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伪书考

。化书为谭峭作，齐邱夺为己有，则书非伪而人伪耳。然亦有窜入处：王世贞书化书后曰：『是书也，吾。以。为。齐。邱。必。窜。入。其。自。着。之。一。二。，而。后。掩。为。己。有。。如五常一章，忽云：「远帝王之筹策，代天地之权衡，则仲尼其人是也。」彼盖所以名齐邱意也。若景升必不推仲尼，亦不必附于儒者。又齐邱于观化之际，辄自称小人，所谓不考而招者。』(读书后)又张纶言曰：『予观是书，文虽高妙而言则驳杂，其中或祖黄老庄列，或本释氏，或述晏墨，语皆亲切；至其言儒，则不相似，由其本不知儒，故言愈精而意愈远也。』(林泉随笔)不知儒而又好论儒，殆即齐邱窜入处。是。不。特。人。伪。而。书。亦。伪。矣。。而胡应麟曰：『此书张文潜黄东发俱以为齐邱撰，而宋景濂归之谭峭。然齐邱仕南唐，而南唐又有金陵羽客谭紫霄者，能劾召鬼神，四方道流，从学百余人，则于今传化书，意旨尤若相类。二谭并与齐邱同时，一人耶二人耶吾不得而知矣。』(四部正)按：陈景元跋，称『旧传陈搏言谭峭在终南着化书，因游三茅历建康』云云，则谭紫霄或即谭峭。然其书既为齐邱所夺而又有窜入，固当与伪书同观；二。谭。之。为。一。人。为。二。人。，于。齐。邱。攘。窜。之。罪。，盖。无。择。焉。。(页三二○—三二一)

