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

，不得稍有歧异。遇有华民购买德公司股份者，应将该人民购买股份之举，即作为已允遵守该公司订定法律章程，并原按德国公堂解释该法律章程办法之据。倘不遵办，致被公司控告，中国公堂应即饬令买股份之华民遵守该章程，当与德国公堂饬令买股份之德国人民相等无异，不得另有苛求。德国人民如购中国公司股票，其当守本分，与华民之有股份者相同。凡寻常合资股东，及一人或数人有无限之责任，与一人或数人有有限之责任，为合资股东，在德属经商之有限合资公司註册，合办会社有限公司，及各项商业公司等，均须按照以上二节办理。兹并订明，本约告成之时，凡曾经呈控公堂而由公堂判定，及不予准理之案，均与是款无涉。第八款，开埠：凡各国代其本国人民船舶索开之口岸地方，德国商人与德国保护之人民，及德国船舶，均可共享此益。第九款，行船：中国本知宜昌至重庆一带水道宜加整顿，以便轮船行驶，所以彼此订定，未能整顿以前，应准轮船业主听候海关核准，自行出资安设拖拉过滩利便之件。其所安设利便之件，无论民船、轮船，均须遵照海关与创办利便之人商议后所定章程办理。其标示记号之台塔及指示水槽之标记，由海关酌度何地相宜备设。将来整顿水道，及利于行船而无害于地方百姓，且不费中国国家之款，中国不宜拒阻。第十款，内港行船章程：前已特准在通商口岸行驶贸易，因是年七月二十八号及九月先后所订此项章程间有未便，是以彼此订明，从新修改。第十一款，圜法：中国允原设法定为合例之国币，将来德国商人及德国保护人民并中国人民，应遵照以完纳各项税课及付一切用款。第十二款，禁令：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九月二号中德条约附载之通商章程第五款第三节内开，“凡米穀等粮，德商欲运往中国通商别口，照铜钱一律办理”等因，兹彼此应允，若在某处，无论因何事故，如有饥荒之虞，中国政府先于二十一日前出示禁止米穀等粮由该处出口，各商自当遵办。倘船只为专租载运穀米，若在奉禁期前，或甫届禁期到埠尚未装完已买定之米穀者，仍可准于禁期七日内一律装完出口。惟米穀禁期之内，应于示内声明漕米、军米有无出口。如运出口者，应于海关册簿详细登记进出若干，其馀他项米穀，中国政府必须设法一概不准转运出口。其禁止米穀以及禁期内应运之漕米、军米数目，各告示均须由中国政府颁发，以期共见。二十一日之期限，必须自京报登刊之日起计。限满弛禁之告示，亦须载于京报，使众得闻。至米穀等粮，仍不准运出外国。第十三款，中、德两国于本约以前所立各条约，除因立本约有所更改外，均仍旧施行。嗣后如有文词辩论之处，应以德文作为正义。

是年与德订互寄邮件暂行章程。订后，德使穆默牒总税务司声明三事：一，高密所设之德国邮局，应俟德军撤屯方能裁撤；二，山东一带涉及德人之处，所有华局酌用德文人员；三，山东铁路允中国邮政得有任藉此路运送邮袋之权。总税务司得牒，均照允，惟酌用德文人员，谓须视有无人才，方能照办。会德人收中国商报，电政大臣袁世凯请外务部严禁。既而德允停收商报，并允中国电报局设在山东铁路车站。已，复又请由烟台至上海线及北京至大沽行军陆线求借用，拒之。又拒德商礼和洋行私购湖南矿产。

又德定济南、汉口、江宁等处领事兼管各处交涉事宜，照会外务部，略谓“山东省除登州府仍归烟台本国领事办理本国交涉事宜，并胶澳租地归驻青岛德国总督外，其馀所有东省本国交涉事，统归驻济南商办事件委员经理。其烟台本国领事官，仅有登州府本国交涉事归其经理。又定明汉口本国领事应办本国交涉事宜，系湖南、陕西、甘肃三省。湖北除归宜昌领事办理各府外，并江西省之袁州府等处，悉归汉口本国领事经理。至驻江宁府领事应办本国交涉事宜，系安徽、江西二省。除归汉口领事之袁州府外，又江苏省之江宁府等处”云云。

