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友斋丛说

务观《南唐书》，大率皆霸史也。余家旧得一抄本，乃载安禄山与史朝义时事，共三卷，又宋徽钦北狩，亦有窃愤录诸书，乃知史固未尝一日灭于天下也。

壬子冬到都，首谒双江先生。先生问别来二十年做得甚么功夫，余对以二十年惟闭门读书，虽二十一代全史亦皆涉猎两遍。先生云：汝吴下士人，凡有资质者，皆把精神费在这个上。盖先生方谈心性而黜记诵之学故也。余口虽不言，心甚不然之。盖经术所以经世务，而诸史以载历代行事之迹。故六经如医家素难，而诸史则其药案也。夫自三代而下以至于今，越历既久，凡古人已行之事何所不有。若遇事变，取古人成迹斟酌损益，庶有依据。苟师心自用，纵养得虚静，何能事事曲当哉？寻常应务犹可，至于典章仪式名物度数，其亦可以意见处之哉。故一经变故棼集，则茫无所措。遂至于率意定方，误投药剂，非但无救于病，其人遂成■〈疒兄〉痼矣。可无惧哉！

太史公《史记》，为历代帝王作十二本纪，为朝廷典章作八书，为年历作十表，为有士者作三十世家，为贤士大夫作七十列传。其凡例皆以己意创立，而后世作史者举不能违其例，盖甚奇矣。《史记》起自五帝迄于汉武，盖上下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之中，而为诸人立传仅仅若此。今观书中诸传欲去一人，其一人传中欲去一事，即不可得。真所谓一出一入，字挟千金。春藏之石室副在人间，实不为过。若后人作史，无秽冗滥，去一人不为少，增一人不为多。今宋元史中，苟连去数十传，一传中削去数事，亦何关于损益之数哉。

魏其武安，其事相联，故并作一传，然终始只一事。

范蠡列在《货殖传》。本传只载货殖事，若霸越诸谋画与越事相联者，则附见越世家中。其救中子杀人事，亦附其后。此皆太史公作史法也。

人谓太史公为孔子立世家非是。盖以为论道德，则孔子为帝王师，不当在诸侯之列；语其位，则孔子未尝有封爵，不当与有土者并，是大不然。盖方汉之初，孔子尚未尝有封号，而太史公逆知其必当有褒崇之典，故遂为之立世家。夫有土者以土而世其家，有德者以德而世其家。以土者土去则爵夺，以德者德在与在。今观自战国以后，凡有爵土者，孰有能至今存耶？则世家之久，莫有过于孔子者。《史记》又以孔门七十二弟子与老子、孟子、荀卿并列为传，则其尊之至矣。孰谓太史公为不知孔子哉？

《史记》序六家要旨，进道德，绌儒术，诚有如班孟坚所讥者。然其述六家之事，指陈得失，有若案断，历百世而不能易，又其文字贯串，累累如贯珠，粲然夺目。文章之奇伟，孰有能过此者耶？太史公作《五帝本纪》，其尧舜纪全用二典成篇。中间略加点窜，便成太史公之文。左氏之文口非不奇，但嫌其气促耳。至《史记》季札观乐一段，全用《左传》语，但增点数字，而文字便觉舒徐。乃知此者胸中自有一副炉■〈韦冓〉，其点化之妙，不可言也。

《史记》游侠传序论，至取季次原宪，读书怀独行之君子，义不苟合当世者。以此两者相形以较短长，似为太过，世亦以此非之。然其文章之抑扬出入，若神龙变幻，有非人之可能捉摸者，盖甚奇矣。《汉书》游侠传序，其说稍近正，文章则去太史公远甚，二篇不可并观矣。