附录一

古今伪书考跋

顾颉刚

古今伪书考一卷。宣统己酉岁，始见于孙伯南先生架上。去年在京中刻意求之不能得，遂借自孙先生手录焉。是书始刊于知不足斋丛书；先生所藏为光绪十八年秋浙江书局单行本。浙局是刻，板本甚劣，谬为繁。今就其可正者正之；他日得善本，当重校。书无序跋，亦不记年。姚君行事，他书并难征考。观其引据书说及钱牧斋、顾宁人而止，则是清康、雍间人。盖山谷含章之士，不求令闻于世俗者，可决也。寻索所箸，于易传条曰：「予别有易传通论六卷」；于古文尚书条曰：「予别有通论十卷」；于大戴礼条曰：「予前作古文尚书通论，其中辨大戴礼非本书，乃后人之伪」；于周礼条曰：「予别有通论十卷」；于孝经条曰：「予着通论止九经，其别伪类不及孝经」；于真书杂伪类曰：「经则礼记、仪礼有之，并详本书」：知通论之作至为博洽，抉择必甚精。以其有通论，故此考中于易、书、礼皆不着考辨。然通论无传本可求，检各家目录亦不载，其已佚乎夫古文尚书之伪，梅君而后，百诗、松崖、懋堂、艮庭辨说明矣。周礼颇见攻于晚近。而易传、仪礼则终清一代盖无疑者。使姚君通论而在，必有以广吾异闻。今但从此考得窥鳞爪，名之不没亦仅赖此，其传其不传岂姚君之意乎！是书一卷，颇类随手札记，非有意箸述之林，故文笔疏散。其讨论多采前人成说，自汉志、隋书而下，唐之柳子厚，宋之晁子止、陈直斋，明之宋景濂、胡元瑞，并多撷取，而以晁、陈为最多。或微折衷，不尽证实，弗能谓博议无遗也。其缺而未举者，在「经」，有书序、周易举正、干元序制记、论语笔解、六经奥论诸书。在「史」，有圣贤群辅录、五孝传、卓异记诸书。在「子」，有孟子外书、邓析子、燕丹子、灵棋经、道德指归论、老子河上公注、庄子郭注、群书治要、家山图书、搜神记、述异记诸书。至于医药、术数之籍，不可胜计。若「真书杂伪」，则有朱子通鉴纲目；「两箸并名」，则有高诱战国策注；在姚氏成书后，则有日本刻古文孝经孔传、今文孝经郑氏注。如此之类，并可补论，勿求备于此书已。若其编次，余窃有议。以忠经入经，以天禄阁外史入史，得毋但观其名欤于文中子，既从挥尘录证王通之有其人，又曰「通耶，郊、畤耶，逸耶，吾不得而知之」，则是「未足定其箸书之人」也。于诗序，既从后汉书证为卫宏所作，又曰「非伪书而实亦同于伪书也」；于杜律虞注，既从杨用修言谓为张伯成作，后人嫁名于伯生，又曰「伯生集有杜诗纂例序一篇；想以此讹为伯生耶」：则二书者，是「本非伪书而后人妄托其人之名」也。于干凿度曰「宋人掇拾类书而成」；于竹书纪年曰「予于纪年，以为后人增改」；于李卫公问对明非阮逸伪书，而曰「今世传者当是神宗时所定，而彼所定实采通典」：则三书者是「真书杂以伪」也。今辄与伪书同列，不亦过欤于商子采周氏说，曰「其精确切要处，史记列传包括已尽；凡史记所不载，往往为书者所附会」；于贾谊新书采陈氏说，曰「多录汉书语，其非汉书所有者辄浅驳不足观，决非谊本书也」：其言相类，而商子为伪，新书为真，则不足以服人矣。于脉诀曰「称晋王叔和撰，晁氏谓后人依托」；于金匮玉函经曰「此非仲景撰，乃后人依托者」：其言亦同，而脉诀为伪，玉函为真，则又不足以服人矣。孙子一书，反覆无证验，则宜与鬻子、鬼谷并在伪书，而独入之「未定其人」，岂为当乎！阴符经即为寇谦之作，而七贤注涂抹已遍，尽为伪托，自传其书，即有其注，岂犹得列于真书耶！于文子，但曰「不全伪」，而其所以不全伪者不言焉；于列子，但曰「意战国时本有其书」，而其所以本有其书者不言焉：而文子、列子遂非伪书矣。若晏子春秋与管子同裁，素问、本草与山海经方轨，而真伪辄大别：何随情抑扬之甚也！盖尝论之，其病其二：一则以文辞之工拙定真伪，故文、列为真而鹖冠、公孙龙为伪。一则以后世箸述之成法括古籍，故黄帝素问、神农本草、晏子春秋胥入伪书。姚君抑亦未深思乎昔人笔记谓君抨击孝经，殆过激。予谓此考中最精之言莫孝经条若，他条皆依附人说，发明者鲜矣。论伪书者予最服膺实斋。窃取其言，分为七类，非可以伪书包也：

一曰「师说」。圣人制作，守于官司；及周末文胜，轶为百家。口耳之学不能无差，则着于竹帛以授之其人，所以求传习之广焉。是以羲、农、黄帝之书杂出于战国，连类于汉、魏。其后有卓越之人，为众宗仰，法度犹传，笔札未录，则知之者亦述之而仍其人。此正古人言公之旨，不必以诚伪规度者也。如素问、本草、山海经、周髀算经、易传、三礼、难经、星经，虽有伪附，又不能定其着书之人，然终不当与虚造者等视。今四库所着录，诸家书目所胪列，医药、术数之书独多依托，良由此等学说不凭书籍以传耳。

二曰「后记」。管子述死后事，韩非载李斯驳议：盖古人书无私箸，大出后学缀辑，虽有不伦，无乖传信。故管子、晏子，不可谓之伪书，犹春秋公羊传成于高孙寿，尚书大传录于张生、欧阳生也。论其体例，与前类颇同。惟前在记学，学则虽远无弗赅，纵法言多疏，师承非可悉求，亦以意联贯为之；此在记事，事则年代不能遥，言行不能虚构：所以异也。