是年德福亲王来京觐见。德皇子婚礼，命出使德国大臣廕昌往贺，并派学生往柏林留学。三十二年二月，德人始在津关请领联单，赴新疆采买土货。三月，德使穆默牒中国，请派员往柏林商议无线电会约章，政府约二次开会再行核办。闰四月，德交还天津马队营盘等处房地，并砲队、机器枪队、屠牲场、养病院各房屋。是月，德在营口改设正领事。德使穆默回国，署使葛尔士牒中国，复以通商口岸限制洋人置地办法与条约不符，请除限制，并谓德人地产收回公用，可会商。六月，德人李卜克在北京设立学堂，德使请中国摊出经费，不许。三十三年四月，以孙宝琦为出使德国大臣，递国书。是月，外务部咨改订青岛租界制成货物徵税新章。初，青岛设关徵税一事，已于光绪二十五年与德使海靖议定办法，嗣于三十一年又与德使穆默修改，其大意即系德国允在海边划一地界，作为停泊船只、起下货物之定所，凡出口货在未下船以前，即完出口税，进口货除军用各物暨租地内所用机器并建修物料免税外，其馀百货，于起岸后未出新定之界以前，即完进口税，关员在彼办理，德国相助无阻。又由中国允每于结底，将本结所收进口税提出二成，拨交青岛德国官宪应用。既因续订章程，德租界内制成货物徵税一条，语义未尽，因与德使葛尔士再订徵税新章。

初，中国欲修天津至镇江铁路，与德、英借款，已立合同。至是，直隶、江苏、山东三省京官请揽归自修，命张之洞、袁世凯商办，议改合同，德、英执不允。乃又增派外务部右侍郎梁敦彦会同张之洞等筹议。初，津镇铁路借款之开议也，德使增索接造支路二道，一由德州至正定，一由兗州至开封，为原议所无，不允。德使乃始变计：一，允由胶澳至沂州府一段，仍作为津镇支路，归入官路；二，允由济南府往山东界之一道，包入津镇官路。中国亦允由德州至正定府及由兗州府或幹路中之他处过济宁州至开封府两支路，于十五年内由中国自行筹办，并声明傥用洋款，须向德华公司商借。至是遂由梁敦彦与德、英银行等改订借款合同二十四款，名为中国国家天津浦口铁路五釐利息借款。既定议，即由外务部牒德使，声明胶沂、济东路线应作为津镇支路，其由德州至正定、兗州至开封支路，均由中国自造。已，复与德议订电政合同，即青、烟、沪水线交接办法，并购回京沽军线条款，及山东铁路附设电线办法章程共十四款。是年，德柏林赛卫生民学会及万国玩耍排列馆请中国派员入会，许之。

宣统元年，山东巡抚孙宝琦与德立山东收回五矿合同。先是光绪三十三年，山东巡抚杨士骧与德商采矿公司议定合同八条，所指之沂州、沂水、诸城、濰县四处，已次第查勘，惟第五处矿界内宁海州属之茅山金矿，查勘未竟。会山东士民倡立保矿会，德公司遂欲将茅山转售，向中国索价二百二十五万马克，并声言此外四处一并归还。中国官绅亦以收回为然。筹议久之，始以库平银三十四万两，分四年清还作结。

