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

罢代州、曲阳二监。

初，贞元间既行钞引法，遂设印造钞引库及交钞库，皆设使、副、判各一员，都监二员，而交钞库副则专主书押、搭印合同之事。印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十贯五等，谓之大钞；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等，谓之小钞。与钱并行，以七年为限，纳旧易新。犹循宋张咏四川交子之法而纾其期尔，盖亦以铜少，权制之法也。时有欲罢之者，至是二监既罢，有司言：“交钞旧同见钱，商旅利于致远，往往以钱买钞，盖公私俱便之事，岂可罢去！止因有厘革年限，不能无疑，乞削七年厘革之法，令民得常用。若岁久字文磨灭，许于所在官库纳旧换新，或听便支钱。”遂罢七年厘革之限，交钞字昏方换。法自此始，而收敛无术，出多入少，民浸轻之。厥后其法屡更，而不能革，弊亦始于此焉。

交钞之制，外为阑，作花纹，其上衡书贯例，左曰：“某字料。”右曰：“某字号。”料号外，篆书曰：“伪造交钞者斩，告捕者赏钱三百贯。”料号衡阑下曰：“中都交钞库，准尚书户部符，承都堂札付，户部覆点勘，令史姓名押字。”又曰：“圣旨印造逐路交钞，于某处库纳钱换钞，更许于某处库纳钞换钱，官私同见钱流转。”其钞不限年月行用，如字文故暗，钞纸擦磨，许于所属库司纳旧换新。若到库支钱，或倒换新钞，每贯克工墨钱若干文。库掐、攒司、库副、副使、使各押字，年月日。印造钞引库库子、库司、副使各押字，上至尚书户部官亦押字。其搭印支钱处合同，余用印依常例。

初，大定间定制，民间应许存留铜鍮器物，若申卖入官，每斤给钱二百文。其{去廾}藏应禁器物，首纳者每斤给钱百文，非器物铜货一百五十文，不及斤者计给之。在都官局及外路造卖铜器价，令运司佐贰检校，镜每斤三百十四文，镀金御仙花腰带十七贯六百七十一文，五子荔支腰带十七贯九百七十一文，抬鈒罗文束带八贯五百六十文，鱼袋二贯三百九文，钹钴铙磬每斤一贯九百二文，铃杵坐铜者二贯七百六十九文，鍮石者三贯六百四十六文。明昌二年十月，敕减卖镜价，防私铸销钱也。旧尝以夫匠逾天山北界外采铜，明昌三年，监察御史李炳言：“顷闻有司奏，在官铜数可支十年，若复每岁令夫匠过界远采，不惟多费，复恐或生边衅。若支用将尽之日，止可于界内采炼。”上是其言，遂不许出界。

五月，敕尚书省曰：“民间流转交钞，当限其数，毋令多于见钱也。”四年，上谕宰臣曰：“随处有无用官物，可为计置，如铁钱之类是也。”或有言铁钱有破损，当令所司以铜钱偿之者，参知政事胥持国不可，上曰：“令偿之尚坏，不偿将尽坏矣！若果无用，曷别为计？”持国曰：“如江南用铜钱，江北、淮南用铁钱，盖以隔阂铜钱不令过界尔。如陕西市易亦有用银布姜麻，若旧有铁钱，宜姑收贮，以备缓急。”遂令有司籍铁钱及诸无用之物，贮于库。

八月，提刑司言：“所降陕西交钞多于见钱，使民艰于流转。”宰臣以闻，遂令本路榷税及诸名色钱，折交钞。官兵俸，许钱绢银钞各半之，若钱银数少，即全给交钞。五年三月，宰臣奏：“民间钱所以艰得，以官豪家多积故也。在唐元和间，尝限富家钱过五千贯者死，王公重贬没入，以五之一赏告者。”上令参酌定制，令官民之家以品从物力限见钱，多不过二万贯，猛安谋克则以牛具为差，不得过万贯，凡有所余，尽令易诸物收贮之。有能告数外留钱者，奴婢免为良，佣者出离，以十之一为赏，余皆没入。又谕旨有司，凡使高丽还者，所得铜器令尽买之。

