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友斋丛说

斯岂近之乎？

挚虞《文章流别论》曰：“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遣词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靡丽过美，则与情相悖。”可谓切中今时作文之弊矣。

李华曰：“文章本乎作者，而哀乐系乎时。本文作者，六经之志也。系乎时者，乐文武而哀幽厉也。有德之文信，无德之文诈。皋陶之歌，史克之颂，信也。子朝之告，宰嚭之词，诈也。夫子之文章，偃商得焉。偃商没而伋轲作，盖六经之遗也。屈平、宋玉，哀而伤，靡而不远。六经之道遁矣，沦及后世，力足者不能知之，知之者力或不足，则文义浸以微矣。杨升庵谓华之论文，简而尽。韩退之与人论文诸书，远不及也。

萧颍士曰：六经之后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壮而不能经。贾谊文辞最正，近于治体。枚乘、相如亦环丽才士，然而不近《风雅》。杨雄用意颇深，班彪识理，张衡宏旷，曹植丰赡，王粲超逸，嵇康标举，左思诗赋有《雅颂》遗风，干宝着论近王化根源。此后然无闻焉。近日惟陈子昂文体最正。

杨升庵曰：汉兴文章有数等。蒯通随何陆贾郦生游说之文宗《战国策》，贾山贾谊政事之文宗管晏申韩。司马相如东方朔谲谏之文宗《楚词》。董仲舒匡衡刘向杨雄说理之文宗《经》、《传》。李寻京房术数之文宗谶纬。司马迁纪事之文宗《春秋》。呜呼盛矣！

杨升庵曰：孔子云“辞达而已矣”。恐人之溺于修词而忘躬行也。今世浅陋者，往往借此以为说。如《易》《传》《春秋》，孔子之特笔。其言玩之若近，寻之益远。陈之若肆，研之益深，天下之至文也。岂止达而已哉？譬之老子云“美言不信”，而五千言岂不美耶？其言美言不信者，正恐人专美言而不信也。佛氏自言不立文字，以绮语为罪障，如《心经》《六如偈》之类，后世谈空寂者，无复有能过之矣。予尝谓汉以上，其文盛，三教之文皆盛。唐宋以下，其文衰，三教之文皆衰。宋人语录去荀孟何如，犹悟真篇比于参同契，《传灯录》比于般若轻也。

杨升庵云：苏东坡不喜韩退之画记，谓之甲乙帐簿。此老千古卓识，不随人观场者也。

自汉以后，诸人不复立言著书。但为文章，然必如枚叔七发、相如封禅文、东方朔答客难、杨雄解嘲剧秦美新、班固典引答宾戏、曹子建七启诸篇，闳深伟丽，方可谓之文章。至于后世碑传序记，乃史家之流别耳。

唐人如李百药封建论，崔融武后哀册文，柳子厚贞符，韩昌黎进学解，犹是文章之遗。此后不复见矣。

唐人之文实，宋人之文虚；唐人之文厚，宋人之文薄。

唐人如任华之诗，樊宗师杨夔刘蜕之文，纵做得甚妙，亦只是野狐坏道。

苏东坡才气浩瀚，固百代文人之雄。然黄山谷之文，蕴藉有趣味，时出魏晋人语，便可与坡老并驾。而其所论读书作文，又诸公所未到。余时出其妙语以示知者。

山谷之文，时有高胜语。如韩干御马图跋尾云：“盖虽天厩四十万疋，亦难得全材。今天下以孤蹄弃骥，可胜叹哉。”只二十五字耳，然中有许多感慨，而劲洁可爱。

山谷文，如赵安国字序、杨概字序二篇，似知道者，岂寻常求工于文词者，可得窥其藩篱哉？其他如训郭氏三子名字序，又王定国文集序与小山集序、宋完字序、忠州复古记，皆奇作也。