三年，山东巡抚孙宝琦与德订收回各路矿权合同。初，德商矿务公司照约在坊子、马庄开矿，屡禁华人在附近开矿，争执有年。迨津浦借款合同签定，又要索胶沂、津浦路内矿权，并请封禁大汶口华矿，政府不许。于是德使照会始有划清矿权之语。孙宝琦即派道员萧应椿等与德公司总办毕象贤、领事贝斯商议收回，而毕象贤等则以中国欲收回三路矿权，须以相当之利益互换，否则不允。初议淄、博矿界，公司第一次绘送矿界图，系淄川全境，并毗连博山，萧应椿等以淄、博穷黎向以采煤为衣食，若两境全为公司所有，势必至华民无以为生，因议博境全留，淄境各半，以天台、昆仑两山为界，山北归公司，山南归华人，公司未允。萧应椿因亲赴淄川会毕象贤查勘，并邀集绅董矿商，旋议定淄川东南境由大奎山起斜经龙口镇西北至淄川东境为界，界南矿产归华商办理，博山亦全让还，次议淄川华矿，次议濰县矿界，次议金岭镇铁矿，次议偿给勘矿购地费。自是公司已成之胶济铁路，未成之津浦铁路，甫勘之胶沂路，及曹州教案条约许与公司之三十里矿权，均允取消。

志一百三十三

○邦交六

△日本

日本久通中国。明季以寇边禁互市，清兴始复故。康熙十二年，平南王尚可喜致书于长崎奉行，请通商舶。闽、粤商人往者益众，杂居长崎市。初有船百八十艘，后由七十艘迭减至二十馀艘。货运中国岁限八千贯，置奉行三人讥察之，榷其税。然日本方严通海之禁，其国人或潜来台湾及各口贸易，事发辄罪之。三十二年，广东广西总督石琳奏，日本船避风至阳江县。诏资以衣食，送浙江，具舟遣归。

雍正六年，浙江总督李卫以日本招集内地人，教习弓矢技艺，制造战船，虑为边患，奏明：“密饬沿海文武营县，及各口税关员役，严行稽查，水师兵船不时哨巡，以为有备无患之计。”上览奏，谕曰：“昔圣祖遣织造乌林达麦尔森阳为商人，往觇其国。比复命，盛言国小民巽，开洋之举继此而起。朕数谕闽、广督抚留意考察。闻日本近与朝鲜交亲，往来无间。夫安内攘外之策，以固本防患为先。其体朕前谕无怠。”并颁谕沿海诸省防海。两广总督孔毓珣疏请沿海练舟师、置火器、增砲台，并自赴厦门、虎门诸口巡察。上不欲启外人疑惧，但令饬备而已。李卫复奏称：“日本贸易不能遽绝，请于洋商中择殷富老成者，立八人为商总，责其分处稽察，互相绳举，庶免日久弊生之虑。”报可。乾隆四十六年，户部奏请颁江海关则例，定东洋商船出口货税律。嘉庆元年，上谕：“日本商人每遇风暴，漂至沿海，情殊可悯。其令有司送乍浦，附商船归国。”著为令。

初，日本专主锁港，通华商而禁西洋诸国。及明治维新，始与各国开港通商。后以各国咸在中华互市，同治元年，长崎奉行乃遣人至上海，请设领事，理其国商税事。通商大臣薛焕不许。三年，日本商船介英领事巴夏礼以求通。七年，长崎奉行河津又致书江海关道应宝时，言其国人往来欧洲，时附西舶经行海上，或赴内地传习学术，经营商业，皆有本国符，乞念邻谊保护。许之。

九年，日本遣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赍外务卿书致总理各国事务署，略曰：“方今文化大开，交际日盛。我近与泰西十四国订盟。邻如贵国，宜先通情好、结和亲；而内国多故，迁延至今，信谊未修，深以为憾。兹令前光等诣台下，豫商通信，以为他日遣使修约之地，幸取裁焉。”前光至天津，三口通商大臣成林、直隶总督李鸿章达其书总署，议允通商而拒其立约。前光谒鸿章曰：“西人胁我立约，彼此相距十万里，尚遣公使、领事远来保其侨民。中、日脣齿相依，商贾往还，以无约故，反讬外人代理，听其约束，丧失国权，莫此为甚。今特使人远输诚意，而其来也，西人或交尼之；若不得请，是重吾耻也，前光虽死，不敢奉命。”鸿章复为请于朝，下廷议。两江总督曾国籓等疏言：“日本二百年来，与我无嫌。今援西国之例，诣阙陈辞，其理甚顺。自宜一视同仁，请与明定规约，分条详列，不载比照泰西总例一语，致启利益均霑之心。”上韪其议，允前光请，命总署答书，诏鸿章豫筹通商事。

