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之而未成也。今并削其目，不复虚列焉。

△《读诗略记》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朱朝瑛撰。朝瑛有《读易略记》，已著录。是书朱彝尊《经义考》作二卷。

此本六册，不分卷数。核其篇页，不止二卷。疑原书本十二卷，刊本误脱一“十”字，传写者病其繁琐，并为六册也。朝瑛论《诗》，以《小序》首句为主。其说谓亡《诗》六篇，仅存首句，则首句作於未亡之前，其下作於既亡之后，明矣。

所见与程大昌同，而所辨较大昌尤明白，足决千古之疑。然其训释不甚与朱子立异。自郑、卫淫奔不从《集传》以外，其他说有乖迕者，多斟酌以折其中。如论《楚茨》为刺幽王之诗，则据《荀子》以为恰在鼓钟之后，或幽王尚好古乐，故贤士大夫称述旧德，拟《雅》、《南》而奏之，以感导王志。论《抑》为刺厉王之诗，则据《诗》文“其在於今”一语，以为当为卫武公少时所作。大抵皆参稽融贯，务取持平。其以《生民篇》姜嫄巨迹为必不可信，亦先儒旧义。至於求弃之之由而不得，乃援后世绿纟弟方底之事以证之，则未免反失之附会。又颇信《竹书纪年》，屡引为证，亦乖说经之体。然综其大旨，不合者十之二三，合者十之五六也。

△《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二十卷、《序》二卷康熙末圣祖仁皇帝御定。刻成於雍正五年，世宗宪皇帝制《序》颁行。《诗序》自古无异说，王肃、王基、孙毓、陈统争毛、郑之得失而已。其舍《序》言《诗》者，萌於欧阳修，成於郑樵，而定於朱子之《集传》。辅广《童子问》以下，递相羽翼，犹未列学官也。元延祐中行科举法，始定《诗》义用朱子，犹参用古注疏也。明永乐中修《诗经大全》，以刘瑾《诗集传通释》为蓝本，始独以《集传》试士。然数百年来，诸儒多引据古义，窃相辨诘，亦如当日之攻毛、郑。

盖《集传》废《序》，成於吕祖谦之相激，非朱子之初心。故其间负气求胜之处，在所不免。原不能如《四书集注》，句铢字两，竭终身之力，研辨至精。特明代纂修诸臣，於革除之际，老师宿儒，诛锄略尽，不能如刘三吾等辑《书传会选》，於蔡氏多所补正。又成祖虽战伐之馀，欲兴文治，而实未能究心经义，定众说之是非。循声附和，亦其势然欤？是编之作，恭逢圣祖仁皇帝天亶聪明，道光经籍，研思六义，综贯四家。於众说之异同，既别白瑕瑜，独操衡鉴。而编校诸臣，亦克承训示，考证详明，一字一句，务深溯诗人之本旨。故虽以《集传》为纲，而古义之不可磨灭者，必一一附录以补阙遗。於学术持其至平，於经义乃协其至当。

《风》、《雅》运昌，千载一遇，岂前代官书任儒臣拘守门户者所可比拟万一乎！

△《钦定诗义折中》二十卷乾隆二十年，皇上御纂。镕铸众说，演阐经义，体例与《周易述义》同。训释多参稽古义，大旨亦同。盖我圣祖仁皇帝钦定《诗经汇纂》於《集传》之外，多附录旧说，实昭千古之至公。我皇上几暇研经，洞周窔奥，於汉以来诸儒之论，无不衡量得失，镜别异同。伏读御制《七十二候诗》中《虹始见》一篇，有“晦翁旧解我疑生”句。句下御注，於《诗集传》所释蝃蝀之义，详为辨证。并於所释《郑风》诸篇概作淫诗者，亦根据毛、郑，订正其讹。反覆一二百言，益足见圣圣相承，心源如一。是以诸臣恭承彝训，编校是书，分章多准康成，徵事率从《小序》。使孔门大义，上溯渊源。卜氏旧传，远承端绪，因钦定《诗经》以树义，即因《御纂周易》以立名。作述之隆，后先辉耀。经术昌明，洵无过於昭代者矣。

