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山杂记

。罗君拟尽用玻璃版精印，并加考订，已成其半，数百年来争重宋元刊本，今日得见六朝唐人写本书，又得读种种佚书，不可谓非艺林一大快事也。伯君寄来照片中，尚有《二十五等人图》、《新集文词》、《教林文词》、《九经钞》，均唐时浅人所为，燕陋殊甚。又白行简《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则房中家言，又有一卷乃唐初某僧行赁，此二书罗君拟不印行，而益以所藏《春秋后语》、《秦语》残卷、《太公家教》一卷，并移书伯君属照《陈子昂集》、《唐历日》，及唐刊《切韵》、《唐韵》等，汇成全书。盖敦煌所出四部书之精华，略尽于是矣。汲冢所出之书，计《纪年》十三篇、《易经》二篇、《易系阴阳卦》二篇、《卦下易经》一篇、《公孙段》二篇、《国语》三篇、《名》三篇、《师春》一篇、《琐语》十一篇、《梁邱藏》一篇、檄书二篇、生封二篇、大历二篇、《穆天子传》五篇、图诗一篇、杂诗十九篇，凡七十五篇。七篇简尽折坏，不识名篇。今其存者，不及十分之一。《师春》一篇，宋时尚存。《纪年》今尚有全帙，然皆后人假托，非汲冢原本。其真汲冢之书，存者惟《穆天子传》耳。今敦煌所出之书，其时代虽近，然晋太康距周末仅五百年，今日距离唐末已千年，而分量之多，抑且过之。今得罗君一一考订印行之，不至于汲冢之书，藏之中秘，旋为灰烬，其有功于艺林大矣。

简牍出土之事

简牍出土之事，古代亦屡有之。其最古而又最富者，为晋太康中之汲冢书，存今者仅有《竹书纪年》及《穆天子传》二种。而《纪年》一书已非原本，《穆天子传》虽未有窜乱之事，然其中古字不似周代古文，而反似魏晋三体石经中古文及《伪古文尚书》，则其书之果为汲冢原书否，与当时荀勗、束晢等果能真识古文，及能正确写定否，尚一疑问也。与汲冢书同时出土者，当有汉明帝显节陵中册文，则不过一简。又南齐时襄阳人发楚王冢，得《考工记》十余简。惟宋政和中，关右人发地，得竹木简一甕，往往散乱，惟讨羌符文字尚完，后其简入梁师成家。《三朝北盟会编》载靖康中金人所索宋内府重器，有木简一项，则当时所得者，后为金人辇之而北矣。以数次出土者，较之斯坦因氏所得，除汲冢外，其余皆琐屑不足道数。即以汲冢书论，则《穆天子传》、《纪年》二书，皆周初或古代事，自不能尽信。斯氏所得，则皆汉晋人之簿书公牍，纪当时事者，较之史书之成于后人手者，尤为可贵。又古代未有摄影之术，印刷之法，流传之道，惟赖释文。而魏晋之交，古文绝学，以隶定古，盖难尽信，故原本既亡，其书即熄。今则简牍西去，印本东来，其可读可释，可久可传，殆无异于原物。此今日艺术之进步，而为古人所不可遇者也。

木简之长者为尺牍

木简之长者，得汉建初尺一尺五寸许，其余大抵长一尺，即所谓尺牍是也。其形制之异者，有觚有簿。觚有作三稜形，以一面广者为底，而以二狭面向上，自其端望之，则成一钝角二等边三角形。罗叔言参事据古代盛酒之觚及宫室之觚稜，证觚之确为三面，以正颜师古觚为六面或八面之说，其论笃矣。簿则短而广，前绌后直，与笏形相似，余据《汉书·武五子传》、《蜀志·秦宓传》及杜预《左传注》，证此种簿，非徒用以记事，且以代手板之用，与周人用笏以书思对命同意。皆足以补正余前作《简牍检署考》之不足者也。

