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古学考

制驳《春秋》，是呓语耳。又孔子所改皆大纲，如爵禄、选举、建国、职官、食货、礼乐之类。馀琐细，悉不改。其意全在救弊，故《春秋》说皆以为从质是也。

今学、古学之分，二陈已知其流别矣。至于以《王制》为今学所祖，尽括今学，则或疑过于奇。窃《王制》后人疑为汉人撰，岂不知而好为奇论？盖尝积疑三四年，经七八转变，然后乃为此说。疑之久，思之深，至苦矣!辛巳秋，检《曲礼》「天子不言出」、「诸侯不生名」数节，文与《春秋传》同，又非礼制，因《郊特牲》、《乐记》一篇有数篇、数十篇之说，疑此数节为先师《春秋》说，错简入《曲礼》者也。癸未在都，因《传》有二伯之言，《白虎通》说五伯首说主兼三代，《穀梁》以同为尊周外楚，定《穀梁》为二伯，《公羊》为五伯。当时不胜欢庆，以为此千古未发之覆也。又尝疑曹以下，何以皆山东国称伯、称子，又与郑、秦、吴、楚同制？爵五等，乃许男在曹伯之上？考之书，书无此疑；询之人，人不能答。日夜焦思，刻无停虑，盖不啻数十说。而皆不能通，唯阙疑而已。甲申，考大夫制，检《王制》，见其大国、次国、小国之说，主此立论，犹未之奇也。及考其二伯、方伯之制，然后悟《穀梁》二伯乃旧制如此，假之于齐晋耳。考其寰内诸侯称伯乃三监之说，然后悟郑、秦称伯，单伯、祭仲、女叔之为天子大夫，则愈奇之矣。犹未敢以为《春秋》说也。及录《穀梁》旧稿，悉用其说，苟或未安，沈思即得，然后以此为素王改制之书，《春秋》之别传也。乙酉春，将《王制》分经传写钞，欲作《义证》，时不过引《穀梁传》文以相应证耳。偶抄《异义今古学异同表》，初以为十四博士必相参杂，乃古与古同，今与今同，虽小有不合，非其巨纲，然后恍然悟博士同为一家，古学又别为一家也。遍考诸书，历历不爽，始定今古异同之论。久之，悟孔子作《春秋》、定《王制》为晚年说，弟子多主此义，推以遍说群经。汉初博士皆弟子之支派，故同主《王制》立说。乃定《王制》为今学之祖，立表说以明之。蚁穿九曲，予盖不止九曲，虽数十百曲有矣。当其已明，则数言可了；当其未明，则百思不得。西人制一器，有经数十年父子相继然后成者。尝见其石印，转变数过，然后乃成，不知其始何以奇想至此。予于今古同异，颇有此况。人闻石印，莫不始疑而终信，犹归功于药料。此则并药料无之，将何以取信天下乎!

史公不见《左传》，则天汉以前固无其书。然《前汉?儒林传》谓张苍、贾谊传《左传》学，为作训解；《艺文志》无其书，则其说亦误袭古学家言也。按《国语》蚤出而《左传》晚兴，张、贾所见皆为《国语》。因其为左氏所辑，言皆记事，与《虞氏》、《吕氏》同有《春秋》之名。其称《左氏春秋》者，即谓《国语》，不谓《左传》。《左传》既出之后，因其全祖《国语》，遂冒「左氏」名为《左氏传》。又以其传《春秋》，遂掍《左氏春秋》之名。后人闻传《左氏春秋》，不以为《国语》而以为《左传》，遂谓张、贾皆习《左传》，此其冒名掍实之所由也。使当时有《左传》以传经，又有师说，张、贾贵显，何不求立学官？纵不立学官，何以刘子骏之前无一人见之？太史公博极群书，只据《国语》。刘子骏《移太常书》只云臧生等与同，不云其书先见。班书又云，歆校书见《左传》而好之。是歆未校书以前不见《左传》也。观此，则张、贾不习《左传》明矣。前亦颇疑《左传》为河间人所伪造，有数事可证其为先秦之书者：其书体大思精，鸿篇巨帙，汉人无此才，一也。刘子骏为汉人好古之最，犹不能得其意旨所在，则必非近作，二也。使果一人所为，则既成此书必不忍弃置；且积久乃成书，力不易，亦必有人治其学传其事；书成以后不授学者，而以全部送之秘府，又无别本，使非刘子骏，将与《古文尚书》同亡。至重不忍轻弃，三也。《曲礼》出在汉初，已为传记，则原书必不在文、景之后，四也。西汉今学盛，使果西汉人作，必依附二家，不敢如此立异，五也。以旧说论之，驳《左》者谓成于建始，则不若是之迟；尊《左》者谓出于汉初，则不若是之蚤。能知迟蚤成出之原，则庶乎可与谈《左》学矣。

