贡额四千有奇，福建建宁所贡最为上品，有探春、先春、次春、紫笋及荐新等号。旧皆采而碾之，压以银板，为大小龙团。太祖以其劳民，罢造，惟令采茶芽以进，复上供户五百家。凡贡茶，第按额以供，不具载。

志第五十七食货五

○钱钞坑冶附铁冶铜场商税市舶马市

钱币之兴，自九府圜法，历代遵用。钞始於唐之飞钱，宋之交会，金之交钞。元世始终用钞，钱几废矣。

太祖初置宝源局於应天，铸“大中通宝”钱，与历代钱兼行。以四百文为一贯，四十文为一两，四文为一钱。及平陈友谅，命江西行省置货泉局，颁大中通宝钱，大小五等钱式。即位，颁“洪武通宝”钱，其制凡五等：曰“当十”、“当五”、“当三”、“当二”、“当一”。“当十”钱重一两，馀递降至重一钱止。各行省皆设宝泉局，与宝源局并铸，而严私铸之禁。洪武四年改铸大中、洪武通宝大钱为小钱。初，宝源局钱铸“京”字於背，后多不铸，民间无“京”字者不行，故改铸小钱以便之。寻令私铸钱作废铜送官，偿以钱。是时有司责民出铜，民毁器皿输官，颇以为苦。而商贾沿元之旧习用钞，多不便用钱。

七年，帝乃设宝钞提举司。明年始诏中书省造大明宝钞，命民间通行。以桑穰为料，其制方，高一尺，广六寸，质青色，外为龙文花栏。横题其额曰“大明通行宝钞”。其内上两旁，复为篆文八字，曰“大明宝钞，天下通行”。中图钱贯，十串为一贯。其下云“中书省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二十五两，仍给犯人财产。”若五百文则画钱文为五串，馀如其制而递减之。其等凡六：曰一贯，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钞一贯，准钱千文，银一两；四贯准黄金一两。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罪之；以金银易钞者听。遂罢宝源、宝泉局。越二年，复设宝泉局，铸小钱与钞兼行，百文以下止用钱。商税兼收钱钞，钱三钞七。十三年，以钞用久昏烂，立倒钞法，令所在置行用库，许军民商贾以昏钞纳库易新钞，量收工墨直。会中书省废，乃以造钞属户部，铸钱属工部，而改宝钞文“中书省”为“户部”，与旧钞兼行。十六年，置户部宝钞广源库、广惠库；入则广源掌之，出则广惠掌之。在外卫所军士，月盐皆给钞，各盐场给工本钞。十八年，天下有司官禄米皆给钞，二贯五百文准米一石。

二十二年诏更定钱式：生铜一斤，铸小钱百六十，折二钱半之，“当三”至“当十”，准是为差。更造小钞，自十文至五十文。二十四年谕榷税官吏，凡钞有字贯可辩者，不问烂损，即收受解京，抑勒与伪充者罪之。二十五年设宝钞行用库於东市，凡三库，各给钞三万锭为钞本，倒收旧钞送内府。令大明宝钞与历代钱兼行，钞一贯准钱千文，提举司於三月内印造，十月内止，所造钞送内府充赏赉。明年罢行用库，又罢宝泉局。时两浙、江西、闽、广民重钱轻钞，有以钱百六十文折钞一贯者，由是物价翔贵，而钞法益坏不行。三十年乃更申交易用金银之禁。

成祖初，犯者以奸恶论，惟置造首饰器皿，不在禁例。永乐二年诏犯者免死，徙家戍兴州。陕西都司佥事张豫，坐抵易官钞论戍。江夏民父死，以银营葬具，当戍边。帝以其迫於治葬，非玩法，特矜宥之。都御史陈瑛言：“比岁钞法不通，皆缘朝廷出钞太多，收敛无法，以致物重钞轻。莫若暂行户口食盐法。天下人民不下千万户，官军不下二百万家，诚令计口纳钞食盐，可收五千馀万锭。”帝令户部会群臣议。大口月食盐一斤，纳钞一贯，小口半之。从其议。设北京宝钞提举司，税粮课程赃罚俱折收钞，其直视洪武初减十之九。后又令盐官纳旧钞支盐，发南京抽分场积薪、龙江提举司竹木鬻之军民，收其钞。应天岁办芦柴，徵钞十之八。帝初即位，户部尚书夏原吉请更钞板篆文为“永乐”。帝命仍其旧。自后终明世皆用洪武年号云。

