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全文

留，不贤者亦留，贤者耻而不乐为用。』上曰：『何如得民一归厚？』岩叟曰：『示以厚则民归厚，示之一则民归一，顾在上者何如耳。』又奏：『圣人不以无过为美，而以改过为美，不以无谏为美，而以从谏为美。」又奏：『两宫垂帘，杜绝内降。』太皇太后曰：『这个则极是，决然不到得，不消忧也。』刘挚言：『保甲罢团教，臣窃有私忧过计者。夫乡野之民，其性易于转习。今之保甲，衣必华细，食必酒肉，固已变其向者布麻粗粝之习矣。群众而笑喧，奋臂而矜勇，固已移其向者椎鲁劳苦之习矣。臣愚以为宜有法以敛制之，若保甲之技艺强弱高下，州县皆有等籍。今按取优等之人，取其情愿，刺以为本州禁军，自余中下艺等亦召愿充公人者，依近制募以为弓手、手力、耆户长之役。』苏辙言：『愿于元丰库或内藏库乞钱三十万贯，上以为先帝收恩于既往，下以为社稷消患于未萌。河北之民喜为剿劫，近岁创为保甲，驱之使离南亩，教之使习凶器，今虽已罢，而弓刀之手不可以复锄，酒肉之口不可以复茹蔬。既无所归，势必为盗。故臣愿乞三十万贯为招军例物，选文武臣僚有才干者各一二人分往河北诸路，于保甲中招其强勇精悍者为禁军，随其人才，以定军分。』刘挚言：『知枢密院章惇素无才行。近者差役乃是三省、枢密院同共进呈，惇果有所见，当于是时敷陈讲画。今待敕命宣布，方始退而横议。惇非不知此法之是与非也，盖宁负朝廷而不忍负安石，欲存面目以见安石而已。』甲辰，刘挚言：『臣伏见户部尚书曾布在熙宁初，王安石托以腹心，故其政皆出于布之谋，其法皆造于布之手。臣时为御史，曾以此告之于先皇帝曰：「大臣误朝廷，而大臣所用者误大臣。」盖指布辈也。』朱光庭奏：『今日庙堂之上，司马光未出，只有吕公著一人忠朴可倚，其余皆奸邪。伏望圣慈早进范纯仁，庶得贤者在位。同心一德，以辅圣政。』程颐为校书郎。先是，王岩叟言：『西京国子监教授程頤学极圣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纯粹。早与其兄顥俱以德名显于时。陛下方欲用颢而颢卒，陛下复起颐而用之，四方俊乂莫不翘首乡风，以观朝廷所以待之者如何，处之者当否。臣愿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礼，择所以处之之方，而使高贤得为陛下尽其用，则所得不独颐一人而已，四海潜光隐德之士，皆将相招而为朝廷出矣。』诏英州编管人郑侠特放逐便，仍除落罪名，尚书吏部先决注旧官与合入差遣，从监察御史孙升、左司谏苏辙所奏也。辛亥，诏正议大夫、知枢密院事章惇宜解机务，可守本官知汝州，与放谢。其制辞曰：『鞅鞅非少主之臣，硁硁无大臣之节。』言者既数劾惇，惇居位如故。及惇与同列于帘前争论喧悖，有『它日安能奉陪吃剑』之语，太皇太后怒其无礼，乃黜之。王岩叟尝入对言：『治天下之道无他事，只在合人心而已。』上曰：『会得。』岩叟曰：『既荷陛下听纳，臣等不敢不极尽忠虑，惟在陛下久而不厌，常赐收采。』上曰：『甚善。』乙卯，同知枢密院事安焘知枢密院，试吏部尚书兼侍讲范纯仁同知枢密院。权给事中王岩叟言：『伏睹画黄，除同知枢密院安焘知枢密院，试吏部尚书范纯仁同知枢密院者。臣谨按：焘资材阘茸，器识暗昧，立朝以来，无一长为人所称。焘之不才，旧位且非所据，况可冠洪枢，颛兵柄？所有画黄谨缴连封进。其范纯仁除命，伏乞分为别敕行下。』岩叟又言：『臣两次论驳除安焘，窃闻已有指挥，门下省更不送给事中书读，令疾速施行。臣位可夺也，而守官之志不可夺也；身可忘也，而爱君之心不可忘也。陛下既重改成命，必欲施行，则愿指挥别差官权给事中，以全孤臣之守。』苏辙言：『安焘自同知枢密院除知院，度越四人，直出其上。不知陛下何以取之而遽至此？』