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偶谈

附二甲，即其证也。且好字不止十本，若尽不入宪纲，在前四人之手，则鼎甲传胪，岂不是尽无好字者？此亦极不平之事也。

考试试差，定例阅卷十人，取卷只以八十为限，每人取八卷，则落第之卷亦自不少。取定之后，由军机揭弥封，开单进呈，单便留中。放差不在此单，断不能放，故军机北屋留一底单，南屋之小军机不能知，礼部不能知，即阅卷者亦不能知也。不过阅卷者记得诗句，或在外私言耳。放差之日，礼部具题，仍照全单列名请旨：军机则检出底单，每差酌定正陪二人，请御笔在礼部题本上圜定一人，即行宣布。考差者不知取不取，只论放不放，故恩怨不归阅卷之人，而专归之军机。军机于单内择二人作正陪，虽于差之肥瘠、路之远近，或不无照顾私人；至于欲以取低之人放大差，取高之人放小差，则单内明白易见，岂能当面作弊？大概放大省学差及正主考，除大考差之三品以上大员，由钦定外，其由小考差而得学政，非取在前十名不可。其取在中间，可以主考，可以分房；其取在后面者，定为房差无疑。此亦理势所当然，不能任意营私也。乃考差者一遇无差，不怨己之不取，而怨军机。且放小差者不怨取之不高，而亦怨军机。翰林二百余人，得意者十之三，失意者十之七，为数不下二百人。怨气所积，谓以后种种祸变，无不因是酿成，亦似武断；而不知发端甚微，无形之影响，固甚大也。

同治初年，左文襄克复全浙，移师督闽。下车之始，百废具举。创立正谊书院，以课举贡，并选举贡之高才者，住院校刊《正谊堂全书》。宏开广厦，寒士欢颜，影事今犹在目。记院中撰一联云：“青眼高歌，他日谁为天下士；华阴回首，当年共读古人书”。文章经济，名重一时。而大乱之后，亟亟修明文事，元老宣猷，其魄力之大，洵不可及。不谓此事只近在四十年，乃竟有人往风微之叹也。科举时代，每省有书院，定考课，给膏伙，教而兼养，意至美也。各省各自为政，而大致不差。今即以吾闽书院言之。省城旧有三院：曰鳌峰，曰凤池，曰越山，所以课生童也。鳌、凤督抚主之，越山则福州府主之，谓为郡书院也。又曰龙光，所以课驻防，则归将军专主。谓为八旗书院也。外府县仍各有一二。同治年间，左文襄立正谊堂，招举贡校书，旋即设立正谊书院。嗣是王文勤中丞（凯泰）抚闽，创立致用堂，旋改为致用书院，专课经学，却不限课举贡。其掌教名为山长，皆以乡先达退宦者为之，虽论辈分科分，亦必以品学为重，此亦古者祠禄之意也。其束：鳌峰八百金；凤池六百；越山二百四十；正谊八百；致用亦然，间或一千，则记忆不清矣。其膏伙：鳌峰生员内课二千三百，外课一千八百；童生内课一千三百，外课八百。凤池略逊，越山则只数百而已。正谊内课四两，外课三两；致用亦同。每月官课一次，另师课两次，应官课不应师课，则分扣其膏伙。官课另有奖赏，其额数奖银，皆随官之丰啬。师课三名前亦有奖赏，但出于额定，为数甚微；膏奖细数记不甚清，但不失之远耳。正谊专考举贡，人本无多，而大多数之寒士，除教读外，皆以各书院为生计；然得之不得曰有命。别无所营谋，亦绝不<毛冒><毛>也。世人以颜子为不学而致，吾则以为当日之书院生，未尝不知箪瓢之乐也。今日追思，分明是三十年前事也，琐琐记之，俾后来人知其来历焉。