仁宗监国，令犯笞杖者输钞。及即位，以钞不行询原吉。原吉言：“钞多则轻，少则重。民间钞不行，缘散多敛少，宜为法敛之。请市肆门摊诸税，度量轻重，加其课程。钞入官，官取昏软者悉毁之。自今官钞宜少出，民间得钞难，则自然重矣。”乃下令曰：“所增门摊课程，钞法通，即复旧，金银布帛交易者，亦暂禁止。”然是时，民卒轻钞。至宣德初，米一石用钞五十贯，乃驰布帛米麦交易之禁。凡以金银交易及匿货增直者罚钞，府县卫所仓粮积至十年以上者，盐粮悉收钞，秋粮亦折钞三分，门摊课钞增五倍，塌房、店舍月纳钞五百贯，果园、ＣＡ车并令纳钞。户部言民间交易，惟用金银，钞滞不行。乃益严其禁，交易用银一钱者，罚钞千贯，赃吏受银一两者，追钞万贯，更追免罪钞如之。

英宗即位，收赋有米麦折银之令，遂减诸纳钞者，而以米银钱当钞，驰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其小者乃用钱，惟折官俸用钞，钞壅不行。十三年复申禁令，阻钞者追一万贯，全家戍边。天顺中，始驰其禁。宪宗令内外课程钱钞兼收，官俸军饷亦兼支钱钞。是时钞一贯不能直钱一文，而计钞徵之民，则每贯徵银二分五厘，民以大困。

弘治元年，京城税课司，顺天、山东、河南户口食盐，俱收钞，各钞关俱钱钞兼收。其后乃皆改折用银。而洪武、永乐、宣德钱积不用，诏发之，令与历代钱兼用。户部请鼓铸，乃复开局铸钱。凡纳赎收税，历代钱、制钱各收其半；无制钱即收旧钱，二以当一。制钱者，国朝钱也。旧制，工部所铸钱入太仓、司钥二库；诸关税钱亦入司钥库。共贮钱数千百万，中官掌之，京卫军秋粮取给焉，每七百当银一两。武宗之初，部臣请察核侵蚀；又以钱当俸粮者，仅及银数三之一，请於承运库给银。时中官方用事，皆不听。已而司钥库太监庞栗言：“自弘治间榷关折银入承运库，钱钞缺乏，支放不给，请遵成化旧制，钱钞兼收。”从之。正德三年，以太仓积钱给官俸，十分为率，钱一银九。又从太监张永言，发天财库及户部布政司库钱，关给徵收，每七十文徵银一钱，且申私铸之禁。嘉靖四年，令宣课分司收税，钞一贯折银三厘，钱七文折银一分。是时钞久不行，钱亦大壅，益专用银矣。

明初铸洪武钱。成祖九年铸永乐钱。宣德九年铸宣德钱。弘治十六年以后，铸弘治钱。至世宗嘉靖六年，大铸嘉靖钱。每文重一钱三分，且补铸累朝未铸者。三十二年铸洪武至正德九号钱，每号百万锭，嘉靖钱千万锭，一锭五千文。而税课抽分诸厂，专收嘉靖钱。民患钱少，乃发内库新旧钱八千一百万文折给俸粮。又令通行历代钱，有销新旧钱及以铜造像制器者，罪比盗铸。先是，民间行滥恶钱，率以三四十钱当银一分。后益杂铅锡，薄劣无形制，至以六七十文当银一分。翦楮夹其中，不可辨。用给事中李用敬言，以制钱与前代杂钱相兼行，上品者俱七文当银一分，馀视钱高下为三等，下者二十一文当银一分；私造滥恶钱悉禁不行，犯者置之法。小钱行久，骤革之，民颇不便。又出内库钱给文武官俸，不论新旧美恶，悉以七文折算。诸以俸钱市易者，亦悉以七文抑勒予民，民亦骚然。