《史记》游侠传序论，此正是太史公愤激著书处。观其言，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世主，功名俱著者为无可言，而独有取于布衣之侠。又以虞舜井廪，伊尹鼎俎，传说板筑，吕尚卖食，夷吾百里桎梏饭牛，以至孔子畏匡之事，以见缓急人所时有。世有如此者，不有侠士济而出之，使拘学抱咫尺之义者，虽累数百何益于事？又引鄙语，何知仁义，已享其利者为有德，盖言世之所谓有德者未必真有德也。故窃钩者非，诛之是矣。而窃国者天下之大非也，则宜为诛首矣而为诸侯。夫为诸侯，则天下之为仁义者争趋之。仁义所往遂谓之仁义，不复计其昔之大非矣。此不曰侯之门仁义存耶。故曰，已享其利者为有德。然则世之所是者，果真是耶？世之所非者，果真非耶？此正如庄子之ㄈ诡博达，谬悠其说以舒其轻愤不平之气。而世之不知者，遂以为此太史公之庄语也。岂所谓痴人前说梦耶？

班孟坚书，虽无太史公之奇，然叙事典赡，亦自成一家之言。故世之言史者，并称史汉，盖以为《史记》之后便有《汉书》。

《汉书东方朔传》，不承袭褚先生之语而自立论，其序董偃事，亦周匝顿挫，宛如画出，能用太史公法。其取设客难与非有先生论二篇，文章亦甚奇伟。如谏罢上林苑与对武帝朕何如主诸语，其剪裁去取皆妙，便可与《史记》角立。

班固书杨王孙传，汉以后未必有如此人。纵有之，作史者亦未必能为之立传。盖此事虽无大关系，然能达大道之本，不可使后世不知此等议论。

胡建传，其事亦甚俊伟，不知《史记》何故不为之立传。传中言孝武天汉中为军正丞，或者是太史公得罪以后事也。

杨子幼传，载子幼与戴长乐辨诘狱辞，仿佛魏其武安侯传。《东汉书》路粹诬奏孔融语，远不逮也。霍光传，废昌邑王一事，序得舒徐详委，亦得太史公法。

太史公以贾谊与屈原同传，故但载其吊屈原文与赋二篇而已。然谊所上政事书，先儒称其通达国体，以为终汉之世，其言皆见施用。又其所论贮积与铸钱诸事，皆大有关于政理，是何可以不传？班固取入《汉书》传中，最是。或者太史公未及整齐汉事，故但取其似屈原者附入耳。

唐子西言，太史公敢乱道却好，班固不敢乱道却不好。亦是名言。

黄山谷言，每相聚辄读数叶《前汉书》，甚佳。人胸中久不用古人浇灌之，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

又云，班固《汉书》最好读，然须依卷帙先后，字字读过。久之，使一代之事参错在胸中，便为不负班固矣。

相传谓欧阳公不喜《史记》，此理之不可晓者。观苏子瞻与黄山谷亦只称班固书，不常道着《史记》，盖子瞻出欧公之门，而山谷则苏公之友也。

范蔚宗《汉书》，虽则已落宋齐绮靡之习，然子长、孟坚世领史职，故自司马谈、班彪以来，皆撰述汉事，而子长、孟坚不无所因。若蔚宗则取华峤张璠诸书而整齐之，首尾贯串，勒成一家，其叙东汉二百年事，简而不漏，繁而不芜，亦可称名史，故世以与班固书并行，似不为过。

陈寿作《三国志》，与丁梁州索米。又因诸葛武侯尝黜其父，故传中言临敌制胜非其所长。世遂称为秽史，然其叙事简严质实，犹不失史家体格。自寿之后，作史者殆无足言矣。

自唐以前诸史，唯《晋书》最为冗杂。正以其成于众人之手也，此之谓百家衣骨董羹。夫布褐虽至粗恶，然使其为完衣，则犹可适体。今或以布褐与锦绮杂缀成服，其得为观美乎？盖经五胡云扰之后，晋事或多遗漏。而王隐之书，晋人元陋其浅鄙。唐之诸公，遂以郭颁《世语》、刘义庆《世说新语》诸小说缀缉成书。其得谓之良史乎？

