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

赋极困难之时，不肯加赋。四川、湖南现因兴造铁路，创为租股名目，每亩带徵，以充路款。闻两省农民，正深訾怨，偶遇荒年，追呼尤觉难堪。但路局以路亡地亡之说惊哧愚民，遂不得不从。川省民力较纾，尚能勉强担负。湘民本非饶足，若数年之间，强逼百姓出此数千钜万之重赀，而路工一日不完，路利一日无著，深恐民穷财尽，欲图富强而转滋贫弱。是以幹路收归国有，命下之日，薄海百姓，必无阻挠之虑。况留此民力以造枝路，其工易成，其资易集，其利易收。使其土货得以暢行，民间渐资饶富，此枝路之可归民有者又一也。”

疏上，下所司议行。诏曰：“中国幅员辽阔，边疆袤延数万里，程途动需数阅月之久，朝廷每念边防，辄劳宵旰。欲资控御，惟有速造铁路之一策。况宪政之谘谋，军务之徵调，土产之运输，胥赖交通便利，大局始有转机。熟筹再四，国家必有纵横四境诸大幹路，方足以资行政而握中央之枢纽。从前规画未善，并无一定办法，以致全国铁路，错乱纷歧，不分枝幹，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行批准商办。乃数年以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川则倒帐甚钜，参追无著；湘、鄂则开局多年，徒资坐耗。竭万民之脂膏，或以虚糜，或以侵蚀，恐旷时愈久，民累愈深，上下交受其害，贻误何堪设想。用特明白晓谕，昭示天下，幹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幹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趕紧兴筑。除枝路仍准商民量力酌行外，其从前批准幹路各案，一律取消。至应如何收回之详细办法，著度支部、邮传部悉心筹画，迅速请旨办理。”

度支部奏：“粤、川、湘、鄂四省所抽所招之公司股票，尽数收回，由度支、邮传两部特出国家铁路股票，常年六釐给息。嗣后如有馀利，按股分给。倘原抽本，五年后亦可分十五年抽本。其不原换国家铁路股票者，均准分别办理，以昭平允。粤路全系商股，因路工停顿，糜费太甚，票价不及五成。现每股从优发给六成，其亏耗之四成，发给国家无利股票。路成获利之日，准在本路馀利项下，分十年摊给。湘路商本，照本发还。其米捐、租股等款，准发给国家保利股本。鄂路商股，并准一律照本发还。其因路动用赈粜捐款，准照湖南米捐办理。川路宜昌实用工料之款四百数十万两，准给国家保利股票。其现存七百馀万两，原否入股，或归本省兴办实业，仍听其便。”从之。诏停川、湘两省租股。起端方以侍郎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其粤汉、川汉，英、德、法三国借款，亦即签订。

方幹路收归国有之诏既颁，湘、粤人士群起譁譟，力谋抗拒，顾未久即定。护川督王人文代陈川谘议局请缓接收川路，诏旨斥之。川人罗纶等言：“部臣对待川民，均以威力从事，毫不持平。”人文复据以上闻，仍严斥之。未几，以赵尔丰署四川总督。川人因路事持久不决，始以罢市、罢课，抗粮、抗捐，发布自保商榷书；继则集众围攻督署，再攻省垣。遂命端方率军入川。又以川事日棘，命前粤督岑春煊赴川办理剿抚。春煊既受命，请以现金偿川省路股，桂抚沈秉堃亦以为言，部议借英金三百万镑，不能决也。春煊至鄂，会成都围解，称疾不往。