属连岁大侵，四方流民就食京师，死者相枕藉。论者谓钱法不通使然。於是御史何廷钰条奏，请许民用小钱，以六十文当银一分。户部执不从。廷钰讦奏尚书方钝及郎中刘尔牧。帝怒，斥尔牧，采廷钰议，命从民便。且定嘉靖钱七文，洪武诸钱十文，前代钱三十文，当银一分。然诸滥恶小钱，以初禁之严，虽奉旨间行，竟不复用，而民间竞私铸嘉靖通宝钱，与官钱并行焉。

给事中殷正茂言：“两京铜价大高，铸钱得不偿费。宜采云南铜，运至岳州鼓铸，费工本银三十九万，可得钱六万五千万文，直银九十三万馀两，足以少佐国家之急。”户部覆言：“云南地僻事简，即山鼓铸为便。”乃敕巡抚以盐课银二万两为工本。未几，巡抚王昺言费多入少，乞罢铸。帝以小费不当惜，仍命行之。越数年，巡按王诤复言宜罢铸。部议：“钱法壅滞者，由宣课司收税以七文当一分。奸民乘机阻挠，钱多则恶滥相欺，钱少则增直罔利，故禁愈繁而钱愈滞。自今准折听民便，不必定文数，而课税及官俸且俱用银。”乃罢云南铸钱，而从户部议。

时所铸钱有金背，有火漆，有镟边。议者以铸钱艰难，工匠劳费，革镟车用鑢铴。於是铸工竞杂铅锡便坐刂治，而轮郭粗粝，色泽黯黪。奸伪仿效，盗铸日滋，金背钱反阻不行。死罪日报，终不能止。帝患之，问大学士徐阶。阶陈五害，请停宝源局铸钱，应支给钱者悉予银。帝乃鞫治工匠侵料减工罪，而停鼓铸。自后税课徵银而不徵钱。且民间止用制钱，不用古钱，而私铸者多。

隆庆初，钱法不行，兵部侍郎谭纶言：“欲富民，必重布帛菽粟而贱银，欲贱银，必制钱法以济银之不足。今钱惟布於天下，而不以输於上，故其权在市井。请令民得以钱输官，则钱法自通。”於是课税银三两以下复收钱，民间交易一钱以下止许用钱。时钱八文折银一分，禁民毋得任意低昂。直隶巡按杨家相请铸大明通宝钱，不识年号。部议格不行。高拱再相，言：“钱法朝议夕更，迄无成说。小民恐今日得钱，而明日不用，是以愈更愈乱，愈禁愈疑。请一从民便，勿多为制以乱人耳目。”帝深然之。钱法复稍稍通矣。宝钞不用垂百馀年，课程亦鲜有收钞者，惟俸钱独支钞如故。四年始以新铸隆庆钱给京官俸云。

万历四年命户工二部，准嘉靖钱式铸“万历通宝”金背及火漆钱，一文重一钱二分五厘，又铸镟边钱，一文重一钱三分，颁行天下，俸粮皆银钱兼给。云南巡按郭庭梧言：“国初京师有宝源局，各省有宝泉局，自嘉靖间省局停废，民用告匮。滇中产铜，不行鼓铸，而反以重价购海，非利也。”遂开局铸钱。寻命十三布政司皆开局。采工部言，以五铢钱为准，用四火黄铜铸金背，二火黄铜铸火漆，粗恶者罪之。盖以费多利少则私铸自息也。久之，户部言：“钱之轻重不常，轻则敛，重则散，故无壅阏匮乏之患。初铸时，金背十文直银一分，今万历金背五文，嘉靖金背四文，各直银一分，火漆镟边亦如之。仅逾十年，而轻重不啻相半，钱重而物价腾踊，宜发库贮以平其直。”从之。时王府皆铸造私钱，吏乐敢讦。古钱阻滞不行，国用不足，乃命南北宝源局拓地增炉鼓铸。而北钱视南钱昂值三之一，南铸大抵轻薄。然各循其旧，并行不废。

