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奏议集录

下之本心也。若从臣言限田产之法之后，其田数之多寡亦不甚异矣。伏望陛下普班明诏，详谕农民，凡一社立社长、社司各一人，社下诸家共穿筑仓窖一所为义仓，凡子粒成熟之时，纳则计田产之多寡而聚之。凡纳例：平年每亩粟率一升，稻率二升；凡又有年，听自相劝督而增数纳之；凡水旱蝗螟，听自相免；凡同社万一丰歉不均，宜免其歉者所当纳之数。凡饥馑不得已之时，出则计排家口数之多寡而散之。凡出例：每口日一升，储多，每口日二升，勒为定体；凡社长、社司管义仓，不得私用。凡官司不得拘检借贷，及许纳杂色，皆有前诏在焉。如是则非惟共相振救，而义风亦兴矣。」(《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四十八)

论差役毋妨农时

元世祖时，东平布衣赵天麟上策曰：「臣闻干下坤上谓之泰，损上益下谓之益。民虽极贱，而存上交之理则安矣；君虽至贵，而尽下合之义则圣矣。民借君以为心，而鼓动天下之化；君须民以为用，而充给天下之力。昔宋兴役而起泽门之讴，周经始而适子来之愿，原其筑台之实一也，下民怨慕，冰炭其殊焉，岂非一失所用之时，而一得之乎？秦发闾左之戍，而海内愁之；卫建楚丘之封，而百姓悦之。究其建城之名一也，下民悲喜，霄壤其异焉，岂非一为无益之务，而一有益乎？故以佚道使民，劳而不怨，以当理动，和而不伤。且为人上者，百姓之父母也；百姓者，君之赤子也。设若父母凌虐其子，其子虽勉强以从之，然欲其家道之洽和，则不可得也。今国家之于下民，可谓厚矣，窃恐州县之官，未奉国家之明法，倘有虐贫凌弱者，可不图之哉！臣伏见近年诏书有云：『自三月初至九月终，凡劳民不急之役，一切停罢。』钦此。臣以为国家之心如天如地，非一言之可尽也。彼在外之有司，因王事之靡盬，多以假借为名，农务之间，乱起丁役，局天蹐地，无计陈冤，虽曰省之，其实非也。臣又以妨农之役非一，今试略举一端。顷者会通河路流沙滞水，方春之际，大兴徒役，男执锹畚，女饷饮食，耕者不得以服亩，蚕者不得以伐杨，民之生理甚大而不顾，则处国家之职者果何务哉？此但臣所亲见者也。若夫四方之大，似山东者非一，而其役又非一，不亦怨哉！或谓依春秋之法，役冬月之民，则所谓执古礼而不便今，崇虚名而受实祸也。冰雪凝冬，役人多窘，春阳扇暖，易以施功，由是而行之，有何不可乎？臣意非谓此也。春秋之时，井田法在，末民极寡，咸农务功，是以恐妨农而移百役于冬也。今则不然，末民极，若又用力役之事而妨其农，则饥寒之苦莫逃矣。臣又以郡县之中乡司里正，铅椠小技，奴隶下材，亦皆驱役良民，莫敢违拒。如若违拒者，一旦科差定役之时，循恩仇以增减之。且差役委乡司里正，则将安用彼守令哉？此皆小事，敢干天听者，诚以国家之本莫大于农，而国家之宝无急于力也。伏望陛下居九重之深邃，审百姓之艰难，布告中外，咸使闻知：凡每岁三月至九月，有以劳民不急之事擅起丁役，托假以为名者，并以违制论；凡三月至九月，有耕耨之田者，役无缓急，不在其限；凡三月至九月，有远大差役不得已而差烦农家者，有田务之家助资给，无田务之家出人力。凡力役之品次，幸从臣先所献万言策内之说，则乡司里正自不得以擅相欺矣。然而力役犹未之均，农民犹失其所者，未之有也。」(《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五十九)