御史陈善同上章，请罢斥邮传大臣盛宣怀，以弭巨变。疏言：“窃维国以民为本，自古未有得民心而国不兴者，即未有失民心而不危者。传曰：‘众怒难犯。’书曰：‘民可近，不可下。’此中消息至微。此次以铁路幹线归国有，政策本极相宜。比者屡诏蠲除各项杂捐，所以恤民者，固已仁至义尽。而湘、粤等省人心惶骇，扰扰不靖，川患且日以加剧者，则以邮传大臣盛宣怀于此事之办理实有未善也。各路商办之局，其始皆历奉先皇帝谕旨，根据大清商律。如欲改归官办，自应统筹全局，划定年限，分期分段，量力递收，于国于民，方为两利。今盛宣怀事前毫无预备，徒仰仗借款，突然将批准各案奏请一律取消。各路以十馀年之经营，千数百万之筹集，一旦尽取诸其怀而夺之。而所订借款合同，利率之高，虚折之多，抵押之钜，债权之重，又著著失败，予人口实。各省人民，痛念前劳，怵心后祸，宜其奔走骇告，岌岌若不终日也。查给事中石长信之请定幹路、枝路办法，在四月初七日；邮传部之覆奏，宣布国有政策，在十一日；而借款合同之签押，在二十二日。似政策之改定，实缘借款而发生也者。举办此等大事，乃平时漫无布置，出以猝遽如此，反使朝廷减轻民累之恉晦没不彰。而复不能审慎临机，强令宜归工程每月工项仍由川款开支，实与五月二十一日上谕‘川路仍存七百馀万，原否入股，或办实业，并听其便’等语大相违背。必欲使我皇上体恤商民之恩，壅遏之不使下逮，陷朝廷以不信，示天下以可疑，群起抵抗，何怪其然。幸以国家三百年来深仁厚泽，沦浃人心，故虽众怨交集于盛宣怀，终无敢有归怨朝廷者。比闻川省风潮日烈，皆以盛宣怀丧权误国，欲得而甘心。月馀以来，屡开全省股东大会，每次到者近万人，誓与路为存亡，在场之人无不为之泣下。合十馀州县地方，并相约不纳钱粮，不上捐输，学堂停课，商民罢市。各户恭设先皇帝灵位，朝夕痛哭，人无乐生之心，士怀必死之志，愁惨萧条，如经大劫，至可怜念。夫今日皇皇失所之穷民，皆国家{袁皿}々在疚之赤子，情形狼狈至此，我皇上闻之，必有恻然动念者。若不亟为拯救，万一相持不解，稍延时日，或有不轨之徒，从中鼓煽，强者并命于寻仇，弱者绝望于逃死，众志一睽，全体瓦解，终非国家福也。现在湘、鄂争路，馀波尚未大熄，而雨水为灾，几近十省，盗匪成群，流亡遍野。若川省小有风鹤之警，恐由滇、藏以至沿江、沿海，必有起而应之者，其为患又岂止于路不能收而已。顷者我皇上谕派鄂、粤、川、湘等省督抚，令于所辖境内铁路事宜各得会同办理。盛宣怀刚愎自用，不洽舆情，已可概见，应如何惩处，以儆将来。至川民争议，久悬不断，终虑酿成钜变。应责成督办、会办各大臣，酌度情形，妥速维持，以息众喙。”时宣怀入为邮传大臣，幹路收归国有、及息借外债筑路、处分四省路股，实主其事，故善同及之，语至切直。

疏入不省。而川省温江等十馀州县民团，每起数千或万人，所至焚掠，势极猖獗。大军击退之，旋据崇庆、新津、彭山，而嘉定、灌县相继失陷。邛州军队譁变，汶川县署被毁，命湘、鄂、陕诸军赴援。会鄂事起，川乱愈亟，以岑春煊为川督，而川省旋为民军所据，端方、赵尔丰均及于难。乃罢盛宣怀以谢川人，而国事已不可为矣。

