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宝训

庶务，察院为朕耳目，日与内外诸司事体相关，当思尽心赞辅，共成理道，以安生民。”

洪武十八年六月，是月，吏部引奏下第举人除授教官，太祖谕之曰：“教学之方，非求速成。譬之为层台者必基于篑土，行千里者必始于跬步。但当勉其勤力，循序渐进，自有其效耳。若急遽苟且，未得于此而即求于彼，非但学者无益，尔亦徒劳矣。且尔等年方壮盛，虽职在教人，尤当自修。夫自修之道，又须常存谦抑，不可自满。即如工人习技，常见己不若人，则所习益高；常见人不若己，则所习益下矣。汝其勉之。”

洪武十九年四月，是月，吏部奏用国子监十四人皆为六品以下官，太祖谕之曰：“事君之道，惟尽忠不欺；治民之道，惟至公无蔽。盖一郡一邑之民，必有饥寒不得其所者，有狱讼冤抑者，有贤才不举者，有豪猾蠹民者。汝等到任，能不为私欲所蔽、人言所惑，则方寸自明而诸弊可息。一牵于私欲，而惑于人言，则冥然如坐暗室，饥寒者无由获济，冤抑者无由伸理，贤才壅蔽而豪猾纵横，则为废职矣。古人有言，人始入官，如入暗室，久而乃明，明乃治。汝等切记之，毋为人蔽惑也。”

洪武二十年二月甲辰，御注《书洪范》成。太祖尝命儒臣书《洪范》揭于御座之右，朝夕观览，乃自为注。至是注成，召赞善刘三吾曰：“朕观《洪范》一篇，帝王为治之要道也，所以叙彝伦，立皇极，保万民，叙四时，成百谷，本于天道而验于人事。箕子为武王陈之，武王犹自谦曰：五帝之道，吾未能焉。朕每为惕然，遂疏其旨为注，朝夕省览。”三吾对曰：“陛下留心是书，上明圣道，下福生民，为万世开太平者也。”

四月丙申，有国子生初任陕西知县，人告其尝受民财，刑部逮问之，以闻。太祖谓之曰：“所难得者爵禄，所易得者货贿。难得者守之则获福，易得者溺之则受祸。尔以书生受民社之寄，古称郎官，出宰百里，上应列宿，诚难得也。苟能思其所难得而保之，岂特为一身之福，施及父母、妻子，其福莫大焉。乃不能谦洁以律己，受污辱之名，以为父母羞。朕念尔年少，更事未多，特宥还职。尔其改过自新，力行为善，庶有立于将来。”

洪武二十四年五月癸卯，太祖御华盖殿，谓六部臣曰：“天下事体，皆有至当之理，但人识见不同，决断之顷，各执一偏，故难尽善。惟揆之于理，则无此弊。自今凡有政令，必会官详谈，所论佥可，然后施行。欲事皆善，必当如此。卿等其各尽乃心，毋阿比以为同，毋矫讦以为异，允执厥中，以副朕所托。”

十月甲寅，太祖谓群臣曰：“为君为巨，烛理贵明，处事贵断。前唐太宗与群臣论教化，封德彝以为三代之后，人渐浇诡，欲化而不能。独魏征劝太宗行之，卒致贞观之治，可谓烛理明。宪宗欲伐吴元济，举朝以为不可，独裴度劝伐之，卒成大功，此可谓能果断。自古国家兴衰，皆系于此。若为臣者优游度日，无所建明，上无刚明果断之主，则政日弊，国日衰，如汉元帝是已。《书》曰：功崇惟志，业广惟勤。惟克果断，乃罔后艰。若等事朕左右，当立功立业，以希古人。”

洪武二十九年七月庚申，太祖谕侍臣曰：“人之常情，待己厚而待人薄。己之所为有不善，虽大亦隐忍不露；他人所为或有过失，虽小必不能容忍。亦有过在已而咎怨他人者。若此皆不明之所致。惟明者，责己厚而责人薄。责己厚，故能成德；责人薄，故得寡怨。昧者责己薄而责人厚。责己薄，故德不修；责人厚，故人多怨。”