树八事以丰天下之食货宽逃民

天麟又上宽逃民策曰：「臣闻贫民业轻而易举，下民心愚而若神，抚之则聚，扰之则散，可以德绥，而不可以力胜，可以道遇，而不可以智欺之也。今国家灼知此道，是以辛酉诏令：中统建元以前逃户复业者，户下差税第一年全免，次年减半，三年然后验等第依例科征。自此以后，累颁诏文，优恤逃户，蠲免欠负，斯皆先帝天覆地载，克宽尧仁之惠也。臣谓逃民之故有五：一曰天，二曰官，三曰军，四曰钱，五曰愚。何谓天？有田之家，田为恒产，屡经饥俭，粮竭就食，如此而逃者，天所致也。何谓官？守令苛刻，役敛横兴，富以赂免，贫难独任，如此而逃者，官所致也。何谓军？军资不赡，鬻卖田产，产既尽矣，无以供给，如此而逃者，军所致也。何谓钱？生理不周，举债干没，子本增积而不能速偿，债主称辞而诉官急征，如此而逃者，钱所致也。何谓愚？弗干父蛊，陨坠遗业，悔恨不及，穷困失所，如此而逃者，愚所致也。夫逃民皆无奈之民也，倘能存生，岂肯逃哉！又诏云『苟避差发』，臣谓此则非民之罪，乃官长之罪尔。昔汉倪宽为内史，军发负租，课殿当免，民间之大家牛车，小家担负，输租襁属，课更以最。此盖民信爱之故也。官长诚有忧民爱民之心，而民亦信爱其官长，岂有苟避差发者哉！又圣人云：『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非务本而不能治也。若国家但矜而免之，则将致浮浪之民轻举，而苟免之心生；若国家欲急而刑之，则将致无恒之流计极，而邪滥之事起矣。国家矜而免之，急而刑之，不若使之乐极而不逃也。欲使不逃，盍亦务其本矣。伏望陛下一新污俗，再整淳风，下哀痛之诏，该化导之义。凡令下以前逋负差税并行除免；凡有田而逃者听复本业，优恤之理并同辛酉诏文；凡无田而逃者，听于旷土占田，优恤之理如有田复业者；凡复业占田而贫无牛及田器者，官为贳而颁之，限三年外酬其卖主之值而无息也，其限内自欲酬者听；凡因军而逃者，验实贫与助资之户；凡欠负它人钱债者，复业之后，限五年之外一本一息偿之，其限内自欲偿者听；凡既复业而尚游手荒废农业者，乡三老举于官而罪之。逃民已定，于是慎名器以绝滥虚之官，限田产以绝兼并之家，务农桑以绝废业之人，课义仓以绝凶岁之厄，向之逃民，虽赏之亦不复逃矣。此谓之务本。」(《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五十九)

树八事以丰天下之食货薄差税

天麟又上薄差税策曰：「臣闻晁氏云：『三王计安天下，莫不本于人情。』人情莫不欲寿，三王生之而不伤；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节其力而不尽也。今国家灼知此道，爰究时宜，既立斤丝、贯钞、包银、丁石之法，又立赋税三十而一之例。然而公廪无弥年之积，私家无备急之储，皆以郡县不均之所致也。承平之时，火万里，境壤相接，犬相闻。或人乐游遨，或惨惨劬劳，或栖迟偃仰，或力役鞅掌。富者奢侈而自富，贫者因穷而愈贫。臣谓不急救之，行无及矣。古者什一之法，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夏后氏立贡法，而义士犹以为不及助彻；管夷吾取关市之征五十而一，后人谓之霸道。盖国法有经，而但当平立，民财有而不可轻夺也。方今赋税三十而取一，外有关市之征，及酒、醋、盐、茶、金、漆、竹、树、银、铜、锡、锴、山场、湖泺、海舶、江乡，竭万物而榷之，穷利源而课之，国家亦已富矣。古者什而取一，其实止什一也；方今三十而取一，比古者其实什五也。夫国家之用有八：一曰宫禁之资，二曰宴好之将，三曰赏赐之颁，四曰俸禄之给，五曰军旅之粮，六曰工役之费，七曰凶荒之用，八曰刍秣之具。于此八者之中，军旅之粮量为浩大。幸从臣言，偃兵戈而不动，广屯田而自赡，亦不须多用民之粮矣。其宫禁、宴好、俸禄、刍秣，已有供之者焉，其余节其所用而用之，亦岂多须哉！臣又以盐者民之日用，增其课例而人不之苦也。伏望陛下降弥天之厚福，顾下土之微民，旁布玉音，允符嘉会，凡天下农民自屯田随处并兴之后，例除租税之半；凡天下民户自盐课约量增添之后，例除差税之半。于是幸从臣先所献万言策内均差税之法，昭谕郡县而均定之，用为成式。若然，则廓造化之洪恩，振内外之喜气，获神祇之阴佑，发太平之祥征，民安而社稷自安，民富而社稷自富矣。」(同上)