盖论办路之优劣，官办则筹款易、竣工速，自非商办可及。而外债之亏耗，大权之旁落，弊害孔多，亦远过于商路。惟京张铁路，以京奉馀利举办，詹天佑躬亲其役，丝毫不假外人，允为中国自办之路。而鄂之铁厂，制钢轨以应全国造路之需，挽回大利，尤为不鲜。统计官办之路：京汉长二千六百三十里，资本金一万万零五百六十二万八千馀元。京奉长二千二百四十六里，资本金五千零八十八万四千馀元。津浦长一千八百六十三里，资本金八千零四十九万馀元。京张长五百四十六里，资本金一千零三十二万馀元。沪宁长七百二十五里，资本金三千六百五十三万馀元。正太长六百二十三里，资本金二千三百十二万六千馀元。汴洛长四百零二里，资本金二千零五十万元。道清长三百三十里，资本金九百五十四万九千馀元。广九长三百零三里，资本金一千一百六十六万二千馀元。吉长长一百四十里，资本金一百二十万三千七百零四元。萍株长二百零五里，资本金四百六十一万六千馀元。齐昂长五十六里，资本金四十八万八千馀元。商办之路：浙江长三百四十二里，资本金一千二百七十八万八千馀元。新宁长二百六十里，资本金四百零八万九千馀元。南浔长七十七里，资本金三百五十万六千馀元。福建长二十八里，资本金二百四十二万八千馀元。潮汕长八十三里，资本金三百五十四万六千馀元。其借外债所筑各路，惟京汉届期赎归我有，其他则尚未及云。

志一百二十五

○交通二

△轮船

自西人轮船之制兴，有兵轮，有商轮。其始仅往来东西洋各国口岸而已。中国自开埠通商而后，与英吉利订江宁条约，而外轮得行驶海上矣。续与订天津条约，而外轮得行驶长江矣。商旅乐其利便，趋之若鹜。于时内江外海之利尽为所占。

同治十一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建议设轮船招商局，论者谓妨河船生计。鸿章谓当咸丰间河船三千馀艘，今仅存四百艘。及今不图，将利权尽失。请破群议力行之。十三年，鸿章又疏言：“同治间曾国籓、丁日昌在江苏督、抚任，迭据道员许道身、同知容闳创议华商造船章程，分运漕米，兼揽客货。曾经寄请总理衙门核准，饬由江海关道晓谕各口商人试办。日久因循，未有成局。同治七年，仅借用夹板船运米一次，旋又中止。本年夏间，臣于验收海运之暇，遵照总理衙门函示，商令浙局总办海运委员知府硃其昂酌拟轮船章程。嗣以现在官造轮船内并无商船可领，各省在沪殷商，或自置轮船行驶各埠，或挟资本依附西商之籍。若中国自立招商局，则各商所有轮船股本必渐归官局，似足顺商情而强国体。拟请先行试办招商，为官商浃洽地步。俟商船造成，即可随时添补，推广通行。又海运米石，本届江浙沙宁船不敷，应请以商船分运，以补沙宁之不足。将来米数愈增，可无缺船之患。请照户部核准练饷制钱借给苏、浙典章，准商等借领二十万缗，以作设局商本，仍预缴息钱助赈。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当令硃其昂回沪设局招商。商人争先入股，现已购集坚捷轮船三艘。经臣咨商浙江督抚臣饬拨明年漕米二十万石，由招商轮船运津，其水脚耗米等项，悉照沙宁船定章。至揽载货物，报关纳税，仍照新关章程，以免藉口。若从此轮船暢行，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其关于国计民生者实非浅鲜。”疏入，报可。

先是闽厂专为制造兵轮而设。学士宋晋言糜款过钜，议请罢之。事下，鸿章力持不可。略言：“欧洲诸国闯入中国边界腹地，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海外之险，有兵船巡防，而我与彼可共分之。长江及各海口之利，有轮船转运，而我与彼亦共分之。或不至让洋人独擅其利与险，而浸至反客为主也。”又言：“沿江沿海各省，不准另行购雇西洋轮船。若有所需，令其自向闽、沪两厂商拨订制。至载货轮船，与兵船规制迥异。闽厂现造之船，商船皆不合用。曾国籓前饬沪厂造兵船外，另造商船四五艘。闽厂似亦可间造商船，以资华商雇领。现与曾国籓筹议，中国殷商每不原与官交涉，且各口岸生意已被洋商占尽。华商领官船，另树一帜，洋人势必挟重赀以倾夺，则须华商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本钜用繁，初办恐亦无利可图。若行之既久，添造与租领稍多，乃有利益。闻华商原领者，必准其兼运漕粮，方有专门生意，不至为洋商排挤。将来各厂商船造有成数，再请敕下总理衙门，商饬各省筹办。”疏上，下所司议行。