沈约作《宋书》，虽非当行家，然约本文士，出自一手，终是可观。

新《唐书》，欧阳公诸志序论甚好。宋子京作列传，但做自家文字。故唐事或多遗漏，世以为不如刘句之书为胜。

自陈寿《三国志》后，惟欧阳公《五代史》平典质直，最得史家之体。即欧阳文字中，亦无有能出其上者，这便是当行家。

杨升庵云：苏老泉曰，唐三百年文章非两汉无敌。史才宜有如丘明迁固，而卒无一人可与陈寿、范晔比肩，其论当矣。盖虽韩退之顺宗实录，亦在所不取也。宋之琐儒，乃以《五代史》并迁。此不足以欺儿童而可诬后世乎？然以诸史较之，《五代史》固是史笔，亦难以尽诬也。

史至宋元辽金四家而鄙猥极矣。余在南都时，赵大周先生尝议欲删改《宋史》，余以为非同志三四人不可。盖列传中有事不关于朝廷，又非奇伟卓绝之行，或武臣之业，非以劳定国以死勤事，而其功但在一方者，皆不得立传。须削去数百人，其有一事或相关数人，而彼此互载重复太甚者，当尽数抹去。或一人传中其一二事可录，而因及他事有猥琐不足纪载者，亦尽数抹去。然后以宋朝诸名公小说可以传信者，以次添人，则庶乎其书可传。大周深以为是。后大周以内艰去，余亦羁旅落拓，无可共事者，其事遂寝。

双江先生在兵部时，尝欲托某修兵部条例。盖我朝不设丞相，而朝廷之事皆分布六部，凡历朝大典章大刑政，但取六部陈年案牍查之，事事皆在。若将六部案牍中有关于政体者一一录出，修为一书，则累朝之事更无遗漏矣。余观两汉有会要，唐会要，宋各朝皆有会要，大率即此类也。王守溪笔记言我朝不设起居注，而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者皆缺，恐后代修史无所依据。殊不知今皇帝临朝，原不曾有言。凡批出旨意即为记言，所行之事即为记事也。若各部条例一修，则欲考祖宗旧制，易于检寻。且甚有关于作史，双江此举可谓极善。会余补官留都，刻日南下，遂不克就。余归后，双江尚在部中五六年，不知曾有人与之了此一事否？

●卷六史二

宸濠谋逆时，王晋溪在本兵。时王阳明差南赣都御史，方赴任，至丰城闻变，即走吉安，与太守伍文定檄会袁州临江赣州四郡兵讨之。报至京师，人情汹汹，且外议籍籍，皆云阳明任数其去留不可必。晋溪力主其说，以为阳明必能成功，朝廷不必命将出师。时晋溪之婿侯莎亭为某部主事，入告晋溪曰：“外间人言若此，而老爷坚持此议，倘事有不测，则灭族之祸不远，不若别有处分以为身家计。”晋溪曰：“王伯安我能保其无他，且其谋略足以了此。不久捷音至矣，何多虑为。”既而阳明擒宸濠，定江西，不旬月果报捷。

方阳明先生差汀赣巡抚时，汀赣尚未用兵。阳明即请旗牌以行，而晋溪即给以旗牌。阳明又取道于丰城，盖此时宸濠之反形已具。二公潜为之计，庙堂之方略已定。人疑阳明之去留者何耶？

王晋溪在本兵时，适湖州孝丰县汤麻九反，势颇猖獗。浙江巡按御史解冕奏闻，朝廷下兵部议。晋溪呼赍本人至兵部，大言数之曰，汤麻九不过一毛贼，只消本处差数十火夫缚之，此何足奏报？欲朝廷发兵，殊伤国体，此御史不职，考察即当论罢矣。赍本人回浙江，传说此语，一时皆以为湖州江南重地，朝廷不肯处分，岂置之度外耶？倘贼势蔓延猝不可扑灭，本兵甚为失策。贼人亦侦知此语，恣意劫略，不设提备。先是户部为查处钱粮，差都御史许延光在浙江。晋溪即请密敕许公讨之，且授以方略。许公即命宪副彭姓者，潜提民兵数千余，出其不意，乘夜而往。贼人方掳略回，相聚酣饮。兵适至，即时擒斩，无一人得脱者。尔时若朝廷命将遣兵，彼必负固拒命。淹顿日久，不但胜负未可必，纵胜而劳兵费财亦已甚矣。晋溪此举，盖不烦一旅不损一财，而地方寻定。谋之堂庙之上，而定难于数千里之外，若身履其地，所谓折冲于俎豆者非耶。

