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例存疑

刀械，按窃盗本例应拟徒罪者，枷号三个月，满日责四十板，系带铁杆、石墩三年。应拟杖罪者，枷号两个月，满日责四十板，系带铁杆、石墩二年。其并未窃物分赃，而随行服役，及带刀到处游荡者，枷号一个月，满日责四十板，系带铁杆、石墩一年，释放时仍照例分别刺字、免刺。如不知悛改，复敢带杆滋扰，或毁杆潜逃，持以逞凶拒捕，除实犯死罪外，其余罪应军流者，均于本罪上加一等，加枷号两个月。罪应拟徒者，以大錬锁繋巨石五年。罪应拟杖者，锁繋巨石三年，限满果能悔罪自新，或有亲族郷邻甘结保领，地方官査实，随时开释详报。傥释放后复敢带刀逞凶、讹诈、绺窃，即锁繋巨石，不拘限期，仍令该州县报明院司査核，按季汇册报部。如有妄拏无辜，锁繋巨石者，该管上司访察严参。俟数年后此风稍息，仍复旧例办理。

此条系嘉庆十六年，四川总督常明并陕西巡抚董教増、陕甘总督那彦成，先后奏准定例。同治九年改定。

谨按。各省倶系行窃，而此数处独言绺窃，名目益多矣。

窃盗　 一，寻常窃盗，除并无伙众持械，及虽伙众持械而赃至满贯，罪无可加，或犯该军流发遣者，均仍照律例办理外，其有纠伙十人以上，但有一人执持器械者，不计赃数、次数，为首之犯，实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为从杖一百、徒三年。若纠伙十人以上，并未持械，及纠伙三人以上，但有一人持械者，不计赃数、次。数，为首之犯杖一百、徒三年。为从杖九十、徒二年半。如行窃未得财，各于军徒罪上递减一等问拟。俟数年后，此风稍息，奏明仍复旧例。

此条系咸丰元年，御史李临驯奏准定例。

谨按。结伙持械行窃，显有倚众之心，即已有行强之势，故严其罪。惟此等情形亦有不同，有所持器械专为行窃而设者，如撬门、爬房等类，亦有专为拒捕而用者，如凶刀、铁尺等类，一例问拟，似嫌无所区别。设或三人行窃，一人携有贼具，虽未得赃，或得赃无多，首从均应拟徒。二人行窃，倶带有刀械，赃已在四十两以上，仅拟杖责，亦未平允。再，唐律强盗有持仗，不持杖之分，窃盗无文。今窃盗亦分别持械与否，则更严矣。

盗贼为生民之害，严行惩治，夫何待言。然专恃刑法，盗风恐未能止息也。自古迄今治盗之法亦多矣，畏法而不改为盗者，未之闻也。法不足以胜奸，汉武帝时，其明验与。欲求息盗之法，盖必自本原始矣。老氏云，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又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知言哉。

□再法令总期归一，此门所载直隶一条，山东、安徽一条，湖广、福建、广东、云南一条，四川、陕甘一条，均系严惩匪徒之意。然仅及徒杖以下罪名，军流以上并不加重。縁窃盗犯者颇多，而按律治罪不过加杖，法轻易犯，是以各省纷纷纂立专条。惟咸丰二年，既定有窃贼结伙持械，分别三人，十人问拟军徒通例，已较窃盗本律加至数等，是人数多者，既有此条可引，次数多者，复有积匪滑贼可援，各省又定立专条，似可不必。盖杖罪无以示惩，故加以枷号，枷号又不足以示惩，故加以铁杆，今已加等拟徒矣，似可无庸再系铁杆。如由配脱逃，或徒满后复窃，再行酌量锁带杆、墩亦可。而逃徒及释回复窃，亦均有专例，与此亦属岐异，总由纂立结伙行窃通例时，未与各省专条参酌变通，故不免互相参差耳。至非行窃而类于行窃，枷杖不足以示惩者，尚有凶恶棍徒一条可引，似亦毋庸多设条例。

