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本传亦不云尝有是书。岂诸家书目或有以攀龙之名同，因而误高为李者，彝尊未及考核，误分为二欤？△《春秋辨义》三十九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卓尔康撰，尔康有《易学》，已著录。是书大旨分为六义：曰《经》义、曰《传》义、曰书义、曰不书义、曰时义、曰地义。持论皆为醇正。其《经》文每条之下，皆杂取旧说排比诠次，而断以己意。每公之末，又各附以《列国本末》一篇，举系於盛衰兴亡之大者，别为类叙，亦颇有体要。中间如甲戌己丑陈侯鲍卒，以为是甲戌年正月己丑，史官偶倒其文。不知古人纪岁，自有阏逢、摄提格等岁阴、岁阳二十二名。其六十甲子，古人但用以纪日，不以纪岁。又如五石、六鹢谓外灾，何以书？为其三恪，且在中国。不知晋之梁山崩，宋卫陈郑灾，岂皆三恪乎？又天王狩于河阳，谓晋欲率诸侯朝王，恐有畔去者，故使人言王狩以邀之。其心甚盛，无可訾议。尤为有意翻新，反於理有碍。此类皆不可为训。然如谓“郑人来渝平”当依左氏训更成，其以为堕成、不果成者，文义皆误；又解“戎伐凡伯于楚丘”，谓一国言伐，一邑亦言伐，一家言伐，一人亦言伐，《公羊》以伐为大，乃不知侵伐之义，强为之辞：则皆明白正大，足破诸说之拘牵。

在明季说《春秋》家，犹为有所阐发焉。

△《读春秋略记》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朱朝瑛撰。朝瑛有《读易略记》，已著录。其学出自黄道周，颇不拘墟於俗见，而持论不必皆醇。是书辑录旧文，补以己意。所采上自啖助、赵匡，下及季本、郝敬，大抵多自出新义，不肯傍三《传》以说经者。朝瑛之所论断，亦皆冥搜别解，不主故常。如谓甫父二字古文通用，为男子之美称，孔父之字嘉，犹唐杜甫之字美。此与程子以大为纪侯之名，援栾大为例者何异？又力斥《汉书五行志》穿凿傅会之非，而於“恒星不见”一条，乃引何休之说以为法度废绝、威信不行之验。与胡安国不谈事应，而星孛北斗大辰仍采董仲舒、刘向义者亦同。

至於论隐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乃三月非二月，“夫人子氏”为隐公之夫人而非仲子，亦未尝不考证分明。大致似叶梦得之《三传谳》，而学不能似其博；似程端学之《三传辨疑》而论亦不至似其迂。其於二书，盖皆伯季之间。

置其偏僻，择其警策，要不失为读书者之说经也。

△《春秋四传质》二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明王介之撰。介之字石崖，衡阳人。是书取三《传》及胡安国《传》异同，断以己意。其“无骇卒”一条云，《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事屡变，文亦屡易。

四《传》各成其说，而断以义，则胡氏精而《公》、《穀》尤正；质以事，则《左氏》有徵为可信也。盖作书大旨如此。其中有本旧说者，如隐公元年辟胡《传》元即仁也之说，本杨时《答胡康侯书》；辟胡《传》建子非春之说，本熊朋来说是也。有据一《传》而去取互异者，如“王正月”为大一统，从《公羊传》，而辟其王谓文王之说是也。有就四《传》互质之者，如文公逆妇姜于齐，四《传》异说，舍《左氏》、《公羊》、胡《传》而从《穀梁》。有专据胡《传》而亦不尽从者，如定公从祀先公，取其昭公始祀於庙之说，而辟其事出阳虎而不可详之说是也。俱颇有所见，不同剿说。至於桓公，“公即位”，《公羊》以为如其意也，介之误作胡《传》，而诋其巧而诬。文公，“公四不视朔”，《左氏》、《公羊》以为疾，《穀梁》以为厌政，胡《传》从《穀梁》，介之误作三《传》皆以为疾，而胡氏辨其无疾。亦未免时有舛误。然明之末造，《经》、《传》俱荒，介之尚能援据古义，纠胡安国之失，亦可谓拔俗千寻矣。