承安二年十月，宰臣奏：“旧立交钞法，凡以旧易新者，每贯取工墨钱十五文。至大定二十三年，不拘贯例，每张收八文，既无益于官，亦妨钞法，宜从旧制便。若以钞买盐引，每贯权作一贯五十文，庶得多售。”上曰：“工墨钱，贯可令收十二文。买盐引者，每贯可权作一贯一百文。”时交钞所出数多，民间成贯例者艰于流转，诏以西北二京、辽东路从宜给小钞，且许于官库换钱，与它路通行。

十二月，尚书省议，谓时所给官兵俸及边戍军须，皆以银钞相兼，旧例银每铤五十两，其直百贯，民间或有截凿之者，其价亦随低昂，遂改铸银名“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私同见钱用，仍定销铸及接受稽留罪赏格。

承安三年正月，省奏：“随处榷场若许见钱越境，虽非销毁，即与销毁无异。”遂立制，以钱与外方人使及与交易者，徒五年，三斤以上死，驵侩同罪。捕告人之赏，官先为代给钱五百贯。其逮及与接引、馆伴，先排、通引、书表等以次坐罪，仍令均偿。时交钞稍滞，命西京、北京、临潢，辽东等路一贯以上俱用银钞、宝货，不许用钱，一贯以下听民便。时既行限钱法，人多不遵，上曰：“已定条约，不为不重，其令御史台及提刑司察之。”九月，以民间钞滞，尽以一贯以下交钞易钱用之，遂复减元限之数，更定官民存留钱法，三分为率，亲王、公主、品官许留一分，余皆半之，其赢余之数期五十日内尽易诸物，违者以违制论，以钱赏告者。于两行部各置回易务，以绵绢物段易银钞，亦许本务纳银钞。赴榷货出盐引，纳钞于山东、河北、河东等路，从便易钱。各降补官及德号空敕三百、度牒一千，从两行部指定处，限四月进纳补换。又更造一百例小钞，并许官库易钱。一贯、二贯例并支小钞，三贯例则支银一两、小钞一贯，若五贯、十贯例则四分支小钞、六分支银，欲得宝货者听，有阻滞及辄减价者罪之。四年三月，又以银钞阻滞，乃权止山东诸路以银钞与绵绢盐引从便易钱之制。令院务诸科名钱，除京师、河南、陕西银钞从便，余路并许收银钞各半，仍于钞四分之一许纳其本路。随路所收交钞，除本路者不复支发，余通行者并循环用之。榷货所鬻盐引，收纳宝货与钞相半，银每两止折钞两贯。省许人依旧诣库纳钞，随路漕司所收，除额外羡余者，亦如之。所支官钱，亦以银钞相兼，银已零截者令交钞库不复支，若宝货数少，可浸增铸。银钞既通则物价自平，虽有禁法亦安所施、遂除阻滞银钞罪制。四年，以户部言，命在都官钱、榷货务盐引，并听收宝货，附近盐司贴钱数亦许带纳。民间宝货有所归，自然通行，不至销毁。先是，设四库印小钞以代钞本，令人便赍小钞赴库换钱，即与支见钱无异。今更不须印造，俟其换尽，可罢四库。但以大钞验钱数支易见钱。时私铸“承安宝货”者多杂以铜锡，浸不能行，京师闭肆。五年十二月，宰奏臣：“比以军储调发，支出交钞数多。遂铸宝货，与钱兼用，以代钞本，盖权时之制，非经久之法。”遂罢“承安宝货”。

