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

四千八百两有奇。出项为陵寝供应等款十三万五百五十九两，交进十八万两，祭祀三十三万六千七百三十三两，仪宪七万四千八百七十九两，俸食三百八十四万一千四百二十四两，科场十万五千二百七十两，饷乾二千三十五万六千一百五十九两，驿站一百七十三万四千七百有九两，廪膳十一万二千有二十九两，赏恤五十二万五千二百十六两，修缮二百二十万九千七百四十八两，采办四百有三万三千九百有三两，织造一百有三万四千九百十五两，公廉四百五十七万五千七百八十三两，杂支三十万三千二百七十八两，勇饷一千八百二十六万八千三百十三两，关局经费三百十四万四千六百十六两，洋款三百八十六万一千五十一两，补支一千二百七十七万五千五百二十五两，豫支一百七十四万二千七十三两，解京各衙门饭食经费各项支款三百四十七万二千五百三十三两。统为岁出七千九百三十五万五千二百四十一两。”

再三年为甲午，朝鲜役起，军用浩繁，息借洋款、商款。及和议既定，又借俄、法、英、德之款付日本赔款，增摊各省关银一千二百万两，益以汇丰、克萨、华商各款本息，及新增宋庆等军饷，共八百万。盖岁出之增于前者二千万。迨于庚子，复酿兵祸。辛丑约成，遂有四万五千万之钜，派之各省者一千八百万两有奇。二十九年，以练新军，复摊各省练兵经费，而各省以创练新军，办巡警教育，又有就地自筹之款。奉天一省警费至三百馀万两。湖北一省拨提地丁钱价充学费者六十万两。捐例停于二十七年，以练兵复开，至三十二年复停。

庚子以后新增之徵收者，大端为粮捐，如按粮加捐、规复徵收丁漕钱价、规复差徭、加收耗羡之类；盐捐如盐斤加价、盐引加课、土盐加税、行盐口捐之类；官捐如官员报效、酌提丁漕盈馀、酌提优缺盈馀之类；加釐加税如菸酒土药之加釐税、百货税之改统捐、税契加徵之类；杂捐如彩票捐、房铺捐、渔户捐、乐户捐之类；节省如裁节绿营俸饷、节省河工经费、核扣驿站经费、节省各署局经费之类；实业如铁路、电局、邮政收入，及银行、银铜元局、官办工厂商局馀利之类。出款自赔款、练兵费、学、警、司法诸费外，各官署新增费亦为大端。

宣统二年，度支部奏试办宣统三年预算，岁入为类八：曰田赋，经常四千六百十六万四千七百有九两，临时一百九十三万六千六百三十六两，皆有奇。曰盐茶课税，经常四千六百三十一万二千三百五十五两。曰洋关税，经常三千五百十三万九千九百十七两。曰常关税，经常六百九十九万一千一百四十五两，临时八千五百二十四两。曰正杂各税，经常二千六百十六万三千八百四十二两。曰釐捐，经常四千三百十八万七千九百七两。曰官业收入，经常四千六百六十万八百九十九两。曰杂收入，经常一千九百十九万四千一百有一两，临时一千六百有五万六百四十八两。附列者为类二：曰捐输，五百六十五万二千三百三十三两。曰公债，三百五十六万两。皆临时岁入。岁出为类十八：曰行政，经常二千六百六万九千六百六十六两，临时一百二十五万八千一百八十四两。曰交涉，经常三百三十七万五千一百有三十两，临时六十二万六千一百七十七两。曰民政，经常四百四十一万六千三百三十八两，临时一百三十二万四千五百三十一两。曰财政，经常一千七百九十万三千五百四十五两，临时二百八十七万七千九百有四两。曰洋关经费，经常五百七十四万八千二百三十七两，临时九千一百六十三两。曰常关经费，经常一百四十六万三千三百三十二两。曰典礼，经常七十四万五千七百五十九两，临时五万四千有三十七两。曰教育，经常二百五十五万三千四百十六两，临时一百四万一千八百九十二两。曰司法，经常六百六十一万六千五百七十九两，临时二十一万八千七百四十六两。曰军政，经常八千三百四十九万八千一百十一两，临时一千四百万有五百四十六两。曰实业，经常一百六十万三千八百三十五两。曰交通，经常四千七百二十二万一千八百四十一两，临时七百有八十万四千九百有八两。曰工程，经常二百四十九万三千二四百两，临时二百有二万二千有六十四两。曰官业支出，经常五百六十万四百三十五两。曰各省应解赔款、洋款，三千九百有十二万九百二十二两。曰洋关应解赔款、洋款，一千一百二十六万三千五百四十七两。曰常关应解赔款、洋款，一百二十五万六千四百九十两。曰边防经费，一百二十三万九千九百有八两。附列者为类一：曰归还公债，四百七十七万二千六百十三两。统为岁入二万九千六百九十六万二千七百两有奇。岁出三万三千八百六十五万两有奇。十二月，资政院覈覆，于岁入有增加，于岁出有减削。次年即值变更国体，故有预算而无决算。盖自光绪三十三年，度支部即奏准令京师各衙署及各省实报岁入岁出，又于各省设财政监理官以督之。凡昔日外销之款项，与夫杂捐陋规之类，及新定之教育、司法、实业、军政、外债诸费，皆列于簿书期会，故较顺治、康熙之出入多至十倍。兹录之以见一代财政之盈亏焉。