△《田间诗学》十二卷（左都御史张若溎家藏本）

国朝钱澄之撰。澄之有《田间易学》，已著录。是书成於康熙己巳。大旨以《小序》首句为主。所采诸儒论说，自《注》、《疏》、《集传》以外，凡二程子、张子、欧阳修、苏辙、王安石、杨时、范祖禹、吕祖谦、陆佃、罗愿、谢枋得、严粲、辅广、真德秀、邵忠允、季本、郝敬、黄道周、何楷二十家。其中王、杨、范、谢四家今无传本，盖采於他书。陆、罗二家本无《诗》注。盖草木鸟兽之名，引其《埤雅》、《尔雅翼》也。自称毛、郑、孔三家之书，录者十之二，《集传》录者十之三，诸家各本录者十之四。持论颇为精核，而於名物、训诂、山川、地理言之尤详。徐元文《序》称其“非有意於攻《集传》，於汉唐以来之说亦不主於一人。无所攻，故无所主。无所攻、无所主而后可以有所攻、有所主”云云，深得澄之著书之意。张英《序》又称其“尝与英书，谓《诗》与《尚书》、《春秋》相表里，必考之三《礼》以详其制作，徵诸三《传》以审其本末，稽之五《雅》以核其名物，博之《竹书纪年》、《皇王大纪》以辨其时代之异同（案二书所序时代，多不可据。此语殊为失考。谨附订於此），与情事之疑信。即今舆记以考古之图经，而参以平生所亲历”云云，则其考证之切实，尤可见矣。

△《诗经稗疏》四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录。是书皆辨正名物训诂，以补《传》、《笺》诸说之遗。如《诗谱》谓“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此则据《史记》谓雒阳为周、召之语，以陕州为中线而两分之，则《周南》者周公所治之南国也。证之地理，亦可以备一解。至於鸟则辨雎鸠之为山禽而非水鸟；雀角之角为咮，诗意言雀实有角，鼠实有牙。於兽则辨“九十其犉”之语，当引《尔雅》“七尺曰犉”之文释之，不当以“黄牛黑唇”释之；骍刚之刚为犅，则以牛脊言之。於草则辨蒌为雚苇之属，而非蒌蒿；薇自为可食之菜，而非不可食之蕨。於木则辨诗言朴者，实今之柞。言柞者，实今之栎；榛楛之榛，即诗之所谓栵，而非榛栗之榛。於虫则辨斯螽、莎鸡、蟋蟀之各类，而非随时异名之物；果蠃负螟蛉以食其子，而非取以为子。

於鱼则辨鳣之即鲤，而《集传》误以为黄鱼；鲔之似鲤，而《集传》误以为鲟鱼。於器用则辨《集传》训重较为“两輢上出轼者”之未谙车制。及毛《传》训楘为历录，历录为纺车交萦之名、而《集传》增一然字之差。於礼制则辨公堂称觥为饮酒于序，而非如《集传》所云豳公之堂。“裸将”之训为灌，与奠一义，而历诋《白虎通》灌地降神之谬。皆确有依据，不为臆断。其谓《猗嗟》为作於鲁庄如齐观社之时，指庄娶哀姜而言，则据《尔雅》“姊妹之夫曰甥”以释甥字。

谓《无衣》为作於秦哀公，则指楚之僣号以释王字，义亦可通。惟以“葛屦五两”之五通为行列之义。木瓜、木桃、木李为刻木之物。堇荼之荼如涂为穰草和泥。

奉璋之璋为牙璋，连下文六师以为言。未免近凿。至於《生民》一篇，谓姜嫄为帝挚妃，后稷为帝挚子，平林为帝挚时诸侯之国。推至见弃之由，则疑为诸侯废挚立尧之故，即以“不康不宁”为当日情事。无论史册无明文，抑与祭法禘喾郊稷之说异矣。四卷之末，附以《考异》一篇，虽未赅备，亦足资考证。又《叶韵辨》一篇，持论明通，足解诸家之轇轕。惟赘以《诗译》数条，体近诗话，殆犹竟陵锺惺批评《国风》之馀习，未免自秽其书，虽不作可矣。