泰和元年六月，通州刺史卢构言：“民间钞固已流行，独银价未平，官之所定每铤以十万为准，而市肆才直八万，盖出多入少故也。若令诸税以钱银钞三分均纳。庶革其弊。”下省议，宰臣谓‘军兴以来，全赖交钞佐用，以出多遂滞，顷令院务收钞七分，亦渐流通。若与银均纳，则彼增此减，理必偏胜，至碍钞法。必欲银价之平，宜令诸名若‘铺马’‘军须’等钱，许纳银半，无者听便。”先是，尝行三合同交钞，至泰和二年，止行于民间，而官不收敛，朝廷虑其病民，遂令诸税各带纳一分，虽止系本路者，亦许不限路分通纳。户部见征累年铺马钱，亦听收其半。闰十二月，上以交钞事，召户部尚书孙铎、侍郎张复亨，议于内殿。复亨以三合同钞可行，铎请废不用，既而复亨言竟诎。自是而后，国虚民贫，经用不足，专以交钞愚百姓，而法又不常，世宗之业衰焉。以至泰和三年，其弊弥甚，乃谓宰臣曰：“大定间，钱至足，今民间钱少，而又不在官，何耶？其集问百官，必有能知之者。”四年七月，罢限钱法，从户部尚书上官瑜所请也。四年，欲增铸钱，命百官议所以足铜之术。中丞孟铸谓：“销钱作铜，及盗用出境者不止，宜罪其官及邻。”太府监梁絪等言：“铸钱甚费，率费十钱可得一钱。识者谓费虽多犹增一钱也，乞采铜、拘器以铸。”宰臣谓：“鼓铸未可速行，其铜治听民煎炼，官为买之。凡寺观不及十人，不许畜法器。民间鍮铜器期　以两月送官给价。匿者以私法坐，限外人告者，以知而不纠坐其官。寺观许童行告者赏。俟铜多，别具以闻。”八月，定从便易钱法，听人输纳于京师，而于山东、河北、大名、河东等路依数支取。后铸大钱一直十，篆文曰“泰和重宝”，与钞参行。五年，上欲罢交钞工墨钱，复以印时常费遂命贯止收六文。

六年四月，陕西交钞不行，以见钱十万贯为钞本，与钞相易，复以小钞十万贯相参用之。六年十一月，复许诸路各行小钞。中都路则于中都及保州，南京路则于南京、归德、河南府，山东东路则于益都、济南府，山东西路则于东平、大名府，河北东路则于河间府、冀州，河北西路则于真定、彰德府，河东南路则于平阳，河东北路则于太原、汾州，辽东则于上京、咸平，西京则于西京、抚州，北京则于临潢府官库易钱。令户部印小钞五等，附各路同见钱用。七年正月，敕在官毋得支出大钞，在民者令赴库，以多寡制数易小钞及见钱，院务商税及诸名钱，三分须纳大钞一分，惟辽东以便。时民以货币屡变，往往怨嗟，聚语於市。上知之，谕旨于御史台曰：“自今都市敢有相聚论钞法难行者，许人捕告，赏钱三百贯。”五月，以户部尚书高汝砺议，立“钞法条约”，添印大小钞，以钞库至急切，增副使一员。汝砺又与中都路转运使孙铎言钱币，上命中丞孟铸、礼部侍郎乔宇、国子司业刘昂等十人议，月余不决。七月，上召议于泰和殿，且谕汝砺曰：“今后毋谓钞多，不加重而辄易之。重之加于钱，可也。”明日，敕：“民间之交易、典质、一贯以上并用交钞，毋得用钱。须立契者，三分之一用诸物。六盘山西、辽河东以五分之一用钞，东鄙屯田户以六分之一用钞。不须立契者，惟辽东钱钞从便。犯者徒二年，告者赏有差，监临犯者杖且解职，县官能奉行流通者升除，否者降罚，集众沮法者以违制论。工墨钱每张止收二钱。商旅赍见钱不得过十贯。所司籍辨钞人以防伪冒。品官及民家存留见钱，比旧减其数，若旧有见钱多者，许送官易钞，十贯以上不得出京。”又定制，按察司以钞法流通为称职，而河北按察使斜不出巡按所给券应得钞一贯，以难支用，命取见钱。御史以沮坏钞法劾之，上曰：“纠察之官乃先坏法，情不可恕。”杖之七十，削官一阶，解职。