光绪廿七年七月奉旨：著自明年为始，乡会试改八股，试策论。八月奉旨：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外，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内均改设大学堂外，府厅直隶州均改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行之未久，又于三十一年八月，准直督袁世凯、鄂督张之洞、江督周馥、粤督岑春煊之请，谓科举不停，民情观望，著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及各省岁科考试一律停止。科举废而学堂大兴矣。乃奉行者人不一心。规制不能整齐画一，而所云教育普及一语，又徒托空言，不得谓非始谋不臧也。

余二十七年守抚州，于奉诏之先七日，即改兴鲁书院为抚郡学堂，置普通精舍，以居高才生。“普通”二字，余以意为之，初无所沿袭。后数年，乃有普通学、专门学之区别。盖当时草创，学制固未备也。回任建昌，新创郡学一所，甫落成，即奉讳去任。及到苏州，以他项学堂已多，乃创立农学堂。三年，有自外洋学农学专门归者，聘为教习，乃告之曰：“农学以选种杀虫制肥为要素，宜按程序分浅深教之，以资实效”。教习曰：“吾所学乃农理化学，不能一一实验也。”余心非之，而无可改聘。开学几及五年，而现象如此。政变后，余不复管学务，二十年来如何更变，则不复与闻矣。虽然，余岂得谓为无罪哉？

当民国元二年，机关林立，学生得事较易，而俸薪皆百数十元不等。今则事少人浮，而谋事者仍不肯贬格小就。余告之曰：“我初到建昌时，于江书院生员膏伙月六百文，童生三百文。余嫌其太薄也，乃捐廉加倍给之；汝们月得千二百文，或六百文，皆喜形于色，优游过日。今有十余元馆地，个个以为不满意，是何以故？且汝们江西省城，从前有友教书院，山长束年只二百四十金，虽加以官场津贴，为数亦有限。而为山长者，多系退老督抚。试问：当日太平时代，读书人之享用，不过如此；今者国债累累，度支几竭。必欲每人之得馆者，非百数十元不可。试问钱从何来？后何由继哉！”然此犹为余在江西时言也。近则累年匪扰，流离颠沛，情形直不堪问矣。

科举时代，悬一格以为招，人人各自延师，各教子弟，国家亦不必人人为之延师也。学堂制兴，官立学堂，是官为之延师也。官力不足，失学者多，于是合群力而为私立学堂，是私人代为之延师也。私人之力又不足，失学者仍多，于是有力者自费出洋，以辅官派出洋之不足。费巨额隘，其失学之多，仍如故也。中国人民之众，失学之数，至少亦在百与五之比例。此九五之数，国家欲扩充学堂，徐补此阙，力必不足；若用强迫手段，使此九五之数各自谋学，势更不行。且今日学堂之弊，不止在失学人多也，即不失学之人，亦无以用其所学也。论者谓宜广开工厂，每厂必开一学堂；某厂用何项人才，即招何项学生；从前所有毕业生，即按其所长，各归各学堂掌教，或补习。如此，则已学者无弃材，后学者有出路，而国家亦可省一无限量之学费，一转移间，全神俱振。策无有善于此者。至于法政一门，专为作官吏之用，近时既不重官吏，如有愿学者，即可照从前科举之例，各自延师，听候官为考校。如此，则从前法政人才，亦不至无所安置也。所言亦自成理，但所行能否实践所言，所言能否有效，则在办事者之善为措置耳。