△《诗经通义》十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朱鹤龄撰。鹤龄有《尚书埤传》，已著录。是书专主《小序》，而力驳废《序》之非。所采诸家，於汉用毛、郑，唐用孔颖达，宋用欧阳修、苏辙、吕祖谦、严粲，国朝用陈启源。其释音，明用陈第，国朝用顾炎武。其《凡例》九条及考定郑氏《诗谱》，皆具有条理。惟鹤龄学问淹洽，往往嗜博好奇，爱不能割，故引据繁富而伤於芜杂者有之，亦所谓武库之兵，利钝互陈者也。要其大致，则彬彬矣。鹤龄与陈启源同里，据其《自序》，此书盖与启源商榷而成。又称启源《毛诗稽古编》专崇古义，此书则参停於今古之间，稍稍不同。然《稽古编》中，屡称“已见《通义》，兹不具论”。则二书固相足而成也。

△《毛诗稽古编》三十卷（江西按察使王昶家藏本）

国朝陈启源撰。启源字长发，吴江人。是书成於康熙丁卯。卷末自记，谓阅十有四载，凡三易稿乃定。前有朱鹤龄《序》，又有康熙辛巳其门人赵嘉稷《序》。

鹤龄作《毛诗通义》，启源实与之参正。然《通义》兼权众说。启源此编，则训诂一准诸《尔雅》，篇义一准诸《小序》，而诠释《经》旨，则一准诸毛《传》，而郑《笺》佐之。其名物则多以陆玑《疏》为主。题曰《毛诗》，明所宗也。曰《稽古编》，明为唐以前专门之学也。所辨正者惟朱子《集传》为多，欧阳修《诗本义》、吕祖谦《读诗记》次之，严粲《诗缉》又次之。所掊击者惟刘瑾《诗集传通释》为甚，辅广《诗童子问》次之。其馀偶然一及，率从略焉。前二十四卷，依次解《经》而不载《经》文，但标篇目。其无所论说者，则并篇目亦不载。其前人论说已明，无庸复述者，亦置不道。次为《总诂》五卷，分六子目，曰《举要》、曰《考异》、曰《正字》、曰《辨物》、曰《数典》、曰《稽疑》。

末为《附录》一卷，则统论《风》、《雅》、《颂》之旨。其间坚持汉学，不容一语之出入，虽未免或有所偏。然引据赅博，疏证详明，一一皆有本之谈。盖明代说经，喜骋虚辨。国朝诸家，始变为徵实之学，以挽颓波。古义彬彬，於斯为盛。此编尤其最著也。至於《附录》中“西方美人”一条，牵及杂说，盛称佛教东流始於周代，至谓孔子抑三王、卑五帝、藐三皇，独归圣於西方。“捕鱼诸器”一条，称广杀物命，恬不知怪，非大觉缘果之文，莫能救之，至谓庖犠必不作网罟。是则於《经》义之外，横滋异学，非惟宋儒无此说，即汉儒亦岂有是论哉？白璧之瑕，固不必为之曲讳矣。

△《诗所》八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光地撰。光地有《周易观彖》，已著录。是编大旨不主於训诂名物，而主於推求《诗》意。其推求《诗》意又主於涵泳文句，得其美刺之旨而止，亦不旁徵事迹，必求其人以实之。又以为西周篇什，不应寥寥。二《南》之中，亦有文武以后诗。《风》、《雅》之中，亦多东迁以前诗。故於《小序》所述姓名，多废不用，并其为朱子所取者亦或斥之，其间意测者多，考证者少。如谓“有女怀春”为祀高禖，则附会古义。谓“有扁斯石”，扁字从户从册，古者额书於户曰扁，以石为之，亦近於穿凿字说（案户册为扁义本《说文》，以石为之，则光地之新解）。在光地所注诸经之中，较为次乘。然光地邃於经术，见理终深。其所诠释，多能得兴观群怨之旨。他如郑、卫之录淫诗，引《春秋》之书乱臣贼子为之，证《楚茨》以下为《豳雅》、《载芟》以下为《豳颂》。引《豳风》之后附《鸱鸮》诸篇以释《豳雅》后有《瞻洛》诸诗、《豳颂》后有《酌》、《桓》诸诗之疑。其言皆明白切实，足阐朱子未尽之义，亦非近代讲章揣骨听声者所可及也。