简中书体

简中书体，有小篆（仅二简），有隶书，有草隶，有章草，而天汉三小一简，隶书极草率，笔势方折，竟似正书。草隶向惟于汉陶器墓砖中略见一二，简中此体极多。章草则于王莽时简中已见之，而草隶与章草，亦无甚界限，亦犹章草之于后世之草书也。汉人墨迹，自六朝之末至于唐宋久已无存，《淳化阁帖》所刻张芝等书，实为几经传摹之本。吾侪生千载后，反得见汉人手迹，不可谓非奇遇也。

过所

余于日本大津三井圆满院中，见唐时通关券二纸，一越州都督府给日本僧圆珍过潼关者，一尚书省司门所给过蒲关者。觉时匆促，未及录其文。此即《唐六典》“司门郎中”条所谓“过所”也。过所二字，见郑康成《周礼注》，则汉时已有此语，然当时通谓之传。汉传或用木，或用帛，其用帛者则谓之繻，见《汉书·终军传》，其用木者则谓之棨，见《说文》。今英伦帝室博物馆中，尚有木传，此十余年前印度政府所派遣之斯坦因博士，得之于阗（今和阗）古护国寺故址者也。斯氏《于阗游记》中所印一种木简，余以汉建初尺量之，长得六寸，广不及一寸，上有汉文颇漫"不可辨。然斯氏书中，述他简之文，皆载许某人过某地之事，其地名乃龟兹、鄯善、疏勒之类，盖即魏晋之木传也。其长得六寸，与汉竹使符同。符、传同类之物，则此为汉晋之传无疑。《说文》“专，六寸簿也。”意专、传二字，古或通用欤。圆满院中尚有唐人手书诗翰数十纸，皆五七言近体，略谐平仄，然无一语通者，盖当时海舶贾人所为也。