山谷之文，只是蕴藉有理趣，但小文章甚佳。若较之苏长公、司马文正公行状及司马公神道碑富郑公神道碑醉白堂记诸作，规模宏大，法度严整，山谷遂瞠乎其后矣。

欧阳公燕喜亭记，中间何等感慨，何等转换，何等顿挫，当迥在宋时诸公之上，便可与韩昌黎并驾。欧阳公晚年，窜定平生所为文，用思甚苦。夫人止之曰：“何自苦如此，当畏先生嗔耶？”公笑曰：“不畏先生嗔，却畏后生笑。”此亦名言。

曾南丰文，严正质直，刊去枝叶，独存简古。故宋人之文，当称欧苏，又曰欧曾。

东坡云：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其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於达意，则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捉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

山谷云：章子厚尝为余言，《楚词》盖有所祖述，余初不谓然，子厚遂言曰，《九歌》盖取诸《国风》，《九章》盖取诸《二雅》，《离骚》经盖取《诸颂》。余闻斯言也，归考之信然。顾尝叹息斯人妙解文章之味，其於翰墨之林，千载一人也。但颛以世故废学耳，惜哉。

山谷云：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尝见衡山，亦言近来陆贞山最会做文字，但开口便要骂人，亦是一病。

山谷云：作文自造语最难。老杜作诗，韩退之作文章，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文章最为儒者末事，然索学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幸熟思之。至于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如垂天之云；作之使雄，壮如沧江八月之涛，崛如海运吞舟之鱼，又不可守绳墨令俭陋也。

黄山谷云：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

苏子瞻云：李太白、韩退之、白乐天诗文，皆为庸俗所乱，可为太息。

南宋之诗，犹有可取。文至南宋，则尖新浅露，无一足观者矣。

今人作文，动辄便言《史》、《汉》。夫《史》、《汉》何可以易言哉？昔人谓韩昌黎力变唐之文，而其文犹夫唐也。欧阳公力变宋之文，而其文犹夫宋也。岂至我明而便能直追《史》、《汉》耶？盖我朝相沿宋元之习，国初之文，不无失于卑浅。故康李二公出，极力欲振起之。二公天才既高，加发以西北雄俊之气，当时文体为之一变。然不过为我朝文人之雄耳。且无论韩昌黎，只如欧阳公《丰乐亭记》中间，何等感慨，何等转换，何等含蓄，何等顿挫。今二公集中，要如此一篇尚不可得，何论《史》、《汉》哉？

朱凌溪尝言，康对山谓范增论后数句，忙杀东坡，盖以峻快斩截为着忙也。此亦有见，但不免溺于一偏。缘康之文，全学《史记》之纡徐委曲，重复典厚，而不知峻快斩绝。亦《史记》之所不废，如《韩信传》，任天下武勇以下，载我以其车一节，可见东坡于此等得之。康见之熟，遂以为忙。不知《史记》为文，如右军作字，欧师其劲，颜师其肥，虞师其匀圆，各成一体，皆可取法。不可以已好典重纡徐，而遂轻峻快斩绝也。凌溪此言，可谓善求古人之文矣。

南人喜读书，西北诸公则但凭其迅往之气，便足雄盖一时。惟崔后渠一生劬书，最号该博，然为文宗元次山，不免有晦涩之病。

吕沃洲有意事功，且有文章。自言初进道时，即讨巡边差，盖欲观西北形势，又欲访关中诸公也。既遍历口外，后到武功，首访康对山。一日近暮，命有司治盘榼，携往对山家，与之夜坐，因与谈文。对山极称钱鹤滩陆贾新语序，绝叹服以为不能加。