△《左传杜林合注》五十卷（左都御史崔应阶进本）

明王道焜、赵如源同编。案朱彝尊《经义考》，载宋林尧叟《春秋左传句解》四十卷，引郑玥之言曰：“尧叟字唐翁，崇祯中杭州书坊取其书合杜《注》行之。”又载此书五十卷，引陆元辅之言曰“王道焜，杭州人。中天启辛酉乡试，与里人赵如源濬之共辑此书”云云。今书肆所行卷数与彝尊所记合，而削去道焜、如源之名。又首载《凡例》，题为尧叟所述，而中引永乐《春秋大全》，殆足咍噱。盖即以二人编书之《凡例》改题尧叟也。杜预注《左氏》，号为精密。虽隋刘炫已有所规，元赵汸、明邵宝、傅逊、陆粲、国朝顾炎武、惠栋又递有所补正，而宏纲巨目，终越诸家。尧叟之书，徒以笺释文句为事，实非其匹。第古注简奥，或有所不尽详。尧叟补苴其义，使浅显易明，於读者亦不无所益。且不似朱申《句解》，於《传》文横肆刊削。故仍录存之，以备一解。中附陆德明《音义》，当亦道焜等所加。原本所有，今亦并存焉。

卷二十九 经部二十九

○春秋类四△《日讲春秋解义》六十四卷谨案：是书为圣祖仁皇帝经筵旧稿，世宗宪皇帝复加考论，乃编次成帙。说《春秋》者莫夥於两宋。其为进讲而作者，《宋史艺文志》有王葆《春秋讲义》二卷，今已散佚。张九成《横浦集》有《春秋讲义》一卷。《永乐大典》有戴溪《春秋讲义》三卷。大抵皆演绎《经》文，指陈正理，与章句之学迥殊。是非惟崇政迩英、奏御之体裁如是，亦以统驭之柄在慎其赏罚，赏罚之要在当其功罪。

而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者，则莫精於《春秋》。圣人笔削之旨，实在於是也。

故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公扈子曰：“有国者不可以不学《春秋》，《春秋》国之鉴也。”董仲舒推演《公羊》之旨得二百三十二条，作《春秋决事》十六篇，其义盖有所受矣。是编因宋儒进御旧体，以阐发微言。每条先列《左氏》之事迹，而不取其浮夸。次明《公》、《穀》之义例，而不取其穿凿。反覆演绎，大旨归本於王道，允足明圣经之书法，而探帝学之本原。圣祖仁皇帝、世宗宪皇帝圣圣相承，郑重分明，以成此一编，岂非以经世之枢要，具在斯乎？△《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三十八卷康熙三十八年奉敕撰。初，胡安国作《春秋传》，张栻已颇有异议。朱子编《南轩集》，存而不删，盖亦以栻说为然。至元延祐中复科举法，始以安国之《传》悬为功令，而有明一代因之。故元吴澄作俞皋《春秋集传序》，称兼列胡氏以从时尚。明冯梦龙作《春秋大全凡例》，称“诸儒议论尽有胜胡《传》者，然业以胡《传》为宗，自难并收以乱耳目”，岂非限於科律，明知其误而从之欤？钦惟圣祖仁皇帝道契天经，心符圣义，於尼山笔削，洞鉴精微。虽俯念士子久诵胡《传》，难以骤更，仍缀於三《传》之末，而指授儒臣详为考证。凡其中有乖《经》义者，一一驳正，多所刊除。至於先儒旧说，世以不合胡《传》摈弃弗习者，亦一一采录表章，阐明古学。盖以圣人之德，居天子之位，故能荡湔门户，辨别是非，挽数百年积重之势而反之於正也。自时厥后，能不为胡《传》所锢者，如徐庭垣之《春秋管窥》、焦袁熹之《春秋阙如编》，响然并作，不可殚数。衮钺之义，遂皦若三光。维风维草之效，诚有自来矣。臣等缮校之馀，为《春秋》幸，并为天下万世读《春秋》者幸也。