△《毛诗写官记》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是书皆自记其说《诗》之语，凡一百八十八条。取《汉书艺文志》“武帝置写书之官”语为名。《自序》谓“依汝南太守听写官言《诗》，忆而录之”。盖寓名以为问答，犹之或问焉耳。

案奇龄自述，早年著《毛诗续传》三十八卷，其稿已失。后乃就所记忆者作《国风省篇》、《诗札》及此书。其门人所述经例，则云早刻《诗》说於淮安，未能刊正。又李塨所作《序目》云：“尝以《诗》义质之先生，先生曰，予所传诸《诗》，有未能改者数端。如以《十亩之间》为淫奔，以《鸱鸮》为避居於东，以封康叔为武王，以有邰家室为太姜琅琊之骀。凡此皆惑也。”据此则此中之误，奇龄固自知之，但所自知者犹未尽耳。然其书虽好为异说，而徵引详博，亦不无补於考证。瑕瑜并见，在读者择之而已。

△《诗札》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既作《毛诗写官记》，复托与写官以札问讯而写官答之之词，以成此书。凡八十四条。第二卷首有其门人所记云“此西河少时所作，故其立说有暮年论辨所不合者。其间校韵数则，尤所矛盾。行世既久，不便更易”云云。据此则其中多非定论，其门人亦不讳之。然奇龄学本渊博，名物诂训，颇有所长。必尽废之，亦非平允之道。毛、韩异义，齐、鲁殊文，汉代专门，已不限以一说。兼收并蓄，固亦说经家所旁采矣。

△《诗传诗说驳义》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明嘉靖中鄞人丰坊作《鲁诗世学》一书，往往自出新义，得解於旧注之外。恐其说之不信，遂托言家有《鲁诗》，为其远祖稷所传，一为子贡《诗传》，一为申培《诗说》，并列所作《世学》中。厥后郭子章传刻二书，自称得黄佐所藏秘阁石本，於是二书乃单行。明代说《诗》诸家，以其言往往近理，多采用之，遂盛传於时。奇龄因其托名於古，乃引证诸书以纠之。夫《易传》托之子夏，《书传》托之孔安国，其说之可取者皆行於世。至其源流授受，则说经之家务核其真。奇龄是书，不以其说为可废，而於依托之处则一一辨之，亦可谓持平之论矣。

△《续诗传鸟名》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作《毛诗续传》，以遭乱避雠佚之。后从邻人吴氏子得卷末《鸟名》一卷，与其门人莫春园、张文檒共缉缀之，衍为三卷。大意在续《毛诗》而正朱《传》。每条皆先列《集传》之文於前，而一一辨其得失，考训释《毛诗》草木虫鱼者，自吴陆玑以后，作者实繁。朱子作《诗集传》，大旨在发明美刺之旨，而名物训诂则其所略。奇龄此书，则惟以考证为主，故其说较详。惟恃其博辨，往往於朱《传》多所吹求，而所言亦不免於疏舛。如奇龄所作《毛诗省》篇既以《齐风鸡鸣》为谗人，此书又用旧说，为贤妃之告旦，前后时相矛盾。鹪鹩之名桃虫，犹窃脂之名桑扈，原不因木而名。乃谓所栖所食，俱不在桃，以喙锐如锥，专剖苇中虫食之，谓之掏虫，掏桃字通。尤杜撰无理。至於解“睍睆黄鸟”用毛苌旧训，於义本长，乃谓鸎字从二目一八。其二目，离之二目。一八者，艮八之喙。又谓莺字从二火，离为目，目本离火。《尚书洪范》伏传以五事之目属五行之火，莺首之戴两火，即鸎之戴两目。此虽王安石之《字说》不穿凿至此矣。然大致引证赅洽，颇多有据。录而存之，以广考订，固不害於“多识”之义尔。