树八事以丰天下之食货广屯田

元世祖时，东平布衣赵天麟上策曰：「臣闻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由是观之，兵者城之守也，食者兵之给也，非兵无以守城，非食无以给兵，兵足而城安，食足而兵壮，兵食二者，强国之计也。谨案古者井田之法，地方千里，出兵车万乘，甲士三万人，步卒七十二万人，马四万匹，牛十二万头，且耕且守，人无阻饥之厄，有室有家，下获乐业之庆。三代以后，去古既远，阡陌制起，旧法遂绝。历代尚患兵食不足，至有令人入粟鬻爵而滥官者矣，又有令人入粟免罪而败法者矣，亦有赋敛烦剧而失民心者矣，亦有重刑极罚而征民物者矣。是皆见目前而忘后患，得其一而失其百者也。乃有卓然英，思革其弊，屯田之事，由此而兴。若充国之于先零，邓艾之于寿春，以至魏武屯于所在而仓廪靡不皆满，羊祜屯于襄阳而积粟可支十年，其余获利者不可胜数，然犹未达于天下也。唐置六百三十四府，府各有兵，无事之际，乃耕于野，永徽年间，斗米三钱，盗贼遂息，旅行千里，不持寸兵，盛之至也。

今国家大业已定，不忘武备，江湖岭海闽广川蜀，西北东北边塞之地，皆有军兵以戍之，坐食粮粟。淮南北等处有屯田官府，而屯田实未之广也。为今之计，宜广屯田。属承平之秋，非同征伐之日，须立久长之妙法，庶几威德之并行。使先偏后伍之流，务南亩东之事，一朝有事，则厉戈擐甲而奋其战胜攻取之能；群盗消声，则力穑服田而求其千仓万厢之积。畋于农隙以讲大事，完其营垒以防不虞，亦既免飞刍挽粟之劳，而又有用寡生多之益也。义归一致，功可双成。伏望陛下念兹在兹，凡戍兵之处，命戍卒为农开垦旷田，每百人限几顷；凡所用之牛，官为出直，于南方西方市买而分给之；凡所用之田器，官为于诸冶铸造而分给之；凡力田及不力者，明立赏罚以劝惩之可也。虽一时劳费，而实永逸之基，借军余力，而建此富强之业，庶乎军民皆以自赡，而各得其所矣。」(《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六十)

论海运官赏及改修会通河

元世祖时，东平布衣赵天麟上策曰：「臣闻垂拱以运天下之事靡不从命者，君之道也；居职以服王室之劳而不敢外思者，臣之理也。故圣人设官，锡以龙光之厚，欲报效而已矣；而周公之忠，亦犹曾子之孝，但可也而已矣。君臣之际，尊卑悬异，与市井平交之道岂可同哉！上古以来，不赏而劝。降及中古，民渐浇漓，须用赏以激之，亦未闻食三品之禄，居三品之位，尘四静，而希重赏，国家亦从而赏之者也。窃见方今海道运粮之官，虽万亿及秭，亦皆冒汪洋之险，借风浪之力，以致之于神京之中，诚可谓之有功，然亦其当然之职也。若夫计粮数之斛斗，而酬之不啻巨万，亦以甚矣。伏望陛下载宣天旨，令有司定制，凡海道运粮之官，三年一考，超升于高职而用之，计不失优崇之礼，又待超升旧官之后，而以渐抑其赏赐之资，亦国家之大端也。臣非惜钱物而已，但以与国家出力者，非惟运粮之官，如皆赏之，则不给；如独赏运粮之官，则犹未免大恩于一偏也。且居其职者行其事，何用赏乎！此臣所以欲正其名分也。