△《御纂春秋直解》十五卷乾隆二十三年奉敕撰。以十二公为十二卷，庄公、僖公、襄公篇页稍繁，各析一子卷，实十五卷。大旨在发明尼山本义而铲除种种迂曲之说，故赐名曰《直解》，冠以御制序文，揭胡安国《传》之傅会臆断，以明诰天下，与《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宗旨同符。考班彪之论《春秋》曰：“平易正直，《春秋》之义也。”

王充之论《春秋》曰：“公羊、穀梁之《传》，日月不具，辄为意使。平常之事有怪异之说，径直之文有曲折之义，非孔子之心。”苏轼之论《春秋》曰：“《春秋》，儒者本务。然此书有妙用，儒者罕能领会，多求之绳约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细缴绕，竟亦何用？”朱子之论《春秋》亦曰：“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而善恶自见。”又曰：“《春秋》传例多不可信，圣人纪事，安有许多义例？”然则圣《经》之法戒，本共闻共见；圣人之劝惩，亦易知易从。自啖助、赵匡倡为废《传》解《经》之说，使人人各以臆见私相揣度，务为新奇以相胜，而《春秋》以荒。自孙复倡为有贬无褒之说，说《春秋》者必事事求其所以贬，求其所以贬而不得，则锻炼周内以成其罪，而《春秋》益荒。俞汝言《春秋平义序》谓传经之失不在於浅而在於深，《春秋》尤甚。可谓片言居要矣。是编恭承训示，务斟酌情理之平，以求圣《经》之微意。凡诸家所说穿凿破碎者悉斥不采，而笔削大义愈以炳然。学者恭读御纂《春秋传说汇纂》以辨订其是非，复恭读是编以融会其精要，《春秋》之学已更无馀蕴矣。

△《左传杜解补正》三卷（通行本）

国朝顾炎武撰。炎武一名绛，字宁人，昆山人。博极群书，精於考证，国初称学有根柢者以炎武为最。李光地尝为作《小传》，今载《榕村集》中。是书以杜预《左传集解》时有阙失，贾逵、服虔之《注》、乐逊之《春秋序义》今又不传，於是博稽载籍，作为此书。至邵宝《左觿》等书，苟有合者，亦皆采辑。若“室如悬罄”，取诸《国语》。“肉谓之羹”，取诸《尔雅》。车之有辅，取诸《吕览》。田禄其子，取诸《楚辞》。千亩原之在晋州，取诸郑康成。祏为庙主，取诸《说文》。石四为鼓，取诸王肃《家语注》。祝其之为莱芜，取诸《水经注》。

凡此之类，皆有根据。其他推求文义，研究诂训，亦多得《左氏》之意。昔隋刘炫作《杜解规过》，其书不传，惟散见孔颖达《正义》中。然孔《疏》之例，务主一家，故凡炫所规，皆遭排斥。一字一句，无不刘曲而杜直，未协至公。炎武甚重杜《解》，而又能弥缝其阙失，可谓扫除门户，能持是非之平矣。近时惠栋作《左传补注》，纠正此书“尨凉”一条、“大司马固”一条、“文马百驷”一条、“使封人虑事”一条、“遇《艮》之八”一条、“豆区釜锺”一条。然其中文马之说，究以炎武为是。栋又摘其引古《春秋》左氏说但举《汉书五行志》之名，又摘其“礼为邻国阙”一条用服虔之说而不著所自。案徵引佚书，当以所载之书为据。栋引《世本》不标《史记注》，引京相璠《土地名》不标《水经注》，正体例之《疏》，未可反讥炎武。至服虔一条，当由偶忘出典。栋注昭公二十九年“赋晋国一鼓铁”，证以王肃《家语注》，亦明冯时可之说未标时可之名也。