其军需、河工、赈务、赔款之钜者，乾隆初次金川之役，二千馀万两。准回之役，三千三百馀万两。缅甸之役，九百馀万两。二次金川之役，七千馀万两。廓尔喀之役，一千有五十二万两。台湾之役，八百馀万两。嘉庆川、湖、陕教匪之役，二万万两。红苗之役，湖南一省请销一千有九十万。洋匪之役，广东一省请销三百万两。道光初次回疆之役，一千一百馀万两。二次回疆之役，七百三十万两。英人之役，一千数百万两。咸丰初年粤匪之役，二千七百万，其后江南大营月需五十万两，徽宁防营月需三十万两，则一年亦千万。湖北供东征之需者，岁四百馀万，湖南亦不赀。而北路及西南各省用兵之费不与焉。同治中，曾国籓奏湘军四案、五案，合之剿捻军需，共请销三千馀万两。李鸿章奏苏沪一案、二案，合之淮军西征两案，共请销一千七百馀万两。左宗棠奏西征两案，共请销四千八百二十馀万两。此外若福建援浙军需，合之本省及台湾军需，截至三年六月，已逾六百万两。四川、湖南援黔军需，岁约四百万两，积五年二千万两。云南自同治二年至同治十二年，请销军需一千四百六十馀万两。而甘肃官绅商民集捐银粮供军需者，五千馀万两，再加各省广中额学额计之，当不下数万万。光绪中，惟中法之役用三千馀万两。若西征之饷，海防之饷，则已入年例岁出，不衤复列。

河工，自康熙中即趋重南河。十六年大修之工，用银二百五十万两。原估六百万两，迨萧家渡之工，用银一百二十万两。自乾隆十八年，以南河高邮、邵伯、车逻坝之决，拨银二百万两。四十四年，仪封决河之塞，拨银五百六十万两。四十七年，兰阳决河之塞，自例需工料外，加价至九百四十五万三千两。浙江海塘之修，则拨银六百馀万两。荆州江堤之修，则拨银二百万两。大率兴一次大工，多者千馀万，少亦数百万。嘉庆中，如衡工加价至七百三十万两。十年至十五年，南河年例岁修抢修及另案专案各工，共用银四千有九十九万两，而马家港大工不与。二十年睢工之成，加价至三百馀万两。道光中，东河、南河于年例岁修外，另案工程，东河率拨一百五十馀万两，南河率拨二百七十馀万两。逾十年则四千馀万。六年，拨南河王营开坝及堰、盱大堤银，合为五百一十七万两。二十一年，东河祥工拨银五百五十万两。二十二年，南河扬工拨六百万两。二十三年，东河牟工拨五百十八万两，后又有加。咸丰初，丰工亦拨四百万两以上。同治中，山东有侯工、贾庄各工，用款二百馀万两。光绪十三年，河南郑州大工，请拨一千二百万两。其后山东时有河溢，然用款不及道光之什一。