嘉靖初年，北虏尝寇陕西，犯花马池。镇巡惶遽请兵策应，朝廷命九卿会议。时王晋溪为冢宰，王荆山宪在本兵。荆山以为必当发兵，不然恐失事。众皆不敢异同，独晋溪不肯画题，曰：“吾意以为兵不必发。我当别有一疏”，即题奏曰：“花马池是臣在边时所区画，防守颇严，虏必不能入。纵入亦不过掳略，彼处自足守御，不久当自退。若遣京军远涉边境，道路疲劳，未必可用。而沿途骚扰，害亦不细。倘至彼而虏已退，则徒劳往返耳。臣以为不发兵便。”然兵议实本兵主之，竟发六千人，命二游击将之以往。至彰德，未渡河，已报虏人出境矣。一日入朝，张罗峰与晋溪相遇于朝堂。罗峰举手贺晋溪曰：“古人称老成谋国，公前日料敌如见，亦甚奇矣。”即于报捷本上票旨，赏晋溪四表里银二十两。吕沃洲曰：正尔人品或自不同，若论晋溪筹边之才，不知韩魏公、范文正之在西夏，果能过之否也？

王晋溪在西北，修筑花马池一带边墙，命二指挥董其役。二指挥甚效力，边墙极坚，且功役亦不甚费。有羡余银二千余两，二指挥持以白晋溪。晋溪曰：“花马池一带城墙，实西北要害去处。汝能尽心了此一事，此琐琐之物何足问，即以赏汝。”后北虏犯边，即遣二指挥提兵御之。二人争先陷阵，一人竟死于敌。已上四事闻之吕沃洲。

余在南馆时，府公王槐野先生喜谈西北事。一日言王晋溪总制三边时，每一巡边，虽打中火亦费百金，未尝折乾，到处皆要供具。烧羊亦数头，凡物称是。晋溪不数脔，尽撤去散与从官，虽众头目亦皆沾及。故西北一有警，则人人效命。时东南适有倭寇，余与陆祠部五台相遇于舍弟家。祠部方有赞画之命，余举似之。余曰：“盖当时法网疏阔，故晋溪得行其意。使在今日，则台谏即时论罢，不能一日容矣。”舍弟云：“近闻总督有驰数皮箱银去者，不闻有人论之。”余曰：“此数皮箱之物未必尽以自私，必有同其利者。既同其利，谁复言之。若如晋溪所为，则论者交至矣。但昔之当事者，损己之奉，以悦犯难之人。今之当事者，割犯难者之肉以饲权贵，尚何怪偾事之不旋踵耶？”

己巳之难，英宗既北狩，挞虏将犯京城，声言欲据通州仓。举朝仓皇无措，议者欲遣人举火烧仓，恐敌之因粮于我也。时周文襄公适在京，因建议令各卫军预支半年粮，令其往取。于是肩负者踵接于道，不数日京师顿实，而通州仓为之一空。一云，己巳之变，议者请烧通州仓以绝虏望。于肃愍曰：国之命脉，民之膏脂，顾不惜耶。传示城中有力者恣取之，数日粟尽入城矣。

武宗末年，当弥留之际，杨石斋已定计擒江彬。然彬所领边兵数千，为彬爪牙者皆劲卒也，恐其仓猝为变。计无所出，因谋之于王晋溪。晋溪曰：“当录其扈从南巡之功，令至通州听赏。”于是边兵尽出，而江彬遂成擒矣。

乔白岩参赞南京机务时，方宁藩谋逆，声言取南京。兵已至安庆，而白岩日领一老儒与一医士，所至游燕，兼以校奕。实以观形势之险要，而外若不以为意者。人以为一时矫情镇物，有费祎、谢安之风。