是固不以掠美论矣。

△《春秋稗疏》二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录。是编论《春秋》书法及仪象典制之类仅十之一，而考证地理者居十之九。其论书法，谓《闵公元年》书季子、仲孙高子皆不名，乃闵公幼弱，听国人之所为，故从国人之尊称。然考襄公之立实止四岁，昭公之出亦非一年，均未闻以君不与政书事或有变文，何独闵公见存，反从国人立议。其论《春秋》书戎皆指徐戎，斥杜预陈留济阳东有戎城之非。且谓曹卫之间不应有戎，证以《费誓》，似乎近理。然周之戎如今土司参错於郡县。

观追戎济西，则去曹近而去徐远。至於凡伯聘鲁归周而戎伐之于楚丘，则凡伯不涉徐方，徐戎亦断难越国，安得谓曹卫之间戎不杂居。如此之类，固未免失之臆断。至以鸲鹆为寒号虫，反斥《埤雅》之讹，以延厩为延袤其厩，亦为穿凿。杜注陉亭在召陵南，不云即在召陵，乃删除南字而驳之，尤为文致其失。然如莒人入向之向，谓当从杜预在龙亢，而驳《水经注》所引阚骃之说误以邑名为国名，足以申杜《注》之义。辨杞之东迁在春秋以前；辨杀州吁于濮非陈地；辨洮为曹地非鲁地，音推小反，不音他刀反；辨贯字非贳字之误；辨厉即赖国，非随县之厉乡；辨践土非郑地；辨翟泉周时不在王城之内；辨莒鲁之间有二郓；辨仲遂所卒之垂非齐地；辨次鄫之鄫非鄫国，亦非郑地；辨春秋之祝其非汉之祝其：皆足以纠杜《注》之失。据《后汉郡国志》谓郎在高平，据《括地志》谓胡在郾城，据《汉书地理志》谓重邱在平原，据应劭《汉书注》谓阳在都阳，皆足以补杜《注》之阙。至于谓子纠为齐襄公之子（案刘瑾《诗集传通释》，解《何彼秾矣篇》亦以桓公为襄公子。然瑾由误记，与夫之有所考辨者不同），谓鲁襄公时频月日食由于误视晕珥，亦足以备一解。在近代说经之家，尚颇有根柢。其书向未刊行，故子纠之说，近时梁锡玙据为新义；翚不书族、定姒非谥之说，近时叶酉亦据为新义：殆皆未见其书也。

△《春秋平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俞汝言撰。汝言字石吉，秀水人。前明诸生。是书多引旧文，自立论者无几。然自宋孙复以来，说《春秋》者务以攻击三《传》相高，求驾乎先儒之上，而穿凿烦碎之弊日生。自元延祐以后，说《春秋》者务以尊崇胡《传》为主，求利於科举之途，而牵就附合之弊亦遂日甚。明张岐然尝作《五传平文》以纠其谬，而去取尚未能皆允。汝言此书，亦与岐然同意，而简汰精审，多得《经》意，正不以多生新解为长。前有《自序》，谓传经之失不在於浅而在於深，《春秋》为甚。可谓片言居要矣。此本为汝言手稿，其中涂乙补缀，朱墨纵横，其用心勤笃，至今犹可想见也。朱彝尊《经义考》载缪泳之言，称汝言研精经史，尤熟於明代典故，尝撰有《宰相列卿年表》，其诗、古文曰《渐川集》。今皆未见。盖亦好学深思之士，所由与枵腹高谈者异欤？△《春秋四传纠正》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俞汝言撰。康熙丙辰，汝言《春秋平义》始脱稿。是岁之夏，复续作此书，以综括大旨。相传其晚年失明，口授而成之者也。书中摘列《春秋》三《传》及胡安国《传》之失，随事辨正，区为六类：一曰尊圣而忘其僣，计八条。二曰执理而近于迂，计十五条。三曰尚异而邻于凿，计二十三条。四曰臆测而近于诬，计四十三条。五曰称美而失实情，计八条。六曰摘瑕而伤锲刻，计六条。末附《春王正月辨》一篇，申左氏、公羊、孔安国、郑玄之说，明周正改时改月，《春秋》正朔皆从周。其中如华督夺孔父之妻，齐桓因蔡姬而侵蔡，史家简策相传，必有所据。即就《传》文而论，亦无以断其必不然。汝言皆以为臆测近诬，转未免自蹈臆测。又《公羊》褒齐襄之复仇，固为谬戾。然纪侯谮齐哀公于周，至于见烹，则实有其事。汝言乃谓语言之故不足为仇，亦不甚可解。至《春王正月辨》中谓《左传》“王周正月”句“王周”二字犹汉称皇汉、宋称皇宋之义，则不知正月、正岁并见《周礼》，兼用夏正，实亦王制。故特言王周正月，明非夏时。无庸牵引汉宋，横生曲说。又一行、卫朴推验《春秋》日食，皆合于建寅一条。汝言无以难之，遂泛谓不足深据。不知日月交食，推朔望不推时令。建子建寅，食限无殊。一语可明，亦不必颟顸其说。如斯之类，虽或间有小疵，然六类之中，大抵皆立义正大，持论简明。一卷之书，篇帙无几，而言言皆治《春秋》者之药石，亦可谓深得《经》意者矣。