三曰「挟持」。或蹈偶之名，或袭散见之语。是故，因倚相而有三坟；因老传而有关尹；贾生感赋，遂作鹖冠；列子夸言，因成穆传：其附托巧而心日拙矣。章氏曰：「刘炫之连山，梅赜之古文尚书，应诏入献，将以求禄利也。夫坟、典既亡，而作伪者之搜辑补苴未必无什一之存，如古文之搜辑逸书，散见于记传者几无遗漏。六朝古书不甚散亡，采辑之功必易为力。计不出此，藉以作伪，岂不惜哉！」是故，薛据作伪，则亦王肃也；江声作伪，则亦梅赜也。然而一存补逸之功，一有乱古之罪者，操术不可不慎也。此伪托古昔者也。

四曰「假重」。名贤之作，为世宝贵；苟有一籍之传，奚止十缣之价、故小学推晦庵，政经题西山，杜解归子瞻，潜虚属君实。此伪托近世者也。凡兹二类，胥实斋所谓奸利。「欺于朝则得禄位，欺于市足恣垄断」：心术之蔽，有如是哉！

五曰「好事」。盖体同于拟作，心在乎炫奇。弄数十之愚人，戏千年之古子。脱略不羁，风流自赏。明丰坊、姚士床辈，傥其人乎！又或心怀愤激，辄欲诬陷嫁祸，僧孺行纪、圣俞碧云騢作焉。

六曰「攘夺」。前此数类皆自作之而以伪人，此则窃人之言以为己有，于诸书中品最下矣。章氏曰：『窃人之美，等于窃财之盗，老氏言之，断断如也。谭峭窃化书于齐丘，郭象窃庄子于向秀，作者有知，不能不恫心于窃之者，盖穿窬胠箧之智必有窜易更张，以就其掩着而失其本旨也。不知言公之旨而欲自利以为功，大道废而心术不可问矣！」予谓清代古籍大明，所不着者必已弗传，而采辑诸书逸文，则有玉函五百余种，抱经、平津、问经、别下、心斋、鲁山百余种，粲然毕陈，欲伪古者已无从措手，挟持好事之途庶几可绝。独攘夺则剧于前古，往往万目昭昭而攫金者咸攘臂于市。举国化之，恬不为怪。其能窜易更张，盖犹绝少。廉耻道丧，遂令王俭、阮逸宜尊美让，悲哉！

七曰「误会」。本非伪书，后人迷不能辨，遂沿传为伪作。举凡姚君所谓「有后人妄托其人之名者」，「有两人共此一书名，今传者不知为何人作者」，「有未足定其着书之人者」，皆是也。

予素谓目录虽分体类，亦宜判别时期。今观于伪书，辄意出于汉、魏间者当与唐、宋而下异其等差，则比次而观，亦可以识学风之所趋矣。予又谓孝经本伪书，使入之礼记，明标秦、汉儒者所作，则不可谓伪。中庸非伪书，自程氏以为子思忧道学失传而作，则与诗序亦同。又列子杂采道、纬，同于亢桑之伪；易林误题焦赣，同于尔雅之诬。姚君所列，亦为不伦。予于学问，犹盲瞽不能识别。他日读书稍多，愿为是考补正。用记于此，视为息壤。

一九一四年三月一日，颉刚写竟跋。

校点古今伪书考序

顾颉刚

我现在是以古籍的整理作为专业的人了。这个嗜好的养成自有多方面的诱导，但在这许多诱导之中最有力量的一个便是这本小书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我在幼年，什么书都喜翻弄，没有目的，没有问题。家中旧藏王谟本汉魏丛书一部，尤使我欢喜，因为里边搜集的古人着作种类最多，它最能把古籍的现存状态告给我知道。古今伪书考的书名，我早在书目答问里见到了；但因它刻在知不足斋丛书里，而这部丛书不易见，所以还不曾读过。到了十七岁那一年，始借到一部浙江书局的单行本。不料读了之后，我的头脑里忽然起了一次大革命。这因为我的「枕中鸿宝」汉魏丛书所收的书，向来看为战国、秦、汉人所作的，被他一阵地打，十之七八都打到伪书堆里去了。我向来对于古人着作毫不发生问题的，到这时都引起问题来了。