乾隆年间，添纂条例最多，意在求其详备，未免过于烦琐。然倶系通例，尚无各省专条。嘉庆末年以后，一省一例，此何为者也。而亦可以观世变矣。

又，窃盗以赃之多少，为罪之轻重不必论矣。其先有编査保甲牌头之法，决讫后有收充警迹之律，又有交保收管不许出境之例，似觉周密，然法立而不办，亦徒然耳。徒重盗贼之罪名，而不清其源，此风何能少息。况并成法而视为具文，其奈之何。贾长沙谓，刑之于已然，何如禁之于未然，其信然乎。然不独此也。《孔丛子》述孔子之言曰，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教民，民匮其生，饥寒切于身，而不为非者寡矣。故古之于盗，恶之而不杀也。今不先其教，而一杀之，是以罚行而善不反，刑张而罪不省，夫赤子知慕其父母，由审故也。况为政者，夺其贤能者而与其不贤者，以化民乎。审此二者，则上盗息，此探本穷原之说也。观此，而汉人所谓皋陶不为盗制死刑也，益信。

《盐铁论》云，天贱冬而贵春，申阳屈阴，故王者南面而听天下，背阴向阳，前徳而后刑也。霜雪晩至，五谷犹成。雹雾夏陨，万物皆伤。由此观之，严刑以治国犹任秋各以成谷也。又曰，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贵良吏者，贵其絶恶于未萌，使之不为非，非贵其拘之囹圄而刑杀之也。由是观之，盗非不可治也，以刑法治之何如以良吏治之，之为优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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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例存疑卷二十九　　　　　前巻　次巻

刑律之五　 贼盗中之三

盗马牛畜产

盗田野谷麦

盗马牛畜产：巻首

凡盗民间马、牛、驴、骡、猪、羊、鶏、犬、鹅、鸭者，并计（所値之）赃以窃盗论。若盗官畜产者，以常人盗官物论。

○若盗马、牛（兼官、私言）而杀者，（不计赃，即）杖一百、徒三年。驴、骡，杖七十、徒一年半。若计赃（并从已杀计赃，）重于（徒三年、徒一年半）本罪者，各加盗（窃盗、常人盗）罪一等。

此仍明律，其小注系顺治三年采《笺释》语添入。

条例

盗马牛畜产　 一，凡盗御用郭什哈马者，首犯拟绞立决，从犯拟绞监候。（不论已宰、未宰，均照此例办理。）盗多罗马者，枷号六个月，发边远充军。盗驽马者，枷号三个月，发近边充军。牧马官兵盗卖者罪同。

此条原奉谕旨并无匹数，亦无监守、常人之分，上层有首从，下二层并无首从。

盗马牛畜产　 一，将自己及他人骑操官马盗卖者，枷号一个月发落。盗至三匹以上及再犯者，不拘匹数，倶免枷号，发附近地方各充军。五匹以上者，发边远充军。若养马人戸盗卖官马至三匹以上者，亦问发附近充军。

此二例本系一条，系前明问刑条例。雍正三年修改，嘉庆十八年遵旨改定，分为二条。

谨按。盗窃御马，旧例本系军罪，行之已数百年矣。嘉庆十八年，刑部请将盗窃郭什哈马増入盗内府财物条例内，与乘舆服御物一并照例不分首从，拟斩立决，盖谓御马即系服御物也。钦奉谕旨，郭什哈马预备上乘，究系马匹，与乘舆服物不同。将首犯改拟绞决，原因部议过重，故略示区别也。平情而论，御马既与乘舆服物不同，定为绞决，似嫌太严。

盗乘御马，唐律无文。《三国志》载，呉孙霸子基封呉侯，侍孙亮在内，太平二年，盗乘御马，收付狱。亮问侍中刁元曰，盗乘御马，罪云何。元对曰，科应死。然鲁王早终，惟陛下哀原之。所引，想系汉法。然唐律于汉律之过于严厉者，倶已改轻，不独此一条为然也。