武宗在南京，江提督所领边卒，躯干颀硕，膂力拳勇，皆西北劲兵也。白岩命于南方教师中，取其最矮小而精悍者百人，每日与江提督相期至校场中比试。南人轻捷跳趫，行走如飞，而北人麓坌。方欲交手，被南人短小者或撞其胁肋，或触其腰胯，北人皆翻身倒地。僵仆移时，江提督大为之沮丧。而所蓄异谋，亦已潜折其二三矣。

武宗南巡时，乔白岩为参赞机务，寇天叙为应天府丞，时缺府尹。寇署印，太监王伟为内守备。三人者同谋协力，持正不挠。故保南京无虞，不然祸且不测矣。

寇亦山西人，与白岩同乡。躯体颀硕，搭眼微近视，每日带小帽穿一撒坐堂。自供应朝廷之外，一毫不妄用。若江彬有所需索，每差人来，寇佯为不见。直至堂上，方起坐立语，呼为钦差，语之曰：“南京百姓穷，仓库又没钱粮，无可措办。府丞所以只穿小衣坐衙，专待拿耳。”差人无可奈何，径去回话。每次如此，江彬知不可动，后亦不复来索矣。

王伟太监，是小时与武宗同读书者，时适为南京内守备。武宗呼为伴伴而不名，从小相狎，唯其言是听。遂得从中调护，故乔寇二公得行其志。是虽适然之会，亦可以占社稷灵长之福矣。武皇在牛首山经宿。江彬欲行异志，而山神震吼达曙，彬惧慑不敢举事。次日归抵聚宝门，时已深夜，江传旨开聚宝门迎驾，白岩坚闭不纳。是夜武皇宿于报恩寺，若白岩者，镇重不挠，真可谓以死卫社稷者矣。

江彬所领边卒，骄悍之极。行游市中，强买货物，民不堪命。寇府丞亦选矬矮精悍之人，每日早晚至行宫祗候，必命以自随。若遇此辈即与相搏，边卒大为所挫，后遂歙迹，亦所以折江彬之谋也。

武宗在南京行宫，诸司朝参。时景前溪为国子司业。景腹大而矮，几不能俯，颇失朝仪。江彬即大声问曰：第几班第几人是某衙门官？若司业亦是该拿人数。白岩即应声曰：“是南京国子监堂上官。”遂不拿问。盖出于白岩一时权宜，而能全朝廷儒官之体。古人云：此人宜在帝左右。武宗驾至推安，太守薛赟沿河皆拆去民房以便扯船，纤皆索民间绢帛，两淮为之大扰。过扬州，蒋瑶为扬州太守，独不拆房，曰：“沿河非圣驾临幸之地，扯船自有河岸可行，何必毁坏民居？有罪，知府自当之。”江彬传旨，要扬州报大户。蒋曰：“扬州止有四个大户，其一是两淮盐运司，其二是扬州府，其三是扬州钞关主事，其四是江都县。扬州百姓穷，别无大户。”江又传旨云：朝廷要选绣女。蒋曰：“扬州止有三个绣女。”江问今在何处，蒋曰：“民间并无。知府有亲女三人，朝廷必欲选时可以备数。”江语塞，其事遂寝。扬州安堵如故。后武宗驾崩，薛赟治罪。蒋累官至工部尚书。蒋是湖州人。

王阳明既擒宸濠，囚于浙省。时武宗南幸，住跸留都。中官诱其令阳明释放还江西，以待圣驾亲征，差二中贵至浙省谕旨。阳明责中官具领状，中官惧。其事乃寝。

阳明自言：与宁藩战于鄱阳湖，部署已定。初亦不甚张，但罪人既得，而圣驾忽复巡游，上意叵测，为之目不交睫者数夕。二中贵至浙省，阳明张燕于镇海楼。酒半，撤去梯，出书简二箧示之，皆此辈交通之迹也。尽数与之，二中贵感谢不已。返南都，力保阳明无他，遂免于祸。若阳明持此挟之，则祸且不测。此之谓推赤心置人腹，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