△《读左日钞》十二卷、补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鹤龄撰。鹤龄有《尚书埤传》，已著录。是书采诸家之说，以补正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之阙讹。於赵汸、陆粲、傅逊、邵宝、王樵五家之书所取为多。大抵集旧解者十之七，出己意者十之三，故以“钞”名。所补二卷，多用顾炎武说。炎武《杜解补正》三卷，具有完帙，此所采未及什一。其《凡例》称庚申之秋，炎武自华阴寄《左传注》数十则，盖是时《杜解补正》尚未成也。鹤龄斥林尧叟《音义》之陋，所取仅三四条，持论极允。至孔颖达《正义》，家弦户诵，久列学官，断无读《注》而不见《疏》者，乃连篇采掇，殊属赘疣。至《襄九年传》“闰月”当作“门五日”，本为杜《注》，乃引以补杜，尤为床上床矣。他如於《定公八年传》，谓公山不狃之意在於张公室，阳虎之意不在公室，但欲假公室以制三桓为利而已；《定公十二年传》，则云“公山不狃、叔孙辄之徒据费以畔，说者谓叛季非叛鲁，其说非也。彼稔见三家不臣之迹，尤而效之，藉口於张公室耳”云云。是一事而臧否顿殊。又如《庄公二十二年传》，引《史记正义》以未羊巽女为姜姓之训；於《昭九年传》，又续引汪琬之说驳张守节失《左氏》之指。是一义而去取迥异。皆未免於小疵。然其中如引斗辛以驳伍员之复雠，天经地义，为千古儒者所未发。引《定公五年》、《文公十七年》二《传》，证公壻池非晋侯之壻；引《檀弓》越人吊卫将军文子事，证秦人归僖公成风之襚；引《汉书王嘉传》，证“屈荡尸之”当作“户之”之类：亦具有考证。

虽瑕瑜并陈，不及顾炎武、惠栋诸家之密，而薈稡众长，断以新义，於读《左传》者要亦不为无补焉。

△《左传事纬》十二卷、《附录》八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马骕撰。骕字骢御，又字宛斯，邹平人。顺治己亥进士，官淮安府推官，终於灵璧县知县。是书取《左传》事类，分为百有八篇，篇加论断。首载晋杜预、唐孔颖达《序论》及自作《丘明小传》一卷、《辨例》三卷、《图表》一卷、《览左随笔》一卷、《名氏谱》一卷、《左传字奇》一卷，合《事纬》为二十卷。