徐昌谷之文，不本于六朝，似仿佛建安七子之作。出典雅于藻茜之中，若美女涤去铅华而丰腴艳冶，天然一国色也。苟以西北诸公比之，彼真一伧父耳。

今言中载世宗皇帝加太祖成祖徽号册文，浅陋之极，似村学堂中小学生初学作表者之语。一时当制，不知何人。其陋如此，尝观潘勖作曹公九锡文，几乎与训诰同风矣。唐时各朝徽号册文亦皆古雅，若常杨当制，尤为典重。所谓以文章华国，莫大于此。既处清华之地，独不思少效古人分毫，以无负朝廷委任之重耶。

诰敕起于六朝，然其来甚远。肇自舜命九官与命羲仲和仲之词，后君奭君牙蔡仲之命，皆其遗制也。此是皇帝语，即所谓口代天言者。古人谓之训词，唐时独称常杨元白。今观其诰敕中，皆有训饬戒励之言，犹有训诰之风。至宋陶谷已有依样画葫芦之讥矣。后王介甫、苏子瞻最为得体。余观今世之诰敕，其即所谓一个八寸三帽子，张公带了李公带者耶。

六朝之文，以圆转流便为美，苟过於晦涩，失其本色矣。

弘治正德以前之文，杨东里规模永叔，李西涯酷类子瞻，各自成家，皆可领袖一时，要之均为不可废者。

李空同集中，如家谱大传尚黄书传康长公墓碑河上草堂记徐迪功集序诸篇，极为雄健。一代之文，罕见其比。

康对山之文，天下慕向之，如凤毛麟角。后刻集一出，殊不惬人意。前见槐野先生尝语及之，槐野云：对山之文甚有奇者，编次之人将好者尽皆删去，不知何故。即余所见而集中不载者，亦无下数十篇。余归华州，当为寻访续刻以传。后槐野归不久，即有地震之祸。对山之奇文遂湮没不传，可叹可叹！

槐野先生之文与诗，皆宗尚空同，其才亦足相敌。但持论太高而气亦过劲，人或以此议之。若《孙忠列传》与《白洛原墓碑》诸篇，便可度越康李，与古人争骛矣。

近时如偃师高苏门关中乔三石，其文皆宗康李，然能更造平典。虽曰大辂始于椎轮，层冰由于积水，亦由其禀气和粹，正得其平耳。

沈石田不但画掩其诗，其文亦有绝佳者。余尝见其有化须疏一篇，用事妥切，铸词深古，且字字皆有来处，即古人集中亦不可多得。何况近代？今世后进，好轻诋前辈，动辄即谈《史》《汉》，然岂能有此一字耶？今录于左方。

《化须疏》有序。

兹因赵鸣玉髡然无须，姚存道为之告助於周宗道者，於其于思之间分取十鬣，补诸不足。请沈启南作疏以劝之。疏曰：

伏以天阉之有刺，地角之不毛，须需同音，今其可索。有无以义，古所相通。非妄意以干，乃因人而举。康乐著舍施之迹，崔谌传插种之方，惟小子十茎之敢分。岂先生一毛之不拔，推有于以补也。宗道广及物之仁，乞诸邻而与之，存道有成人之美，使离离缘坡而饰我，当榾榾击地以拜君。把镜生欢，顿觉风标之异。临流照影，便看相貌之全。未容轻拂于染羹，岂敢易捻于觅句。感矣荷矣，珍之重之。敬疏。

东桥甚重祝支山文。其所作《观云赋》，盖手书以赠东桥者。东桥每遇文士在座，即出之展玩，甚相夸诩。然文实不佳，余最不喜之。盖祝支山之文，其天才非不过人，但既鲜识见，又无古法，终未尽善。其为黄美之作《烟花洞天赋》，倾动一时。大率皆此类也。今刻集已行于世，然文价顿减，终实不可掩也。

东桥又称唐六如《广志赋》，即口诵其赋序数十许语，言赋甚长，不能举其辞。序托意既高，而遣词亦甚古，当是一佳作。今吴中刻《六如小集》，其诗文清丽，独此赋下注一阙字，想其文遂不传矣。