孙觉言：『安焘材能不为士大夫所称，臣以为岩叟封还，稍为举职。』刘挚奏：『焘备位执政以来，未闻有一善见称于人，亦不闻有一言少补于国。』又同孙升奏：『伏闻除安焘事，因给事中两次封驳，特降指挥，更不送本官书读，直下吏部施行。朝廷命令之出，必由门下书读省审而后行，所以审重防察，示至公于天下也。今陛下除一大臣，因其封驳不当，遂废给事中职业不合书读，则是命大臣而以私矣。私门一开，将何以振肃公道，维持纪纲乎？』丙辰，左司谏王岩叟、右正言朱光庭进对，太皇太后曰：『知卿等公正，朝廷有阙失，一一言来，但安心言事。太皇太后垂帘，官家又年小，不比神宗时。若非台谏公正忠孝及执政得人，一耳目何由得尽天下事？卿驳安焘甚当，但以顾托，不欲尽去。』又曰：『神宗时，执政若一一进言，安得有今日天下许多事？』又曰：『知人为难，尧舜犹病之。』又曰：『民间已苏息未？爱民当如赤子。』丁巳，安焘辞免新命，不允，敕黄付岩叟书读，岩叟又封还。诏：『应内外见监理市易官钱，许以纳过息罚钱充折。如已纳及官本，即便与放免。并坊场净利钱亦依此。或正身并保人孤贫者，权住催理，及今日已前积欠免役钱与减放一半，余分限三年，随夏税带纳。』殿中侍御史吕陶言：『君子小人之分辨则王道有成，邪正杂处于朝则政体不能纯一。太皇太后保佑圣嗣，安养生民，召用一二旧老，与之裁正法度，缉正纪纲，然大臣之异议者，则不能尽诚竭力，以称太皇太后之意。推原其情，盖有三说，一曰先帝之法岂可遽改；二曰国家用度至广，非取于民何以足；三曰司马光老且病，将不能终其事。当熙宁、元丰之际，小人之党棋布于天下，争利者争敛财，急功者争用兵，结民怨，起边祸，皆非先帝之本意，乃大臣无所补报而有以成之。』

三月己未，左司谏王岩叟言：『陛下用范纯仁虽骤，何故无一人有言？盖赏贤也。一进安焘，则谏官御史交章论奏，盖非公望所与也。今进一非才于极高之位，轻朝廷名器，一当论也；告命不由门下书读而行之，损朝廷纪纲，二当论也。』庚申，刘挚言：『安焘、范纯仁告命不由给事中，直付所司，陛下何故自隳典宪？』庚申，详定役法所言：『乞下堵路，除衙前外，诸色役人只依见用人数定，差官户、僧道寺观、单丁女户出钱助役指挥勿行。』从之。司马光言：『伏睹朝廷改科场制度，凡取士之道，当以德行为先，文学为后。就文学之中，又当以经术为先，辞采为后。今国家大议科场之法，莫若依先朝成法，合明经、进士为一科，立《周易》、《尚气》、《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孝经》、《论语》为九经。令天下学官依注疏讲说，学者博观诸家，自择短长，各从所好。《春秋》止用左氏传，其《公羊》、《谷粱》、陆淳等说并为诸家；《孟子》止为诸子，更不试大义：应举者听自占习三经以上，多少随意，皆须习《孝经》、《论语》。』光以奏蒿示范纯仁，纯仁答光曰：『《孟子》恐不可轻，犹黜六经之《春秋》。纯仁更有一说：朝廷欲求众人之长而元宰先之，似非《明夷》莅众之议。不若清心以俟众论，可者从之，不可更俟众贤议之，如此则逸而易成，有害亦可改，而责议者少矣。[2]光欣纳之。戊辰，苏辙言：『陛下用司马光为相，虽应务之才有所不周，而清德雅望，贤愚同敬。至于韩缜，以屠沽之行使与光同列，以臣度之，不过一年，缜之邪计必行，邪党必胜，光不获罪而去，则必引疾而避矣。去岁辽使入朝，见缜在位，使副相顾，反唇微笑。缜无状，举祖宗七百里之地无故与之。北辽地界之谋出于耶律用正，今以为相。辽以辟国七百里而相用正，而朝廷以蹙国七百里而相填，臣愚所未喻也。』庚午，吏部侍郎李常为户部尚书。常文士，少吏干。或疑其不胜任，以问司马光，光曰：『使此人掌邦计，则天下知朝廷非急于征利，贪吏望风，揞刻之患，庶几少患。』中书舍人胡宗愈为给事中，起居舍人苏轼免试为中书舍人[3]。军器监丞王得君添差监亳州永城县仓。先是，得君上书言：『应臣僚上章与议改法，但许建明事情，不得妄有指斥。』内出手诏曰：『予方开广言路，得君意欲杜塞人言。无状若此，可罢职，与外任监当。』司马光言：『今计论经史，上自伏羲，下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略序大要，合为二十卷，名曰《稽古录》。伏望看详，送秘书省正字范祖禹筹令缮写上进，候读祖宗宝训了日，乞取此书进读。』从之。