武宗大渐之时，既诛戮江彬，人心未定，国未有君，方迎立外藩而女后承制，若谗邪交搆其间。稍有异同，则国事几殆。时杨石斋秉政，卒能缉睦宫闱，镇安中外，使虚宁数月，天下晏然。真可谓社稷之臣矣。古人谓天子门生，石斋成捧日之功，以议礼不合，无故而去，天下惜之。今上即位，赐谥文忠。易名之典出自庙堂，可谓合万世之公矣。

石斋当武皇大渐之时，其调度区画取办俄顷。命中书十余人操牍以进，石斋一一口授。动中机宜，略无舛错。此真有宰相之才，虽姚崇何以过之？

庚戌之事，赵大周力排和议，抗论于朝，言朝廷养士二百年，今一旦有事，遂言无人，岂祖宗立国之意哉？且何代无才，苟以朝命命之，激以忠义，谁敢不尽力效命？况虏人用兵，气之盛衰，视月盈缩。今十八日矣，更一二日则月渐亏，虏必退，宜不动以观其衅。城下之盟，春秋耻之。一与之盟，则要劫君相，求索金帛，何所不至，于是和议遂息。虏人果以二十日退去。苟当时果与之盟，则岁遣重使，输以岁币，终不能塞虏人无厌之求。而召戎启衅，其祸有不可胜言者。今边衅不开，而国势日尊者，皆大周之力也。此实功在社稷，然举世受其利，而莫有能言之者。岂真所谓曲突徙薪者耶？

大周既论列于朝，继上疏陈三事。其一，开损军之令，盖祖宗之制，但边将有损折军士者，即谓之失机，百姓虽尽为掳去亦所不论。故虏人一入内地，则兵将皆入保城堡，纵其剽略，而百姓遂为鱼肉，此最为失策者。开损军之令，庶边将始敢提兵出战，稍为百姓之卫。其二，录周尚文之功。周尚文，边将之有功而方论罪者。其三，释放杨爵杨继盛。盖二人皆以劾奏权贵论死，久禁狱中者，遂以此忤权贵。大周时为国子司业，即命带佥都御史职衔，赍银数万两出城赏军，又不给以敕印，实陷之也。大周至西城请敕印，元宰衔恨不许。论辩既久，义颇正，不能夺，遂给敕印以行。既出城，至仇咸宁营，咸宁希中旨不肯收银，令大周遍历各营唱名给散。大周窘迫无计，是夜宿咸宁营中。至明旦，虏人退去，果如大周所料。幸免于难，不然则立为齑粉矣。后以前事责某县典史。

大周先生言：我上疏后，在顺门上待捉。同年与同馆诸公无一人来视者。唯张瓯江陪坐竟日，商确言论皆侃侃可听。瓯江，罗峰子，以恩荫补官。此足以见罗峰立朝正色，而其遗范犹有可观。

●卷七史三

余在南都时，张石川通政时已致仕，因倭寇之变，来南都漫游。有一相识内臣适管十库。张往拜之，约余同行。余欲因此以访太祖旧迹，遂相携而往。入西华门，即访丞相府。府在西华门内北向，规模甚宏壮。太祖诛胡惟庸汪广洋后，府遂废。今所存者，惟危垣倾栋断烟荒草而已。

太祖自诛胡汪之后，遂不设丞相，而朝廷之事皆分布六部，阁下诸臣但以备顾问而已。故解缙与胡广诸人，皆以讲读入阁办事。杨文定亦但以太常少卿入，不兼部臣，亦无散官，故其权甚轻。然各衙门章奏皆送阁下票旨，事权所在，其势不得不重。后三杨在阁既久，渐兼尚书。其后散官加至保傅，虽无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实矣。

唐诗云“三省官僚揖者稀”。盖唐宋设官并置三省，三省皆宰相也。一曰中书省，二曰门下省，三曰尚书省。中书省则置中书令，而中书侍郎、左丞、右丞、左右司郎中、中书舍人，皆其属也。门下省则古唐虞纳言之官，今之通政司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