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改制考

服期，以与孔子商略，谓孔子何必增多为三年？盖当创改之时，故弟子得以质疑问难也。《论语》此条，古今皆疑不能明，非通当时改制之故，宜其不能明也。）

子张问曰：“《书》云‘高宗谅闇，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论语宪问》）

（高宗谅闇，既见于《书》，而子张尚疑问其有否，则当时绝无，故子张不信，而疑问之也。若如后世，谁不行三年之丧，岂足疑问？孔子援引，只得一高宗，乃告子张曰：“古之人皆然。”若皆然，则高宗何独称，而子张何必疑问？盖孔子所改制，故子张疑而问之。）

儒者曰“亲亲有术，尊贤有等”，言亲疏尊卑之异也。其礼曰：“丧，父母三年，其妻后子三年；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戚族人，五月。”若以亲疏为岁月之数，则亲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后子与父同也；若以尊卑为岁月数，则是尊其妻子与父母同，而亲伯父宗兄而卑子也；逆孰大焉！其亲死，列尸弗，登屋窥井，挑鼠穴，探涤器，而求其人焉；以为实在，则戆愚甚矣！如其亡也，必求焉，伪亦大矣！取妻，身迎，祗篸为仆，秉辔授绥，如仰严亲；昏礼威仪，如承祭祀。颠覆上下，悖逆父母；下则妻子，妻子上侵事亲。若此可谓孝乎？儒者：“迎妻，妻之奉祭祀，子将守宗庙，故重之。”应之曰：此诬言也。其宗兄，守其先宗庙数十年，死丧之，其；兄弟之妻，奉其先之祭祀，弗散；则丧妻子三年，必非以守奉祭祀也。夫忧妻子以大负累，有曰所以重亲也，为欲厚所至私，轻所至重，岂非大奸也哉？（《墨子非儒》）

（诸子群书，皆以儒墨对举。虽孟子亦云，“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又标名墨者夷之，下云“儒者之道若是”之类，不胜枚举。已见儒墨对举相攻等篇。墨子开口便称禹、汤、文、武，若儒为禹、汤、文、武之旧，墨子不敢肆口慢骂。韩非谓儒之所至，孔子也。故知儒为孔子创教之名，故墨子指其名，述其说，而攻之。丧父母妻后子三年，伯父叔父弟子期，升屋而号，娶妻亲迎，皆今之《仪礼》。而墨子攻儒者谓为其礼，是于墨氏无预者。詈为大逆、大伪、戆愚、诬言、大奸，则礼为孔子之制，而非禹、汤、文、武之制，《仪礼》一书为孔子所作，而非周公所作，可为明据。）

公孟子谓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丧为非，子之三月之丧亦非也。”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丧非三月之丧，是犹果谓撅者不恭也。”公孟子谓子墨子曰：“知有贤于人，则可谓知乎？”子墨子曰：“愚之知有以贤于人，而愚岂可谓知矣哉？”公孟子曰：“三年之丧，学吾之慕父母。”子墨子曰：“夫婴儿子之知，独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号而不止，此其故何也？即愚之至也。然则儒者之知，岂有以贤于婴儿子哉！”（《墨子公孟》）

（孔子创三年之丧，墨子创三月之丧。盖当时丧礼无定制，故听教主随意改作。汉时尚无丧制，故翟方进服丧三十六日，王恂服丧六年。至晋武帝，乃始定从孔子之制，服丧三年。孔子谓“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故公孟子亦谓“三年之丧，学吾之慕父母”。）

滕定公薨。世子谓然友曰：“昔者，孟子尝与我言于宋，于心终不忘。今也不幸至于大故，吾欲使子问于孟子，然后行事。”然友之邹，问于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亲丧固所自尽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虽然，吾尝闻之矣：三年之丧，齐疏之服，粥之食，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为三年之丧。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于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丧祭从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孟子滕文》）