洪武三十年七月丙寅，太祖谕群臣曰：“凡人所为，不能无边举，但当平其心，则可以知其过矣。其心本公，所为之事或谬，此则识见未至，致有过误。若缘私意而所行有谬戾者，此特故为耳。君子、小人之过，于此可见。然君子之过，虽微必彰；小人之过，虽大弗形。盖君子直道而行，固无所回互；小人巧于修饰，固多所隐蔽。人君苟不察其微，则君子、小人莫能辩别。”又曰：“朕观往昔议论于廷，有忤人主之意者，必君子也；其顺从人主之意者，必小人也。以忤己而怒之，以顺己而悦之，故小人得幸，而君子见斥矣。人主取人，权衡在己，当兼取众论，不可以一时之喜怒为进退尔。”

武备

戊戌十一月辛丑，立管领民兵万户府。谕行中书省里曰：“古者寓兵于农，有事则战，无事则耕，暇则讲武。今兵争之际，当因时制宜。所定郡县，民间岂无武勇之材？宜精加简拔，编辑为伍，立民兵万户府领之，俾农时则耕，闲则练习，有事则用之。事平，有功者一体升擢，无功者令还为民。如此，则民无坐食之弊，国无不练之兵。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庶几寓兵于农之意也。”

甲辰正月庚午，太祖坐白虎殿，与孔克仁论天下形势，因曰：“自元运既隳，连年争战，加以饥馑疾疫，十室九虚。天厌于上，人困于下。中原豪杰智均力齐，互相仇敌，必将有变，欲并而一之，势猝未能。吾欲以两淮、江南诸郡归附之民，各于近城耕种，练则为兵，耕则为农，兵农兼资，进可以取，退可以守。仍于两淮之间馈运可通之处，积粮以俟。兵食既足，观时而动，以图中原。卿以为何如？”克仁对曰：“积粮训兵，待时而动，此长策也。”

吴元年二月乙卯，太祖闻傅友德败元兵于陵子村，谓大都督府臣曰:“近陵子村之捷，盖扩廓帖木儿游兵，彼故以此饵我，使吾将骄兵情，掩吾不备。古人之戒，正在于此，不可不知。善战者知彼知己，察于未形，故不出庙堂，折冲千里。可语安丰、六安、临濠、徐、邳守将严为之备，常如敌至，则无患矣。”

洪武三年正月甲辰，太祖谓将臣曰：“用兵之道，必先固其本。本固而战，多胜少败。何谓本？内是也。内欲其实，实则难破。何谓实？有备之谓也。后世不知务此，至有战胜之余，遂亡武备，往往至于取败。人孰不曰：天下平定之时，可以息兵偃武。殊不知治兵然后可言息兵，讲武而后可言偃武。若晋撤州郡之备，卒召五胡之扰；唐撤中国之备，终致安史之乱。此无备之验也。夫当天下无虞之时，正须常守不虞之戒。然则武备其可一日而忘哉！”

洪武六年三月壬子，命魏国公徐达为征虏大将军，率诸将校往山西、北平等处备边。太祖御奉天殿，谕达等曰：“创业之初，君臣同其艰难。及事平之后，岂不欲少与休息？然居安虑危，古人所慎，故常命卿等在西北防边。既行，朕复思边守既定，远备劳兵，乃召卿等还。今闻胡人窥基，有入寇之意，事不可已，故再命卿等总率将士往镇边陲。然夷狄豺狼，出没无常，但保障清野，使来无所得。俟其惰归，则率锐击之，必掩群而获。卿等老将，临机制胜之道熟矣，非朕所能遥度。至边宜先图上方略，使朕览之。”