我在二十岁以前，所受的学术上的洪大的震荡只有两次。第一次是读了一部监本书经，又读了一篇先正事略中的阎若璩传。第二次就是这一回，翻看了一部汉魏丛书，又读了一本古今伪书考。我深信这两次给与我的刺戟深深地注定了我的毕生的治学的命运，我再也离不开他们的道路了！古今伪书考只是姚际恒的一册笔记，并不曾有详博的叙述，它的本身在学术上的价值可以说是很低微的。但他敢于提出「古今伪书」一个名目，敢于把人们不敢疑的经书(易传、孝经、尔雅等)一起放在伪书里，使得初学者对着一大堆材料，茫无别择，最易陷于轻信的时候，骤然听到一个大声的警告，知道故纸堆里有无数记载不是真话，又有无数问题未经解决，则这本书实在具有发聋振聩的功效。所以这本书的价值，不在它的本身的研究成绩，而在它所给予初学者的影响。后来从四库全书提要的存目里知道姚氏有一部笔记，叫做庸言录，是最大胆的着作，可惜见不到。他用全副精神做成的九经通论是对不合理的经学下了总攻击令，他比阎若璩的范围要广，态度要更彻底，可惜也无从见到。无可奈何，就标点这本小册子来吸取他的一点辨伪的精神。

一九二○年，我初在北京大学毕业，服务母校图书馆，时间尚有余裕，就从事这个工作。但我的喜欢搜集材料的癖性总改不掉，我想为这书作笺注。作笺注时应用的书籍，北大图书馆不够，再到京师图书馆寻去。费了几个月功夫，范围越放越大，材料愈积愈多，问题也发生个不歇，这本书的笺注竟有无从下手之苦了。可是，笺注虽做不成，而因了这一番搜集材料的功夫，把以前学术界上所起的几次辨伪运动倒弄得很清楚。我于是又发大愿，要编辑辨伪丛刊。时间去得真快，到今日又过了十年了。此十年中，时局的不安，生计的压迫，使得我频频南北奔驰，辨伪丛刊没有出版几册，这是我时引为恨事的。但在这十年中，我们努力搜求姚氏的遗着，颇有些可观。最早，从方玉润的诗经原始中见到他所引的诗经通论。稍后，又在尚书古文疏证中看到阎若璩节录的他的古文尚书通论。稍后，又在杭世骏续礼记集说中见到引他的礼记通论。后来，又从吴又陵先生(虞)处借到道光丁酉王氏铁琴山馆刻本诗经通论。后来，转写得南京江苏省立图书馆中所藏的好古堂书目钞本，是钱塘丁氏的旧藏，我们可以在这本书目上知道他所读的书。后来，又从杭郡诗辑中寻到他的两首诗。最近，伦哲如先生(明)购到残写本春秋通论，我们也借钞了。杭州崔家藏有一部钞本仪礼通论，又借钞了。说不定将来更有出于意表的发见。姚氏是清初的一个大学者。他的学问的来源及其研究的态度，我们可以引四库提要的话来看：

际恒生于国朝初，多从诸耆宿游，故往往剽其绪论。其说经也，如辟图、书之伪则本之黄宗羲，辟古文尚书之伪则本之阎若璩，辟周礼之伪则本之万斯同，论小学之为书数则本之毛奇龄，而持论弥加恣肆。至祖欧阳修，赵汝之说，以周易十翼为伪书，则尤横矣。其论学也，谓周、张、程、朱皆出于禅，亦本同时颜元之论。至谓程、朱之学不息，孔、孟之道不着，则益悍矣。……(总目卷一百二十九，杂家类存目六，庸言录条)我们知道，学问是天下的公器，只要你会得捉住真实，自然别人会来听从你；只要别人能捉住真实，你也应当听从他：姚际恒如果采用了当时各家说而箸书，乃是他的从善服义的公心，不能说为他的罪状。而且他秉了求真的勇气，掌握了考证的方法，九经中的伪文和伪说自可被他一扫而空，何必一定要「有所本」而后可以辟伪！所以我们看了他的成就，只能说他生在反理学的学术环境中，顺应了这时代精神，与黄、阎、万、毛等作同方向的努力，充量发展他的研究能力而已，不应当说剽不剽的话。(他辨伪古文尚书非剽阎若璩，证见下文。)至于他的书何以失传，这个理由，钱玄同先生说是由于四库馆诸臣的反对。他以为提要中既骂他经学方面的种种，是作提要的人必曾看见他的九经通论。但四库中没有此书，即存目中也无此名，可见他们有意把他压抑下去。他的书既为「别黑白而定一尊」的四库馆所痛斥，自然别人再不敢把他表章了。按，这个假设很可能。康长素先生新学伪经考云：