户部尚书高汝砺言：“钞法务在必行，府州县镇宜各籍辨钞人，给以条印，听与人辨验，随贯量给二钱，贯例虽多，六钱即止。每朝官出使，则令体究通滞以闻。民间旧有宋会子，亦令同见钱用，十贯以上不许持行。榷盐许用银绢，余市易及俸，并用交钞，其奇数以小钞足之，应支银绢而不足者亦以钞给之。”上遣近侍谕旨尚书省：“今既以按察司钞法通快为称职，否则为不称职，仍于州府司县官给由内，明书所犯之数，但犯钞法者虽监察御史举其能干，亦不准用。”十月，杨序言：“交钞料号不明，年月故暗，虽令赴库易新，然外路无设定库司，欲易无所，远者直须赴都。”上以问汝砺，对曰：“随处州府库内，各有辨钞库子，钞虽弊不伪，亦可收纳。去都远之城邑，既有设置合同换钱，客旅经之皆可相易。更虑无合同之地，难以易者，令官库凡纳昏钞者受而不支，于钞背印记官吏姓名，积半岁赴都易新钞。如此，则昏钞有所归而无滞矣！”

十一月，上谕户部官曰：“今钞法虽行，卿等亦宜审察　，少有壅滞，即当以闻，勿谓已行而惮改。”汝砺对曰：“今诸处置库多在公廨内，小民出入颇难，虽有商贾易之，然患钞本不丰。比者河北西路转运司言，一富民首其当存留钱外，见钱十四万贯。它路臆或有如此者，臣等谓宜令州县委官及库典，于市肆要处置库支换。以出首之钱为钞本，十万户以上州府，给三万贯，以次为差，易钞者人不得过二贯。以所得工墨钱充库典食直，仍令州府佐贰及转运司官一员提控。”上是之，遂命移库于市肆之会，令民以钞易钱。

是月，敕捕获伪造交钞者，皆以交钞为赏。

时复议更钞法，上从高汝砺言，命在官大钞更不许出。听民以五贯十贯例者赴库易小钞，欲得钱者五贯内与一缗，十贯内与两缗，惟辽东从便。河南、陕西、山东及它行钞诸路，院务诸税及诸科名钱，并以三分为率，一分纳十贯例者，二分五贯例者，余并收见钱。

八年正月，以京师钞滞，定所司赏罚格。时新制，按察司及州县官，例以钞通滞为升降。遂命监察御史赏罚同外道按察司，大兴府警巡院官同外路州县官。

是月，收毁大钞，行小钞。

八月，从辽东按察司杨云翼言，以咸平、东京两路商旅所集，遂从都南例，一贯以上皆用交钞，不得用钱。十月，孙铎又言：“民间钞多，正宜收敛，院务税诸名钱，可尽收钞，秋夏税纳本色外，亦令收钞，不拘贯例。农民知之则渐重钞，可以流通。比来州县抑配市肆买钞，徒增骚扰，可罢诸处创设钞局，止令赴省库换易。今小钞各限路分，亦甚未便，可令通用。”上命亟行之。

十二月，宰臣奏：“旧制，内外官兵俸皆给钞，其必用钱以足数者，可以十分为率，军兵给三分，官员承应人给二分，多不过十贯。凡前所收大钞，俟至通行当复计造，其终须当精致以图经久。民间旧钞故暗者，乞许于所在库易新。若官吏势要之家有贱买交钞，而于院务换钱兴贩者，以违制论。复遣官分路巡察，其限钱过数虽许奴婢以告，乃有所属默令其主藏匿不以实首者，可令按察司察之。若旧限已满，当更展五十日，许再令变易钞引诸物。”是制既行之后，章宗寻崩，卫绍王继立，大安三年会河之役，至以八十四车为军赏，兵衄国残，不遑救弊，交钞之轻几于不能市易矣。至宣宗贞祐二年二月，思有以重之，乃更作二十贯至百贯例交钞，又造二百贯至千贯例者。然自泰和以来，凡更交钞，初虽重，不数年则轻而不行，至是则愈更而愈滞矣。南迁之后，国蹙民困，军旅不息，供亿无度，轻又甚焉。