三月壬申，诏安焘坚辞知枢密院事，特依所乞，依旧同知枢密院事。刘挚、吕陶进对，太皇太后宣谕曰：『近除胡宗愈、苏轼如何？』挚等对：『甚合公议。』又曰：『尽是此中自除，兼苏轼天下知其有文，多年淹滞。』又曰：『每执政来，常说与凡差除须是公正，外人自无言语。』礼部尚书韩忠彦等言：『今参详如有祥瑞边捷，宰臣已下紫宸殿怀贺。』诏刘挚、王觌、刑部郎中杜纮将《元丰敕令格式》重行刊修。先是，挚言：『法者，天下之大命也。先王削法，其意使人易避而难犯，放至筒至直而足以尽天下之理。后世制法，惟恐有罪者之或尖也，故多张纲目，而民于是无所措其手足矣。世轻世重，惟圣为能变通之。』己卯，司马光言：『圣旨问臣程颐上殿当除以何官职，臣窃惟崇政殿说书足为超擢。』辛巳，程颐为通直郎、崇政殿说书，颐进札子三封，一曰：『皇帝辅养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贤士大夫之时多，亲寺人宫女之时少，则自然气质变化，德器成就。乞朝廷遴选贤德之士以待劝讲，讲读既罢，常留二人直日，夜则一人直宿，以备访问。』其二曰：『三代必有师傅之官，师道之教训，傅傅其德义，保保其身体。臣以为，傅德义者，在乎防见闻之非，节嗜好之过；保身体者，在乎适起居之宜，存畏谨之心。只应宫人内臣并选年四十五以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须质朴，择内臣十人充经筵衹应，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动息必使经筵官知之。』其三曰：『窃见经筵臣僚，侍者坐而讲者独立，于礼为悖。欲乞今后特令坐讲，以养主上尊儒重道之心。臣以为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由此言之，安得不以为重？』刘挚言：『布衣程頤之逊避不已，而陛下恩命每有加焉。孔子曰：「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今有誉而不试，每辞而加进，臣于是知颐之不敢受也。若颐者，特以迁阔之学邀君索价而已。乞止授以初命之官，既使得以禄养其亲，又使受之有义。廉耻不立于天下也久矣，今幸有一人焉，若授受不当于义，则使天下靡然，益不以廉隅为事，岂不重哉?』颐卒留经筵，挚所言不用。颐每以师道自居，其侍讲色甚庄，言多讽谏。颐闻帝宫中盥而避蚁，因讲毕，请曰：『推此心以及四诲，帝王之要道也。』帝称善。孙觉言：『韩缜不可用为相，臣所闻所见者凡十有二，实封而上进者八九，登殿而口陈者再，而臣所言犹未效。』王岩叟又言：『韩缜无天下之望。』