衡山之文，法度森严，言词典则，乃近代名作也。观诸公之以文名家者，其制作非不华美，譬之以文木为椟，雕刻精工，施以采翠，非不可爱，然中实无珠，世但喜其椟耳。

●卷二十四诗一

诗有四始，有六义。今人之诗与古人异矣。虽其工拙不同，要之六义断不可缺者也。苟於六义有合，则今之诗犹古之诗也。六义苟缺，即古人之诗何取焉？余观孔子所定三百篇，虽淫奔之辞，犹存之以备法鉴。则其所去者，正所谓於六义有缺者是也。况六义者，既无意象可寻，复非言筌可得。索之于近，则寄在冥邈；求之于远，则不下带衽。又何怪乎今之作者之不知之耶？然不知其要则在于本之性情而已。不本之性情，则其所谓托兴引喻与直陈其事者，又将安从生哉？今世人皆称盛唐风骨，然所谓风骨者，正是物也。学者苟以是求之，则可以得古人之用心，而其作亦庶几乎必传。若舍此而但求工于言句之间，吾见其愈工而愈远矣。自二十四以至二十六共三卷。

诗以性情为主，三百篇亦只是性情。今诗家所宗，莫过于十九首。其首篇“行行重行行”，何等情意深至，而辞句简质，其后或有托讽者，其辞不得不曲而婉。然终始只一事，而首尾照应，血脉连属，何等妥贴。今人但摸仿古人词句，饾饤成篇，血脉不相接续，复不辨有首尾。读之终篇，不知其安身立命在于何处。纵学得句句似曹刘，终是未善。

诗苟发于情性，更得兴致高远，体势稳顺，措词妥贴，音调和畅，斯可谓诗之最上乘矣。然岂可以易言哉？

婉畅二字，亦是诗家切要语。盖畅而不婉，则近于粗，婉而不畅，则入于晦。

选诗之中，若论华藻绮丽，则称陈思潘陆；苟求风力遒迅，则十九首之后，便有刘祯左思。

诗家相沿，各有流派。盖潘陆规模于子建，左思步骤于刘祯。而靖节质直，出于应璩之百一。盖显然明着者也，则钟参军诗品，亦自具眼。

诗自左思潘陆之后至义熙永明间，又一变矣。然当以三谢为正宗。盖所谓芙蓉出水者，不但康乐为然，如惠连秋怀玄晖澄江净如练等句，皆有天然妙丽处。若颜光禄鲍参军，雕刻组缋，纵得成道，亦只是罗汉果。

谢灵运诗，如扬帆采石华，挂席拾海月，终是合盘。

颜光禄诗虽佳，然雕刻太过。至如五君咏，托兴既高，而风力尤劲，便可与左太冲抗衡。

永明以后，当推徐庾阴何，盖其诗尚本于情性。但以其工为柔曼之语，故乏风骨，犹不甚委靡。若梁元帝简文帝刘孝绰后至杨素孙万寿诸人，则颓然风靡矣。陈伯玉出，安得不极力振起之哉？

徐孝穆所编《玉台新咏》，虽则过于绮丽，然柔曼婉缛，深于闺情，殊有风人之致。校之《香奁集》与《彤管遗编》之类，奚啻天壤。

山谷云：嵇叔夜诗，豪壮清丽，无一点尘俗气。凡学作诗者，不可不成诵在心。想见其人，虽沉于世故者，暂得揽其余芳，便可扑去面上三斗俗尘矣。何况深其义味者乎？

山谷云：谢康乐庾义城之诗，于炉锤之功不遗力也。然陶彭泽之墙数仞，谢庾未能窥者，盖二子有意于俗人赞毁其工拙，渊明直寄焉耳。

山谷云：久不观陶谢诗，觉胸次逼塞。因学书尽此卷，觉沆瀣生于牙颊间也。

唐初，虽相沿陈隋委靡之习，然自是不同。如王无功古意李伯药郢城怀古之作，尚在陈子昂之前，然其力已自劲挺。盖当兴王之代，则振迅激昂，气机已动，虽诸公亦不自知也。孰谓文章不关于气运哉？