臣又以会通河者，有用之名川也，懋迁有无者由是而经行，官场南北者由是而往返。虽复江、淮、河、汉之大，亦所以赖其朝宗；虽复闽、广、川、蜀之遥，亦足以达其输运。有利有害者理之常，有通有塞者物之变，汤汤然清浪之内，流沙滞焉，荡荡然坦途之上，盗贼生焉。又每岁立秋之后，积于数月之间，濒河农民极被搔扰。又有沙之地，以板卫岸，皆非经久之计也。更望陛下载宣天旨，举天下审知河道地之人，改修会通河之有沙者以避之，不然则数年一度修理，甚为烦费，不可不杜其源也。复宜分河路南北军府为三五所，而以千夫长各领之，不备数者，招军士以充之，不预出征之流，不在营田之限，使之专以巡镇非常之警，充给泛舟之役，闸梁有圮则修之，堤岸有损则筑之。若然，则农民庶乎安帖，盗贼庶乎消弭，费寡而效多，暂劳而永逸矣。」(《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六十一)

请验户口产业定军役

世祖时，东平布衣赵天麟上策曰：「臣闻圣明开世，混万国之车书，法制临时，便群机于掌握，庙堂电断，区宇风从，故得其要则可成长久之功，动其机则可底治安之效。钦惟陛下贵为天子，所衣不过御寒而已，所食不过适口而已，然而智周六合，仁济有，而不惮烦者，盖皇天降命，归于有德，推修身之余以理之也。臣伏以定已然之事者，须据其形；审将来之形者，莫如于势；审形势之大者，莫大于财力。财者，义之基也；力者，德之资也。今国家德义行乎上，而下犹未之尽从；财力壮乎末，而本犹未之丕定。臣所以冒死而言之也。欲下民德义之风行，宜在上财力之方无失也。夫财货重，则谷帛轻；财货轻，则谷帛重。是以有子母相权，铜楮递用之法焉，此盖财之形也。方今至元钞法，以一当五，可谓审于财之形矣。上好义，则下亦好之；上好利，则下亦好之。臣但以在上之利，皆出于民，转相兼并，以至穷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此盖财之势也。夫曩者之时，宋据荆、扬，则其险要在于江、汉；金据中原，则其险要在于河山。以至辽人之海，蜀人之栈，得一郡，则有开疆拓土之勋，失一郡，则有断臂亡肩之患，此盖力之形也。今立行省于外，维持错综，建其官，有诸侯之镇，而无诸侯之权，可谓审于力之形矣。然雨露沾濡之地，乾坤盖载之区，莫非吾之民也，但以国家一统，拱于燕都，非同金、宋、辽、蜀之君，守蕞尔之地以为民主也。且瓜分之国，形势在地，一统之运，形势在民，约力量财，惟军为甚，此盖力之势也。财壮于下而化易行，化行而知，知而礼让兴矣。力壮于上而权易持，权持而民新，民新而王政成矣。伏望陛下顾形势之大，明财力之源，凡息民之务如偃兵戈之类，未降者降之；凡养民之道如限田产之类，未行者行之；凡溥天兆姓，四远诸方，有衔冤无告者，以肺石达之；凡军役之家，宜令枢密院差官，随处与奥鲁官一同照户口产业再行定之。臣窃见军户有财竭力屈，丁壮俱无，而妇人婴孺承其门籍者；有壮夫百丁，良田千顷，而与贫人一例应军役者。或谓军籍不敢轻动，则是敢于苦贫逸富，而不敢行均一之政也。凡军役十年一定，限内皆不可改移，限至许告消乏。凡定军之法，但升降军籍之家，不得已而采工匠之上户以充之可也。若然，则财力之形势并壮，而德义之化靡有不从者焉。良由形势系于下民，而下民既均且逸矣，国家岂有不壮者乎！德义岂有不孚者乎！」(《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七十三)