赈务，康熙中，赈陕西之灾，用银至五百馀万两。乾隆七年，江苏、安徽夏秋大水，抚恤、正赈、加赈，江苏给被灾军民等米共一百五十六万石有奇，银五百五万两有奇。安徽给被灾军民等米八十三万石有奇，银二百三十三万两有奇。十八年，以高邮运河之决，拨米穀一百十万石，银四百万两，赈江苏灾，此其最钜者。其后直隶、山东、江苏、河南、湖北、甘肃诸省之灾，发帑截漕及资于捐输者，不可胜举。嘉庆初，山东曹、单等县灾，赈银米合计三四百万两。六年，以直隶水灾，拨赈银一百万两，截漕米六十万石。江苏、安徽、山东、河南诸省之因灾赈恤者，节次糜帑，均不下数十百万。资于捐输者，如十九年江苏、安徽之灾，至二三百万两。道光十一年，拨江苏赈需银一百馀万两。二十七年，赈河南灾银一百馀万两。二十八年，赈河北灾银一百三十八万两。二十九年，拨江苏等四省赈灾银一百万两。而安徽、浙江之截留办赈者，皆近百万，江苏一省则一百四十馀万，此外尚多，而官绅商民捐输者尚不与。光绪初，山西、河南、陕西之灾，拨帑截漕为数均钜，合官赈、义赈及捐输等银，不下千数百万两。郑州河决，赈需河南用银二百五十馀万两。时各省有水旱之灾，辄请开赈捐。直隶自十六年之水至二十一年海啸之灾，用银七百馀万两。山东自十一年后，频年河溢，至二十五年，用银七百馀万两。江苏自十五年之水至二十四年淮、徐、海之灾，用银五百馀万两。二十七年秦、晋之灾，则开实官捐以济之，为数至七百六十万两有奇。

赔款，始于道光壬寅江宁之约，二千一百万两。咸丰庚申之约，一千六百万两。光绪辛巳伊犁之约，六百馀万两。乙未中日之约，并辽南归地，二万三千万两。至辛丑公约，赔款四万五千万两而极。以息金计之，实九万万馀两。

清代田赋徵粮之数，乾隆三十一年，为八百三十一万七千七百石有奇。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八省，自岁漕京师外，留充本省经费。直隶、奉天、山西、陕西、甘肃、福建、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则全充本省经费。光绪十年，新疆改行省，岁徵粮二十七万一千石有奇，亦全充本省经费。吉林、黑龙江之徵米者亦如之。各省驻防旗营官兵、绿营兵丁皆支月米。凡留充本省经费者，大率供旗绿营月支米豆之需，有馀则报粜易银候拨云。

志一百一

○河渠一

△黄河

中国河患，历代详矣。有清首重治河，探河源以穷水患。圣祖初，命侍卫拉锡往穷河源，至鄂敦塔拉，即星宿海。高宗复遣侍卫阿弥达往，西逾星宿更三百里，乃得之阿勒坦噶达苏老山。自古穷河源，无如是之详且确者。然此犹重源也。若其初源，则出葱岭，与汉书合。东行为喀什噶尔河，又东会叶尔羌、和阗诸水，为塔里木河，而汇于罗布淖尔。东南潜行沙碛千五百里，再出为阿勒坦河。伏流初见，辄作黄金色，蒙人谓金“阿勒坦”，因以名之。是为河之重源。东北会星宿海水，行二千七百里，至河州积石关入中国。经行山间，不能为大患。一出龙门，至荥阳以东，地皆平衍，惟赖堤防为之限。而治之者往往违水之性，逆水之势，以与水争地，甚且因缘为利，致溃决时闻，劳费无等，患有不可胜言者。