内《地舆》有说无图，盖未成也。王士祯《池北偶谈》称其博雅嗜古，尤精《春秋》左氏学，载所著诸书与此本并同，惟无《字奇》及《事纬》，岂士祯偶未见欤？三《传》之中，左氏亲观国史，事迹为真，而褒贬则多参俗议。公羊、穀梁二家得自传闻，记载颇谬，而义例则多有师承。《朱子语录》谓左氏史学，事详而理差；公、穀经学，理精而事谬。盖笃论也。骕作是书，必谓《左氏》义例在《公》、《穀》之上，是亦偏好之言。然骕於《左氏》实能融会贯通，故所论具有条理，其图表亦皆考证精详。可以知专门之学与涉猎者相去远矣。

△《春秋毛氏传》三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自昔说《春秋》者但明义例，至宋张大亨始分五礼，而元吴澄因之，然粗具梗概而已。奇龄是书，分改元、即位、生子、立君、朝聘、盟会、侵伐、迁灭、昏觌、享唁、丧期、祭祀、蒐狩、兴作、甲兵、田赋、丰凶、灾祥、出国、入国、盗杀、刑戮，凡二十二门。又总该以四例：曰礼例，曰事例，曰文例，曰义例。然门例虽分，而卷之先后，依《经》为次，无割裂分隶之嫌，较他家体例为善。其说以《左传》为主，间及他家，而最攻击者莫若胡安国《传》。其论安国开卷说春王正月已辞穷理屈，可谓确论。然《左传》“元年春王周正月”之文，本以《周礼》正岁正月兼用夏正，夏正亦属王制。故变文称“王周正月”，以为建子之明文。而奇龄乃读“春王”为一句，“周正月”为一句，谓王字乃木王於春之王，而非天王之王。其为乖谬，殆更甚於安国。又如郑康成《中庸注》：“策，简也。”蔡邕《独断》亦曰：“策者，简也。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春秋正义》曰：“‘大事书於策者’，《经》之所书也；‘小事书於简者’，《传》之所载也。”又曰：“大事后虽在策，其初亦记於简。”据此，则《经》、《传》简策，并无定名。故崔杼之事称南史氏执简，而华督之事称名在诸侯之策，其文互见。奇龄乃以简书、策书为《经》、《传》之分，亦为武断。然其书一反胡《传》之深文而衡以事理，多不失平允之意。其义例皆有徵据，而典礼尤所该洽。自吴澄《纂言》以后，说《春秋》者罕有伦比，非其说《诗》、说《书》好逞臆见者比。至於喧呼叫呶，则其结习所成，千篇一律，置之不议不论可矣。

△《春秋简书刊误》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是书刊正三《传》、《经》文之误。其以《简书》为名者，盖仍执其《传》据策书、《经》据简书之说也。大旨以《左传》为主，而附载《公》、《穀》之异文，辨证其谬。因胡安国《传》多从《穀梁》，并安国亦排斥之。其舍《左氏》而从《公羊》者，惟襄公十四年“卫侯衎出奔齐”一条耳。

考《左传》虽晚出，而其文实竹帛相传。《公》、《穀》虽先立於学官，而其初皆经师口授，或记忆之失真，或方音之递转，势所必然，不足为怪。奇龄所考正者，如会袲不当有齐侯；单伯送王姬，不应作逆；齐人来归卫俘，据《书序》知俘即是宝，非《经》、《传》有异；公伐齐纳子纠，不应无子字；齐人歼于遂，不应作瀐；曹羁出奔陈，赤归于曹，与郑忽出奔卫、突归于郑同例；会洮，不应有郑世子华；栾书救郑，不应作侵郑；召公来锡公命，不应作赐命；襄公五年救陈，不应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会虢之卫齐恶不应作石恶；齐栾施不应作晋栾施；叔孙婼不应名舍；公会齐侯盟于黄，不应作晋侯；卫赵阳不应作晋赵阳：皆极精核。至於《经》书“冬，宋人取长葛”，《传》乃作“秋”，但知《经》、《传》不符，而不知宋以先王之后用商正，取以建酉之月。则此冬而彼犹秋，实与晋用夏正，《经》、《传》皆差两月一例。又“卫师入郕”，《公羊》“郕”作“盛”，遂诋其宋将作送，卫将作彗，不知《穆天子传》所载盛姬即郕国之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