（孟子所谓礼者，“三年之丧，齐疏之服，筜粥之食”，乃今《仪礼》、《士丧礼》中之制，古今所通。而滕之父兄百官皆不欲，则如今之亲郡王贝勒贝子至四品宗室、大学士至翰詹科道以下会议皆不画诺矣。如果大周通礼、大周会典、大周律例，有此定制，滕之人臣虽背谬，何至举国若狂？鲁号秉礼之邦，何以自周公、伯禽至平公，无一服从周制者？滕则自叔绣至文公数十君，亦皆显悖王朝定制？自成、康至宣王王灵赫濯，独不畏变礼易服，则君流乎？又着明《志》亦无之，则当时会典通礼，无三年之制，至明。然则此礼非孔子所作而何？与宰我问短丧合观之，其义自明。）

处丧之法将奈何哉？曰“哭泣不秩声翁，缞绖垂涕，处倚庐，寝苫枕块”，又相率强不食而为饥，薄衣而为寒，使面目陷巉，颜色黧黑，耳目不聪明，手足不劲强，不可用也。又曰“上士之操丧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王公大人行此，则必不能蚤朝，五官六府，辟草木，实仓廪；使农夫行此，则必不能蚤出夜入，耕稼树艺；使百工行此，则必不能修舟车为器皿矣；使妇人行此，则必不能夙兴夜寐，纺绩织巘。细计厚葬，为多埋赋之财者也。计久丧，为久禁从事者也。财以成者，扶而埋之；后得生者，而久禁之。以此求富，此譬犹禁耕而求获也，富之说无可得焉。是故求以富家，而既已不可矣，欲以众人民，意者可邪？其说又不可矣。今惟毋以厚葬久丧者为政，君死，丧之三年，父母死，丧之三年，妻与后子死者，五皆丧之三年；然后伯父、叔父、兄弟、孽子，其；族人，五月；姑、姊、甥、舅皆有月数；则毁瘠必有制矣。“使面目陷巉，颜色黧黑，耳目不聪明，手足不劲强，不可用也”。又曰“上士操丧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苟其饥约又若此矣。是故百姓冬不仞寒，夏不仞暑，作疾病死者，不可胜计也。（《墨子节葬》）

（哭泣不绝声，缞绖倚庐，寝苫枕块，三年期月丧服，皆今《仪礼丧服》之制，而墨子攻之。墨子日称禹、汤、文、武。若是三代先王旧制，墨子不敢肆攻。其为孔子所作，可见。）

景公上路寝，闻哭声，曰：“吾若闻哭声，何为者也？”梁邱据对曰：“鲁孔丘之徒鞠语者也。明于礼乐，审于服丧，其母死，葬埋甚厚，丧三年，哭泣甚疾。”公曰：“岂不可哉？”而色说之。晏子曰：“古者圣人，非不知能繁登降之礼、制规矩之节、行表缀之数以教民，以为烦人留日，故制礼不羡于便事；非不知能扬干戚钟鼓竽瑟以劝众也，以为费财留工，故制乐不羡于和民；非不知能累世殚国以奉死、哭泣处哀以持久也，而不为者，知其无补死者而深害生者，故不以导民。”（《晏子外篇》）

（惟孔子之徒乃能明于礼乐，审于服丧三年哭泣，而晏子攻之。益可知礼乐为孔子所作，凡此皆从邻证而得之。）──右《礼》为子所作。

《乐》，旧名。郑、卫之声，倡优侏儒，犹杂子女。是今六代之乐，黄帝《咸池》、尧《大章》、舜《大韶》、禹《大夏》、汤《大翙》、文王《象》、武王《武》，皆孔子作，制氏所传，是也。孔子新作雅乐，故放郑声。郑声之名为郑，如今昆曲弋阳腔之以地得名也，盖当时所风行天下者，非徒一国之乐。

子墨子曰：“问于儒者，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子墨子曰：“子未我应也。今我问曰何故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也，则子告我为室之故矣。今我问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是犹曰何故为室，曰室以为室也。”（《墨子公孟》）