十年，日本以大藏卿藤原宗臣为专使来聘，命授李鸿章钦差大臣，应宝时、陈钦副之，与议条款。日使初请照西约办理。久之，始订条约十八款，通商章程三十三款，互遣使臣，设领事，以上海等十五口与日本横滨等八口通商，而禁其私入内地，微异西国。诸约既成，宗臣来献仪物，期来年换约。十一年，日本罢宗臣官，遣柳原前光诣北洋大臣李鸿章交日本外务卿副岛照会，谓来岁与欧西诸国改修条约，欲酌改所议事件，与欧西一律，豫拟条款请商。鸿章答以去秋甫经立约，尚未互换，此时遽行改议，殊非信守。特令津海关道陈钦等与商，均俟换约后照约商办。

十二年四月，日本使臣副岛种臣来京换约，遣其随员柳原前光、繙译官郑永宁诣总署询三事：一询澳门是否中国管辖，抑由大西洋主张？一询朝鲜诸凡政令，是否由朝鲜自主，中国向不过问？一询台湾生番戕害琉球人民，拟遣人赴生番处诘问等语。王大臣等当与辩正。寻命李鸿章为换约大臣，与之互换。副岛种臣并致国书，庆贺大婚及亲政大典。时各国因请觐，报可，副岛种臣亦请面递国书，许之。寻进贺仪方物，答以礼，并给玺书。副岛种臣照会，使事毕回国。李鸿章以日本换约时，其上谕内仅盖用太政官印，未用国玺，駮令换用。繙译官郑永宁谓：“本国向与西洋各邦换约，均钤用太政官印。”鸿章谓：“见尔国副本，声明钤用国玺，又上海道抄送总领事井田让等敕书，亦用国玺。”郑永宁允回国换寄。时日本未设驻京公使，交涉事讬俄使倭良嘎哩代办。

十三年三月，日本兵船至厦门，声称赴台湾查办生番。李鸿章致书总署，谓：“各国兴兵，必先有文函知会，因何起衅。台湾生番一节，并未先行商办，岂得遽尔称兵？”既闻美人李让礼带领陆军，又雇美国水师官领兵船，欲图台湾。李鸿章复致总署，谓：“此事如果属实，不独日本悖义失好，即美人帮助带兵，雇商船装载弁兵军械，均属违背万国公法，且与美约相助调处之意不符。应请美使遵照公法，撤回李让礼等，严禁商船应雇装载弁兵。日本既无文函知会，仅将电信抄送上海道。云派员往台湾查问，难保不乘我不备，闯然直入闽省，应先派兵轮水师，往台湾各港口盘查了望，另调得力陆军数千，即用轮船载往凤山、琅軿附近一带，择要屯扎，为先发计。”乃日本兵船忽犯台湾番社，以兵船三路进攻，路各五六百人。生番惊窜，牡丹、高士佛、加芝来、竹仔各社咸被焚。其时尚有兵轮船泊夏门。于是台湾戒严，命船政大臣沈葆桢渡台设防。葆桢密疏联外交、储利器、储人才、通消息四事。闽浙总督李鹤年亦陈台湾地利，并遣水路各营分往凤山、澎湖等处屯扎。