罗布淖尔北所出前凉西域长史李柏书稿跋

斯坦因博士发掘罗布绰尔北废城后，日本西本愿寺法主大谷伯爵所派遣之橘瑞超氏继至其地，复行发掘，得西域前凉长史李柏书稿三通，表文一通，惟二书稿独完，中不可识者数字而已。其一云：五月七日，""西域长史关内侯李柏顿首。""""，恒不去心，今奉台使来西，月二日到此（旁注海头二字），未知王消息，想国中平安。王使迥复罗，从北虏中与严参事往，想是到也。今遣使符太往通消息，书不悉意。李柏顿首顿首。其二云：五月七日，西域长史关内侯李柏顿首""。阔久不相闻，"怀思想，不知亲想念""见忘也。诏家遣"来，慰劳诸国，月二日来到海头，不知王问邑。邑天热，想王国大小平安。王使"遂俱共发，从北虏中与严参事往，未知到未。今"使符太往通消息，书不尽意。李柏顿首顿首。其三曰：五月七日，西域关内侯李柏共五十四字，以下无字。此三书具书之人名月日，一一相同，又二书中所言之事，与所遣之使者亦同，当为同一书之草稿。又有表文三行，第一行存“尚书”二字，第二行存“臣柏言焉耆王龙”七字，第三行存“月十五日”，共五字，则李柏上张骏之表也。日本羽田亨学士考此诸纸，缘以为李柏上焉耆王之书，然二书稿之致焉耆王，殆无可疑，表文则非是。又以二书为东晋咸和三四年间所作，然实当在永和以后。盖今日考前凉史事，则崔鸿《十六国春秋》原本已佚，可据者惟有《晋》、《魏》二书，而《晋》、《魏》二书《张骏传》非编年之书，其叙述不必以史事之先后为次。惟司马温公撰《通鉴》时，尚及见崔鸿原书，则事实虽当据《晋》、《魏》二书，而年代自不能不依《通鉴》。若伪本《十六国春秋》，但可供参考而已。案：《晋书》所纪张骏、李柏及西域事，则《骏传》云：“西域长史李柏请击叛将赵贞，为贞所败。议者以柏造谋致败，请诛之。骏曰：‘吾每以汉世宗之杀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竟以减死论。”又云：“初，戊已校尉赵贞不附于骏，至是，骏击擒之，以其地为高昌郡。”此二事《晋书》皆不记其年月，伪本《十六国春秋》则以李柏击赵贞事系于咸和五年，张骏平赵贞事系于咸康元年。《通鉴》不记此二事，惟于咸康元年（骏之建兴二十三年）纪骏遣杨宣伐龟兹、鄯善一事，永和元年（骏之建兴三十三年）纪杨宣伐焉耆事及骏分别凉、河、沙三州与自称凉王事。今细观橘氏所得李柏之一表二书，实皆张骏称王以后之事，则其时当在永和以后，而不在咸和以前，盖可决也。何以证之？柏表中称“臣柏”，又称“尚书”，以汉表例之，其上当署某年某月某日，西域长史关内侯臣柏顿首死罪上尚书，而断纸失之。明为张骏称王后事。书稿之中，一云台使，一云诏家见遣使来，台与诏家皆晋时指斥天子之语。是时晋室僻居江左，信使不通，骏于石勒石虎虽偶称臣，然未尝真以上国视之，则所谓台与诏家，实谓张骏，而骏未称凉王以前，亦不能有此称也。是时骏虽称凉王，实僭天子制度，故李柏表文称上尚书，其对外国，则称之曰台，曰诏家，亦不足怪也。杨宣之伐焉耆，在永和元年，此二书稿必致于焉耆既服之后，事甚明白。其在永和元年以后，而不在咸和以前，亦甚明白矣。以此数纸观之，李柏盖两为西凉长史，其始于击赵贞而败，虽以减死论，自当去官。后骏击擒赵贞，征服龟兹、鄯善、焉耆诸国，柏当有功，故复镇西域。关内侯之封，或亦由是得也。称天子所居为台，盖始于晋。《晋书·惠帝纪》：“永兴元年，帝幸长安，惟仆射荀藩、司隶刘敦、太常郑球、河南尹周馥与其遗官在洛阳，为留台，承制行事，号为东西台。”《刘曜载记》云：“置单于台于渭城。”《石勒载记》云：“乃命洛阳为南都，置行台。”自是以后，相承用之，六朝人谓天子所居曰台城，天子之军曰台军。李柏书称台使，亦犹言台城台军矣。诏家亦晋时呼天子之语。《苻坚载记》云：“初坚强盛之时，国有童谣曰‘河水清复清，符诏死新城’。”《桓玄传》云：“左右称玄为‘桓诏’。桓胤谏曰：‘诏者，施于辞令，不以为称谓也。汉魏之主皆无此言，惟闻北虏以苻坚为‘苻诏’耳’。”今李柏书中称诏家，犹言官家，语尚可通，后略称诏，则信如桓胤所讥矣。《骏传》称骏所置官僚府寺，拟于王者，而微异其名，其不称天子而称诏家，亦所谓微异其名者欤？然苻坚、桓玄皆袭其名，恐亦不自骏始矣。海头之地，诸史未见，余此次考释斯氏木简时，已详论之，见《流沙坠简序》中，兹不复赘。李柏书中称严参事者，参事，参军事之略。参军事一官，始于后汉。孙坚参車骑将军张温军事以后，遂为官名，或谓之参军，或谓之参事，皆略其一字。参军则六朝史书中多见之，参事惟见于此而已。