洪武九年正月，是月，命中山侯汤和、颍川侯傅友德等帅师往延安防边。太祖谕和等曰：“自古重于边防，边境安则中国无事，四夷可以坐制。今延安地控西北，与胡虏接境，虏人散聚无常，若边防不严，即入为寇。待其入寇而后逐之，则塞上之民必然受害。朕常敕边将严为之备，复恐久而懈情，为彼所乘，今特命卿等率众以往。众至边上，常存戒心。虽不见敌，常若临敌，则不至有失矣。”

洪武十七年正月庚戌，太祖与翰林侍讲学士李翀等论武事，翀曰：“用兵重在任将。”太祖曰：“任将之道固重，然必任之专，信之笃，而后可以成功。昔齐用司马穰苴，魏用乐羊，可谓任之专，信之笃，故能有功。若唐肃宗用鱼朝恩、宪宗用吐突承璀为监军，使诸将掣肘，以致败事者，是任将不专，信之不笃故也。”翀曰：“惟陛下圣明，深知此失。”太祖曰：“将必择有识有谋、有仁有勇者。有识能察几于未形，有谋能制胜于未动，有仁能得士心，有勇能摧坚破锐。兼是四者，庶可成功。然亦在人君任之何如耳。”

驭夷狄

洪武二年七月丁未，中书省臣言广西诸洞虽平，宜迁其人内地，可无边患。太祖曰：“溪洞猺獠杂处，其人不知理义，顺之则服，逆之则变，未可轻动。今惟以兵分守要害，以镇服之。俾之日渐教化，则自不为非。数年之后，皆为良民，何必迁也。”

洪武四年九月辛未，太祖御奉天门，谕省、府、台臣曰：“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海外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卿等当记所言，知朕此意。”

洪武五年三月，是月，高丽国王王颛遣密直同知洪师范、郑梦周等奉表贺平夏，贡方物，且请遣子弟入太学。其词曰：“秉彝好德，无古今愚智之殊；用夏变夷，在礼乐诗书之习。故我东夷之人，自昔以来，皆遣子弟入太学。不惟知君臣父子之伦，亦且仰声名文物之盛．伏望皇仁察臣向化之诚，使互乡之童得齿虞庠之胄，不胜庆幸。”太祖顾谓中书省臣曰：“高丽欲遣子弟人学，此亦美事。但其涉海远来，离其父母，未免彼此怀思。尔中书宜令其国王与群下熟议之，为父兄者果愿遣子弟人学，为子弟者果听父兄之命，无所勉强，即遣使护送至京，或居一年半年，听其归省也。”

洪武十七年十一月丙寅，江西布政司参议胡昱言：“纳哈出名虽元臣，其实跋扈。然其麾下哈喇章、蛮子、阿纳失里诸将各相猜忌，又势孤援绝，若发兵击之，可一举而擒也。”太祖曰：“利其弱而取之，非武也；因其衅而乘之，非仁也。纳哈出之为人，朕素知之，不过假元世臣之名以威其众耳。然人心外合内离，亦岂能久？今姑待之。若其一旦觉悟，念昔释归之恩，幡然而来，不犹愈于用兵乎？不然，为恶不悛，将自取覆。尔言虽善，然未可遽动。”

洪武十八年六月甲午，广西都司言：频年猺寇窃发，皆因居近溪洞之民与之相通，诱引为患。请先捕戮此辈，弃绝其党。太祖曰：“溪洞之民引诱猺獠为寇，此诚有之。然其间岂无良善？若一概捕戮，恐及无辜。大抵驭蛮夷之道，惟当安近以来远，不可因恶以累善。非实有左验，不宜捕戮。”

洪武二十年六月己卯，广西浔州府知府沈信言：府境接连柳、象、梧、藤等州，山溪险峻，猺贼出没不常，实为民患。臣愚以为桂平、平南二县旧附猺民，皆便习弓弩，惯历险阻。若选其少壮千余人，免其差徭，给以军器衣袋，俾各团村寨置烽火，与巡检司民兵相为声援，协同捕逐，可以歼之。太祖曰：“蛮夷梗化，彼习然也。使守土之官能招徕之，何用杀戮？若无事，但当谨其防御，使不为患耳。苟其为意不已，民有不堪，则发兵讨之，何必团寨？”