盗马牛畜产　 一，凡冒领太仆寺官马至三匹者问罪，于本寺门首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罪。（若家长令家人冒领三匹，不分首从，倶问常人盗官物罪，家长引例，家人不引。）

此条系前明问刑条例。小注数语系顺治三年添入，乾隆三十二年修改。

《集解》。家长引例，引枷号一月充军之例也。家人不引者，止问常人盗官物罪。不分首从者，于听使令家人之中，不分首从也。

谨按。此条专言太仆寺官马而未及别处，至不及三匹，如何科罪。亦未叙明。査冒领与窃盗相等，有犯，自应照盗官马例科罪。此条似应删除。

盗马牛畜产　 一，偷盗官马二匹以下，仍以常人盗官物计赃论。三匹以上，杖一百、流三千里。十匹以上，为首者，拟绞监候。为从者，发云、贵、两广烟瘴地方充军。二十匹以上者，不分首从，拟绞监候。窝主及牧马人役自行盗卖者，罪亦如之。

此条系康熙三十一年，兵部等衙门议覆直隶总督郭世隆题准定例，雍正三年删改，乾隆五年、五十三年修改，咸丰二年改定。

谨按。与上骑操官马及下察哈尔二条参看。披甲盗换官马，见私卖战马。

□三匹以上，应否分别首从。并未叙明，照常人盗律，自应不分首从矣。

□此条偷盗官马与上条盗卖骑操官马情事相等，牧马人役与上条养马人戸亦属相同，而军流罪名互异，且十匹以上生死罪名亦相去悬絶，究竟此例所云官马与骑操官马有何分别。存以俟参。再，此处按语声明，偷窃蒙古四项牲畜，拟绞监候，可知咸丰三年蒙古例尚未改。何时改轻，无从考核矣。

盗马牛畜产　 一，察哈尔等处牧厂，如有偷卖在官牲畜及宰食，并作为私产者，系官革职，发往黒龙江等处当差。系牧丁不分首从，改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若至十匹以上者，为首之犯拟绞监候。为从分赃之犯，实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如至二十匹以上者，不分首从，倶绞监候。知情故买者，系民人，减本犯罪一等。系蒙古，照蒙古例办理。不知者不坐。

此条系嘉庆六年，刑部议准定例，十七年、二十二年修改，咸丰二年改定。

谨按。此十匹、二十匹与上条科罪同。十匹以下不同。牧丁，即上条之牧马人役也。

□此条亦系无论监守、常人，一体科罪。惟十匹以下，并未分别匹数，则仅止偷窃一匹之犯，亦应不分首从拟军矣，似未平允。原例偷窃十匹以上，亦系不分首从拟绞监候，咸丰二年，始査照蒙古偷窃牧畜例文，将为首者拟绞，与上官马一条亦属相同。后蒙古例因何改轻。究系何时。均无可考。

盗马牛畜产　 一，凡盗牛一只，枷号一个月、杖八十。二只，枷号三十五日、杖九十。三只，枷号四十日、杖一百。（按，枷、杖并加。）四只，枷号四十日、杖六十、徒一年。五只，枷号四十日、杖八十、徒二年。五只以上者，枷号四十日、杖一百、徒三年。（按，加徒而不加枷。）十只以上，杖一百、流三千里。（按，并无枷号。）二十只以上，不计赃数多寡，拟绞监候。其虽在二十只以下，除计赃轻者，分别枷杖徒流外，如计赃至一百二十两以上者，仍照律拟绞监候。盗杀者，枷号一个月，发附近充军，倶照窃盗例刺字。其窝家知情分赃者，与盗同罪。知情不分赃者，杖一百。

此条系雍正六年，九卿议覆给事中黎致远条奏定例。原载兵律宰杀牛马条内，与私开圈店等项同条，乾隆五年移入于此，十六年将盗卖字删除。（按，盗杀者，谓盗牛自行宰杀也。盗卖者，谓盗牛卖给旁人宰杀者也。査乾隆元年，议覆四川按察使李如兰条奏内有云，或盗牛而自行宰杀，或盗卖与宰杀之人，故初犯即行拟戍等语，本极分明，删去盗卖一层，止存盗杀二字，则专指盗而又杀者言。其盗牛而未宰杀与宰杀而非自盗者，皆不问军罪矣。）三十六年改定。