天启元年铸泰昌钱。兵部尚书王象乾，请铸当十、当百、当千三等大钱，用龙文，略仿白金三品之制，於是两京皆铸大钱。后有言大钱之弊者，诏两京停铸大钱，收大钱发局改铸。当是时，开局遍天下，重课钱息。

崇祯元年，南京铸本七万九千馀两，获息银三万九千有奇；户部铸钱获息银二万六千有奇。其所铸钱，皆以五十五文当银一钱，计息取盈，工匠之赔补，行使之折阅，不堪命矣。宝泉局铜本四十万两，旧例钱成还本太仓，次年再借，至是令永作铸本。三年，御史铙京言：“铸钱开局，本通行天下，今乃苦於无息，旋开旋罢，自南北两局外，仅存湖广、陕西、四川、云南及宣、密二镇。而所铸之息，不尽归朝廷，复苦无铸本，盖以买铜而非采铜也。乞遵洪武初及永乐九年、嘉靖六年例，遣官各省铸钱，采铜於产铜之地，置官吏驻兵，仿银矿法，十取其三。铜山之利，朝廷擅之，小民所采，仍予直以市。”帝从之。是时铸厂并开，用铜益多，铜至益少。南京户部尚书郑三俊请专官买铜。户部议原籍产铜之人驻镇远、荆、常铜铅会集处，所谓采铜於产铜之地也。帝俱从之。既，又采绛、孟、垣曲、闻喜诸州县铜铅。荆州抽分主事硃大受言：“荆州上接黔、蜀，下联江、广，商贩铜铅毕集，一年可以四铸。四铸之息，两倍於南，三倍於北。”因陈便宜四事，即命大受专督之。遂定钱式，每文重一钱，每千直银一两。南都钱轻薄，屡旨严饬，乃定每文重八分。初，嘉靖钱最工，隆、万钱加重半铢，自启、祯新铸出，旧钱悉弃置。然日以恶薄，大半杂铅砂，百不盈寸，捽掷辄破碎。末年敕铸当五钱，不及铸而明亡。

初制，历代钱与制钱通行。自神宗初，从佥都御史庞尚鹏议，古钱止许行民间，输税赎罪俱用制钱。启、祯时广铸钱，始括古钱以充废铜，民间市易亦摈不用矣。庄烈帝初即位，御平台召对，给事中黄承昊疏有销古钱之语。大学士刘鸿训言：“北方皆用古钱，若骤废之，於民不便。”帝以为然。既而以御史王燮言，收销旧钱，但行新钱，於是古钱销毁顿尽。盖自隋世尽销古钱，至是凡再见云。

钞法自弘、正间废，天启时，给事中惠世扬复请造行。崇祯末，有蒋臣者申其说，擢为户部司务。倪元璐方掌部事，力主之，然终不可行而止。

坑冶之课，金银、铜铁、铅汞、硃砂、青绿，而金银矿最为民害。徐达下山东，近臣请开银场。太祖谓银场之弊，利於官者少，损於民者多，不可开。其后有请开陕州银矿者，帝曰：“土地所产，有时而穷。岁课成额，徵银无已。言利之臣，皆戕民之贼也。”临淄丞乞发山海之藏以通宝路，帝黜之。成祖斥河池民言采矿者。仁、宣仍世禁止，填番禺坑洞，罢嵩县白泥沟发矿。然福建尤溪县银屏山银场局炉冶四十二座，始於洪武十九年。浙江温、处、丽水、平阳等七县，亦有场局。岁课皆二千馀两。