怀远人

洪武元年八月戊寅，湖广行省平章杨璟等还自广西。入见，太祖问广西两江、黄岑二处边务，璟言：“蛮夷之人，性习顽犷，散则为民，聚则为盗，难以文治，当临之以兵，彼始畏服。”太祖曰：“蛮夷之人性习虽殊，然其好生恶死之心未尝不同，若抚之以安静，待之以诚意，谕之以道理，彼岂有不从化者哉？此所谓以不治治之，何事于兵也！”

洪武三年十二月戊午，中书省臣言：“西北诸虏归附者，不宜处边。盖夷狄之情无常，方其势穷力屈，则不得已而来归，及其安养闲暇，不无观望于其间。恐一旦反侧，边镇不能制也。宜迁之内地，庶无后患。”太祖曰：“凡治胡虏，当顺其性。胡人所居，习于苦寒。今迁之内地，必驱而南，去寒凉而即炎热，失其本性，反易为乱。若不顺而抚之，使其归就边地，择水草孽牧，彼得遂其生，自然安矣。”

洪武七年三月甲戌，户部奏：播州宜慰司土地既入版图，即同王民，当收其贡赋。请令自洪武四年始，每岁纳粮二百七十三石，著为令。兼其所有自实田赋，并请征之。太祖曰：“播州，西南夷之地也，自昔皆入版图，供贡赋。但当以静治之，苟或扰之，非其性矣。朕君临天下，彼率先来归，所有田赋，随其所入，不必复为定额，以征其赋。”

七月，是月，有御史自广西还，进《平蛮六策》，内有曰立威。太祖览毕，谕之曰：“汝策甚善，但立威之说亦有偏耳。夫中国之于蛮夷，在制驭之何如。盖蛮夷非威不畏，非惠不怀。然一于威则不能感其心，一于惠不能慑其暴。惟威惠并行，此驭蛮夷之道也。古人有言：以怀德畏威为强。政以此耳。”

洪武九年八月乙未，播州宣慰使杨铿率其属张坤、赵简来朝贡马，赐赍甚厚。陛辞，太祖谕之曰：“尔先世世笃忠贞，故使子孙代有爵土。然继世非难，保业为难。知保业为难，则志不可骄，欲不可纵，志骄则失众，欲纵则灭身。尔能益励忠勤，永坚臣节，则可保世禄于永久矣。”

庚戌，思南宣慰使田仁智入觐，贡马及方物。太祖谕之曰：“汝在西南，远来朝贡，其意甚勤。朕以天下守土之臣皆朝廷命吏，人民皆朝廷赤子，汝归善抚之，使得各安其生，则汝亦可以长享富贵矣。夫礼莫大于敬上，德莫盛于爱下。能敬能爱，人臣之道也。”仁智辞归，至九江龙城驿，病卒，有司以闻。太祖命礼部遣官致祭，敕有司送其柩于思南。

洪武十七年闰十月庚申，象州土吏覃仁用言：其父景安，故元时尝任本州巡检，有兵獞二百人，今皆为民，请收集为军。太祖不许，因谕之曰：“兵獞既为民矣，国家之兵岂少此二百人？朕尝下令，凡故元时士卒隶民籍者，不许相告。岂可以尔一人之言而格朝廷之令乎？”

洪武二十一年二月庚申，户部奏：贵州宣慰使霭翠、金筑安抚使密定所属租税，累累逋负，蛮人恃其顽险，不服输送，请遣使督之。太祖曰：“蛮夷僻远，其知畏朝廷，纳赋税，是能遵声教矣。其逋负，岂敢为耶？必其岁收有水旱之灾，故不能及时输纳耳。所逋租悉行蠲免。今宜定其常数，务从宽减。”