杜利门策

天麟又曰：「臣闻仁义而已者，亚圣之法言；允执厥中者，圣人之极致。仁义合而为道，道者，利之利也。执中变而为过，过者，利之害也。何以言之？夫爱人利物谓之仁，见得思宜谓之义，以致民心悦顺，基绪坚长，如沧海泄于尾闾，而百川益以归之；如张弓当乎不足，而自然有以补之。此虽不言利，而利已在其中矣。夫取物限多谓之过，平限益求亦谓之过，以致民生朘削，恒业消耗。且下之于上，犹枝叶之系本，器物之在室；上之于下，犹本之统枝叶，室之贮器物，未有枝叶朘削而木独丰，器物消耗而室能满者也。此虽力征利，而害已在其中矣。超然上圣，鉴临万方，明义之当然，绝利之可欲，守以行己，推于教人，亦岂并绝其利之利者哉？盖矫枉过直，率之于中而后已也。今国家诛邪臣之好利者以谢兆人，其官吏之嗜利者以委宪职，可谓审乎义利之正矣。然而圣教流布尚未尽从者，利门未杜故也。臣窃以财货委有失漏，献言于上，亦正义也。乃有凶悖之徒，倾巧之子，平地风波，妄谓天下之财货可商计也，有欺蔽也，有羡余也。曲成微理，足移明圣之心；深饰辩言，足惑明圣之听。此等已恶于民，而其实岂欲增国家之利哉？但欲指名握节，侵剥刻除以自济，幸事之办，希功徼赏以自荣也。且自济自荣，亦何济荣之有哉？皆得珠藏腹毙身之类也。是故衅彰加戮，举遗业而并破矣。臣恐后之人昧未形之祸，贪望外之利，亦且仿献利者，此盖未尽从圣教之由也。

臣又以中外官吏，志道义者据道义而直行，志功名者念功名而自励，以富贵为傥来之物，以忠孝为天爵之金，岂肯浥下民之膏脂以润其尺寸之肤哉！臣恐有志富贵者，胁肩谄笑于权贵之前，昏夜乞哀于要津之下。其未得之，则患得之之难；及既得之，则仗市井之谋，乘君子之器，奸心大逞，欲窍旁开。苍蝇之技，闻臭而集；苟狗之心，忍羞而计。心计之不足，故口求之，口求之不足，不知身之赴之，手之攫之也。吾家何物未造，造之；吾家何物未完，完之。王事纷纭，委于后矣。若见廉者，则相顾而笑之曰：『愚也，拙也，俸薄而廉，徒自苦也。』既又相齐而疾之曰：『汝非原范，亦将廉邪？汝不和光同尘，将背吾徒邪？』而陷之，而胁之，遂使廉之固者受排沮于明时，廉之薄者变琳琅而土苴矣。彼一旦祸孽盈溢，闻诸宪职，于是计贿之多寡而之，而复任之，是用被无之徒复临良民也。如此而欲廉风行，奚自哉？彼习知被而复获守职，则益无所顾矣。此亦未尽从圣教之由也。故献商计羡余者，莫非怀秽之人；被笞杖复官者，例皆无之类。秽既怀矣，恶能清？既无矣，恶能廉？伏望陛下大开离耀，明示群方，凡财货委系未贡而无拘检者，许自陈告；凡献商计羡余之议者，并行禁绝，不须疑议，而利门自杜于上矣。凡中外掌政临民官吏，厚增其俸，有受一毫之赂，停锢其身，不假笞杖，而利门自杜于下矣。盖以欲心之起，小大无殊，临民之官，莫先于义也。然后能私弊息而公义自行，百姓足而君无不足矣。」(同上)