是月日本攻生番网索、加芝来等社，移兵胁龟仔角社，社番誓不降。帝命福建布政使潘霨赴台湾会商设防。五月，沈葆桢、潘霨率洋将日意格、斯恭塞格至台湾，奏陈理谕、设防、开禁等事，皆报可。初八日，潘霨偕台湾兵备道夏献纶及洋将日意格、斯恭塞格等，乘轮船由安平出海抵琅軿。诣日营，晤中将西乡从道，示以葆桢照会，略云：“生番土地隶中国者二百馀年，杀人者死，律有明条，虽生番岂能轻纵。然此中国分内应办之事，不当转烦他国劳师糜饷。乃闻贵中将忽然以船载兵，由不通商之琅軿登岸。台民惶恐，谓不知开罪何端，使贵国置和约于不顾？及观贵中将照会闽浙总督公文，方知为牡丹社生番戕害琉球难民而起。无论琉球虽弱，侭可自鸣不平。即贵国专意恤邻，亦何妨照会总理衙门商办。乃积累年之旧案，而不能候数日之回文，此中曲直是非，想亦难逃洞鉴。今牡丹社已残毁矣，而又波及于无辜之高士佛等社。来文所称殛其凶首者，谓何也？所称往攻其心者，谓何也？帮办潘布政使自上海面晤贵国柳原公使，已商允退兵，以为必非虚语。乃闻贵中将仍扎营牡丹社，且有将攻卑南社之谣。夫牡丹社戕琉球难民者也。卑南社救贵国难民者也。以德为怨，想贵中将必不其然。第贵中将知会闽浙总督公文，有佐藤利八至卑南番地亦被劫掠之语，诚恐谣传未必无因。夫凫水逃生者，有馀资可劫，天下有劫人之财，肯养其人数月不受值者耶？即谓地方官所报难民口供不足据，贵国谢函俱在，并未涉及劫掠一言。贵国所赏之陈安生，即卑南社生番头目也。所赏之人即所诛之人，贵国未必有此政体。两国和谊，载在盟府，永矢弗谖。本大臣敢不开诚布公，以效愚者之一得，惟高明裁察见覆。”霨复造其营，从道辞以病。霨及献纶遂遣人传各社番目，至者凡十五社，译传大意，皆求保护。因谕令具状，原遵约束，不敢劫杀。霨等宣示国家德意，加以犒赏。番目等咸求设官经理，永隶编氓。霨等因从道不出，将还。从道复来谒，坚以生番非中国版图为词。及示以台湾府志所载生番岁输番饷之数，与各社所具结状，日将始婉谢。请遣人附我轮船，一至上海，致书柳原前光，一请厦门电报本国，暂止添兵。霨等遂返。

初，日本逐牡丹社番踞其地。旋有轮船二先后至，一迳往后山射藔港，一载兵二百、妇人十馀泊射藔港，携食物什具农器，及花果草木各种，分植龟潭、后湾，为久居计。窥我兵力不厚，仍肆要求。沈葆桢请派水师提督彭楚汉率师来台湾。日旋增兵驻风港。沈葆桢急饬营将王开俊由东港进驻枋藔，以戴德一营由凤山驻东港为后应。日人水野遵入猪朥索、高士佛诸社，又自后湾开道达龟山巅，其风港之营将分驻平埔为援应。因遣其通事彭城中平至琅軿，谒委员周有基，讯中国四处布兵何意。有基以巡察应之。葆桢照会日将，劝令回兵。时李鸿章亦深虑台地兵单。及沈葆桢请借拨洋枪队，即奏以提督唐定奎统军赴台湾助防。葆桢亦奏称：“澎湖为台、厦命脉所关，守备单弱，非大枝劲旅，仍无以壮民气而戢戎心。请催迅速前来，庶台、澎气脉藉以灵通，金、厦诸防亦资巩固。”奉旨俞允。潘霨又偕前署镇曾元福等赴凤山旧城募土勇，并励乡团。因亲履海口之打鼓山等处，踏勘要隘，建立兵栅，以待淮军分驻。

是月柳原前光入京先谒李鸿章，鸿章遣道员孙士达往答拜，属以到京后勿言兵费及请觐两事。日本又遣大久保利通入京。美领事毕德格复出任调停，说鸿章仍允照柳原原议三条，并加抚恤赔命。