刘歆伪撰古经，由于总校书之任，故得托名中书，恣其窜乱。……按古今总校书之任者皆有大权，能主张学术，移易是非，窜乱古书。先征之今。国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群书，纪昀主之，算法则戴震主之。而四元玉鉴为中国算学最精之术。戴震于测圆海镜提要云：「按立天元一法，见于宋秦九韶九章大衍数中；厥后，授时草及四元玉鉴等书皆屡见之」，则戴震必见其书，而乃不为着录，盖欲独擅其术也。(提要之及其目者，乃其不觉流露、不及校删者耳。)纪昀力攻朱子，述董亨复繁露园集之野言，讥名臣言行录不载刘元城者数条；其他主张杂学，所以攻宋儒者无不至，后生多为所惑。……幸生当国家明盛，群书毕备，故不至大为窜乱。(汉书艺文志辨伪第三上)这是很明显的证据。此外，钱玄同先生又告我两件窜乱的实事：其一，宋楼钥攻媿集，徐森玉先生(鸿宝)曾用宋本校对一过，发见四库本改窜甚多，而尤以他替妇人所作的墓志铭为甚。因为宋代女子夫死改嫁是平常的事，故原本攻媿集中常记女子改嫁的事实，及其前夫、后夫的官衔。但四库馆中人则以为这是不道德的，便一一替它改易，必使她从一而终。至于把她归于哪一个丈夫，则以官阶之大小而定：前夫官大则使其始终从前夫，后夫官大则使其始终从后夫。其二，梁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其书中土久佚，修四库书时根据日本刻本收入，但日本本「夷狄之有君」一章，疏意为夷狄虽有君，犹不如诸夏之无君；而四库本的疏意，则是诸夏无君，犹不如夷狄之有君。意义极端相反，而乃发现于同一书中，其字数又相同。知不足斋本亦据日本刻本，但此章的疏文，初印本与日本本合，后印本则与四库本合。盖四库馆臣因清帝出身女真，故每逢书中说到夷狄的，或文字上，或意义上，必改得它不伤皇帝的面子而后已。知不足斋本既已刊成，始知馆中改笔，不敢不依钦定文字，只得挖改了。(近年上海石印知不足斋丛书即用初印本，犹未挖改，而古经解汇函中的论语义疏则用四库本，两书均易见，大家不妨把它们对勘一下。)从这些地方看，清高宗时开四库馆是有主义的，有作用的。他们对于古籍，不是客观的整理。他们用了自己的主张和凭藉了自己的地位，把古今学术审查一番：哪种应提倡，哪种应遏绝，哪种应依因，哪种应改变，借编纂之业以行其去取予夺之权。倘使那时还没有刻书的一件事，传钞的本子又相习以四库为正本，则数十百年之后，四库本即得统一全国的书本了。看了这些事实，可知刘歆在校书时改窜许多古书是很可能的，我们正不必对于今文学家的攻击作过分的怀疑。

