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之外卜乙丁己辛癸等柔日也。考《春秋》经传，凡书葬三十有五，而用柔日者三十有一。其《宣八年》“十月己丑，葬敬嬴。雨，不克葬。庚寅乃葬。”《定十五年》：“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乃葬。”其卜葬本日亦仍用柔日。惟《成十五年》“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左传隐公元年》“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偶变此例耳。则葬用柔日，乃古定制。虞、葬同日，其事相因，故《开元礼》、《政和礼》、《书仪》、《家礼》、《明会典》始虞、再虞无不用柔日者。坤不知古礼，遽议《经》文，其说亦乖。其馀攻《经》文者不一而足。如《戴记》庶子摄祭，不假不配不归肉；宗子死，庶子代，有爵称介，无爵称子，祭必告於宗子之墓；三年之丧及齐衰大功之丧则因丧而冠，不改冠为次于中门之外；三年之丧不吊哭诸条，坤皆谓非孔子之言。至《仪礼士冠礼》一篇，则逐句诘难，几无完肤。坤之讲学在明代最为笃实，独此一编，轻於疑古。白璧之瑕，虽不作可矣。

△《四礼翼》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吕坤撰。《自序》谓以民间日用常行浅近鄙俗可以家喻户晓者，析为条目。

凡《冠礼翼》二：曰蒙养，曰成人。《婚礼翼》二：曰女子，曰妇人。《丧礼翼》二：曰侍疾，曰修墓。《祭礼翼》二：曰事生，曰睦族。

△《四礼辑》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马从聘撰。从聘字起莘，灵寿人。万历己丑进士，官至右佥都御史，巡抚延绥。崇祯十一年灵寿城破，与三子同殉节。乾隆乙未，赐谥忠节。是书亦多以意为之。考《仪礼士冠礼》贾《疏》，古者天子诸侯皆十二而冠，士、庶人二十而冠，故《曲礼》称二十曰弱冠。《后汉书马防传》，年十六，仍自称未冠。

此书《冠礼目录》，谓男子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如此之类，皆於古义未协，未可据为确论也。

△《明四礼集说》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韩承祚撰。承祚自署曰东鲁，不知何郡邑人也。是书成於万历壬子。大约宗朱子《家礼》，而参以《明会典》。冠、婚、丧、祭，以次分条，杂述前人之仪。而图说、仪注、祝文等，因类附焉。

△《四礼约言》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吕维祺撰。维祺字介孺，号豫石，河南新安人。万历癸丑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李自成陷开封，抗节死。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分冠、昏、丧、祭四目，皆因古礼之名而删除仪节，务趋简易，以通俗易行。然施之一家则可，不宜制为程式以范天下也。

△《读礼偶见》二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国朝许三礼撰。三礼字典三，汤阴人。顺治辛丑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尝受业於孙奇逢之门，故书中虽多参讲学语，而於五礼亦颇有证核。大抵据《书仪》、《家礼》、《会典》诸书，折衷一是，以便於行。其於俗礼，解误者八，释疑者十。又若《增哭奠家礼仪注》及《增定招魂葬服说》诸篇，皆颇有考据。惟谓丧服古二十五月，今二十七月，则其说颇谬。考丧服二十五月，不过王肃一家之说。

《士虞礼》曰：“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郑注：“中，间也。”

《丧服小记》：“妾祔於妾祖姑，亡则中一以上而祔。”又《学记》云：“中年考校。”皆以中为间。故二十七月而禫。《杂记》：“父在，为母、妻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为母、妻尚祥禫异月，岂三年之丧而祥禫反同月？戴德《丧服变除篇》：“礼，二十五月祥，二十七月而禫。”《白虎通德论》：“三年之丧，再期二十五月。”又云“二十七月而禫。”《释名》：“间月而禫。”是皆为郑《注》确证。《三年问》云：“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

据丧事终，除衰去杖，其馀哀未忘，更延两月，非丧之正，故第据二十五月言之耳。六朝诸儒多宗郑《注》。今律以二十七月而禫。盖三年之丧，万世之通义也。三《礼》乃以王肃一家之说为古制，岂宏通之论乎？△《学记》五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李塨撰。塨有《周易传注》，已著录。是编乃所定家仪。一曰《冠》，二曰《昏》，三曰《丧》，四曰《祭》，五曰《士相见》。塨学术出於颜元，其礼乐之学则出自毛奇龄。奇龄讲礼，好言谐俗，故是编亦多主简易。其《士相见礼》一卷，张潮摘录於《昭代丛书》中，然天下迄无行之者也。