辩邪正

洪武元年八月丁丑，有风宪官二人各讦所短于廷，其一人言甚便捷，其一人言简而缓。太祖曰：“理原于心，言发于口。心无所亏，辞出而简；心有所蔽，辞胜于理。彼二人者，其言寡者真，其言多者非。”遂召廷臣诘之，言寡者果直。太祖谓群臣曰：“彼二人者皆居风宪，当持公正以纠率群司，何致以私怨相加乎？所以贤人贵知言，能知言，则邪正了然自辩。区区以便佞取给者，复何所庸哉？”

洪武六年二月壬寅，命御史台令监察御史及各道按察司，察举天下有司官有无过犯，奏报黜陟。太祖谕台臣曰：“古人言，礼义以待君子，刑戮加于小人。盖君子有犯，或出于过误，可以情恕；小人之心，奸诡百端，无所不至，若有犯，当按法去之，不尔则遗民患。君子过误，责之以礼义，则自知愧悚，必思改为。彼小人者不识廉耻，终无忌惮，所以不得不去之也。故朕以廉耻之官虽或有过，常加宥免。若贪虐之徒，虽小罪，亦不赦也。”

十一月壬寅，太祖谕皇太子、诸王曰：“用人之道，当知奸良。人之奸良固为难识，惟授之以职，试之以事，则情伪自见。若知其良而不能用，知其奸而不能去，则误国自此始矣。历代多因姑息，以致奸人惑侮。当未知之初一概委用，既识其奸，退亦何难？《书》曰：‘任贤勿贰，去邪勿疑。’尔等其慎之。”

洪武十四年正月己丑，太祖与吏部臣论任官。太祖曰：“树艺非其土则不蕃，授官非其才则不任。任官当取方正之士，而邪佞者去之。”吏部臣对曰：“人之邪正，实亦难辩。”太祖曰：“众人恶之，一人悦之，未必正也。众人悦之，一人恶之，未必邪也。盖出于众人为公论，出于一人为私意。然正人所为，治官事则不私其家，在公门则不私其利，当公法则不私其亲。邪人反是。此亦足辩。”

洪武二十二年十一月癸未，太祖谓侍臣曰：“兴治之要，当进君子、退小人也。”兵部尚书沈溍对曰：“君子、小人，猝未易识。”太祖曰：“独行之士不随流俗，正直之节必异庸常。譬如良玉委于汙泥，其色不变；君子杂于众人，德操自异。何难识也？”溍又曰：“自古君子常少，小人常多，亦岂能悉去？”太祖曰：“善者进之，足以劝善，恶者去之，足以惩恶。故太阳出而群阴消，贤者举而不仁者远，夫何难去哉？”

洪武二十四年三月甲午，太祖谓群臣曰：“朕常命寺人发库藏中古镜十余，以鉴容貌，多失真。召冶工数人而问之，莫能答。最后一人言曰：‘锻炼不至，范模不正，故镜体偏邪，照人失真。’朕闻之，惕然感悟。夫镜，一物耳，略有偏邪，乃不可鉴形。人君主宰天下，辨别邪正，一察是非，皆原于心。心有不正，百度乖矣。正心之功，其可忽乎！”

洪武二十五年正月丁亥，右都御史袁泰奏监察御史胡昌龄等四十一人缄口不育时政，王惟名等四人闒茸不称职，当罪之。太祖曰：“言之非难，言而当理者为难。昌龄辈安知其终不言乎？若闒茸不称职者，罢之。”泰复执奏曰：“昌龄等非不能言，但心怀谲诈，不肯言耳。”太祖曰：“人臣进言于君，必有关于国之利病，民之休戚，亦岂得轻易？若遽以心怀谲诈罪之，此何异张汤腹诽之法。”于是泰不敢复言。

育人材

洪武二年六月丁卯，太祖谕国子学官曰：“治天下以人材为本，人材以教导为先。今太学之教，本之以德行，文之以六艺者，遵古制也。人材之兴，将有其效。夫山，水之所生；川，水之所聚；太学，人材所出。欲木之常茂者必培其根，欲水之常流者必浚其源，欲人材之成效，必养其德性。苟无作养之功，而欲其成材，譬犹壅百川而欲水流，折方长而求大木，其得哉？”