邸阁考

古代储蓄军粮之所，谓之邸阁，其名始见于汉魏之间。元李治《敬斋古今》曾于《三国志》及裴松之注中举十一事，予复从《晋书》中得一事，《魏书》中得八事，《水经注》中得十事，古印中得二事，兹并举之。《魏志·董卓传》注引《献帝纪》曰：“帝出杂缯二万匹与所卖厩马百余匹，宣赐公卿以下及贫民不能自存者。李傕曰：‘吾邸阁储峙少’，乃悉载置其营。”此一事也。《张既传》：“酒泉苏衡反，既击破之，遂上书请治左城，筑障塞，置烽燧、邸阁以备胡。”此二事也。又《王基传》：“基别袭步协于夷陵，协闭门自守。基示以攻形，而实分兵取雄父邸阁，收米三十余万斛。”此三事也。又“毋邱俭、文钦作乱，王基与司马景王会于许昌，请速据南顿，南顿有大邸阁，计足军人四十日粮。”此四事也。《蜀志·后主纪》：“诸葛亮使诸军运米，集于斜谷口，治斜谷邸阁。”此五事也。又《魏延传》注引《魏略》云：“横门邸阁在长安，与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此六事。又《邓芝传》：“先主定益州，芝为郫邸阁督。先主出至郫，与语大奇之，擢为郫令。”此七事也。《吴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策渡江攻刘繇牛渚营，尽得邸阁粮穀战具。”此八事也。又《孙权传》：赤乌四年，“遣卫将军全琮略淮南，决芍陂，烧安城邸阁。”此九事也。又赤乌八年，“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云阳西城，通会市，作邸阁。”此十事也。又《周鲂传》：“鲂谲曹休笺曰：‘东主遣从弟孙奂治安陆，修立邸阁，辇赀运粮，以为军储。’”此十一事也。以上皆李氏所举。然邸阁二字，不独三国时用之，自晋以至后魏，尚有此称。以余所知，则《晋书·文帝纪》“蜀将姜维寇陇右，扬声欲攻狄道。帝曰：‘姜维攻羌，收其质任，聚榖作邸阁讫，而转行至，此正欲了塞外诸羌，为后年之资耳。’”此十二事。又《李含传》“光禄差含为寿城邸阁督，司徒王戎表含曾为大臣，难见割削，不应降为此职。”此为十三事。又《荀晞传》“晞单骑奔高平，收邸阁。”此为十四事。《晋书·周癧传》：“钱璯至广陵，杀度支校尉，焚烧邸阁”则为十五事。又《刘渊载记》“离石大饥，迁于黎亭，以就邸阁榖。”此为十六事。此外见于《水经注》尚有十事，亦皆魏晋间之遗址。一河水条。新台东有小城，崎岖颓侧，台址枕河，俗谓之邸阁城，疑古关津都尉治也。二济水条。济水又迳什城北，城际水湄，故邸阁也，祝阿人孙什将家居之，以避时难，因谓之什城焉。三清水条。清河又东北迳邸阁城东，城临侧清河，晋修县治，城内有县长鲁国孔明碑。四衡漳水条。衡漳又北迳巨桥邸阁西，今临侧水湄，左右方二里，中状若邱墟，盖遣囷故窖处也。五淆水条。淆水又东入汶仓城内，俗以此水为汶水，故有汶仓之名，非也。盖淆水之邸阁也。六泗水条。泗水又迳宿预城之西，又迳其城南，故下邳之宿留县也（赵一清曰：宿留，公犹之误。是也。），晋元皇之为安东也。督运军储，而为邸阁也。七清水条。清水又东南迳士林东。士林，戍名也，戍有邸阁。八江水条。公安县故侧江有大城，相承云仓储城，即邸阁也。九又巴邱山有巴陵故城，本吴之巴邱邸阁城也。晋太康元年，立巴陵县于此。十赣水条。“赣水又历钧圻邸阁下，度支校尉治，太尉陶侃移置于此也。”此上十事，半系魏晋间，不必后魏所置邸阁。《魏书·食货志》云：“有司请于水运之处，随便置仓，乃于小平、石门、白马津、漳崖、黑水、济州、陈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阁。”《唐书·地理志》湖州安吉县“北三十里有邸阁池”，此必因古邸阁得名。传世古印，又有新平邸阁督、薛邸阁督二印，并敬斋所举，共得三十二事。然此三十二处，非无复出，如后魏之小平邸阁，疑即古印之新平邸阁。《魏书序》纪穆皇帝“登平城西山，观望地势，乃更南百里，于灅水之阳黄瓜堆筑新平城，晋人谓之小平城。”则新平与小平，疑即一邸阁也。又后魏之漳崖邸阁疑即《水经注》之巨桥，济州邸阁疑即《水经注》之什城，未必真有三十二。而其未见记载之邸阁，数或当倍乎此也。以上邸阁其十分之八，皆临水为之，此因便于运输之故。其邸阁大抵有城，其主邸阁事者，则三国时谓之督，晋时或以度支校尉主之，其藏粟多者至三十余万斛。古量甚小，每人日食五升，三十万斛之粟，可供十万人六十日食。故王基言南顿大邸阁，可足军人四十日粮，非虚语也。此事自秦以来已然，楚汉之战，食敖仓粟者数年，虽关中转﨓，数年不绝。然其初，仓粟自足支数十万人数月之食，至隋以后，邸阁之名虽废，然隋氏诸仓，存榖至多，时卫州有黎阳仓，洛州有何阳仓，陕州有常平仓，华州有广通仓，通相灌注。又令诸州各立义仓，关中大旱，命农丞王亶发广通之粟三百余万石以拯之，则一仓之储，其富可知。故李密一据洛口仓，而旬日之间，聚众数十万。李勣袭黎阳仓，开仓恣食，一旬之间，得胜兵二十万余。唐高祖兵入长安，亦发永丰仓以赈饥民，承炀帝奢侈，生民流离之后，而储蓄之多尚如此，又在魏晋六朝邸阁之上矣。