（墨子问“儒者何故为乐”？然则非儒者不为乐矣。儒为孔子所创，故知乐为孔子所制，墨子乃敢肆其轻薄诋诽也。“乐所以为乐”，欢乐之义，乃真“为乐”之故也。墨子乃云“犹室以为室”，戏侮之甚！可见异教相攻，无所不至。此孟、荀所不能不发愤者欤？）

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先王之《书》，《汤之官刑》有之，曰：“其恒舞于宫，是谓巫风。其刑，君子出丝二卫，小人否。似二伯黄径。乃言曰：呜呼！舞佯佯，黄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降之百搜，其家必坏丧。”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从饰乐也。于《武观》曰：“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铭苋磬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天，天用弗式。”故上者天鬼弗戒，下者万民弗利，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诚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在乐之为物，将不可不禁而止也。（《墨子非乐》）

王者治定制礼，功成作乐。未制作之时，取先王之礼乐宜于今者用之。尧曰《大章》，舜曰《箫韶》，夏曰《大夏》，殷曰《大沄》，周曰《大武》，各取其时民所乐者名之。（《公羊》隐五年何注）

黄帝之乐曰《咸池》。（《乐纬动声仪》）颛顼之乐曰《五茎》。帝喾之乐曰《六英》。尧乐曰《大章》。

舜乐曰《箫韶》。禹乐曰《大夏》。殷乐曰《大沄》。周曰《酌》。

孔子曰：《箫韶》者，舜之遗音也。（并同上）乐则《韶舞》。（《论语卫灵公》）

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乐宜亲《招武》，故以虞录亲乐。（《繁露三代改制》）

（乐声要眇，其传最难，以其音节铿锵，寄之于声，易于变失。三百篇之古乐存于汉者，大戴《投壶》仅存《关雎》、《卷耳》、《葛覃》、《鹊巢》、《驺虞》、《鹿鸣》、《白驹》、《伐檀》等八篇。汉人乐府，至六朝仅存《上之回》、《艾如张》、《将进酒》廿四曲。六朝乐府，至唐仅存《清波》、《白鸠》、《乌栖》、《子夜》等六十四曲。唐之“黄河远上”，见于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尚有音节，余则亡矣。宋词之《九张机》、《滚板》、《尾声》，至元而亡。元《九宫曲谱》，北曲，亦至今亡矣。晋荀勖复古乐之八十四调，至龟兹乐入而废；耶律破晋而取之，宋、金则亡之矣。龟兹四旦二十八调，至宋而亡。宋之十六字调，至元而亡。元九调，工上尺合士生一凡五六，今则仅用七字调而已。通计古今乐无能久存者。汉以后文字日备，然自汉至元三百年前之乐，无一存者。即乐器，亦自琴瑟易而筝琶，今则筝琶亦废。曲声之存于今者，最古仅有明嘉靖之昆曲，然自梆子、乱弹出后，亦几等《广陵散》矣。嘉靖去今仅三百余岁，若嘉靖前之乐，则无几微之存。汉章帝谒鲁孔子庙堂，尚能陈六代之乐，安有黄帝、尧、舜至章帝，将三千年，而《咸池》、《韶乐》乃能存乎？观墨子之所攻，故知孔子之制作，明矣。《韶乐》托之于舜，有揖让之盛德，民主之大公，尤孔子所愿望，故《春秋》录之。制氏传其“铿锵鼓舞”，是也。《汉艺文志》“雅琴”五种，孔子之乐声哉？又有《周歌声曲折》七十篇，久佚矣。）

子墨子谓公孟子曰：“丧礼：君与父母妻后子死，三年丧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数月之丧。或以不丧之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若用子之言，则君子何日以听治？庶人何日以从事？”公孟子曰：“国乱则治之，治则为礼乐；国治则从事，国富则为礼乐。”子墨子曰：“国之治。治之废，则国之治亦废。国之富也，从事，故富也。从是废，则国之富亦废。故虽治国，劝之无餍，然后可也。今子曰国治则为礼乐、乱则治之，是譬犹噎而穿井也，死而求医也。古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为声乐，不顾其民，是以身为刑僇、国为戾虚者，皆从此道也。”（《墨子公孟》）