今日学堂之弊，与学生无与也。而当时兴学者，急于观成，仓猝定制，人不一心，适蹈不知轻重之弊也。一在毕业太易。科举时代，三年一会试，取进士三百余人焉。三年一乡试，各省统计，取举人约二千人。五贡并不及此数。进士固即时任用，而得意者尚不及半。举贡分途，消纳十不得一，日积月累，后来已拥挤不堪矣。今改科举为学堂，大学毕业视进士，中学毕业视举贡，而且无人不可毕业焉。今默揣其数，试问何以位置？一酬报太丰。前清大学士，年俸三百六十两。而从前出洋毕业回国，当轴极意优待，年俸视大学士十倍且有不止，其次亦必五倍，后难为继，向隅者多。此二者皆视之太重，而势处必穷也。一备索学费。从前寒士读书，无所谓学费也；且书院膏伙，尚可略资以津贴家用。今则举学中田产，悉数归入学堂；而学生无论贫富，一律取费，且膳宿有费，购书有费，其数且过于学费。其出洋之由于官费者，寥寥无几，其自费之费，即千金之家，亦必裹足焉，是出洋生不得有寒士矣。一不恤生计。学生之弃家产，负重债，以期毕业者，不过求出路以取偿耳。今对待学生者，则曰：“学生之头角峥嵘者，不难自谋其生，历次考试，亦有任用。即不然，亦得有学位，则亦已矣。不观当日之秀才乎？秀才中举中进士，固有出路；若终于秀才，则亦有秀才顶戴荣身也。有何不可？”不知当日秀才无资，本无产可破；今之秀才，则大半自破产来也。此二者视之太轻，势穷而变，不易通也。噫！始谋不臧，其由来非一朝一夕之故，今之办学之人亦不任咎也，无已，其仍证诸外国乎？外国学生失业，亦必恐慌，当有补救之法，取其所长可也。近来有大政策，必合中外谋之，此亦时势所趋，无可解免也。

●卷三

财政前清由户部专管。户部之库，余在京时，奉派随同查过四次，出入互有盈绌，盈时不过千一百万以外，缩时亦不过九百万以内。承平时，度支有常，而典守有制，每次查库，必报盈余少数。此部库也。至外省亦有省库。苏州有藩、粮二库，余任首府，凡遇巡抚司道交代，每年不止查过一次，为数不过数十万，间有过百万者甚少，缄藏严密，毫无假借。此省库也。江苏算是大省，而所藏不过如此，则小省可知。计部、省各库，计算不过三千万，视乾隆时部库尚存七千万者，殆已不及，中国可谓贫矣。今则改库藏为金库，而金库则由国家银行代理之，有亏无存，每况愈下矣。

中国自同治元二年之后，十年生聚，渐复承平。官俸俭薄，兵饷节缩，取于民者，只厘金不能即除为弊政，此外仍恪守“永不加赋”之祖训。国用不足，推广捐例以卖官。疆吏有议行屠宰税者，人犹唾骂之。医疮挖肉，不免拮据，然未敢轻易借洋债也。乃甲午一败，赔款二万万。当日京官，震而惊之曰：“此二百兆也！”赔款各省分摊；摊解不及，即须借债以补之。庚子又一败，赔款四万万。于是亟行新政，藉新政以取民，藉新政以借洋债。京官又推广登进之路，于是富商大贾，遂辇载以求仕进，官常弛而奢侈之俗兴矣。丙午夏，余服阕到京，葛振卿尚书（宝华）对余言曰：“君知我国新打一胜仗，有人赔我四万万乎？”余曰：“何说？”渠曰：“若非赔我四万万，京官之阔，何能如此？君在外九年，岂料世变如此之速耶！”其时亲贵尚未横行，而祸根已暗长矣。旋而亲贵日盛一日，京官亦日奢一日，不数年而国亡矣。亡国之后，项城初到，即定为京官，无论大小，每人月俸六十元。然即如此，已较前清宫俸倍蓰矣。后乃变更平余办公诸旧制，名为化私为公，实则骤增政费。又有所谓善后借款五千万，以为挹注，而京官又肥马轻裘、狂嫖大赌矣。是河山方以奢终，功名复以奢始也。项城在洪宪以前，虽以洋债为挹注，而尚有眉目，至洪宪后，大动天下之兵，军费无所底止，而政费随之而滥，遂更感拮据矣。