汉人今、古之说，出于明文者少，出于推例者多。《白虎通》所纪《尚书》说之敛后称王，《公羊》说之三年称王，《诗》、《春秋》之五不名、五等皆称公，皆推例之说也。然明文之说，亦多出于推例。如《公羊》之由经推礼，与《左传》之由经推礼。同一经也，有世卿、无世卿异；讥丧娶、不讥丧娶异；此又明文中推例得之者。然有明文之推例，皆先师说；无明文者之推例，皆后师说。后师推例虽同先师，然附会失解者多于先师，以其学不如先师也。故予今、古礼制，以《王制》、《周礼》有明文者为正宗，以「三传」推例有明文者为辅佐。至于后师无明文之说，则去取参半。若《易》、《尚书》、《诗》、《论语》、《孝经》诸先儒说，除《礼记》本记诸篇外，则全由据《王制》、《周礼》以推之者。此于今、古学为异派，其中或同或异，或因或革，则又立《流派表》以统之。

始因《白虎通》胪列各经师说，欲将其说列为一表，名曰《五经礼制异同表》。后作《群经今、古礼制异同表》，以为足以包括群籍，遂不作《五经表》。今按：此表不能不作。何以言之？诸经异说，有迥不相同，不关今、古之分者，如《今春秋》天子即位三年乃称王，而《尚书》说则据《顾命》以为初丧称子，钊敛后称王。据经为说，则无论《今、古文尚书》皆不能立异，与《春秋》三年称王之说不同。《春秋》据逾年称公，以为逾年称王，此据经也。《尚书》据「王麻冕」，以为敛后称王，此亦据经也。诸经如此类者实众，不立此表，则此类无所归宿，又必在今、古学中为难矣。

博士言礼，据礼文者半，推经例者半。大约推例者皆当入《五经表》。何以言之？今学《王制》明文与古学不同者少，凡非明文则半多推例而得者，若以入《古、今表》，反是以无为有，此当入《五经表》。见此异同，非三代之不同，非今、古之异制，皆先师缘饰经义意造之说。又《礼记》中所言异同，有二家异说者，有文义小变者。此二派又足为《今古表》之陈涉、吴广，亦必求所以安顿之。二家说异者，立一表附《古今表》后。至于《曲礼》，本古文家说也。然所言六大、五官、六工之事，又全与《周礼》相反。足见古礼学中原有数派，但不用三公九卿，俱为古学也。大约《今、古表》中今学只一派，古学流派多，以其书多人杂，不似今学少而专一也。

《异义》采录今、古说，多非明文，后师附会盖居其半。夫今、古异同，当以《王制》、《周礼》为纲领，《公》、《穀》、《左氏》为辅佐。但据经传，不录晚说，唯议明文，不征影响。今许所录，可据者半，不可据者半。大约今、古分别，两汉皆不能心知其源。至于晚末，其派愈乱，如以今学说圣人皆无父而生，古学说圣人皆有父，岂不可笑!又《公羊》说引《易》「时乘六龙以驭天」，知天子驾六；未逾年，君有子则庙，无子则否。皆误说也，而亦征录。又引《公羊》以郑伯伐许为讥，《左》说郑伯伐许以王事称爵，皆非经意，为余所驳者也。大抵许君生当晚近，有志复古而囿于俗说。其作此书，亦如其《说文解字》真赝杂采，纯驳各半，屈于时势，莫可如何。然其采虽杂，今犹与今为一党，古犹与古为一党，不自相攻击。盖其始则同有乡人之义，继则同为博士党同伐异，视古学如雠仇，惟恐其进与为难。故虽自立异，仍不敢援之以自树敌，故说犹同也。

《异义》所录《左氏》，亦有异同。大约《左氏》亦有数家，故致歧出。如既言：「《左氏》说，麟是中央轩辕大角兽，孔子作《春秋》者，礼修以致其子，故麟来为孔子瑞。」又采陈钦说：「麟，西方毛虫。孔子作《春秋》，有立言。西方兑，兑为口，故麟来。」[陈钦，《左氏》先师也]是《左氏》固非止一家，故说不同也。又言《左氏》说：「施于夷狄称天子，施于诸夏称天王，施于京师称王。」载籍不传此义，此盖用《曲礼》说《左传》也，而文事与《曲礼》小异。此则未必异说之不同，盖《左氏》旧用《曲礼》说，后久失传，晚师无知者，而其初传授之义，犹相墨守，久而讹脱，故与《曲礼》殊异。亦如《公羊》言桓公盟词及孔子说，较之《孟子》多有讹脱是也。此《曲礼》为《左氏》说之起文，亦如《孟子》为鲁学《春秋》之起文也。