夏四月己丑，右仆射韩缜为光禄大夫、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内批：『缜自以为不才，恐妨贤路，故乞出。视矜功要名而去者，缜得进退之体，故有迁官之异。宜于制词中声说此意。』矜功要名，盖指蔡确、章惇也。诏赐守太师致仕文彦博肩舆赴阙，令河南津置行李。先是，司马光除左仆射，固辞以疾，乞召用彦博。及将罢韩缜，太皇太后以御札付光，欲除彦博太师兼侍中，行右仆射事。光奏：『彦博官为太师，年八十一。臣比彦博，乃是后进，而位居其上，非所以正大伦也。』不听。王岩叟奏乞罢三舍法。苏辙言：『礼部欲复诗赋，司马光乞以九经取士，二议并未施行。欲乞先降指挥，明言来年科场一切如旧，但所对经义兼取注疏及诸家议论，不专用王氏之学。仍罢律义。然后徐议，未为晚也。』从之。御史上官均言：『请令学者各占三经，杂以《论语》、《孟子》，不必专用新义。试策以二，一问历代，一访时务。』后诗赋与经义讫参用云。司马光乞令提点刑狱司指挥逐县令佐专一体量乡村人户有阙食者，一面申知上司及本州，更不候回报，即将本县义仓及常平仓米谷直行赈济，将来夏秋成熟，令随税送纳：一斗只纳一斗，更无利息。逐县令佐有能用心存恤并不流移者，优与酬奖。其全不用心赈贷，致户口多有流移者，取勘闻奏。三省进呈，依奏。癸巳，荆国公王安石卒。司马光手书与吕公著曰：『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覆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特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扆前力主张更，全仗晦叔也。』三省言：『尚书六曹职事闲剧不等，今欲减定：以主客兼膳部，职方兼库部，都官兼司门，屯田兼虞部，定为三十五员。』从之。

五月丁巳朔[4]，吕公著依前官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先是，执政官每三五日一聚都堂，故为长者得以专决，同列难尽争也。光尝恳确欲数会议，庶各尽所见，而确终不许。公著既秉政，乃日聚都堂，遂为故事。河东节度使、守太师、开府仪同三司致仕文彦博特授太师、平章军国重事，诏令一月两赴经筵，六日一入朝，因至都堂，与执政商量事。如遇有军国机要事，即不限吋日，并令入预参决。韩维守门下侍郎。苏辙言：『国朝旧典，冬至圜丘，必兼享天地，从祀百神。自后或用郑氏说，独祀五天帝，或用王氏说，独祀昊天上帝。虽于古学各有援据，而考之国朝之旧，则为失当。』诏礼官今秋明堂用皇祐明堂典礼。丁卯，刘挚言：『学校之制，主于教育人材，非行法之地也。欲望罢不许相见之禁，教诲请益，听其在学往还。』戊辰，诏孙觉、顾临、程颐同国子监长贰看详修立国子监太学条制。乙亥，右司谏苏辙言[5]：『吕惠卿怀张汤之辩诈，兼卢杞之奸凶。王安石初任执政，用为心腹。及其权位既均，势力相轧，反眼相噬，化为雠敌。始安石罢相，以执政荐惠卿。既已得位，恐安石复用，遂起王安国、李士宁之狱以扼其归，安石觉之，被召即起，迭相攻击，期致死地，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与安石出肺肝，托妻子，平居相结，惟恐不深。一日一争利，遂相抉擿，不遗余力，此犬彘之所不为，而惠卿为之。乞陛下断自圣意，略正典刑，纵未以污斧锧，犹当追削官职。投畀四裔，以御魑魅。』先是，刘挚言：『王安石以道义文学起而辅政，先帝举天下听之。吕诲独以为不然，曰：「安石居庙堂，天下必无安静之理。」又曰：「误天下苍生必此人。」诲坐是贬官于外，后安石变乱祖宗法度。天下被其患者十七八年，皆如诲言。欲望哀其志节，特赐褒赠。』吕大防、范纯仁言：『吕晦忠于先朝，极陈谠论，致忤时宰，谴死外藩。今其家贫甚，诸子仕于常调。』诏诲特赠通议大夫，男由庚与堂除合入差遣。