△《家礼辨定》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复礼撰。复礼字需人，号草堂，钱塘人。其书创始於康熙壬午，定本於丁亥。因朱子《家礼》而增损之，仍分冠、昏、丧、祭四类。每类之中首以《事宜》，复礼所酌定者也。次以《论辨》，阐所以更定之意也。次以《人鉴》，引古事以证得失也。次以《律例》，申王法之所禁也。次以《择日》，代卜筮也。

终以《启式》，为不娴文词者设也。其删去繁文，则用吕维祺之说。其删去图式，则用邱濬之说。考李方子作《朱子年谱》云：“乾道五年，先生居母丧，成《家礼》。晚年多所损益，未暇更定。”朱子门人黄亦云：“其书始定，为一行童窃以逃。先生殁，其书始出，今行于世。然其间有与先生晚岁之论不合者。”

又明邱濬云：“《家礼》不闻有图。今卷首图注多不合于本书，文公岂自相矛盾？未识岁月曰嘉定癸酉，是时距文公没十有三年矣，岂可谓之公作哉？盖杨氏赘入昭然也。”据是数说，则《家礼》实朱子未定之本，且久亡其稿。迨其复出，真赝已不可知。又参以门人所附益，固未可执为不刊之典。近日王懋竑为笃信朱子之学者，所作《白田杂著》，亦深以《家礼》为疑。复礼之辨定，未为不可。然所辨定者意在宜古宜今，然纯以臆断，乃至於非古非今。又泛引律例，且滥及五行家言，尤为芜杂。中引骂詈、斗殴、赌博诸律，已为不伦，又引“官吏宿娼律”一条，“擅食田园瓜果律”一条，使掩其卷而思之，是於四礼居何门哉？△《四礼宁俭编》（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心敬撰。心敬有《丰川易说》，已著录。是书以冠、昏、丧、祭四礼无贵乎繁重，宜崇尚质朴，始易遵行。因取前人所传《家礼》纂本，更为删易，务从省约。又名《丰川家规》，盖所以教其子弟者。与吕维祺《四礼约言》、宋纁《四礼初稿》用意大约相近，而立法则尤为简略焉。

△《昏礼通考》二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曹廷栋撰。廷栋有《易准》，已著录。是编详考昏礼，冠以《大清会典》、《大清律例》，不入卷数，尊功令也。其下乃博考故实，以类编次。然核其体例，多有未合。夫通有二义，一则自天子达於庶人，通乎上下者也。一则自先王以迄后世，通乎古今者也。既考昏礼，则当以贵贱各为门目，知等威之所别。古今各著沿革，知异同之所自。复各考核典文，釐为子目，以理其绪。而后以变礼（如《曾子问》所谓亲迎遭丧之类）、俗礼（如阴阳拘忌及催妆、撒果之类）、非礼（如《元史》所禁割襟、指腹之类）别汇於后以备其全。庶乎源委秩然，足资考证。廷栋此书，采摭虽富，而端绪糅杂。所分子目，不古不今。第十四卷至以《妆资》为一门，此於古居何礼也？《媒氏》一门载索紞占冰下人语，韦固见老人月下检书。是直类书，非通礼矣。

△《齐家宝要》二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国朝张文嘉撰。文嘉字仲嘉，钱塘人。是书本《书仪》、《家礼》诸书，酌为古今通礼：曰《居家礼》，曰《童子礼》，曰《义学约》，曰《师范》，曰《家诫》，曰《家规》，曰《宗讲约》，曰《乡约》，曰《社约》，曰《冠礼》，曰《昏礼》，曰《丧礼》，曰《祭礼》。每门前引经传及新定仪注，间有附论，折衷颇为详慎。但据沈尧中之说，谓三年之丧当三十六月。今考《三年问》“二十五月而毕”，《檀弓》“祥而缟，是月禫，徙月乐”，王肃主之，为二十五月之证。《士虞记》曰：“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郑康成以中月为间月，则三年之丧，实二十七月。至谓丧三十六月，则始于唐王元感，而张柬之驳之，其议遂寝。载在《唐书张柬之传》。文嘉乃取唐人已废之说，谓宣公新宫灾在薨后二十九月，其时主犹在寝，证古人丧不止於二十七月，尤为误中之误。考《成三年》：”二月甲子，新宫灾。”杜《注》：“三年丧毕，宣公神主新入庙，故谓之新宫。“据此，则宣公之主已入庙矣。《公羊传》曰：“新宫者，宣公之宫也。宣公则曷为谓之新宫，不忍言也。”《穀梁传》曰：“新宫者，祢宫也。迫近不敢称谥，恭也。”据此，则不称宣宫而称新宫，必不由於主不在庙。至胡《传》始引刘绚之说，谓不称宣宫，以未迁主，於三《传》略无所据。