初不得古学原始，疑皆哀、平之际学人所开。不然，何以汉初惟传今学，不习古文？继乃知古学汉初与今学并传，皆有传授。所以微绝，则以文帝所求伏生，武帝所用公孙弘，皆今文先师。党同伐异，古学世无显达，因此不敌。《毛诗》假河间献王之力，犹存授受。至于《左传》、《周礼》，遂以绝焉。西汉今学甚盛，皆以古学为怪，恶闻其说，习之何益，故不再传而绝。观刘子骏争立，诸儒仇之，可知古学之微，非旧无传，盖以非当时所贵尔。

古学微绝，以非时尚，然其书犹阴行于民间。《异义》言叔孙通制礼有日祭，是为古说。又云叔孙通制礼以为天子无亲迎，从《左氏》义。陆贾著书议礼，实多用其说，特未立学官耳。此为孤芳，彼有利禄，人孰肯舍此就彼。数传之后，今学至大师数千，古学之绝也不亦宜乎!

孔子作《春秋》，无即自作传之理，故以口授子夏。《左氏传》则承史文而传之，亦非鲁史自作传也。今、古二家，孔子与鲁史比，子夏与《左氏》比，以为口说则皆口说，以为传记则皆传记，分别言之，皆未窥其原也。[甲申，拟博士答刘子骏书，尚未悟此理，寻当改作也]今古诸经，汉初皆有传本传授。其中显晦升沉，存亡行绝，亦如人生命运，传不传，有幸不幸。诸说后来或分口说、载籍，或以为有师无师，皆谬也。《仪礼》，班氏以为孔子时已不全，其说是也。

汉初，古文行于民间，其授受不传。然《尚书》，《史记》所引多古文说，则武帝时有古《尚书》师也。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则古《诗》有师。古《周礼》说多见于《戴记》古学师说，当时尚多引用，是《周礼》汉初亦有传也。暇时当辑为《汉初古文群经先师遗说考》，以明古文之授受非汉人伪作也。

予读《儒林传》，未尝不叹学人之重利禄也。古今本同授受，因古文未立学官，不惟当时先师名字遗说不可考，其有无是学，亦几不能决。岂不可痛惜乎!

《艺文志》有《周礼传》四篇，不知撰者何人。若在武、宣以后，必传名氏，岂秦、汉先师遗说之存者欤？《五行志》引《左传》说，亦不详为何人之作。或疑为刘子骏说。按刘语当著名氏，此亦秦汉先师说之偶存者。《戴记》中有二经师说，又当如今文《春秋》之《王制》，为先秦以前之书，为二经祖本矣。

《王制》：天子大夫为监于方伯国。《春秋》之单伯等是也。《左传》不用其说。而《周礼》云：作之牧，立之监。其所云立监者，盖即与《王制》同，是古《周礼》亦有此说。《左传》异之者，盖为监实非当时故事，《周礼》新撰，偶同《王制》耳。

古说有与今说相反。今说大明，遂足以夺古学之说。纵有明据解者，皆依违不敢主张，显与今学为敌。如《左传》之「元年取元妃，卒哭行祭」是也。今学讥丧娶、丧中祭，此变古礼也。《左传》礼，元年娶元妃。艾二年，公子遂如齐纳币。《传》云：「礼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婚姻，娶元妃奉粢盛，孝也。孝，礼之始也。」宣元年，「公子遂如齐逆女」。《传》无讥文，此《左传》即位娶元妃之证也。《传》云「娶元妃以奉粢盛」，明婚为祭，此丧祭之明证也。外如杜氏所引：襄十五年，晋悼公卒；十六年，晋烝于曲沃。郑公孙侨云：「湨梁之明年，公孙夏从寡君以朝于君，见于尝酎，与执膰焉。」皆足为证。又僖三十三年，《传》云：「葬僖公，缓作主，非礼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燕、尝禘于庙。」按古礼重祔，今学不言祔；今学言祀主于寝，古学言祀主于庙，二者各异不相通。古学作主以后，即祔于庙中。凡小祀日祭则但祀新主祔者，唯烝、尝、禘大祀乃于庙行事，非不祭也。其讥吉禘庄公者，谓于祔主行禘祭，故讥之。非谓余庙皆不祭也。特祀于主，烝、尝、禘于庙，全从禘于庄公出来。后世学者以今混古，各相蒙乱，左右支吾，皆不能通矣。