自明崇祯末李自成决河灌汴梁，其后屡塞屡决。顺治元年夏，黄河自复故道，由开封经兰、仪、商、虞，迄曹、单、砀山、丰、沛、萧、徐州、灵壁、睢宁、邳、宿迁、桃源，东迳清河与淮合，历云梯关入海。秋，决温县，命内祕书院学士杨方兴总督河道，驻济宁。二年夏，决考城，又决王家园。方兴言：“自遭闯乱，官窜夫逃，无人防守。伏秋汛涨，北岸小宋、曹家口悉冲决，济宁以南田庐多淹没。宜乘水势稍涸，鸠工急筑。”上命工部遴员勘议协修。七月，决流通集，一趋曹、单及南阳入运，一趋塔兒湾、魏家湾，侵淤运道，下流徐、邳、淮阳亦多冲决。是年孟县海子村至渡口村河清二日，诏封河神为显佑通济金龙四大王，命河臣致祭。明年，流通集塞，全河下注，势湍激，由汶上决入蜀山湖。五年，决兰阳。

七年八月，决荆隆硃源寨，直往沙湾，溃运堤，挟汶由大清河入海。方兴用河道方大猷言，先筑上游长缕堤，遏其来势，再筑小长堤。八年，塞之。九年，决封丘大王庙，冲圮县城，水由长垣趋东昌，坏平安堤，北入海，大为漕渠梗。发丁夫数万治之，旋筑旋决。给事中许作梅，御史杨世学、陈斐交章请勘九河故道，使河北流入海。方兴言：“黄河古今同患，而治河古今异宜。宋以前治河，但令入海有路，可南亦可北。元、明以迄我朝，东南漕运，由清口至董口二百馀里，必藉黄为转输，是治河即所以治漕，可以南不可以北。若顺水北行，无论漕运不通，转恐决出之水东西奔荡，不可收拾。今乃欲寻禹旧迹，重加疏导，势必别筑长堤，较之增卑培薄，难易晓然。且河流挟沙，束之一，则水急沙流，播之九，则水缓沙积，数年之后，河仍他徙，何以济运？”上然其言，乃于丁家寨凿渠引流，以杀水势。

是年，复决邳州，又决祥符硃源寨。户部左侍郎王永吉、御史杨世学均言：“治河必先治淮，导淮必先导海口，盖淮为河之下流，而滨海诸州县又为淮之下流。乞下河、漕重臣，凡海口有为奸民堵塞者，尽行疏濬。其漕堤闸口，因时启闭，然后循流而上。至于河身，剔浅去淤，使河身愈深，足以容水。”议皆不果行。十一年，复决大王庙。给事中林起龙劾方兴侵冒，上解方兴任，遣大理卿吴库礼、工科左给事中许作梅往按。起龙坐诬，复方兴任。十三年，塞大王庙，费银八十万。

十四年，方兴乞休，以吏部左侍郎硃之锡代之。是年决祥符槐疙疸，随塞。十五年，决阳柴沟姚家湾，旋塞。复决阳武慕家楼。十六年，决归仁堤。先是御史孙可化疏陈淮、黄堤工，事下总河。之锡言：“桃源费家嘴及安东五口淤淀久，工繁费钜。且黄河谚称‘神河’，难保不旋濬旋淤，惟有加意修防，补偏救弊而已。”之锡陈两河利害，条上工程、器具、夫役、物料八弊。又言：“因材器使，用人所亟。独治河之事，非澹泊无以耐风雨之劳，非精细无以察防护之理，非慈断兼行无以尽群夫之力，非勇往直前无以应仓猝之机，故非预选河员不可。”因陈预选之法二：曰荐用，曰储才；谙习之法二：曰久任，曰交代。又条上河政十事：曰议增河南夫役，曰均派淮工夫役，曰察议通惠河工，曰建设柳园，曰严剔弊端，曰釐覈旷尽银两，曰慎重职守，曰明定河工专职，曰申明激劝大典，曰酌议拨补夫役。均允行。