三年四月，河东宣抚使胥鼎上言曰：“今之物重，其弊在于钞窒，有出而无入也。虽院务税增收数倍，而所纳皆十贯例大钞，此何益哉？今十贯例者民间甚多，以无所归，故市易多用见钱，而钞每贯仅直一钱，曾不及工墨之费。臣愚谓，宜权禁见钱，且令计司以军须为名，量民力征敛，则泉货流通，而物价平矣。”自是，钱货不用，富家内困藏镪之限，外弊交钞屡变，皆至窘败，谓之“坐化”。商人往往舟运贸易于江淮，钱多入于宋矣。宋人以为喜，而金人不禁也，识者惜其既不能重无用之楮，而又弃自古流行之宝焉。

五月，权西安军节度使乌林达与言：“关陕军多，供亿不足，所仰交钞则取于京师，徒成烦费，乞降板就造便。”又言：“怀州旧铁钱钜万，今既无用，愿贯为甲，以给战士。”时有司轻罪议罚，率以铁赎，而当罪不平，遂命赎铜计赃皆以银价为准。

六月，敕议交钞利便。七月，改交钞名为“贞祐宝券”，仍立沮阻罪。九月，御史台言：“自多故以来，全藉交钞以助军需，然所入不及所出，则其价浸减，卒无法以禁，此必然之理也。近用‘贞祐宝券’以革其弊，又虑既多而民轻，与旧钞无异也，乃令民间市易悉从时估，严立罪赏，期于必行，遂使商旅不行，四方之物不敢入。夫京师百万之众，日费不赀，物价宁不日贵耶？且时估月再定之，而民间价旦暮不一，今有司强之，而市肆尽闭。复议搜括隐匿，必令如估鬻之，则京师之物指日尽，而百姓重困矣。臣等谓，惟官和买计赃之类可用时估，余宜从便。”制可。

十二月，上闻近京郡县多籴于京师，谷价翔踊，令尚书省集户部、讲议所、开封府、转运司，议所以制之者。户部及讲议所言，以五斗出城者可阑籴其半，转运司谓宜悉禁其出，上从开封府议，谓：“宝券初行时，民甚重之。但以河北、陕西诸路所支既多，人遂轻之。商贾争收入京，以市金银，银价昂，谷亦随之。若令宝券路各殊制，则不可复入河南，则河南金银贱而谷自轻。若直闭京城粟不出，则外亦自守，不复入京，谷当益贵。宜谕郡县小民，毋妄增价，官为定制，务从其便。”

四年正月，监察御史田迥秀言：“国家调度皆资宝券，行才数月，又复壅滞，非约束不严、奉行不谨也。夫钱币欲流通，必轻重相权、散敛有术而后可。今之患在出太多、入太少尔。若随时裁损所支，而增其所收，庶乎或可也。”因条五事，一曰省冗官吏，二曰损酒使司，三曰节兵俸，四曰罢寄治官，五曰酒税及纳粟补官皆当用宝券。诏酒税从大定之旧，余皆不从。寻又更定捕获伪造宝券官赏。

三月，翰林侍讲学士赵秉文言：“比者宝券滞塞，盖朝廷将议更张，已而妄传不用，因之抑遏，渐至废绝，此乃权归小民也。自迁汴以来，废回易务，臣愚谓当复置，令职官通市道者掌之，给银钞粟麦缣帛之类，权其低昂而出纳之。仍自选良监当官营为之，若半年无过，及券法通流，则听所指任便差遣。”诏议行之。

四月，河东行省胥鼎言：“交钞贵乎流通，今诸路所造不充所出，不以术收之，不无缺误。宜量民力征敛，以裨军用。河中宣抚司亦以宝券多出，民不之贵，乞验民贫富征之。虽为陕西，若一体征收，则彼中所有日凑于河东，与不敛何异？又河北宝券以不许行于河南，由是愈滞。”宰臣谓：“昨以河北宝券，商旅赍贩继踵南渡，遂致物价翔踊，乃权宜限以路分。今鼎既以本路用度繁殷，欲征军须钱，宜从所请。若陕西可征与否，诏令行省议定而后行。”五月，上以河北州府官钱散失，多在民间，命尚书省经画之。