古学亦用三年不祭之说，持谓新主耳。今学亦有丧不废祭之事，谓郊天耳。二家各有所据，其分析处甚微。《周礼》亦主丧祭，其说特为注家所掩耳。如丧中用乐，《周礼》有之，后人皆不敢主其说，亦是也。

鲁共王坏宅所得书，各家数目不同。《史记》不详其事。刘子骏以为有《左传》。《汉书?河间献王传》言：求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鲁恭王传》言得古文经传，无书名。《艺文志》云：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按以《汉书》证之，恐有《左传》是刘子骏依附之说。传古学者燕赵人，多不行于鲁，当由今学与之为难，故托言其书出于鲁，以见鲁旧传其学之意，非实事也。

今古学人好言今、古学得失，争辨申难，无所折中。窃以为虽汉已如此，然皆非也。今学如陆道，古学如水路，各有利害。实皆因地制宜，自然之致，自有陆水，便不能偏废舟车。今驾车者诋舟船之弊，行舟者鄙车马之劳，于人则掩善而著恶，于已则盖短而暴长。自旁观言之，则莫非门户之见，徒为纷更而已。

学礼烦难，今、古不足以统之，故表中多立门目。然其中有文字异同一例，本为一家，传习既久，文字小异，此当求同不可求异者也。如《王制》与《孟子》，《祭法》与《国语》，宜无不合矣。其中乃有小异处，后人遂张皇而不谓《孟子》与《王制》、《祭法》与《国语》有合，此则大非也。何以言之？《孟子》言葵邱盟词，当即《穀梁》所言，乃《孟子》详而《穀梁》略。[《公羊》不在葵邱，所引则又略矣]《孟子》引孔子「其事则齐桓晋文」一节，当即《公羊》「纳北燕伯于阳」传所引，乃《公羊》与《孟子》互异。又《公羊》定元年引沈子，即《穀梁》定元年所引之沈子也。同引一师，同说一事，而文句不同。又如《左》、《国》、《礼记》、诸子之记申生事，本一事也，而所记各异。《孔子集语》集孔子之言，同一说也，而文义详略乃至大相反。此皆当求其同，而不当求其异。然此以知其源为难，苟不知其源而惟求不异，则未有不为害者矣。郑君是也。

汉初叔孙通制礼，多用古说，原庙之制，此古礼也。《周礼》祀文王于明堂，而方岳之下亦立明堂，如齐之明堂是也。《左传》有先君之庙曰都，无先君之庙曰邑，此亦原庙明堂之制。惟今学乃不言明堂，立太庙，不立原庙也。[古学，天子宗庙中无太庙，惟别立明堂，诸侯不立明堂曰太庙。今学则天子诸侯同曰太庙也]今学家间有说古礼者，旧颇难于统属。今立一法以明之，以为讲今学者时说古学，如《孟子》、《荀子》皆言明堂是也。此如《春秋》曲存时制之例。

古学，禘为祀天地，郊为祈谷，禘重于郊。禘者，示帝也，故谓鲁禘非礼。《穀梁》不言禘非礼。古学无祫祭。《公羊》说禘用古学，说祫用今学。今学不以禘为大祭。古学每年一禘，亦无三年一祭，五年再祭之说。

讲禘祫须先知庙制。今先作《今古学庙制图》，便知古无祫祭，今无配天禘祫之说，本数言可了，先儒含混言之，遂致纠葛耳。《左传》不立四时祭之名，《周礼》则有之。《左传》雩为祈谷，与《周礼》同，又有求雨之雩。今礼则雩专为求雨，无祈谷说。《左传》移动今学时祭，以郊、雩、烝、尝当之。四者皆为农事，所谓春祈秋实，不专在宗庙行事者也。此《周礼》、《左传》所以不同。欲分今、古礼，须先将其名目考清。某礼于古为某事，于今为某事；某礼为今、古学所有，某礼为今、古学所无；某礼无其事而有名，某礼有其实而异其号。须先考正名实，然后求细目。不先知此，则礼制不能分也。

古礼门目多，今礼仪节少。今礼如建国、爵禄、立官、选举外，其改动古学者可以计数。至于一切仪节名目，多从古说。故凡所不改者，皆今古同者也。今为一表以收今古不同者。以外有古无今者，则均附此篇之后。所录虽属古文，实则今礼亦如此也。