初，日人刘穆斋在花莲港遭风，破船失银，称社番盗劫。沈葆桢命夏献纶集讯其地居人及船户，查无劫掠失银之事。惟日人欲从生番租地，给有洋银，番目来益不受而止，并缴出日本前给旗物。葆桢因奏言：“日本和约第三条，禁商民不准诱惑土人；第十四条，约沿海未经指定口岸，不准驶入；第二十七条，船只如到不准通商口岸私作买卖，准地方官查拿。今台后歧莱地方，中国所辖，并非通商口岸。此次前赴歧莱之成富清风等，携游历执照，勾引土番，均违和约。现已确查歧莱各社并无窃盗银物。其缴出旗、扇各件，当即发交苏松太道，转给驻沪日本领事收回，将游历执照追销。其违约妄为之处，应由彼国自行查办。并录民、番供结，咨呈总署，牒其外务省，转饬日本领事照章办理，以弭衅端。”从之。命速修安平砲台，及筹办铁甲船。续谕：“日本虽未启兵端，然日久相持，终非了局。现淮军续抵凤山，罗大春业抵苏澳、沪尾、鸡笼等口，调兵扼扎。”葆桢于是设防益严，日人乃谋撤兵。而西乡从道仍迁延不即退，欲牡丹社赔给兵费。

柳原前光既至京，先递照会有“台湾生番为无主野蛮，本不必问之中国”之语。先请觐见。总署责以：“台湾生番系中国地，不应称为‘无主野蛮’。迭次来京，并未与中国商明，何以捏称中国允许日本自行办理？”柳原前光答辩。久之，始议定三条，给抚恤银十万，再给修道建房费四十万两，定期撤兵付银，互换条约。于是大久保往琅軿，命领事福岛九成谒沈葆桢陈五事：一，请派人受代；一，请撤销两国大臣来往公文；一，请被害遗骸于收埋处建碑表墓，并许日人以后登岸扫祭；一，请以后台湾交涉事件，由中国官交厦门领事。葆桢以抚局已成，允之。惟于登岸扫祭一节，覆以须有领事官钤印执照，祭毕即归。遂各遣员交代。事讫，西乡从道率兵去。

光绪元年八月，日本署公使郑永宁牒中国，请补正前约。李鸿章令津、沪两道详议，复将各条逐加查核，因致总署云：“通商章程第二十八款，进出口税未便一例，及日本进口税则第八十三条(毛曷)布类，又日入至日出不准开封锁舱，应行更正补载等事，可以照准。但换定之约，不便改写，祗可由总署另给照覆，附刊章程之后。至鸦片严定罚款一条，彼国既有各国贸易通例，或可权宜照办，无须补列。查曾国籓预筹日本议约奏内亦云，彼国严禁传教与鸦片，中国犯者即由中国驻员惩办，或解回本省审办，而郑署使照会末段，华民归彼地方官照料，是中国遣理事官一端，实有难再从缓之势。查横滨、长崎、神户三处华民最多，总理事官驻最要之口，各口即选各帮公正司事，俾为副理事官，遇事妥商办理，实与中外大局有裨，应主持早办。”总署亦以为然。会日使议改章，欲于鸦片进口照西例加倍严罚，李鸿章亦援西例与争。议久不决。

是秋，日本派使臣带兵船往朝鲜攻毁砲台，以朝鲜砲击日船，特遣森有礼为驻华公使，要求总署发给护照，派人前往，又欲代递文信。总署坚拒。李鸿章谓宜由总署致书朝鲜政府，劝其以礼接待，或更遣使赴日本报聘，辨明开砲轰船原委，以释疑怨，为息事宁人之计。总署即派办理大臣往问朝鲜政府。朝鲜政府颇不原与日本通商往来，而日使森有礼往谒李鸿章，则以高丽非中国属邦为词。因提出条件三：一，高丽以后接待日本使臣；一，日本或有被风船只，代为照料；一，商船测量海礁，不要计较。鸿章答以高丽系中国属国。事既显违条约，中国岂能不问，森使急求与高丽通好，鸿章请徐之。

二年八月，始命直隶候补道许钤身出使日本，拟设理事、副理事各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