姚氏着作，当时或有几种刻本，因为在好古堂书画记及书目上证明他不是一个穷人。就算他的着作卷帙太多，或因他没有及身写定而不刻，也必有许多钞本。何以四库总目上只把他的庸言录存了目，其他连存目也彀不上呢这很明白，他的怀疑古书和攻击古经师的态度绝不为四库馆诸臣所容，或竟被销毁了；他们又虑后人有赞同其说的，故即于庸言录的提要上作总括的一骂，以见其人之不足取。实在清学到了干隆时，古代的偶像又唤起来了，清初的实事求是的风气已变成信守汉人师说的风气了。只有伪古文尚书，因为它起在魏、晋间，彀不到汉，没有汉代的权威者为它保护，又因它的宗师是王肃，适为汉学宗主郑玄学派的敌人，又因当时大师惠栋亦曾继续阎氏之业而为古文尚书考，故他们对于清初提出的许多辨伪问题只有伪古文尚书一案是承受了的。姚氏太勇了，什么书都要疑，当然应受他们的排斥。姚际恒的传状，我们找不到。现在姑把毛奇龄的西河诗话和吴振棫的杭郡诗辑中两段文字写在这里，权当他的小传：

亡兄大千为仁和广文，尝曰：「仁和祗一学者，犹是新安人」，谓姚际恒也。予尝作何氏存心堂藏书序以似兄，兄曰：「何氏藏书有几，不过如姚立方腹箧已耳！」立方，际恒字。及予归田后作大学证文，偶言「『小学』是写字之学，并非『少仪』」、『幼学』之谓，不知朱子何据竟目为童学，且裒然造成一书，果是何说」立方应声答：「朱所据者白虎通也。然白虎通所记正指字学，诚不知朱子何故袭此二字」，因略举唐、宋后称「小学」者数处，皆历历不谬。坐客相顾皆茫然，则度越时贤远矣。第是时兄已死，予述兄语示立方，立方即赠予长律二十韵，……其情词笃实；始知亡兄非轻许人者。(西河诗话卷四)

姚际恒，字立方，号首源，钱塘监生。……首源博究群书，撑肠万卷。……既而尽弃词章之学，专精治经。年五十，曰：「向平婚嫁毕而游五岳；予婚嫁毕而治九经」。遂屏人事，阅十四年而书成，名曰九经通论，凡一百六十三卷。又着庸言录若干卷，杂论经、史、理学、诸子；末附古今伪书考，持论极严核。其家构海峰阁，西面湖，檐际悬旧窑霁红，夕阳映射，一室皆作霞光。有西绝句云：『高阁虚明木榻施，昼间兀坐每移时。湖山一角当面，烟树残霞晚更宜」。(国朝杭郡诗辑；前段与武林道古录略同。)从这两段记载里，我们可以知道几件事实：(一)是徽州人而住在杭州的；(二)他五十以后始专力治经，阅十四年而成九经通论；(三)古今伪书考是庸言录的一个附录；(四)他是一个很有艺术意味的人。他的生年，可从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里寻到。文云：

癸酉冬，薄游西泠，闻休宁姚际恒，字立方，闭户着书，攻伪古文。萧山毛大可告余：「此子之廖偁也，日望子来。不可不见之！」介以交余。少余十一岁。出示其书，凡十卷，亦有失有得。失与上梅氏、郝氏同；得则多超人意见外。喜而手自缮写，散各条下。(卷八)

阎若璩是崇祯九年(丙子，一六三六)生的，姚氏比他小十一岁，则是生于顺治四年(丁亥，一六四七)。他们两人相遇，在康熙三二年(癸酉，一六九三)，是年阎氏年五十八，姚氏年四十七。当他四十七岁时，所着攻伪古文的书已成十卷了，可见他并不剽袭阎氏之说，只是不谋而合；又可见他研究经学并不很迟。或者他在九经通论中先成古文尚书通论，故阎氏见他，但提此书；朱彝尊的经义考中亦但着录其古文尚书别伪例。他成了此书之后，就用了研究伪古文尚书的方法，再去研究别种经书。(诗经通论自序作于康熙四十四年，乙酉，一七○五年；春秋通论自序作于康熙四十六年，丁亥，一七○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