《月令》说：脾为木，肺为火，心为土，肝为金，肾为水。此古文说也。博士说：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肾水。今医家皆祖博士，而古文无知之者。以高下相生为序：脾居中，主生为木，次肺火，次心土，次肝金，次肾水。肾生脾，又始焉，甚有理。然予说藏府，不以配五行。脾胃为中，肺心在上，肝胆在下。脾与胃对，肺与肝对，心与胆对。脾胃主消纳，肺受而为气，肝受而为血，心为气精，胆为血精。肺肝主形质，心胆主精华。气血已盛，然后肾生；气血将衰，则肾先死。肾如树木花实之性，乃五藏之精华，以为生发之机者，古书当有此说。

《周礼》封建之制与《王制》相较，一公所封多至二十四倍，此必不能合者。《孟子》以齐鲁皆百里，初以为今学门面语也。然下云今鲁方百里者五，以为大，似确是当时实事，继乃悟周初封国实不如《王制》之小，诸侯封大易为乱，故《王制》改为百里。鲁旧本大，《诗》有七百里之说是也。至孟子时多所侵削，所谓「鲁之削也滋甚」，非鲁多灭小国，乃仅此方百里者五也。周礼本非百里，《孟子》以《王制》为周礼，皆因主其说久，周礼不可闻，故即以为是周礼。董子亦以《王制》为周礼，封建之制，变为郡县，郡之大者方广得四五百里，汉初封国大者亦四五百里，此所本也。《王制》则众建诸侯而小其力之说也。总之，《周礼》之书与《王制》同意，均非周本制，特《周礼》摭拾时事处多。《王制》则于时制多所改变尔。

今学有大庙，古学无大庙。《明堂位记》因《春秋》有大庙，缘经为说，故曰「大庙，天子明堂。」以明堂、大庙分为天子、诸侯制，顺《春秋》大庙之文也。今学禘在大庙，古学禘不在大庙。[郑曰行于圆丘]《春秋》有禘于大庙，当缘经为说，故《左传》[《礼记?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大庙。」言天子禘于圆丘，诸侯则禘于大庙，以顺《春秋》禘于大庙之文也。此《左氏》缘经立说之事也。

予言今、古，用《异义》说也。然既有许义而更别有异同者，则予以礼制为主，许以书人为据。许以后出古文为古，先出博士为今，不知《戴记》今古并存，以其先出有博士，遂目为今学，此大误也。其中篇帙，古说数倍于今，不究其心，但相其面，宜其有此也。《异义》明堂制，今《戴礼》说明堂篇曰云云；又引古《周礼》、《孝经》说明堂文王之庙云云。按，今学不言明堂，言明堂皆古学，刘子骏所说是也。《戴记》四说皆古学之流派，非今学也。且其四说有一说以明堂为文王之庙。即许君所引古《周礼》、《孝经》说也。安见其说在《周礼》便为古，在《戴记》便为今？《大小戴记》凡合于《周礼》、《左传》、《毛诗》者，盖为古学；合于《王制》者，盖为今学。一书兼存二家。此不以实义为主；乃以所传之先后为主，使当时《周礼》早出得立博士，或《戴记》晚出不得立，不又将以《周礼》为今，《戴记》为古乎？盖汉人今、古纷争积成仇隙，博士先立，古学之士嫉之如仇。凡未立者引为一党，已立者别为一党，但问已立未立，不问所说云何。东汉之末，此风犹存。故许右古左今，著为《异义》，以《戴记》先立，尚挟忿排斥以为异端。今则无所疑嫌，平心而睹，源流悉见。康成和解两家，意亦如此。然康成合混，予主分别。合混难而拙，分别易而巧。然既合混之后，又历数千年之久，则其分之也，转难于康成昔日之合之矣。

《异义》引《左氏》说曰：古者先王日祭于祖、考，月祀于高、曾，时享及二祧，岁祫于坛墠，终禘及郊宗石室。按，此说《左传》者之言也，其言本于《国语》、《祭法》而不尽合。《祭法》言亲庙有五，其庙制以考为总汇，当是日祭考、月祀四亲庙，故下有下祭五殇之文。以上祭五代，故下亦得同。今说日祭祖、考，月祀高、曾，此则改五代以为四代也。至于以岁祫终禘为说，则更非《左》意矣。《国语》虽有岁、终之文，岁犹可言，终当不能定为常典，其谓王终耶，抑谓外藩之终耶？此恐当从外藩说，事无定，不能言时日也。至于岁一行祫，亦与烝尝禘于庙不合。大约此言亦误解纬说，妄附祫禘，而不知《左传》本义不如此也。

《礼记?冠义》、《婚义》、《乡饮酒》、《射义》与《仪礼记》异篇。旧以为异师重篇，今乃知此《王制》今学六礼记也。以《婚义》言之，内官百二十人，与外官同，此今说。又《仪礼》为士礼，此独详王后事，可知此《王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