然绚谓宣公薨至是二十有八月，缓於迁主，则以缓迁为失明矣。今文嘉乃引以为三十六月之证，则是以二十八月主不迁庙为持丧之正经。其误又甚於绚矣。文嘉又谓凡期丧皆有禫。今考《杂记》曰“期之丧十一月而练，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注》曰：“此谓父在为母也。”《丧服小记》曰：“为父，母、妻、长子禫。”是期之丧得禫者，止有母、妻及长子耳。《小记》曰：“庶子在父之室，则为其母不禫。”又曰：“宗子母在，为妻禫。”明父在为妻不禫，则是母、妻期丧且有不得禫者矣。今文嘉谓凡期皆得禫，尤未详考。

盖是书未能穷源於《礼经注、疏》，第从《家礼》诸书略求节目，宜其说之有离合也。

──右“礼类”杂礼书之属十七部，八十七卷内三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卷二十六 经部二十六

○春秋类一说经家之有门户，自《春秋》三《传》始，然迄能并立於世。其间诸儒之论，中唐以前则《左氏》胜，啖助、赵匡以逮北宋则《公羊》、《穀梁》胜。孙复、刘敞之流，名为弃《传》从《经》，所弃者特《左氏》事迹，《公羊》、《穀梁》月日例耳。其推阐讥贬，少可多否，实阴本《公羊》、《穀梁》法，犹诛邓析用竹刑也。夫删除事迹，何由知其是非？无案而断，是《春秋》为射覆矣。圣人禁人为非，亦予人为善。经典所述，不乏褒词，而操笔临文，乃无人不加诛绝，《春秋》岂吉网罗钳乎？至於用夏时则改正朔，削尊号则贬天王，《春秋》又何僣以乱也！沿波不返，此类宏多。虽旧说流传，不能尽废，要以切实有徵、平易近理者为本。其瑕瑜互见者，则别白而存之。游谈臆说，以私意乱圣经者，则仅存其目。盖《六经》之中，惟《易》包众理，事事可通。《春秋》具列事实，亦人人可解。一知半见，议论易生。著录之繁，二经为最。故取之不敢不慎也。

△《春秋左传正义》六十卷（内府藏本）

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自刘向、刘歆、桓谭、班固皆以《春秋传》出左丘明，左丘明受《经》於孔子。魏晋以来儒者，更无异议。至唐赵匡，始谓左氏非丘明。盖欲攻《传》之不合《经》，必先攻作《传》之人非受《经》於孔子，与王柏欲攻《毛诗》，先攻《毛诗》不传於子夏，其智一也。宋元诸儒，相继并起。王安石有《春秋解》一卷，证左氏非丘明者十一事。陈振孙《书录解题》谓出依托。今未见其书，不知十一事者何据。其馀辨论，惟朱子谓“虞不腊矣”为秦人语，叶梦得谓纪事终於智伯，当为六国时人，似为近理。然考《史记秦本纪》，称惠文君十二年始腊。张守节《正义》称秦惠文王始效中国为之，明古有腊祭，秦至是始用，非至是始创。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亦驳此说曰：“史称秦文公始有史以记事，秦宣公初志闰月，岂亦中国所无，待秦独创哉？”则腊为秦礼之说，未可据也。《左传》载预断祸福，无不徵验，盖不免从后傅合之。惟《哀公九年》称赵氏其世有乱，后竟不然，是未见后事之证也。《经》止获麟，而弟子续至孔子卒。《传》载智伯之亡，殆亦后人所续。《史记司马相如传》中有扬雄之语，不能执是一事指司马迁为后汉人也。则载及智伯之说，不足疑也。今仍定为左丘明作，以祛众惑。至其作《传》之由，则刘知几“躬为国史”之言，最为确论。《疏》称大事书於策者，《经》之所书。小事书於简者，《传》之所载。观晋史之书赵盾，齐史之书崔杼及甯殖，所谓载在诸侯之籍者，其文体皆与《经》合。《墨子》称《周春秋》载杜伯，《燕春秋》载庄子仪，《朱春秋》载礻后观辜，《齐春秋》载王里国中里。核其文体，皆与《传》合。