唐人诗，如王无功“山中言志”云“孟光倘未嫁，梁鸿正须妇”，王维“赠房琯”云“或可累安邑，茅斋君试营”，是皆直言其情，何等真率，若后人便有许多缘饰。

世之言诗者皆曰盛唐。余观一时如王右丞之清深，李翰林之豪宕，王江陵之俊逸，常徵君之高旷，李颀之沉着，岑嘉州之精炼，高常侍之老健，各有其妙，而其所造皆能登峰造极者也，然终输杜少陵一筹。盖盛唐之所重者风骨也。少陵则体备风骨，而复包沈谢之典雅，兼徐庾之绵缛，采初唐之藻丽，而清深豪宕俊逸高旷沉着精炼老健，盖无所不备。此其所以为集大成者欤。

今世所传六家诗选，是唐人所选者，有《搜王小集》，不著撰人姓名。殷璠有《河岳英灵集》，元结有《箧中集》，高仲武有《中兴间气集》，芮廷章有《国秀集》，姚合有《极玄集》，终是唐人所选，尚得当时音调，与后人选者不同。

王荆公有《唐人百家诗选》，余旧无此书，常思一见之。近闻朱象和有抄本，曾一借阅。其中大半是晚唐诗。虽是晚唐，然中必有主，正所谓六艺无缺者也。与近世但为浮滥之语者不同，盖荆公学问有本，固是堂上人。

“皎然诗式取境”篇曰：或云诗不假修饰，任其丑朴，但风韵正，天真全，即名上等。予曰不然，无盐阙容而有德，曷若文王太姒有容而有德乎？又云，不要苦思，苦思则丧自然之质，此亦不然。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成篇之后，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此高手也。有时意静神王，佳句纵横，若不可遏，宛如神助。不然盖由先积精思，因神王而得乎。此是诗家第一义谛，学者必熟玩之，当自有得。

卢藏用作《陈子昂集》序云：道丧五百年而有陈君，予因请论之。司马子长自序云：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五百岁而有司马公。迩来年代既遥，作者无限。若论笔语，则东汉有班张崔蔡。若但论诗，则魏有曹刘王傅；晋有潘岳陆机阮籍卢谌；宋有谢康乐陶渊明的明远；齐有谢吏部；梁有柳文畅吴叔庠。作者纷纭，继在青史。如何五百之数，独归於陈君乎？藏用欲为子昂张一尺之罗，盖弥天之宇，上掩曹刘，下遗康乐，安可得耶？子昂感寓三十首，出自阮公咏怀。咏怀之作，难以为俦。子昂曰“荒哉穆天子，好与白云期。宫女多怨旷，层城闭蛾眉。”曷若阮公“三楚多秀士，朝云进荒淫。朱华振芬芳，高蔡相追寻。一为黄雀哀，滋下谁能禁。”此序或未湮沦，千载之下，当有识者，得无抚掌乎？

夫诗人作用，势有通塞，意有盘礴。势有通塞者，谓一篇之中，后势特起，前势似断，如惊鸿背飞，却顾俦侣。即曹植诗云：“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愿因西南风，长逝入君怀”是也。意有盘礴者，谓一篇之中，虽词归一旨，而兴乃多端。用识与才，蹂践理窟，如卞子采玉，徘徊荆岑，恐有遗璞。且其中有二义，一情一事。事者，如刘越石诗曰：“邓生何感激，千里来相求。白登幸曲逆，鸿门赖留侯。重耳用五贤，小白相射钩。苟能隆二伯，安问党与仇”是也。情，如康乐公“池塘生春草”是也。抑由情在言外，故其辞似淡而无味，常手览之，何异文侯听古乐哉？谢氏传曰：吾尝在永嘉西堂作诗。梦见惠连，因得“池塘生春草”。岂非神助乎？