是年冬，招商局成立，以知府硃其昂主其事，道员盛宣怀佐之。其昂以道员胡光墉、李振玉等招徠商股，入赀者极为踊跃，宣怀亦援粤人唐廷枢、徐润董局事。购船、设械、立埠，次第经营，悉属商本，规模觕具。光绪元年，鸿章奏奖其昂等有差。三年，增购旗昌船舰，始假用直隶、江苏、江西、湖北、东海关官款百九十万两有奇。初拟购旗昌轮船，宣怀持之最力，需银二百数十万两。商本无几，不足以应。宣怀以国防大计、江海利源之说，力陈于江督沈葆桢。葆桢为所动，拨银百万以济，论者咸谓是举为失计，至以“旗昌弃垂敝之裘，得值另制新衣，期于適体”为喻。事后募集商股，应者寥寥，仅得银四万者以此也。御史董俊翰言：“招商局每月亏至五六万两。致亏之由，因置船过多，轮车行驶，经费过钜，必须一船得一船之用，方可无虞折耗。闻商局各船揽载之资，不敷经费，船多货少。刻下既未能遽赴外洋各国，以广收贸易之利，祗宜量为变置，使所出之数不至浮于所入也。”六年，祭酒王先谦请整顿招商局务，语涉宣怀。疏下江督刘坤一，言宣怀于购旗昌轮船时，声言有商款百馀万，实无所有，有意欺谩，冀获酬金，请夺宣怀职。复请以官款概作官股，以其赢馀作海防经费。疏入，均不报。

招商局所假官帑，至光绪六年，应分期拔还。乃偿已逾半，复假洋债。鸿章言兼筹并顾，招商局力有未逮，请先偿洋债，后及官帑，格于部议。嗣以递年清还，而商股尚达四百万两焉。当招商开办之初，仅轮船三艘。嗣承领闽、沪两厂，购之英国，增至十二艘。迨购入旗昌轮船十八艘，遂与英商太古、怡和并称三公司。赀本过钜，收入转微。

是年，以言官劾奏招商局办理毫无实济，请饬认真整顿，谕李鸿章及江督吴元炳澈查。鸿章等奏言：“轮船招商局之设，乃各商集股，自行经理，已于创办之初奏明，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轮船商务牵涉洋务，更不便由官任之，与他项设立官局开支公款者，迥不相同。惟此举为收回中国利权，事体重大，故须官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光绪三年冬曾将商局事宜筹画整顿复奏，并饬江海、津海两关道，于每年结帐，就近分赴沪洋各局清查帐目，如有隐冒，据实奏请参赔。数年以来，虽有英商太古、怡和洋行极力倾挤，而局事尚足相持，官帑渐可拔还。复先承运京仓漕米、各省赈粮，不下数百万石，徵兵调饷、解送官物军械者，源源不绝，岂得谓于国事毫无实济？其揽载客货，以及出入款目，责成素习商业之道员唐廷枢、徐润总理其事，每年结帐后，分晰开列清册，悉听入本各商阅看稽查。若局中稍有弊端，则众商不待官查，必已相率追控。而自开办至今，并无入股商人控告者。现值漕运揽载吃紧之时，若纷纷调簿清查，不特市面徒滋摇惑，生意难以招徠；且洋商嫉忌方深，更必乘机倾挤，冀遂其把持专利之谋，殊于中国商务大局有碍。总之，商局关系国课最重，而各关各纳税课，丝毫无亏，所借官款由商局运漕水脚分年扣还，公款已归有着，其各商股本盈亏，应如前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应俟每年结帐时，照案由沪、津两关道就近清查，以符定章。”疏入，报闻。