△《诗识名解》十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姚炳撰。炳字彦晖，钱塘人。自多识之训，传自孔门，《尔雅》一书，训诂名物略备。厥后诸儒纂述，日久多佚。惟陆玑之《疏》尚有裒辑重编之本。

自宋蔡卞以来，皆因玑书而辗转增损者也。此书亦以鸟兽草木分列四门，故以多识为名。其稍异诸家者兼以推寻文义，颇及作《诗》之意尔。然孔子言鸟兽草木本括举大凡，譬如史备四时，不妨以春秋互见。炳乃因此一语，遂不载虫鱼，未免近高叟之固。其中考证辨驳，往往失之蔓衍。如辨麟麐二物，义本《说文》，尚有关於训诂。至於凤凰神物，世所罕睹，而连篇累牍，辨其形状之异同，则与《经》义无关矣。又诗中八鸾、和鸾之类，本为铃属，非鸾鸟之鸾，而列之鸟部。

然则车之伏兔，将入兽部乎？是皆爱奇嗜博，故有此弊。然核其大致，可取者多，固宜略其芜杂，采其菁英焉。

△《诗传名物集览》十二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大章撰。大章字仲夔，号雨山，黄冈人。康熙戊辰进士，改庶吉士。

以母老乞归。其於《毛诗》用功颇深，所作《集览》本百卷，凡三易稿而后成。

此乃其摘录付梓之本，凡《鸟》二卷、兽二卷、《虫豸》一卷、《鳞介》一卷、《草》四卷、《木》二卷。盖尤其生平精力所注也。《毛诗》自陆玑以下，诠释名物者毋虑数十家，此书成之最后，故于诸家之说采辑尤夥。其中体例未合者，如释“鹑之奔奔，”则《庄子》之鹑居、《列子》之性变以及朱鸟为鹑首、子夏衣若悬鹑之类，无所不引。释“鸡栖于塒”，则《列子》之木鸡，《吕氏春秋》之鸡跖，《汉官仪》之长鸣鸡，亦无不备载。皆体近类书，深乖说经之旨。又每条首录《集传》大意，以紫阳为主。故如“鄂不韡韡”则取岂不光明之义，而驳鄂作萼、不作跗之说为不烦改字。亦过於偏执。至如载宋太宗赐耶律休哥旗鼓杓窊印，则以辽事误作宋事。尤为乖舛。然其徵引既众，可资博览，虽精核不足，而繁富有馀，固未始非读《诗》者多识之一助也。

△《诗说》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惠周惕撰。周惕字元龙，长洲人。康熙辛未进士。由庶吉士改密云县知县。惠氏三世以经学著，周惕其创始者也。是书於毛《传》、郑《笺》、朱《传》无所专主，多自以已意考证。其大旨谓《大、小雅》以音别，不以政别，谓《正雅》、《变雅》，美刺错陈，不必分《六月》以上为正，《六月》以下为变，《文王》以下为正，《民劳》以下为变。谓二《南》二十六篇皆疑为房中之乐，不必泥其所指何人。谓《周》、《召》之分，郑《笺》误以为文王，谓天子诸侯均得有《颂》、《鲁颂》非僣。其言皆有依据。至谓《颂》兼美刺，义通於诵，则其说未安。考郑康成注《仪礼》“正歌备句”曰：“正歌者，升歌及笙各三终，间歌三终，合乐三终，为一备。”核以《经》文，无歌后更诵及一歌一诵之节。