六月，刘挚言：『吕惠卿公违诏敕，擅出师旅，其罪不可以不治。』王岩叟言：『陛下登极赦书，不得侵扰外界。吕惠卿两次擅发兵入西界，不可不诛也。』苏辙言：『中外士大夫见惠卿独得不诛，皆谓朝廷用法不平，掇拾蜂螘，脱遗鲸鲵。』诏自今科场程试毋得引用《字说》，从林旦言也。吕惠卿落职，降为中散大夫、光禄卿、分司南京，苏州居住。韩川言：『市易之设，虽曰平均物直，不免货交以取利。又所收不补所费。请结绝见在物货，尽日更不收买。』从之。王觌言：『先帝令常平钱斛存留一半，遇斛米价贵，减市价出粜，收成时，添市价收籴，诚务在于平谷价。郡县之吏妄意朝廷之法，惟急于为利，故于青苗新令则竟务力行，于粜籴旧条则仅同虚设。伏望朝廷罢散青苗钱，行旧常平仓法，以成先帝之素志。』丙午，王岩叟、朱光庭、苏辙、王觌等言：『吕惠卿罪恶，责授分司南京。窃以执鲸鲵于漏网，稍正邦刑；蓄虎豹于近郊，终贻后患。臣等岂不知降四官、落一职为分司官，在于常人不为轻典乎？盖以尧之四凶、鲁之少正卯既非常人，不当复用常法治也。』戊申，吏部尚书孙永等议：『神宗辅相之臣，有若文忠、富弼，秉心直亮，操术闳远。历事三世，计安宗社。以配享神宗皇帝庙廷，实为宜称。』诏从之。初议或欲以王安石，或欲以吴充。太常少卿鲜于侁曰：『勋德第一，惟富弼耳。』辛亥，吕惠卿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佥书公事。从谏官王岩叟等四人所奏也。苏轼草制词曰：『凶人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异论。稍正滔天之罪，永为垂世之规。吕惠卿以斗筲之才，挟穿窬之智，谄事宰辅，同升庙堂。乐祸而贪功，好兵而喜杀。以聚敛为仁义，以法律为《诗》《书》。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手实之祸，下及鸡豚，苟可蠹国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称首。先皇帝求贤若不及，从善如转圜。始以帝尧之心姑试伯鲧，终焉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发其宿奸，谪之辅郡，尚疑改过，稍畀重权。复陈罔上之言，继有砀山之贬，反覆教戒，恶心不悛，躁轻矫诬，德音犹在。始与知已共为欺君，喜则磨足以相欢，怒则反目以相噬，连起大狱，发其私书，党与交攻，几半天下，奸贼狼籍，横被江东。至其复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变乱旧章，力引狂生之谋，驯致永乐之祸。兴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践祚之初，首发安边之诏，假我号令，成汝诈谋。不图涣汗之交，止为疑贼之具。迷国不道，从古罕闻。尚宽两观之诛，薄示三危之窜。国有常典，朕不敢私。』甲寅，诏曰：『先帝讲求法度，爱物仁民，而缙绅之间不能推原本意，或妄生边事，或连起犴狱，久乃知弊，此群宵所以未息，朝廷所以惩革也。敕正风俗，修振纪纲，盖不得已。况罪显者已正，恶钜者巳斥，则宜荡涤隐疵，阔略细故。应今日以前有涉此事状者，一切不问，言者勿复弹劾，有司毋得施行，各俾自新，同归美俗。』始邓绾责滁州，言者未已，太皇太后因欲下诏慰存反侧，吕公著以为当然，遂从之。或谓公著曰：『今除恶不尽，将贻患它日。』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网漏吞舟。且人才实难，宜使自新，岂宜使自弃耶？』乙卯，祟政殿说书程颐上疏曰：『臣以为今日至大至急、为宗社生灵长久之计，惟是辅养上德而已。周公作立政之书，举常伯至于缀衣，虎贲以为知恤，兹者鲜一篇之中，丁宁重复，惟在此一事而已。《书》又曰：「仆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又曰：「侍御仆从，罔匪正人。」