十一月，学士梅启照言：“招商局自归并旗昌轮船，各国轮船之利渐减，然祗在香港、福州、宁波、上海、天津、牛庄、长江等处码头，不如推广，竟令其赴东西洋各国。请饬南北洋大臣，督令局员，酌派丰顺、保大等船，先赴东洋试行。行之有效，渐及于西洋，则贸迁有无之利，中外分之。”明年，祭酒王先谦亦以为言。均下所司核议。先是招商局船驶往新嘉坡、小吕宋、日本等处，不足与外轮竞利，寻即停罢。嗣遣和众船往夏威仁国之檀香山、美之旧金山两埠，华人麕集，航业颇振。因复遣美富船往。而各国商业，英为巨擘。七年，粤人梁云汉等设肇兴公司于伦敦，船政大臣黎兆棠实倡斯议。鸿章疏言：“西洋富强之策，商务与船政互相表里。以兵船之力卫商船，必先以商船之税养兵船，则整顿尤为急务。迩者各国商船争赴中国，计每年进出口货价约银二万万两以外。洋商所逐什一之利，已不下数千万两，以十年计之，则数万万两。此皆中国之利，有往无来者也。故当商务未兴之前，各国原可闭关自治。逮风气大开，既不能拒之使不来，惟有自扩利源，劝令华商出洋贸易，庶土货可暢销，洋商可少至，而中国利权亦可逐渐收回。前此招商局轮船尝驶往新嘉坡、小吕宋、越南等埠揽载。近年和众、美富等船分驶夏威仁国之檀香山、美国之旧金山，载运客货，究止小试其端，尚未厚集其力。英国伦敦为通商第一都会，并无华商前往。黎兆棠志在匡时，久有创立公司之议，尽心提倡，力为其难。现既粗定规模，自当因势利导，期于必成。”报闻。

十年，法人来扰，海疆不靖，股商汹惧，局船虑为劫夺，以银五百二十五万两暂售之旗昌行主。事平收回，复增置江新、新昌、新康、新铭各舰。而沈没朽敝者，不一而足，其后共达二十九艘云。十二年，鄂督张之洞遣总兵王荣和至南洋，筹办捐船护商事项。宣统三年，设商船学校于吴淞。凡此皆为扩充航业之张本，而局船行驶外洋之利，终不能与各国争衡也。

招商局之设，本为挽回江海已失航利。开办之始，即知为洋商所嫉，而弥补之策，首在分运苏、浙漕米，嗣更推之鄂、赣、江、安。而滇之铜斤，蜀之灯木，江、浙之采办官物，直、晋之赈粮，胥由局船经营其事。光绪十一年，道员叶廷眷复条上扶持商局运鄂茶、鄂盐，增加运漕水脚诸策。事下直督李鸿章。先是局船运漕，石银五钱有奇。嗣英、美人揽运，故廉其值，商局运费因之减少，势益不支。鸿章请稍增益之，格部议，不果行。盖招商局自开办以来，局中之侵蚀与局外之倾挤，所有资力颇虞亏耗。商股不足，贷及官款，继以洋债。当事者日言维持补救之策，裨益实鲜，而以用款浮滥，复屡为言官所劾。至是部臣疏言：“三代之治法，贵本而抑末，重农而贱商，从古商务未尝议于朝廷。海上互市以来，论者乃竞言商政。窃谓商者逐什一之利，以厚居积、权子母为事者也。厚居积，必月计之有馀；权子母，必求倍入之息。若计存本则日亏，问子母则无著，甚且称贷乞假以补不足，犹号于众曰‘此吾致富之术也’，有是理乎？尝见富商大贾，必择忠信之人以主会计。其入有经，其出有节。守馀一馀三之法，核实厚积，乃能久远。若主计不得其人，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取之无度，用之无节，不旋踵而终窭。用人理财之道，与政通矣。前者李鸿章、沈葆桢创立此局，谋深虑远，实为经国宏谋，固为收江海之利，与洋商争衡，转贫为富、转弱为强之机，尽在此举。乃招商局十馀年来，不特本息不增，而官款、洋债，欠负累累，岂谋之不臧哉？稽之案牍，证之人言，知所谓利权，上不在国，下不在商，尽归于中饱之员绅。如唐廷枢、硃其昂之被参于前，徐润、张鸿禄之败露于后，皆其明证。主计之不得其人，出入之经，不能讲求撙节，又安得以局本亏折，诿之于海上用兵耶？商局既拨有官款，又津贴以漕运水脚，减免于货税，其岁入岁出之款，即应官为稽察。请饬下南北洋大臣，将局中现存江海轮若干只，码头几处，委员商董衔名，及运脚支销，分别造报。此后总办如非其人，原保大臣应即议处。”报可。然管理招商局之权，始终属之直隶总督，部臣无从过问。迨三十三年，商局与英商怡和、太古订利益均享之约，始免互相倾挤，而其利渐著。此招商局办理之大略情形也。