永乐间，开陕西商县凤皇山银坑八所。遣官湖广、贵州采办金银课，复遣中官、御史往核之。又开福建浦城县马鞍等坑三所，设贵州太平溪、交址宣光镇金场局，葛容溪银场局，云南大理银冶。其不产金银者，亦屡有革罢。而福建岁额增至三万馀两，浙江增至八万馀。宣宗初，颇减福建课，其后增至四万馀，而浙江亦增至九万馀。英宗下诏封坑穴，撤闸办官，民大苏息，而岁额未除。岁办，皆洪武旧额也。闸办者，永、宣所新增也。既而禁革永煎。奸民私开坑穴相杀伤，严禁不能止。下诏宥之，不悛。言者复请开银场，则利归於上，而盗无所容。乃命侍郎王质往经理，定岁课，福建银二万馀，浙江倍之。又分遣御史曹祥、冯杰提督，供亿过公税，民困而盗愈众。邓茂七、叶宗留之徒流毒浙、闽，久之始定。景帝尝封闭，旋以盗矿者多，兵部尚书孙原贞请开浙江银场，因并开福建，命中官戴细保提督之。天顺四年命中官罗永之浙江，罗珪之云南，冯让之福建，何能之四川。课额浙、闽大略如旧，云南十万两有奇，四川万三千有奇，总十八万三千有奇。成化中，开湖广金场，武陵等十二县凡二十一场，岁役民夫五十五万，死者无算，得金仅三十五两，於是复闭。而浙江银矿以缺额量减，云南屡开屡停。

弘治元年始减云南二万两，温、处万两馀，罢浦城废坑银冶。至十三年，云南巡抚李士实言：“云南九银场，四场矿脉久绝，乞免其课。”报可。四川、山东矿穴亦先后封闭。武宗初，从中官秦文等奏，复开浙、闽银矿。既而浙江守臣言矿脉已绝，乃令岁进银二万两，刘瑾诛乃止。世宗初，闭大理矿场。其后蓟、豫、齐、晋、川、滇所在进矿砂金银，复议开采，以助大工。既获玉旺峪矿银，帝谕阁臣广开采。户部尚书方钝等请令四川、山东、河南抚按严督所属，一一搜访，以称天地降祥之意。於是公私交鹜矿利，而浙江、江西盗矿者且劫徽、宁，天下渐多事矣。

隆庆初，罢蓟镇开采。南中诸矿山，亦勒石禁止。万历十二年，奸民屡以矿利中上心。诸臣力陈其弊。帝虽从之，意怏怏。二十四年，张位秉政，前卫千户仲春请开矿，位不能止。开采之端启，废弁白望献矿峒者日至，於是无地不开。中使四出：昌平则王忠，真、保、蓟、永、房山、蔚州则王虎，昌黎则田进，河南之开封、彰德、卫辉、怀庆、叶县、信阳则鲁坤，山东之济南、青州、济宁、沂州、滕、费、蓬莱、福山、楼霞、招远、文登则陈增，山西之太原、平阳、潞安则张忠，南直之宁国、池州则郝隆、刘朝用，湖广之德安则陈奉，浙江之杭、严、金、衢、孝丰、诸暨则曹金，后代以刘忠，陕西之西安则赵鉴、赵钦，四川则丘乘云，辽东则高淮，广东则李敬，广西则沈永寿，江西则潘相，福建则高寀，云南则杨荣。皆给以关防，并偕原奏官往。矿脉微细无所得，勒民偿之。而奸人假开采之名，乘传横索民财，陵轹州县。有司恤民者，罪以阻挠，逮问罢黜。时中官多暴横，而陈奉尤甚。富家钜族则诬以盗矿，良田美宅则指以为下有矿脉，率役围捕，辱及妇女，甚至断人手足投之江，其酷虐如此。帝纵不问。自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诸珰所进矿税银几及三百万两，群小藉势诛索，不啻倍蓰，民不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