八月，平章高琪奏：“军兴以来，用度不赀，惟赖宝券，然所入不敷所出，是以浸轻，今千钱之券仅直数钱，随造随尽，工物日增，不有以救之，弊将滋甚。宜更造新券，与旧券权为子母而兼行之，庶工物俱省，而用不乏。”濮王守纯以下皆惮改，奏曰：“自古军旅之费皆取于民，向朝廷以小钞殊轻，权更宝券，而复禁用钱。小民浅虑，谓楮币易坏，不若钱可久，于是得钱则珍藏，而券则亟用之，惟恐破裂而至于废也。今朝廷知支而不知收，所以钱日贵而券日轻。然则券之轻非民轻之，国家致之然也。不若量其所支复敛于民，出入循环，则彼知为必用之物，而知爱重矣。今徒患轻而即欲更造，不惟信令不行，且恐新券之轻复同旧券也。”既而，陇州防御使完颜宇及陕西行省令史惠吉继言券法之弊。宇请姑罢印造，以见在者流通之，若滞塞则验丁口之多寡、物力之高下而征之。吉言：“券者所以救弊一时，非可通流与见钱比，必欲通之，不过多敛少支尔。然敛多则伤民，支少则用不足，二者皆不可。为今日计，莫若更造，以‘贞祐通宝’为名，自百至三千等之为十，听各路转运司印造，仍不得过五千贯，与旧券参用，庶乎可也。”诏集百官议。户部侍郎奥屯阿虎、礼部侍郎杨云翼、郎中兰芝、刑部侍郎冯鹗皆主更造。户部侍郎高夔、员外郎张师鲁、兵部侍郎徒单欧里白皆请征敛。惟户部尚书萧贡谓止当如旧，而工部尚书李元辅谓二者可并行。太子少保张行信亦言不宜更造，但严立不行之罪，足矣。侍御史赵伯成曰：“更造之法，阴夺民利，其弊甚于征。征之为法，特征于农民则不可，若征于市肆商贾之家，是亦敦本抑末之一端。”刑部主事王寿宁曰：“不然，今之重钱轻券者皆农尔，其敛必先于民而后可。”转运使王扩曰：“凡论事当究其本，今岁支军士家口粮四万余石，如使斯人地着，少宽民力，然后征之，则行之不难。”榷货司杨贞亦欲节无名之费，罢闲冗之官。或有请铸大钱以当百，别造小钞以省费。或谓县官当择人者。独吏部尚书温迪罕思敬上书言：“国家立法，莫不备具，但有司不克奉之而已。诚使臣得便宜从事，凡外路四品以下官皆许杖决，三品以上奏闻，仍付监察二人弛驿往来，法不必变，民不必征，一号令之，可使上下无不奉法。如其不然，请就重刑。”上以示宰臣曰：“彼自许如此，试委之可乎？”宰臣未有以处，而监察御史陈规，完颜素兰交诤，以为：“事有难行，圣哲犹病之，思敬何为者，徒害人尔。”上以众议纷纷，月余不决，厌之，乃诏如旧，纾其征敛之期焉。未几，竟用惠吉言，造“贞祐通宝”。兴定元年二月，始诏行之，凡一贯当千贯，增重伪造沮阻罪及捕获之赏。

五月，以钞法屡变，随出而随坏，制纸之桑皮故纸皆取于民，至是又甚艰得，遂令计价，但征宝券、通宝、名曰“桑皮故纸钱”。谓可以免民输挽之劳，而省工物之费也。高汝砺言：“河南调发繁重，所征租税三倍于旧，仅可供亿，如此其重也。而今年五月省部以岁收通宝不充所用，乃于民间敛桑皮故纸钞七千万贯以补之，又太甚矣！而近又以通宝稍滞，又增两倍。河南人户农居三之二，今年租税征尚未足，而复令出此，民若不粜当纳之租，则卖所食之粟，舍此将何得焉？今所急而难得者刍粮也，出于民而有限。可缓而易为者交钞也，出于国而可变。以国家之所自行者而强求之民，将若之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