庚午，太祖召国子生问曰：“尔等读书之余，习骑射否？”对曰：“皆习。”曰：“习熟否？”对曰：“未。”乃谕之曰：“古之学者，文足以经邦，武足以戡乱。故能出入将相，安定社稷。今天下承平，尔等虽专务文学，亦岂可不知武事？《诗》曰：‘文武吉甫，万邦为宪。’惟其有文武之才，则万邦以之为法矣。”

洪武六年五月癸卯，太祖谕中书省臣曰：“马虽至驽，策励可以致远；木虽至朴，绳削可以致用；人虽至愚，勉教可使成材。故圣人之教无弃人，君子之化无鄙俗。朕观今之为吏者，寡于学术，惟弄文法，故犯罪者多。若得贤官长以表率之，又日聚而教之，及告以古人为吏而致通显者，与夫守身保家之道，岂有不化而为善乎？自今省、台、六部官，遇有暇时，集属吏，或教以经史，或讲以时务，以变其气质。年终考之，视其率教与否，则可以知其贤不肖矣。”

洪武十年八月癸丑，命大都督府官选武臣子弟入国子学读书。太祖谕之曰：武臣从朕定天下，以功世禄。其子弟长于富贵，又以父兄早殁，鲜知问学。宜令读书，知古今，识道理。俟有成立，然后命官，庶几得其实用也。昔霍光功非不高，身死未久，而子孙横肆，卒致夷灭者，不学故也。郭子仪中兴唐室，功盖天下，位极人臣，而心常谦退，保全令名，而福及后嗣者，识道理也。今武臣子弟但知习武事，特患在不知学耳。”

洪武十四年四月丙辰朔，命国子生兼读刘向《说苑》及《律令》。太祖谕祭酒李敬曰：“士之为学，贵于知古今，穷物理。圣经贤传，学者所必习。若《说苑》一书，刘向之所论次，多载前言往行，善善恶恶，昭然于方册之间。朕尝于暇时观之，深有劝戒。至于《律令》载国家法制，参酌古今之宜，观之者亦可以远刑辟。卿以朕命导诸生读经史之暇，兼读《说苑》，讲《律令》，必有所益。”

洪武二十一年九月甲午，诏更定岁贡生员例：府学岁一人，州学二岁一人，县学三岁一人。太祖谓礼部尚书李原名曰：“昔人有言，不素养士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夫天下未尝无贤才，顾养之之道何如耳。尝命天下学校，凡民间子弟愿遣入学者听，复其家。今定岁贡之例，必资性淳厚、学问有成、年二十以上，方许充贡。尔礼部其申明之。”

洪武二十三年三月戊子，通政使茹璫引奏：潮州府学生陈质言其父戍大宁，已死，今有司取其补伍。自念从幼至今，荷蒙国恩教育，愿赐卒业，以图上报。太祖谓兵部尚书沈溍曰：“国家得一卒易，得一材难。此生有志于学，可削其兵籍，遣归进学。”溍对曰：“此生学未见成效，若遽削其兵籍，则缺军伍。”太祖曰：“国家于人材，必养之于未用之先，而用之于既成之后。譬之稼，必预耕，则有获。若刈不待熟，则无用。且事有轻重，难拘一律。苟军士缺伍，不过失一力士耳。若奖成一贤材，以资任用，其系岂不重乎！”

务实

丙午九月己亥，夏主明升遣使来聘。太祖因与语，使者辄自言其国东有瞿塘三峡之阻，北有剑阁栈道之险，古人谓一夫守之，百人莫过。而西控成都，沃壤千里，财利富饶，实天府之国也。太祖笑曰：“蜀人不以修德保民为本，而恃山川之险，夸其富饶，此岂为国长久之道耶？然自用兵以来，商贾路绝，民疲财匮，乃独称富饶，岂自天而降耶？”使者退。太祖因语侍臣曰：“吾平日为事，只要务实，不尚浮伪。此人不能称述其主之善，而但称其国险固，失奉使之职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