（攻服丧及诵《诗》，无暇听治从事。富而后教，文以礼乐，攻为噎而穿井，死而求医。此墨子遍攻《诗》、《礼》、《乐》者。指明丧礼，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弦《诗》三百，而后攻之，可为《礼》、《诗》、《乐》皆孔子作之明证。若出于三代先王，墨子不应归之儒者而攻之。）

子墨子谓程子曰：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又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墨子公孟》）

（墨子攻儒而述其丧礼，曰“重为棺椁，多为衣衾，三年哭泣”，“弦歌鼓舞，习为声乐”，皆孔子《仪礼》、《诗》、《乐》之说。故知《礼》、《乐》为孔子作而非先王。）

仲尼之齐见景公。景公说之，欲封之以尔稽，以告晏子。晏子对曰：“不可。彼浩裾自顺，不可以教下；好乐缓于民，不可使亲治；立命而建事，不可守职；厚葬破民贫国，久丧道哀费日，不可使子民；行之难者在内，而传者无其外，故异于服，勉于容，不可以道众而驯百姓。自大贤之灭，周室之卑也，威仪加多，而民行滋薄；声乐繁充，而世德滋衰。今孔丘盛声乐以侈世，饰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以仪世，劳思不可以补民，兼寿不能殚其教，当年不能究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愚其民。”（《晏子外篇》）

晏子曰：夫儒浩居而自顺者也，不可以教下；好乐而淫人，不可使亲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职；宗丧循哀，不可使慈民；机服勉容，不可使导众。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劝众。儒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絫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民。”（《墨子非儒》）

（墨子尚俭，故称晏子攻孔子盛声乐以淫民侈世，饰弦歌鼓舞、繁登降趋翔以聚徒观众。今考《仪礼》，登降趋翔之节最繁。诸生以时习礼，其家最盛。至于高祖围鲁，弦歌之音不辍。故知《礼》、《乐》二经，为孔子所制。若夫当时淫礼俗乐，则是时固有之，孔门所不听，亦非墨子之所攻也。）

──右《乐》为孔子所作。

《易》，旧名。孔子卜，得《阳豫》，又得《坤》、《干》。是今上下二篇，孔子作，杨何、施、孟、梁丘、京所传本，是也。卦彖爻象之辞，皆散附本卦，伪古本分之，抑为“十翼”，乱孔子篇数之次第者也。《系辞》，《太史公自序》称为《大传》，则传而非经。《说卦》出宣帝河内老屋，与《序卦》、《杂卦》皆伪书，非孔子作。

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史记周本纪》）

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史记日者传》）

《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法言问神篇》）

是以宓牺氏之作《易》也，绵络天地，经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错其象而彖其辞。（《汉书扬雄传》）

《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而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汉书艺文志》）