东山杂记

卷二

姐即母

余见元刊本关汉卿《闺怨佳人拜月亭》杂剧，称父为阿马，母为阿者。阿马为女真语，今犹用之，殊不知其所出。若阿者，则恐金人所用古语也。《淮南子·说山训》：“东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见之，归谓其母曰，‘社何虑爱速死，吾必悲哭社’。”高诱注：“江淮谓母为社。”《说文》：“姐，蜀人谓母曰姐，淮南谓之社。从女且声，读若左。”《广雅·释亲》：“姐，母也。社、姐音略近，姐，即社也。”故《北齐书》太原王绍德称其母李后为“姊姊”。至南宋时，高宗犹呼韦后为“大姐姐”。（见《四朝闻见录》）则金人呼母为阿者，即阿姐之音转，未必为女真语也。

哥子

洛阳新出五代韩通墓誌称其子为“三哥”“七哥”。宋元人小说，载韦太后对徽宗言，呼高宗曰“九哥”。（语出《南渡录》及《宣和遗事》，虽伪书，其称谓当有所本也。蔡絛《铁围山丛谈》，亦记徽宗目其仲兄曰“十哥”。然则哥者，就其父而呼其子，犹今之呼哥子也。元世祖呼董文炳为“董大哥”，以其为董俊之长子也。成宗呼董士选为“董二哥”，以其为文炳次子也。禁中呼皇子为阿哥，其意亦同。皆与兄称无涉也。

祖与帝

今日仆婢对主人之称，皆子孙对其祖、父之称也，曰大人，曰老爷，曰爷，曰太太，曰奶奶，曰娘娘皆是。曰少爷，曰小姐亦然。姐乃母之称，非妹妹之称姊也。推而上之，则谓天为上帝，天子自称曰皇帝，亦祖先之称。古者谓始祖之父曰帝，帝者蒂也。古文帝字，象蒂之形。人出于帝，犹花出于蒂。王者祭其祖之所自出谓之帝。帝，谓祀帝也。故《诗》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商鼎文曰：“帝已祖丁父癸。”帝、祖、父并言，明乎帝为始祖之父也。始祖可知，始祖之父为不可知，故帝之。帝也者，神之也。至《曲礼》谓“措之庙，立之主，曰帝”，则又推始祖之父之称，以称既死之祖父。至以称神当为后起之名。汉儒不知此义，乃有感生帝之说；秦始皇不知此义，乃自称皇帝，则又近于预凶事也。

官家

汉人谓天子曰悬官，六朝及唐宋谓之官家，宋禁中云宫里亦是，金元人则谓之官里。宋人以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释“官家”二字，非也。官家，犹古称王家公家。唐人言州家、使家，见昌黎诗耳。其意与官里无异。