其《周礼瞽矇职》曰：“讽诵诗。”郑注谓“闇读之，不依永也”。则歌、诵是两事，知颂、诵亦为两事，周惕合之，非矣。又谓证以《国策》，礼无归宁之文，训“归宁父母”为“无父母遗罹”之义。考“归宁”文见《左传》，於《礼经》必有所承。何休注《公羊传》，称“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惟士大夫妻，虽无事，岁一归宁”。此文当必有所受。《曲礼》曰：“女子许嫁，缨，非有大故，不入其门。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与同席而坐，弗与同器而食。”其文承上许嫁而言，则已嫁而反，是即归宁之明证。不得曰礼无文矣。然其馀类皆引据确实，树义深切，与枵腹说经，徒以臆见决是非者，固有殊焉。

△《诗经札记》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杨名时撰。名时有《周易札记》，已著录。是编乃其读《诗》所记，大抵以李光地《诗所》为宗，而斟酌於《小序》、朱《传》之间。其论《关雎》，从《小序》求贤之说，最为明允。其论《郑风》不尽淫诗，而圣人亦兼存淫诗以示戒，论亦持平。而谓郑声即郑诗，力驳郑樵之说，则殊不然。淫诗可存以示戒，未有以当放之淫声被之管弦可以示戒者也。至《诗所》论季札观乐，所陈皆西周之诗，非东迁以后之诗。名时据《变风》终於陈灵，在宣公十年，至襄公二十九年吴子使札来聘，已越五十五年；又引《左传》卿大夫所赋以见东迁以后之诗，列国具备其文。绝不回护其师说，可谓破除讲学家门户之见。又《十月之交》一篇，谓辛卯日食，则云应问於知历者。《殷武》一章於朱子始祔而祭之说，则云更宜考定。亦不强不知以为知。惟二《雅》诸篇，颇有臆断。然如论《国语》吊二叔之不咸，引富辰所云封建亲戚以藩屏周者，首举管、蔡、郕、霍，知二叔不为管、蔡；引《礼记》“月三五而盈”，证三五在东；引《周礼》，祭天地三辰皆有奉璋之礼，辨朱《传》之专指宗庙；引《月令》“节嗜欲”及《集韵》，“嗜”字注，解“上帝耆之”；引《大司乐》享先妣之文在享先祖之上，证《大雅》、《鲁颂》所以止称姜嫄；引《仪礼》下管新宫在宣王之前，证新宫非《斯干》。亦皆具有考据。於其师说，可谓有所发明矣。

△《读诗质疑》三十一卷、《附录》十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严虞惇撰。虞惇字宝成，常熟人。康熙丁丑进士。官至太仆寺少卿。是编乃其孙湖南驿盐道有禧所刊，乾隆十二年经进御览。首为《列国世谱》、次《国风世表》、次《诗指举要》、次《读诗纲领》、次《删次》、次《六义》、次《大小序》、次《诗乐》、次《章句音韵》、次《训诂传授》、次《经传逸诗》、次《三家遗说》、次《经传杂说》、次《诗韵正音》、次《经文考异》。每一类为一卷，皆附录篇首，不入卷数。其正经则《国风》为十五卷。《小雅》为八卷。

《大雅》为三卷，而每卷析一子卷。《颂》为五卷。大旨以《小序》为宗，而参以《集传》。其从《序》者十之七八，从《集传》者十之二三。亦有二家皆不从，而虞惇自为说者。每篇之首，冠以《序》文及诸家论《序》之说。每章之下，各疏字义。篇末乃总论其大旨与去取诸说之故。皆以推求诗意为主，颇略於名物训诂，亦不甚引据考证。如《墨子》称：“文王举闳夭、太颠於罝网中，授之政，西土服。”《墨子》在春秋、战国之间，当及闻古义。而虞惇以为附会《兔罝》之诗。至《左传》称“祭仲有宠於庄公”，所谓宠者，信任显荣之意，故楚灵王对申无宇自称“盗有宠”也。虞惇因此一字，指祭仲为安陵、龙阳之流，以《山有扶苏》之狡童当之，谓仲虽为卿，诗人丑其进身之始。此不更附会乎？又申培《诗说》，出自丰坊，其中多剽朱《传》之义。而虞惇反谓朱《传》多引申培，亦殊失考。然大致皆平心静气，玩味研求於毛、朱两家，择长弃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