论用真儒而不弃文人

布衣赵天麟上策曰：「臣闻圣人之立教也，畅达情性而言《诗》，条理纪纲而定《书》，因天理人文以制《礼》，宣国风民俗以作《乐》，参天两地，发挥于阴阳而为《易》，尊上卑下，严示于名分而为《春秋》。自上古洪荒之时，节文虽未分，而此理未尝不具也。统言之为道，分之为五常，散之为五行，可以修身，可以齐家，可以治国，可以平天下，此之谓真儒。昔者圣人之学，有诸内而形诸外，得于心而应于口，蕴之为灵明，现之为英华，出言启语，莫非文之自然也。后世轻才浅见之徒，拾古人糟粕之余沥，以文章为极致，乃有聚萤积雪，孜孜汲汲，穷一经而皓首，成二篇而历年。粤自《诗》变而《骚》，《骚》变而汉魏六朝，至于唐末，儒风扫地矣。其间耀名千载，卓然不群者，皆《三都》、《两京》、《大人》、《长杨》之流，『春草池塘』、『枫冷吴江』之类，自以为儒者之宗师，而不知其已陷于俳优之小技矣。夫儒、文同宗而异派，举世莫之肯辨也。孔门四科之中，文学子游、子夏。臣尝就《鲁论》而考之，子游之为言曰：『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曰：『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此之所谓文学，适所以务其本也，岂后世趋末失本之文哉！圣人以其文胜，犹抑之于政事之下，则知夫圣门文不可绝，而亦未尝贵之也。故因文传道，道传而文为筌蹄矣。道衰以来，昧道之人竞相推重，以文不加点为颜、孟，以咳唾珠玑为曾、闵，懵公政而弗精，委大猷而莫顾，比之穷一经之流，又出乎其下矣。选曹据之而采人，时议敛之而缄口，及其身居要职，家食丰禄，处事罔然，权归吏手，饱千古之书，泥无之论，拘一介之廉，滞当时之政，事条丛脞，治纷扰，虽复才同司马，廉若范丹，秀而不实，清而不干，将安用哉！遂使狼戾儿曹反唇而相稽曰：儒者之道，我知之矣，听其名则彻于青霄之上，考其实则例于黄泉之下矣。臣以为此非真儒也，皆文学俗士，辱圣人之门，旷国家之职，盗窃天下之名，滥齿四民之首，使欧阳论之，为之呜呼，使贾谊闻之，为之痛哭。圣人曰：『女为君子儒。』又曰：『天之未丧斯文也。』今国家车同轨，书同文，臣以为莫如用真儒，亦未宜遽弃文人之类也。伏见方今内本京师，外覃庶境，皆设学校，以易风俗，张皇化纪。伏望陛下载宣天旨，令有司策问科举，限人数以权衡天下才德之人，则儒、文两无遗矣。凡对策超等，堪以从政者，据三德八才，量入政事流品；凡详习礼义，文学富赡者，许令试课，阅实其等，授以教官；凡教官考满，不限人数，许令对策，策中，累阶与官，不然则止于教官内流转；凡已进政事之官者，则有考幽明之法在焉。庶乎官无旷官，儒无庸儒，且使家塾、党庠、术序、国学莫不究极于道器之妙，研精于政化之源，幼而学之，壮而行之，润当代之宪章，绵社稷之福祚，安黎庶之生资，壮名教之元气，一举而四便立矣。」(《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七十四)

畅八□以鼓天下之正风同制度

世祖时，东平布衣赵天麟上策论同制度疏曰：「臣闻四海若一堂之上，圣王无二上之尊，颁法制以为先，俾和同之咸若。昔有虞之巡狩，觐国君于四方，先之以协时月正日，次之以同律度量衡。延及苍周之时，立司市以平物价。至于炎汉之世，命张苍以定章程。究而言之，由来尚矣。粤自曹、刘鼎峙，南北瓜分，前乎此，则七雄之疆域参差；后乎此，则五季之风尘扰攘，欲其同也，不亦难乎？古制犹存，前书备载。今国家尧天荡荡，禹茫茫，一民莫非其臣也，尺地莫非其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