谨按。与兵律宰杀马牛条例参看。

□原例有再犯拟流、累犯拟军之文，后经删去，以窃盗有三犯计赃科罪之法，自可援引，有再犯亦可计只拟杖。第初犯已有枷号，再犯如何加枷号之处，并未叙明。盗牛，律以窃盗计赃论罪，例则分别只数多寡定拟，与律稍有不符。且窃盗赃系以一主为重，此处计只科罪，自应无论一主、数主，均并计治罪矣。若计数在十只以下，而纠窃已经六次，或独窃已经八次，按凡盗应照积匪拟军者，反以未及十只仍拟徒罪，殊觉参差。

□下文蒙古偷窃牲畜，又有一主为重之文，此处若不论是否一主，并计科罪较蒙古偷窃牲畜之案，治罪反重，亦觉参差。査窃盗以一主为重，并赃论罪，系凡盗治罪之定律，盗牛以只定罪，系严惩盗牛之专条，变计赃之法为计只，原因牛只关系耕作，故严之也。若十只及二十只上下，必系一主之赃，又系一次偷窃者，方可问拟徒、流、绞罪。如系各主，即不得概行援引，似非严定比例之本意，第例内究未分晰叙明。蒙古偷窃牲畜，又系以一主为重，罪名出入关系甚巨，未可随意科断。再此门条例，指偷窃官马言者居多，而民间马匹无文，有犯自应仍依律计赃定罪矣，然牛以只计而马不以匹计，已嫌参差，设偷窃一主之物内有牛有马，转难科断。

盗马牛畜产　 一，驻札外边官兵及跟役等，有偷盗蒙古马匹者，审实即在本处正法，其蒙古偷盗官兵马匹，或官兵等自相偷盗马匹，仍照旧例行。

此条系雍正十三年定例。

谨按。此门内惟此条最严，是不论匹数多寡，均即正法，未免过重，然亦可见偷窃蒙古牲畜，本较重于内地也。

盗马牛畜产　 一，偷窃马匹案件，除外藩蒙古仍照理藩院蒙古律拟罪外，其察哈尔、蒙古有犯偷窃马匹之案，审明，如系盗民间马牛者，依律计赃以窃盗论。如系盗御马及盗太仆寺等处官马者，亦仍照律例治罪。

此条系乾隆元年，刑部议覆正红旗察哈尔总管陈泰等，呈贼犯阿毕达等偷马匹一案，纂为定例。

谨按。此例与各条重复，似应删除。

□偷窃马匹，蒙古例较刑律治罪为重，是以纂定此例，以示区别。后蒙古例文愈改愈寛，而偷窃官马例文反形过重，殊与此条例意不符。再盗牛系以只计，盗马不以匹计，此例计赃以窃盗论，似不分明。

盗马牛畜产　 一，右卫地方八旗官兵所养官马驼只被窃，拏获，除贼犯照偷窃蒙古四项牲畜新例办理外，其窃盗之家主，无论闲散兵丁，如有知情纵容及分赃情事，依律治罪。系官员，咨部査议。

此条系乾隆二十五年，刑部拟覆右卫副都统苏玉条奏定例。

谨按。例内新字，系指乾隆二十四年定例而言。其例文系偷窃蒙古四项牲畜十匹以上，为首拟绞监候。嗣后偷窃蒙古牲畜之例愈改愈寛，若以蒙古后改者为新例，其拟罪反轻于偷窃官马矣。