十七年，决陈州郭家埠、虞城罗家口，随塞。康熙元年五月，决曹县石香炉、武陟大村、睢宁孟家湾。六月，决开封黄练集，灌祥符、中牟、阳武、杞、通许、尉氏、扶沟七县。七月，再决归仁堤。河势既逆入清口，又挟睢、湖诸水自决口入，与洪泽湖连，直趋高堰，冲决翟家坝，流成大涧九，淮阳自是岁以灾告。二年，决睢宁武官营及硃家营。三年，决杞县及祥符阎家寨，再决硃家营，旋塞。四年四月，河决上游，灌虞城、永城、夏邑，又决安东茆良口。

五年，之锡卒，以贵州总督杨茂勋为河道总督。六年，决桃源烟墩、萧县石将军庙，逾年塞之。又决桃源黄家嘴，已塞复决，沿河州县悉受水患，清河冲没尤甚，三汊河以下水不没骭。黄河下流既阻，水势尽注洪泽湖，高邮水高几二丈，城门堵塞，乡民溺毙数万，遣官蠲赈。冬，命明珠等相视海口，开天妃、石闼、白驹等闸，毁白驹奸民闭闸碑。

八年，决清河三汊口，又决清水潭。副都御史马绍曾、巡盐御史李棠交章劾茂勋不职，罢之，以罗多为河道总督。九年，决曹县牛市屯，又决单县谯楼寺，灌清河县治。是岁五月暴风雨，淮、黄并溢，撞卸高堰石工六十馀段，冲决五丈馀，高、宝等湖受淮、黄合力之涨，高堰几塌，淮阳岌岌可虞。工科给事中李宗孔疏言：“水之合从诸决口以注于湖也，江都、高、宝无岁不防堤增堤，与水俱高。以数千里奔悍之水，攻一线孤高之堤，值西风鼓浪，一泻万顷，而江、高、宝、泰以东无田地，兴化以北无城郭室庐。他如渌阳、平望诸湖，浅狭不能受水。各河港疏濬不时，范公堤下诸闸久废，入海港口尽塞。虽经大臣会阅，严饬开闸出水，而年深工大，所费不赀，兼为傍海奸灶所格，竟不果行。水迂回至东北庙湾口入海，七邑田舍沈没，动经岁时。比宿水方消，而新岁横流又已踵至矣。”御史徐越亦言高堰宜乘冬水落时大加修筑。于是起桃源东至龙王庙，因旧址加筑大堤三千三百三十丈有奇。腊后冰解水溢，沿河村舍林木剷刷殆尽。

十年春，河溢萧县。六月，决清河五堡、桃源陈家楼。八月，又决七里沟。以王光裕总督河道。光裕请复明潘季驯所建崔坝镇等三坝，而移季太坝于黄家嘴旧河地，以分杀水势。是岁，茆良口塞。十一年秋，决萧县两河口、邳州塘池旧城，又溢虞城，遣学士郭廷祚等履勘。十二年，桃源七里沟塞。十三年，决桃源新庄口及王家营，又自新河郑家口北决。十四年，决徐州潘家塘、宿迁蔡家楼，又决睢宁花山坝，复灌清河治，民多流亡。十五年夏，久雨，河倒灌洪泽湖，高堰不能支，决口三十四。漕堤崩溃，高邮之清水潭，陆漫沟之大泽湾，共决三百馀丈，扬属皆被水，漂溺无算。上遣工部尚书冀如锡、户部侍郎伊桑阿访究利病。是岁又决宿迁白洋河、于家冈，清河张家庄、王家营，安东邢家口、二铺口，山阳罗家口。塞桃源新庄。