《经》、《传》同因国史而修，斯为显证。知说《经》去《传》，为舍近而求诸远矣。《汉志》载《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注曰：“公羊、穀梁二家。”则左氏《经》文，不著於录。然杜预《集解序》，称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陆德明《经典释文》曰：“旧夫子之《经》与丘明之《传》各异，杜氏合而释之”。则《左传》又自有《经》。考《汉志》之文既曰《古经》十二篇矣，不应复云《经》十一卷。观公、穀二《传》皆十一卷，与《经》十一卷相配，知十一卷为二《传》之《经》，故有是注。徐彦《公羊传疏》曰“《左氏》先著竹帛，故汉儒谓之古学。”则所谓《古经》十二篇，即《左传》之《经》，故谓之“古”，刻《汉书》者误连二条为一耳。今以《左传》《经》文与二《传》校勘，皆《左氏》义长，知手录之本确於口授之本也。

言《左传》者，孔奇、孔嘉之说，久佚不传；贾逵、服虔之说，亦仅偶见他书。

今世所传，惟杜《注》、孔《疏》为最古。杜《注》多强《经》以就《传》，孔《疏》亦多左杜而右刘（案刘炫作《规过》以攻杜《解》，凡所驳正孔《疏》皆以为非），是皆笃信专门之过，不能不谓之一失。然有《注》、《疏》而后《左氏》之义明，《左氏》之义明而后二百四十二年内善恶之迹一一有徵。后儒妄作聪明、以私臆谈褒贬者，犹得据《传》文以知其谬。则汉晋以来藉《左氏》以知《经》义，宋元以后更藉《左氏》以杜臆说矣。《传》与《注》、《疏》，均谓有大功於《春秋》可也。

△《春秋公羊传注疏》二十八卷（内府藏本）

汉公羊寿传，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案《汉书艺文志》：“《公羊传》十一卷。”班固自注曰：“公羊子，齐人。”（案《汉艺文志》不题颜师古名者，皆固之自注）颜师古《注》曰：“名高（案此据《春秋说》彦《疏》《题词》之文，见徐彦疏所引）。”徐彦《疏》引戴宏《序》曰：“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齐人胡母子都著於竹帛。何休之《注》亦同。”（休说见《隐公二年》“纪子伯、莒子盟於密”条下）今观《传》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宫子曰”，又有“高子曰”，“鲁子曰”，盖皆传授之经师，不尽出於公羊子。《定公元年传》“正棺於两楹之间”二句，《穀梁传》引之，直称沈子，不称公羊，是并其不著姓氏者亦不尽出公羊子。且并有“子公羊子曰”，尤不出於高之明证。知《传》确为寿撰，而胡母子都助成之。旧本首署高名，盖未审也。又罗璧《识遗》，称公羊、穀梁自高、赤作《传》外，更不见有此姓。

万见春谓皆姜字切韵脚，疑为姜姓假托。案邹为邾娄、披为勃鞮、木为弥牟、殖为舌职，记载音讹，经典原有是事。至弟子记其先师，子孙述其祖父，必不至竟迷本字，别用合声。璧之所言，殊为好异。至程端学《春秋本义》竟指高为汉初人，则讲学家臆断之词，更不足与辨矣。三《传》与《经》文，《汉志》皆各为卷帙。以《左传》附《经》始於杜预，《公羊传》附《经》则不知始自何人。观何休《解诂》但释《传》而不释《经》，与杜异例，知汉末犹自别行。今所传蔡邕《石经残字公羊传》，亦无《经》文，足以互证。今本以《传》附《经》，或徐彦作《疏》之时所合并欤？彦《疏》，《文献通考》作三十卷。今本乃止二十八卷。或彦本以《经》文并为二卷，别冠於前，后人又散入《传》中，故少此二卷，亦未可知也。彦《疏》，《唐志》不载。《崇文总目》始著录，称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徐彦。董逌《广川藏书志》亦称世传徐彦，不知时代，意其在贞元、长庆之后。考《疏》中“邲之战”一条，犹及见孙炎《尔雅注》完本，知在宋以前。又“葬桓王”一条，全袭用杨士勋《穀梁传疏》，知在贞观以后。中多自设问答，文繁语複，与邱光庭《兼明书》相近，亦唐末之文体。董逌所云，不为无理。故今从逌之说，定为唐人焉。

△《春秋穀梁传注疏》二十卷（内府藏本）

晋范甯集解，唐杨士勋疏。其《传》则士勋《疏》称，穀梁子名俶，字元始，一名赤。受《经》於子夏，为《经》作《传》则当为穀梁子所自作。徐彦《公羊传疏》又称，公羊高五世相授，至胡母生乃著竹帛，题其亲师，故曰《公羊传》。