《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图八，自演为六十四，故曰“衍”。（《论衡对作》）

伏羲作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也。（《论衡正说》）

伏羲作八卦，文王演为六十四，孔子作《彖》、《象》、《系辞》，三圣重业，《易》乃具足。（《论衡谢短》）

（据《史记周本纪》、《日者传》，《法言问神篇》，《汉书艺文志》、《扬雄传》，《论衡对作篇》，皆谓文王重卦，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无有以为作卦辞者。是自汉以前，皆以为孔子作，无异辞。惟王辅嗣以六十四卦为伏泬所自重。《周易正义》“论卦辞爻辞谁作”云：“一说以卦辞、爻辞并是文王所作”，“按《系辞》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郑学之徒，并依此说也。”则影响附会，妄变《杨何传》史公之真说，其可信乎？至周公作爻辞之说，西汉前无之。《汉书艺文志》云“人更三圣”。韦昭注曰“伏羲、文王、孔子”。即《正义》所引：“《干凿度》云垂皇策者泬，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通卦验》又云苍牙通灵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经。”晋纪瞻曰：“昔庖泬画八卦，阴阳之理尽矣。文王、仲尼系其遗业，三圣相承，共同一致，称《易》准天，无复其余也。”（见《晋书纪瞻传》）亦无有及周公者。唯《左传》昭二年，韩宣子来聘，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涉及周公。此盖刘歆窜乱之条，与今学家不同。歆《周官》、《尔雅》、《月令》，无事不托于周公。《易》爻辞之托于周公，亦此类。唯马融学出于歆，故以为爻辞周公所作（见《周易正义》“论卦辞爻辞谁作”）。或以爻辞并是文王作。《周易正义》“论卦辞爻辞谁作”，云“以为验爻辞，多是文王后事。案《升卦》六四‘王用享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后，始追号文王为王，若爻辞是文王所制，不应云‘王用享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观兵之后，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豫言箕子之明夷。又《既济》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礿祭’。说者皆云，西邻谓文王，东邻谓纣，文王之时，纣尚南面，岂容自言己德，受福胜殷，又欲抗君之国？遂言东西相邻而已。”如《正义》言，爻辞又不得为文王作，则《艺文志》谓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者，谬矣！三圣无周公，然则舍孔子，谁作之哉？故《易》之卦爻，始画于牺、文，《易》之辞全出于孔子。“十翼”之名，史迁父受《易》于杨何，未之闻，殆出于刘歆之说。按《史记孔子世家》有《文言》、《说卦》，而无《序卦》、《杂卦》、《汉艺文志》亦无《杂卦》。《论衡正说》，“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此说《易》益一篇，盖《说卦》也。《隋志》“及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易》既以卜筮得存，自商瞿传至杨何，以至史迁，未尝云亡失，又未尝有《序卦》、《杂卦》，《论衡》以《说卦》出于宣帝时，则史迁所未睹，其为后出之伪书，《孔子世家》为伪窜可知。王充云益《易》一篇，《隋志》云失三篇，因河内得之事，而附《序卦》、《杂卦》，是《序卦》、《杂卦》为刘歆伪作。可见三篇非孔子作，明矣。《系辞》，欧阳永叔、叶水心以为非孔子作。考其辞，频称“子曰”，盖孔子弟子所推补者，故史迁以为《大传》也。彖象与卦辞爻辞相属，分为上下二篇，乃孔子所作原本。歆以上下二篇，属之演爻之文王，既不可通，因以己所伪作之《序卦》、《杂卦》附之河内女子所得之事，而以为孔子作十篇为“十翼”，夺孔子所作而与之文王、周公，以己所作而冒之孔子，诪张为幻，可笑可骇。然孔子作传而非经，《易》有“十翼”而非止上下二篇，则二千年相沿，无有能少窥其作伪之迹者矣！今援引汉以前说，发露大旨，定《易》上下二篇，为孔子所作。）

伏牺作八卦，丘合而演其文，渎而出其神，作《春秋》以改乱制。（《春秋纬》）

（此条则以演六十四卦，亦归孔子矣。然谓演其文，或指八卦之辞言之，而六十四卦仍文王所演欤？但文辞则一字皆孔子所作。）──右《易》为孔子所作。

（《春秋》，旧名。《墨子》云“百国《春秋》”，《公羊》云“不修《春秋》”，《楚语》“教之《春秋》”，是今十一篇，孔子作，公羊、谷梁所传，胡母生、董子所传本，是也。《春秋》为孔子作，古今更无异论。但伪古学出，力攻改制，并铲削“笔削”之义，以为赴告策书，孔子据而书之，而善恶自见。杜预倡之，朱子尤主之。若此，则圣人为一誊录书手，何得谓之作乎？今特辨此。言“作《春秋》者”不胜录，略自变量条，以成例尔。）

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尽心》）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

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汉书董仲舒传》）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繁露俞序》）

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贡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九月，经立。（《春秋纬考异邮》）

孔子作《春秋》，陈天人之际，记异考符。（《春秋纬握诚图》）

哀十四年春，西狩获麟，作《春秋》。九月，书成。（《春秋纬演孔图》）

孔子曰：丘于《春秋》，始于元，终于麟，王道成也。（《春秋纬元命苞》）

孔子曰：丘作《春秋》，天授《演孔图》。（《春秋纬演孔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