盗马牛畜产　 一，奉天旗民人等偷窃马匹案件，倶照盗牛及宰杀例分别治罪，旗人销除旗档与民人一例科断，不准折枷。

此条系乾隆二十七年，盛京刑部侍郎朝铨条奏定例，嘉庆十九年改定。

谨按。旗人犯窃，窃盗门内已有专条。偷窃牛马本门各例，均有明文，有犯自可援引，此例似可删除。

盗马牛畜产　 一，蒙古偷窃牲畜之案，如一年内行窃二三次以上，同时并发者，仍照刑律以一主为重，从一科断，毋庸合计拟罪。

此条系乾隆五十四年，理藩院议覆乌里雅苏台将军庆桂审奏蒙古贼犯萨都克等，两次偷窃牛马十四匹，依刑律从一科断一案，并五十九年，察哈尔八旗都统官明咨拏获一年内二次偷马贼犯孟克等，审拟治罪案内，刑部会同理藩院酌议定例。原例一蒙古偷窃牲畜贼犯，一年内行窃二次者，倶合计拟罪。已过一年者，仍从一科断。其一年内行窃二次者，内有一次为首，一次为从，或偷窃二次以上，数次为首、数次为从之犯，均以赃多之案为主。为首各案赃多，将为从之赃并入，以为首论。为从各案赃多，将为首之赃并入，以为从论。如首从各案赃数相等者，并计以为首论。其并计首从各案，赃数至十匹以上，应依为首拟绞者，内有为从之赃，与实犯十匹为首者有间，秋审时应入于缓决。至三十匹以上，仍不分首从拟绞，入于情实。（按，重赃并入轻赃，自系古法，轻赃并入重赃，则太过矣。此条为首之赃，并入为从，似不为苛，为从之赃并入为首，则非古法，宜不旋踵而复改回也。）嘉庆五年改定。

谨按。既以匹数分别治罪，既无论数主一主一主，均应并计科罪。惟既载明以一主为重，自系详愼刑章之意，第与严惩蒙古偷窃牲畜之例意，究有未符。

□窃盗本系计赃科罪，然有以株计者，坟树是也。有以只以匹计者，牛马等类是也。后又有以次以人计者，均因计赃治罪嫌于轻纵，是以特立专条，以示从严之意。若仍以一主为重，似非例意。査唐律亦系一主为重，而赃数、次数多者，则又有累倍之法，最为平允。明律删去不用，遂致畸轻畸重，诸多参差。

□此条原定之例虽严，然有与古法相符者，且系蒙古，未便以刑例例之也。后改为一主为重，统计匹数较多，而非一次所窃，均无死罪矣。

盗马牛畜产　 一，行围巡幸地方，如有偷窃马匹者，不分蒙古、民人，五匹以上拟绞立决。三匹至四匹者，即发云、贵、两广烟瘴地方。一二匹者，发湖、广、福建、江西、浙江、江南等处充军，倶交驿地当苦差。为从及知情故买者，系民人减本犯一等。系蒙古仍照蒙古例办理。

此条系乾隆二十四年，刑部会同理藩院遵奉上谕，议准定例。原附于蒙古人等偷窃四项牲畜条末，三十六年删改，四十二年分出改定。

谨按。原奏内称皇上行围巡幸，随从之官兵人等当差，全仗马匹，傥被偷窃，于一应差使必致有误，是以严定此例。似应点明扈从官员兵役人等马匹，以免岐误。

□再，偷窃官马，例有明文。

□行围巡幸之处，应照例加重。此处并未议及。査窃盗门内拏获。

□行在行窃一条，本有偷窃马骡治罪之例，嗣经声明见于此条，将彼处删除。其四十二年修例按语内，业经声明，行围巡幸地方偷窃马匹，与蒙古地方偷窃牲畜之例，各不相同，因分作二条。此处自应修改详明，将偷盗官马及随扈人员马匹治罪之处，定立专条，庶无岐误。

□此绞立决罪名，是否指一主而言。抑无论各主之处，并未叙明。乾隆五十四年，添纂一主为重之例，则又专指蒙古而言。此条并未议及，有犯碍难援引。

□此发云、贵等处，亦系不分别蒙古、民人，一体定拟，皆蒙古例也。

□五匹以上即拟绞决，较蒙古牲畜为重，不言十匹、二十匹以上，即可知矣。而为从均减一等，则又较偷窃蒙古牲畜为轻。且一匹至九匹，为从民人减一等，即应满徒，亦与下条分别发湖、广、山东等省，互相参差。