夫五言之道，唯工惟精。论者虽欲降杀齐梁，未知其旨。若据时代，道丧几之矣。沈约诗，诗人不用，此论何也？如谢吏部诗“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柳文畅诗“太液沧波起，长杨高树秋”，王元长诗“霜气下孟津，秋风度函谷”，亦何减於建安耶？或以建安不用事，齐梁用事，以定优劣，亦请论之。如王筠诗“王生临广陌，潘子赴黄河”，庾肩吾诗“秦皇观大海，魏帝逐飘风”，沈约诗“高楼切思妇，西园游上才”，格虽弱，气犹正，远比建安，可言体变，不可言道丧。大历中，词人多在江外，皇甫冉、严维、张继素、刘长卿、李嘉祐、朱放，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已有，吾知诗道初丧，正在于此。何得推过齐梁作者？迄今余波尚寝，后生相效，没溺者多。大历末年，诸公改辙，盖知前非也。如皇甫冉和王相公玩雪诗“连营鼓角动，忽似战桑乾”，严维代宗挽歌“波从少海息，云自大风开”，刘长卿山鸲鹆歌“青云杳杳无力飞，白露苍苍抱枝宿”，李嘉祐少年行“白马撼金珂，纷纷侍从多。身居骠骑幕，家近滹沱河”，张继素咏镜“汉月经时掩，胡尘与岁深”，朱放诗“爱彼云外人，来取涧底泉”，以上诸公，方于南朝张正见何胥徐擒王筠吾，则无间然矣。

又曰：三同之中，偷语最为钝贼。如萧何定汉律令，厥罪不书，应为ガ侯务在匡佐，不暇采诗，致使弱手无才，公行劫剥。若许贫道片言可折，此辈无处逃刑。其次偷意，事虽可罔，情不可原。若欲一例平反，诗教何设？其次偷势，才巧意精，若无朕迹。盖时人阃域之中，偷狐白裘之手，吾亦赏俊，从其漏网。

《诗式》云：其作用也，放意须险，定句须难。虽取由衷，而得若神表。

诗有二要：要力全而不苦涩，要气足而不怒张。此语皆切中诗家肯綮。古今论诗，无有能出其右者，作诗者当深味之。

古之论诗者，有钟嵘《诗品》，又有沈约《品藻》，惠休《翰林》，庾信《诗箴》，见《诗式》中。

李空同曰：王子云诗有六义，比兴要焉。夫文人学子，比兴寡而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而工于词多也。夫途巷蠢蠹之夫，固无文也，乃其讴也，咢也、呻也、吟也。行呫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和，无不有比焉兴焉，无非其情也。斯足以观义矣。

杨升庵谈诗，真有妙解处，且援证该博，今取数篇附录于后。

杨升庵曰：刘勰云：四言正体，雅润为本。五言流调，清丽居宗。钟嵘云：四言文约易广，取效风雅，便可多得。每苦文繁意少，故世罕习焉。刘潜夫云：四言尤难，三百篇在前故也。叶水心云：五言而上，世人往往极其才之所至。而四言诗虽文词巨伯，辄不能工。合数公之说论之，所谓易者，易成也。所谓难者，难工也。方元善取韦孟讽谏云：谁谓华高，企其齐而。谁谓德难，厉其庶而。以为使经圣笔，亦不能删过矣。此不过步骤河广一章耳。余独爱公孙乘月赋“月出皎兮，君子之光。君有礼乐，我有衣裳”。张平子西京赋“岂伊不虔，思于天衢。岂伊不怀，归于枌榆。天命不慆，畴敢以愉”。汉碑唐扶颂“如山如岳，嵩如不倾。如江如河，澹不如盈”。其句法意味，真可继三百篇矣。或问唐夫人乐府何如，曰：“是直可继‘关雎’，不当以章句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