光绪末年，户部册报，岁入一万万零八百万。迨项城时，逐渐加增，岁入已逾四万万。或云，所增之数，外债及学生学费均算在内。实在岁入之数，亦总在四万万矣。此四万万仍由民间所担负也，是人家年用百金，今则年需用四百金矣。此余在江西时所言也。今阅财政部报告，二十年度，岁入已在六万万以外；且只就国家税言，而地方税田赋大宗等等，尚不在内。虽以元易两，而大数已甚可惊。政繁赋重，民不堪其忧，岂空言已哉。

从前内债，有所谓征信股票等名目，后以捐照抵还，遂失信用。而外债则不然，后因屡次展期，抵押品有名无实，信用亦失。外债途穷，仍返而求之内债；内债途穷，乃减折以招徕之，卖时减折，还时十足。此饮鸩止渴也。然此法外国实开其先也，外国量出为入，借国债为挹注，取便一时，今日经济恐慌，势已将穷矣。中国尤而效之，而尚未甚，岂可不审慎从事哉？

从前各国通商，我以丝茶出洋，获大利；而外洋以鸦片进口，亦获大利。后外人自制丝茶，我之丝茶减色；而我自种鸦片以抵制之，外洋之鸦片亦何尝不减色。且外洋之制造品进口日新月异，而我之天产出口亦日新月异，近来之仿造洋货又复不少，特外人进步速，而我之进步迟耳。今则外国工商恐慌，百计倾销，商情大变，成败不可以道里计矣。

通商以出入货之盈缩为利败，此显然者也。光绪末年，与一德人谈，则谓：通商系两利，比之于水，水未有不平；所谓盈绌者，必有所救济，不能执一而论也。我德国输出，即绌于输入，不足为虑。譬如中国无银矿，市上银洋流行，从何处得来？乃证以《海关贸易册》：中外通商，惟同治三年，出超为二万七千万，为最旺之数；同治十一年至光绪三年，此五年内，出超已降为一千万有零；自光绪四年以后，直至二十六年，逐年递降，均入超于出，其甚者将及一万万。当时德人坦然言之，自必确有所据。今则超入之数，竟有七与一之比例，则水之不平甚矣。其崩决之势，不大可惧哉！

田赋按则定税，本有标准，乃日久弊生。有清入关，即欲矫明之弊而行清丈，因循二百余年，而不能行。只以土地太广，粮户太繁，税则又参错不一致，以致一国之中，完欠互异，不平已甚。县中册报岂能捏饰？而综核殊难一目了然。余外任廿余年，每到一县，必与县宰闲谈，问其所辖田地，每亩若干弓，完粮多少。皆猝不能对；即对，亦言人人殊。迨饬吏开单，有数十亩一户，有一亩不止一户者，且亩不一则，则不一粮，一篇细账，不糊涂而亦糊涂矣。此吾亲历之事。苏、赣钱粮完欠，不能平均，而深痛整理之不易言也。近日财政会议，力求田赋平均，可谓知其要矣；但望无徒托空言也。

古者取民有制，田赋之外，常税而已；今则无税不增，而田赋转成为少数矣。古者理财，量入为出；今则量出为入矣。财政部计算表勉符预算，而田赋一项尚归诸省税，只国税收入已逾七万万矣。财政部专管收支，而代财政部而收支者，尚无帐可算。锱铢所入，何一不取之于民？语云：“暂累吾民”。民果何时而释此累乎？居今日而言，理财非裁兵不可，然兵何能遽裁也？抑欲裁官乎，官亦何能遽裁乎？兵与官俱不能遽裁，则政费之浮滥者，独不可减乎？然所减亦有限矣。且更有一说，官场所浪费者，仍有利于工商之民，正可以资挹注。此说乡人自乡来者，言之历历，尚非持之无故，然亦何能成理也。司财政者竞言无办法，诚哉其无办法，然环顾外国，亦何尝有办法也。支出无艺，国债日增，其病皆中于军备也。列强乃急急于经济会议，冀欲于商务补苴。既曰会议，则必各得其平，非专顾一国也。此议何时可成，大抵终归于各求省缩而已，各谋苟全而已，勿徒骋高论，而自欺欺人也。