□知情故买较知情分赃情节稍轻，下条知情分赃者，仅止鞭责，此处故买减一等拟徒，亦嫌太重。

□此条原例附于蒙古偷窃牲畜之后，因系行围巡幸地方，故较偷窃蒙古牲畜为更严。第蒙古偷窃牲畜之案，已经改轻，此条仍从其旧，遂不免彼此参差。

盗马牛畜产　 一，民人、蒙古番子偷窃四项牲畜，以蒙古内地界址为断。如在内地犯窃，即照刑律计赃，分别首从办理。若民人及打牲索伦、呼伦贝尔旗分另戸，在蒙古地方并青海鄂尔多斯阿拉善毘连之番地，以及青海等处蒙古番子互相偷窃者，倶照蒙古例分别定拟，仍各按窃盗本例刺字。（按，原奏云，在内地犯窃，照民人例计赃，分别首从科罪。在蒙古地方犯窃，倶照蒙古例一二匹至九匹，分别发遣。十匹以上，不分首从拟绞监候，与现在蒙古例文大相悬殊。）

此例原系四条，一系乾隆十四年，理藩院条奏定，（按，此指民人在蒙古地方偷窃蒙古牲畜而言。）一系乾隆十四年，理藩院议覆黒龙将军傅森咨称巴尔虎等窃马一案，附请定例。（按，打牲索伦在蒙古地方偷窃四项牲畜。）一系乾隆十四年，大学士公傅恒议覆船厂将军永兴奏称满丁阿窃牛一案，附请定例。（按，呼伦等旗人偷窃牲畜之例。）一系乾隆二十四年，刑部钦奉上谕，议奏定例。（按，上三条均无匹数，此条始定为十匹以上拟绞。）四十二年修改，五十三年将日例四条删除，改定此条，并添纂以下二条。

谨按。旧例祗言蒙古民人，并无番子，此层系后来添入，盖指西宁附近一带而言也。与化外人有犯门内各条参看。

□偷窃内地，照刑例计赃，分别首从。偷窃番子，蒙古照蒙古例。尔时系不分首从，以刑例轻而蒙古例重故也。近则蒙古例反有轻于刑例者矣。

□在内地者，照律计赃，分别首从。在蒙古地界，照蒙古例科断，即照十匹以上，不分首从拟绞之例也。

盗马牛畜产　 一，新降之土尔扈特、都尔博特、额鲁特、霍硕特、辉特、乌梁海六项蒙古人等，在札萨克、察哈尔及边陲新疆地方偷窃四项牲畜，倶照偷窃蒙古牲畜例，核计匹数多寡，分别首从治罪。

此条系乾隆五十一年，刑部遵旨，会同军机大臣理藩院议准定例，五十三年纂辑，（说见上。）嘉庆六年修改，十一年改定。

谨按。旧有土尔扈特、杜尔伯特、蒙古，此六项系尔时降附者，是以有新降之等语，其科罪亦与旧蒙古不同，现已百有余年矣。上条例文分晰极明，有犯自可援引，无庸另立专条，

□俟二十余年再照新例办理。系乾隆五十一年谕旨，计至嘉庆十一年以后，已逾二十年，今则八九十年矣。此六项蒙古既不分别治罪，有犯即照蒙古例文定拟，自无岐误，似可删除。

盗马牛畜产　 一，偷窃蒙古牛马驼羊四项牲畜，（毎羊四只，作牛、马、驼一只计算。）如数至三十匹以上者，不分首从，拟绞监候，秋审时将首犯拟入情实，从犯倶拟缓决，秋审减等时，发遣云、贵、两广烟瘴地方。其为从，未经同行，仅于窃后分赃者，减发云、贵、两广烟瘴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