总统

西洋共和国之执政者，我国昔译之曰总统。元时有总统天下佛教道教，总统某地佛教道教等名目。然人罕以是称之，其得此称而最著者，则杨琏真伽之称杨总统是也。

名有以卑为尊者

名有以卑为尊者，如周之执国政者谓之冢宰、太宰。按《说文》：“宰，罪人在屋下执事也。”是宰本至贱之称。自春秋以后，则执国政者，或谓之相，或谓之相国，或谓之丞相，或浑言之宰相，然相之本义，谓瞽者之相，亦贱者也。汉中叶以后，政在尚书、中书，后代因之。至唐即以尚书令、仆射、侍中、中书令为宰相之官，然此数者，皆汉之卑官也。明以后，宰相称大学士，然其初亦只五品官。此皆先卑而后尊者。有以尊为卑者，如称秀才为相公，医生为大夫为郎中，掌礼为大夫，典伙为朝奉，薙发匠为待诏皆是。然比之五代宋初呼小儿为太保，走卒为太尉者，则又不足怪也。

夫人非夫对人称妻之辞

古者大夫之妻，称内子，犹天子之妻称后。诸侯称夫人乃他人尊之之称，非大夫自称其妻也。盖子者男子之美称，内子则女子之美称。今则上下通有此称，并为夫对人称妻之辞，与古大异。

古者夫非美称

古者夫非美称，《诗》云“狂夫”，《春秋左氏传》云“役夫”“畔夫”，《论语》云“鄙夫”，《孟子》云“顽夫”“儒夫”“薄夫”。其单称夫者，如《诗》之“夫也不良”，《左传》之“去之夫，其口众我寡”，《公羊传》“夫何敢，是将为乳乎？夫何敢”，《檀弓》之“夫夫也，习于礼”者，皆轻蔑之辞。盖古者臣虏谓之夫。孟鼎云：“锡女邦司三百人，鬲口驭至于庶人六百有五十有九夫。锡乃司王臣十有二百人，鬲千有五十夫。”吴清卿中丞释鬲为献。《大诰》“民献有十夫”，文例正同。吴说是也。然则邦司王臣称人，献及庶人称夫，显有区别。盖献者，战胜所俘之民，《曲礼》“献民虏者操右袂”是也。《酒诰》“汝劼毖殷献臣”，《洛诰》“殷献民，乱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献臣献民即殷之遗臣遗民。周之克殷，虽未必优俘其众，然谓之为献，犹用古代遗语。观周公迁殷顽民于雒，分鲁卫以殷民七族、殷民六族，皆殷之献臣献民也。孔子所谓文献不足者，盖亦谓遗老既尽，无能谈夏殷故事者。郑康成训献为贤，与《伪孔传》以献为善，均失其指矣。故孟鼎以献别于王臣，谓之曰若千夫。古今文中赐夫者尚多，皆战胜所俘者也。然则大夫、夫人与夫妇之夫，盖其后起矣。古文臣字象俯伏之形，其始与献字同意，故《书·微子》曰“殷其沦丧我罔为臣仆。”《诗·小雅》亦云：“民之无辜，并其臣仆。”《左传》“男为人臣，女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康成注《孝经》亦曰：“男子贱称。”则臣亦称臣虏。孟鼎所以分别臣与献者，盖臣为旧附之民，献为新俘之民，犹元时之分汉人与南人矣。

家人

今谓仆隶为家人。按《汉书·儒林传》：“窦太后好《老子》书，召问辕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师古曰：“家人，言仆隶之属。”则汉时已有此称。《王无功集》陈叔达答无功书云“贤弟千中及家人典琴至”，则唐时通称仆为家人，故师古注《汉书》云尔。孔子时弟子称师为子，孟子时称其弟子为子。周时诸侯之臣，称诸侯为君，汉时则皇帝称臣下为君。汉文帝称冯唐为父尤奇，然《史记》之作“父”，《汉书》已改为“父老”矣。韩退之《祭女孥文》自称“阿爹阿八”。赵彦卫《云麓漫钞》疑唐人称母为“阿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