米为民食所资，宜流通也。自禁米出口之说起，而百弊生焉。余初次到赣，在建昌时，米价贵过二千，绅士以米谷出境太多，须厉禁，以恤平民，余许之。旋有谢、梅两老绅士，来言此禁宜弛，否则恐米价更贵。余召请禁之绅士诘之，乃对曰：“谢、梅两富绅米多，利得厚价，所言全是私意。”余亦颇信之。越数日，米价果更贵，且河下因拦米闹事者亦多。查知禁米之令一出，刁生劣监即率人在河下拦米船，得钱仍放行，有健者不肯出钱，即互相斗讼；且索钱不止一处。米价遂因而加贵。后乃知请禁之绅士，即缘禁作奸之刁劣所指使也。此江西一郡之事也。旋守苏州，省会之地，密迩上海。上海有一秘密公司，实一大米蠹也，有一般人联洋人买办为之。闻其赀本数百万，春间放债与农民，秋成收米，故全省之米大半尽入此公司之手。米价涨落，归其操纵，有时创为禁米出洋之说，或又弛禁，皆为该公司所利用，官为傀儡而已。盛杏荪未为尚书时，告余曰：“中国尚食西贡洋米，那复有米出洋？”一语可以道破。彼纷纷者，殆别有作用欤，盖暗指此公司言也。有一日，苏州米价将涨过十元，扬言非涨至十二元不止。余以此弊全在上海，乃往上海与绅商筹平价之法，告之曰：“我在建昌时，米价过二千，即闹饥荒。相隔不过六七年，何至世变如此之速！苏州产米之区，且今年又非荒歉，米贵更无理由。我有一主意，今年苏州米价不许过十元，如不遵令，苟地方抢米店，我官场不负责任。哧诈之言，我总不听！”嗣后价亦渐平，殆该公司知我已烛其奸也。此苏州一郡之事，亦即上海一埠之事也。改革后到江西省城，虽无上海之大米蠹，而米商买卖之大，亦为人所注目。江西产米有余，只临川一县，年可余一百万石，势非出口不可。议会复开，乃当日刁劣拦河之故态复萌，怂恿由会建议禁米出口，官场无可辩论。后米商向议会暗中疏通，便复议弛禁。一年至少总有一次开禁，一次弛禁。其后军事迭兴，金加重，上海价低，出口无利可图，虽不禁而亦不出，与禁不禁毫无关涉也，此江西一省之事，又非徒一省之事也。总之，米谷如水之流，全国可通。价之贵贱，非有特别事故，不能过于轻重，禁令只助涨价之弊，绝无平价之效。此余外任多年，真知灼见，可以断言者。然后知剖斗折衡之说，庄子亦一大政治家也。

苏秦之客于秦，米贵如玉，薪贵如桂，谒者可恶如鬼，秦王难见如帝。后见秦王，乃曰：“臣食玉炊桂，因鬼见帝。”诉其作客之苦，苏秦去今已二千余年，犹今日米珠薪桂之窘状也。厥后治乱相乘，物价之低昂，人民之苦乐，不知经数百变，无可殚述。但以吾身亲见者言之。南人食米，北人食麦，此其大较也；北人兼食杂粮，南人亦有兼食薯芋者。余少时不预家务，但闻米一石二三千。光绪三年到京，米一包二两四钱，折合一石，则为三两余。光绪廿三年到建昌，米一石不过二千，边县则只千二百文。乃调南安，山多田少，地近粤边，米石八元，多者十元，与内地价几逾倍。光绪季年到苏州，产米之区，价亦七八元，间有至十元。甲寅到赣，米石以四五元时为多。壬戌到沪，则米十元以外，间有近二十元矣。大抵米价之高低，除僻地以丰歉为转移，其都市之处，皆操纵于米商之手。其因禁生奸，因税滋弊，皆由米商消纳之而入于米价。是米价定于商，不定于农也。是亦筹民食者所当知也。