十六年，如锡等覆陈河工坏溃情形，光裕解任勘问。以安徽巡抚靳辅为河督。辅言：“治河当审全局，必合河道、运道为一体，而后治可无弊。河道之变迁，总由议治河者多尽力于漕艘经行之处，其他决口，则以为无关运道而缓视之，以致河道日坏，运道因之日梗。河水裹沙而行，全赖各处清水并力助刷，始能奔趋归海。今河身所以日浅，皆由从前归仁堤等决口不即堵塞之所致。查自清江浦至海口，约长三百里，向日河面在清江浦石工之下，今则石工与地平矣。向日河身深二三四丈不等，今则深者不过八九尺，浅者仅二三尺矣。河淤运亦淤，今淮安城堞卑于河底矣。运淤，清江与烂泥浅尽淤，今洪泽湖底渐成平陆矣。河身既垫高若此，而黄流裹沙之水自西北来，昼夜不息，一至徐、邳、宿、桃，即缓弱散漫。臣目见河沙无日不积，河身无日不加高，若不大修治，不特洪泽湖渐成陆地，将南而运河，东而清江浦以下，淤沙日甚，行见三面壅遏，而河无去路，势必冲突内溃，河南、山东俱有沦胥沈溺之忧，彼时虽费千万金钱，亦难剋期补救。”因分列大修事宜八：曰取土筑堤，使河宽深；曰开清口及烂泥浅引河，使得引淮刷黄；曰加筑高家堰堤岸；曰周桥闸至翟家坝决口三十四，须次第堵塞；曰深挑清口至清水潭运道，增培东西两堤；曰淮扬田及商船货物，酌纳修河银；曰裁并河员以专责成；曰按里设兵，画堤分守。廷议以军务未竣，大修募夫多，宜暂停。疏再上，惟改运土用夫为车运，馀悉如所请。

于是各工并举。大挑清口、烂泥浅引河四，及清口至云梯关河道，创筑关外束水堤万八千馀丈，塞于家冈、武家墩大决口十六，又筑兰阳、中牟、仪封、商丘月堤及虞城周家堤。明年，创建王家营、张家庄减水坝二，筑周桥翟坝堤二十五里，加培高家堰长堤，山、清、安三县黄河两岸及湖堰，大小决口尽塞。优诏褒美。十八年，建南岸砀山毛城铺、北岸大谷山减水石坝各一，以杀上流水势。二十年，塞杨家庄，盖决五年矣。是岁增建高邮南北滚水坝八，徐州长樊大坝外月堤千六百八十九丈。

大修至是已三年，河未尽复故道，辅自劾。部议褫职，上命留任。二十一年，决宿迁徐家湾，随塞。又决萧家渡。先是河身仅一线，辅尽堵杨家庄，欲束水刷之，而引河浅窄，淤刷鼎沸，遇徐家湾堤卑则决，萧家渡土松则又决。会候补布政使崔维雅上河防刍议，条列二十四事，请尽变辅前法。上遣尚书伊桑阿、侍郎宋文运履勘，命维雅随往。维雅欲尽毁减水坝，别图挑筑。伊桑阿等言辅所建工程固多不坚，改筑亦未必成功。辅亦申辨“工将次第告竣，不宜有所更张”。并下廷议。因召辅至京，辅言“萧家口明正可塞，维雅议不可行”，上是之，命还工。二十二年春，萧家渡塞，河归故道。明年，上南巡阅河，赐诗褒美。

二十四年秋，辅以河南地在上游，河南有失，则江南河道淤淀不旋踵。乃筑考城、仪封堤七千九百八十九丈，封丘荆隆口大月堤三百三十丈，荥阳埽工三百十丈，又凿睢宁南岸龙虎山减水闸四。上念高邮诸州湖溢淹民田，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龙修治海口及下河，听辅节制。旋召辅、成龙至京集议。成龙力主开濬海口；辅言下河海口高内地五尺，应筑长堤高丈六尺，束水趋海。所见不合，下廷臣议，亦各持一说。上以讲官乔莱江北人，召问，莱言辅议非是。因遣尚书萨穆哈等勘议，还言开海口无益。会江宁巡抚汤斌入为尚书，询之，斌言海口开则积水可泄，惟高邮、兴化民虑毁庐墓为不便耳。乃黜萨穆哈，颁内帑二十万，命侍郎孙在丰董其役。时又有督修下河宜先塞减水坝之议，上不许。召辅入对，辅言南坝永塞，恐淮弱不敌黄强，宜于高家堰外增筑重堤，截水出清口不入下河，停丁溪等处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