《穀梁》亦是著竹帛者题其亲师，故曰《穀梁传》。则当为传其学者所作。案《公羊传》“定公即位”一条引“子沈子曰”，何休《解诂》以为后师（按此注在《隐公十一年》所引子沈子条下）。此《传》“定公即位”一条，亦称“沈子曰”。公羊、穀梁既同师子夏，不应及见后师。又“初献六羽”一条，称“穀梁子曰”。《传》既穀梁自作，不应自引己说。且此条又引“尸子曰”，尸佼为商鞅之师，鞅既诛，佼逃於蜀。其人亦在穀梁后，不应预为引据。疑徐彦之言为得其实，但谁著於竹帛，则不可考耳。《汉书艺文志》载《公羊》、《穀梁》二家《经》十一卷，《传》亦各十一卷。则《经》、《传》初亦别编。范甯《集解》，乃并《经》注之，疑即甯之所合。《定公元年》“春王三月”一条，发《传》於“春王”二字之下，以“三月”别属下文，颇疑其割裂。然考刘向《说苑》，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向受穀梁《春秋》，知《穀梁经》文以“春王”二字别为一节，故向有此读。至“公观鱼于棠”一条、“葬桓王”一条、“杞伯来逆叔姬之丧以归”一条、“曹伯庐卒于师”一条、“天王杀其弟佞夫”一条，皆冠以“《传》曰”字。惟“桓王”一条与《左传》合，馀皆不知所引何《传》。疑甯以《传》附《经》之时，每条皆冠以“《传》曰”字，如郑玄、王弼之《易》有“彖曰”、“象曰”之例，后传写者删之。此五条，其削除未尽者也。甯《注》本十二卷，以兼载门生故吏子弟之说，各列其名，故曰《集解》。

《晋书》本传称甯此书为世所重，既而徐邈复为之注，世亦称之。今考书中乃多引邈《注》，未详其故。又《自序》有“商略名例”之句，《疏》称甯别有《略例》百馀条，此本不载。然《注》中时有“传例曰”字。或士勋割裂其文，散入《注》、《疏》中欤？士勋始末不可考。孔颖达《左传正义序》，称与故四门博士杨士勋参定，则亦贞观中人。其书不及颖达书之赅洽。然诸儒言《左传》者多，言《公》、《穀》者少，既乏凭藉之资。又《左传》成於众手，此书出於一人，复鲜佐助之力。详略殊观，固其宜也。其《疏》“长狄眉见於轼”一条，连缀於“身横九亩”句下，与《注》相离。盖邢昺刊正之时，又多失其原第，亦不尽士勋之旧矣。

△《箴膏肓》一卷、《起废疾》一卷、《发墨守》一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汉郑玄撰。《后汉书》玄本传称，任城何休好《公羊》学，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玄乃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其卷目之见《隋书经籍志》者，有《左氏膏肓》十卷，《穀梁废疾》三卷、《公羊墨守》十四卷，皆注“何休撰”。

而又别出《穀梁废疾》三卷，注云“郑玄释，张靖笺”。似郑氏所释与休原本，隋以前本自别行。至《旧唐书经籍志》所载《膏肓》、《废疾》二书，卷数并同，特《墨守》作二卷为稍异。其下并注“郑玄箴”、“郑玄发”、“郑玄释”云云，则已与休书合而为一。迨於宋世，渐以散佚。惟《崇文总目》有《左氏膏肓》九卷。而陈振孙所见本复阙宣、定、哀三公。振孙谓其错误不可读，疑为后人所录，已非《隋、唐志》之旧。其后汉学益微，即振孙所云不全之《左氏膏肓》，亦遂不可复见矣。此本凡《箴膏肓》二十馀条、《起废疾》四十馀条、《发墨守》四条，并从诸书所引掇拾成编，不知出自谁氏。或题为“宋王应麟辑”，亦别无显据。殆因应麟尝辑郑氏《周易注》、《齐鲁韩三家诗考》，而以类推之欤？然《玉海》之末，不附此书，不应其孙不见，而后来反有传本也。今以诸书校勘，惟《诗大明篇疏》所引“宋襄公战泓”一条尚未收入，其馀并已蒐采无遗。虽不出自应麟手，要亦究心古义者之所为矣。谨为掇拾补缀，著之於录。虽视原书不及什之一二，而排比薈萃，略存梗概。为郑氏之学者，或亦有所考焉。

△《春秋释例》十五卷（永乐大典本）

晋杜预撰。预事迹详《晋书》本传。是书以《经》之条贯必出於《传》，《传》之义例归总於“凡”。《左传》称“凡”者五十，其别四十有九，皆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因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