招商轮船航行各埠，悉自沪始。驶行长江者曰江轮，驶行海洋者曰海轮。停泊口岸，大小不一，惟商务殷阗之所，设货栈焉。以故上海设总栈，而苏之镇江、南京，皖之芜湖，赣之九江，鄂之汉口，浙之宁波、温州，闽之福州、汕头，粤之广州、香港，鲁之烟台，奉之营口，直之塘沽、天津，皆设行栈，而通州以漕运所关，亦设栈焉。江轮、海轮，时统名之为大轮。其与大轮并行于内江外海，或驶行大轮所不能达之处，则有小轮。光绪初，商置小轮之行驶，仅限于通商口岸。十年，明申禁令，小轮不得擅入内河。官商雇用，须江海关给照乃可。然祗限于苏杭之间。其输运客货、驶入江北内河者，皆在所禁。

十六年，詹事志锐疏请各省试行小轮。总署王大臣议以为不可。护湘抚沈晋祥言：“湘民沿河居住，操舟为业者，实繁有徒。自上海通商以后，仅有淮盐一项，尚可往来装运，其馀货物，多由轮船载送，湘省民船祗能行抵江、汉而止，舵工水手失业者多。今再加以小轮行驶内河，诚如总理衙门原奏所云，必至夺民船之利，有碍小民生计。”江督刘坤一亦言小轮行驶内河，流弊滋多，碍民生，妨国课，病地方，请严禁之。俱如所请。

初，外轮行驶长江，由沪至汉口而止。二十一年，马关约成，许日轮一自汉口达宜昌，更溯江上至重庆，一自上海入运河以抵苏、杭，于时朝旨始许华商小轮于苏杭间行驶。而江督张之洞更推广其航行之路于镇江、江宁、清江浦及赣之鄱阳。二十四年，长江通商约成，而通州芦泾港、泰兴天星桥、湖北荆河口悉定为洋轮上下搭客处，而桂之西江、直之白河、沈之辽河、松花江，亦先后许外轮行驶。迨中英马凯约成，更及于粤之北江、东江。与英、日订内港行轮章程，凡内地水道，外轮悉攫得行驶之权，于是向之华商小轮不得行驶各地，始一律弛禁焉。江、浙、闽、粤轮船公司次第设立，转输客货，人称便捷。特以洋商创始于前，华商瞠乎其后，而跌价倾挤，时有所闻，欲求赢利，盖綦难矣。

三十年，商部参议王清穆言：“植商业之基礎，莫如内河航政一事。凡铁路之尚未通者，可藉航路控接之，凡轨路所不能达者，可由航路转输之。江、鄂诸省，若汉湘，若九南，若镇扬、镇浦、苏杭、苏沪、常镇各航路，四通八达，往往为外人所经营，其公司多不过数万金，视轨路之动需千百万者，难易迥殊，华商之力尚能兴办，洵为今日切要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