矿产布天下，所谓地不爱宝也。然开之，或得或不得，即或得之，或衰或旺，或始旺而终衰，或始衰而忽大旺。此变化不测，殆有天为之主宰，而矿师之明昧，特为天所驱使耳。中国年前，山西煤矿中外喧传，谓可采至千年不竭也。随声附和，哄动一时，某巨公乃与外人合赀，开采煤油矿。不二年，各亏巨本而罢。当初如何合赀及亏本后如何分任？事属既往，不必深求，然山西矿名一败涂地矣。即汉冶萍煤矿，何尝不亏本，特以供给日本，取用未即废耳。他如漠河金矿、南铜矿之类，其衰旺情形，互有不同。大概不过养活一时矿工而已。若外国矿主所称为大王者，百无一二，其失败者亦不少。无他，天生田以养农，生矿以养工；田之利薄，故使之长享其利，矿之利厚，故特为之限制。其实酌盈剂虚，工之利又未尝不薄也。天道恶盈，冥思之，适见造化之妙而已。

《易》曰：“明慎用刑。”历代虽除肉刑而未净绝。民国新刑律，改大辟为枪毙，即笞刑亦废，可谓法网宏开矣。虽所定刑章，间与国情格，然苟折狱惟良，尽可徐图补救。惟滞狱贻累，已足上于天和，所当深戒也。

民国法律，视前代为宽。然历代法律，虽不免有苛细之处，前清法律亦未尝不然，而臬司及州县衙门，必竖一牌坊，书“天理国法人情”六字于其上，谓必合天理人情，而后成为国法也。语云：“立法严，行法恕。”又曰：“行法须得法外意。”古人之言深远哉。

狱讼之兴，不外酒色财气四字。民之求理于官者以此，官之取信于民者亦以此。而不知四字之中，以气为主，而色亦大有关系。淫为万恶之首，谚曰“色胆包天”。余外任二十余年，乃知所有命案，多系因奸而起，谋财害命却居少数，谚所谓“十命九奸”是也。其盗案亦有因奸起者，定狱时则从其重者处之，而不以奸情牵混也。赌可倾家。无家可倾，非出于窃不可，窃案所以多赌徒也。盗案亦有因赌者，小赌则窃，大赌则盗，定狱者亦从其重者处之，不以犯赌牵混也。至于饮酒亦有滋事者，然止于斗殴而已，其涉于命者，亦误杀斗杀而已，非重大命案可比；且饮之费究不如赌，亦不至遽流为巨盗也。此亦民情之大可见也。

户婚田土之案，从前归于钱谷，今则曰民事诉讼，皆为钱而已。金钱万恶，争钱必争气，讼案所以易涉货贿也。钱谷幕友，操守每逊于刑名，官场轻视钱幕，亦即为此，然而贪吏喜之矣。吏虽不贪，而有藉之为傀儡，于中取利，而吏亦不免贪名。是则贪吏之所喜，亦即廉吏之所惧也。故《牧令全书》谓：“钱谷之案不能轻断，断则必翻，不如诿之公亲调处，而翻者却少。”此即《易》象所谓君子以明慎用刑，无敢折狱之说也。

潍侄既到彭泽任，恶民情之刁，讦告之不易防也，来书问补救之法。余告之曰：“汝自命法政家，能断案耳。殊不知词讼一判曲直，便有一德一怨。汝断百案，便有百个怨家，怨家哪肯说汝好话。吾此言非教汝不断案也。真正刑事之案，却宜迅速断结，如果处当其罪，而又出以哀矜，则民亦何怨！所最宜慎者，民事之案耳。户婚田土，头绪纷繁，情伪百出，人各绘一图，各持一据，目迷五色，从何处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