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离正人也。盏所以涵养气质，薰陶德性，故能习与智长，化与心成。古之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学之法，以豫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以格言至论日陈于前，虽未晓知，且当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习，若固有之，虽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为之不豫，及乎稍长，思虑偏好生于内，众言辩口铄于外，欲其纯全，不可得也。今讲读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职，独臣不领别官，近差修国子监太学条制，是一兼也。乃无一人专职辅导者，执政之意可见也。盖惜人材，不欲使之闲尔。又以为虽兼他职，不妨讲读，此尤不思之甚也。今夫钟，怒而击之则武，悲而击之则哀，诚意之感然也。告于人亦如是。古人所以斋戒而告君者，何谓也？臣前后两得进讲，未尝敢不宿斋，豫戒潜思存诚，觊感动于上心。若使营于职事，纷纷其思虑，待至上前然后善其辞说，徒以颊舌感人，不亦浅乎？此理非知学者不能晓也。今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罢，且乞免臣修国子监条例，俾臣夙夜精思竭诚，专在辅道。陛下擢臣于草野之中，盖以其读圣人书，闻圣人道，臣敢不以其学上报圣明？窃以圣人之学不传久矣，臣幸得之于遗经，不自度量，以身任道。不虞天幸之至，得备讲说于人主之侧，诚使得以圣人之学上沃圣听，则圣人之道有可行之望，岂特臣之幸哉？』

《讲义》曰：人主之学，非徒涉书史而已，凡起居动作之间，无非学也。讲学之地，非徒曰经筵而已，凡宫闱之中，九重之邃，无非学也。讲学之人，非徒曰师保而已，凡侍御仆从，■衣趣马，无非正人而后可也。是以古先圣王兢兢业业，虽在纷华波荡之中，幽独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如对神明，如临渊谷。虽深居禁密之地，而凛然若立乎宗庙之中，朝廷之上。叶以天子之尊周旋讲读之间，而视若严师父之临乎其前，此学之所以成也。伊川经筵之说，其古今圣贤之端本培根乎？

秋七月丙辰朔，尚书省言：『旧制，中外学官并试补。』诏尚书、侍郎、左右司郎中、学士、待制、两省、御史台官、国子司业各举二员，宜罢试法。苏轼奏论衙前一役，只当招募，不当定差。尝白司马光，光不然之。轼曰：『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公亦不顾。轼昔闻公道其详，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耶？』光不悦而罢。辛酉，宰臣司马光言：『知人之难，圣贤所重，莫若使在位达官人举所知。欲乞朝廷设十科举士，一曰可为师表科，二曰可备献纳科，三曰可备将帅科，四曰可备监司科，五曰可备讲读科，六曰可备顾问科，七曰可备著述科，八曰善听狱讼科，九曰善治财赋科，十曰能断请谳科。应职事官自尚书至给舍谏议，寄禄官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大中大夫，职自观文殿大学士至待制，每岁须得于十科内举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