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书订

于季冬随官军围田焉。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吾曰：百姓不强君孰与强，百姓强君孰与不强。但万一不能均田，则祇可如昆绳召募之法，而益以乡兵亦可也。

乡射又有习句似误。古乡射之礼，所以询众兴贤也，非以练兵。当云乡巡又有教。

周礼徧国出兵，而六军三军，乃但出之近国之乡。又载师任地，国宅无征，园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凡赋税，轻近重远，今乃知其立法之善也。盖京畿之地，蓄兵必多，随天子警跸，役必繁，若必以各藩之军分番入直，则如云贵窎远数千里，重滋繁扰，究难济用。是必环京州县农田出兵倍于在外，乃可供给。且不特此，今庙堂有大工大役，率雇役给直，然惟田不井授，民多流散，故呼而即应。若分田给宅之时，安土重去，虽欲觅工，安所得之？势必仍派近畿之民，即与之雇直，而已伤其农业矣。宜细为酌量。近京兵多役重者，或二十取一，藩郡或二十取三，皆可也。

平书有武备第六下一篇，论步兵骑兵车兵火兵水兵队伍之制、器械之用、战阵之法，予谓此当与礼仪、乐律、农务、水利、射御、书数、刑工各有专识，平书但论经制，不及详其目也。故置之别录。

恽皋闻曰：分民为四，不必列军而五，固也。然行平书之道，中国窃发无虞矣，其四裔则不可知也。则边方要地自宜多设重兵以镇之，边屯之民且耕且战，亦自可用。万一正当耕获之时卒有侵寇，释耕而战，一年之农事废矣。宜于农外别有军以卫之。古者采樵尚有扞，况穑事乎？然此扞卫者既无别军，必取诸内地，如古之遣戍，更番征役，则今幅员辽廓，内地之民岁岁远戍于边，似非安民之良军也。且将与士贵服习。今土著之兵用之守，则各依其乡邑之官长，其指臂使而呼吸通固然。若边则似有专将，而兵来自内，非其素习，用之为难。是人不服习也。即或曰遣戍卒，即遣常临之帅率之往，而遣代有期，数月之后，人情地形渐渐能熟，而又将代也。是地不服习也。则边地终无素练之军也。窃意内地之民，农而兵之可也，至边防要地，宜别设屯卫，以驻久练之兵。如沿海沿江之水师，亦宜别设，非农之可以兼为耳。

又曰：天子禁旅京营共十五万人，似太多。古者天子六军，七万五千人也。今即扩之，亦十万足矣。每岁共入直二万五千，以五千当禁旅，以二万实京营，亦足以备不虞矣。总四岁而一周，则劳逸均也。其州藩郡县之兵，亦不必定以一万及几千几百之数，盖郡县户口不能齐一，宜视其户口多寡以定军数，则天下之劳逸均也。

平书订卷十　财用第七上

平书曰：九畴之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则货财原上下所恃以为用，而国家不可以或无者。但货财所以权谷帛之轻重而通其穷，非为一人之私蓄也。理之不得其术，则公私皆困；苟得其术，则公私皆利，至于公私皆利，岂非圣人之道乎！古之征于民者三，曰粟米、曰布帛、曰力役，未有征货财者。货财率出于商贾，虽周礼以九赋敛财贿，郑元谓以口率出泉［古钱字］，亦即汉之口算，近之所谓丁银，终非出于田亩。唐宋始于田亩有输钱之令，然犹与谷帛并征，无专输钱者。自正统元年改南直隶江西田租为折色，后遂徧行之天下，而正供始尽变为银。夫唐宋未尝尽令输钱，而白居易张方平诸人犹痛切以陈农民之害，况尽折为银，而农之害可胜道哉？不特农也，仓廪处处空虚，一有水旱之灾，而赈济无所出矣；一有师旅之役，而转输之费百数十倍而不可省矣；纳粟劝输，一切之政纷纷四出，而弊且流于后世矣。害可胜道哉！然当日政尚宽大，未尝以聚财为事，征于上者旋施于下，而朝廷之积贮顾无多，乃不知理财之道，耗散无穷而生息少，以致末年中外交讧，军兴用乏，不得已而括余财，又不得已而议加赋，至括宫中银器以充饷［崇祯末年曾以宫中银器发银作局，销银充饷，故锭有银作局三字。○相传城陷时有银十余库者，妄也］。夫正供尽变为财货，天下既日就于困穷，而朝廷之贫又如此，非所谓不得其术则公私皆困者乎？故吾于田制欲悉复古法，特取公田之谷，而户第纳布帛数尺、丁钱百文，房租大者每间二百，小者百文而已［野外不令有私地，而城中则不能尽公，不如听人私相卖买建造，收其房租为便。○有议在后］。至生财则更有道焉，钱法一、盐法一、商税一，而钞法必不可行。钱法今已大坏，宜用随文开皇之制，尽销旧钱，悬新钱为式，不如式者没［司市主之。凡轻重款式不合者不得用，用则受者没而笞，予者杖，私铸者诛］。钱分大小，以权子母，以黄铜为小钱，每文重一钱五分，一贯九斤六两［今称］，以青铜为大钱，每文重二钱，一贯十二斤八两［隋五铢钱一千重四斤二两，唐开元钱一千重六斤四两。彼时之衡固三倍于古，然视今犹小，今钱乃重于唐隋一倍两倍有余，似乎太重。然今日铜贱，不如此则私铸盛行，难于禁也］。小钱一贯直银一两。其铸也约费银七钱，是以七钱为一两也；大钱一贯直银二两，其铸也约费银一两二钱，是以六钱为一两也。上下通行，上之施于下者皆以钱，惟买铜则以银［亦欲其上下流通］；下之供于上者亦以钱，惟盐买之官则以银，而他税愿输银者听，则利权操之上，而下固无所损也。若民间交易，以其有易其无者，古制也，何不可行之后世，令民各以钱计其物，而论质以相易？然欲以钱者听，钱亦可以并行也，但不得以银为交易，如明太祖之禁耳。［凡钱登百贯，方许以银折，下此俱用钱。惟纳官钱一贯以上以银折。买盐，钱无论多少，俱许以银折］，如此则银归于上而悉化为钱矣。钱之利如此，私铸何以禁哉？曰：禁之令固欲其严，而所以禁者不在令之严，在制之善。铜炼欲其精，钱式欲其美，铜精而式美，则私铸自不能及而可不行。且夫圣人之治天下公而已，不但公之天下，且公之万世，故钱有铸无废，钱日多，用日足，而民日富。后世铸以年号，而私为一人之物，以至祖父之钱即不用于子孙，于是销毁无时，工费日广，钱益少而私铸行。若仍古不铸年号，使世世不废，但铸永宝二字于其阴，若周郭，如五铢式。阳则否而磨如镜，此京钱也。州藩亦得铸钱，而阴亦为郭，铸其州藩之字如今式［别之可验其美恶为赏罚］。铸一钱，世有一钱之用，天下何患其不裕哉？盐法至今亦大坏矣，然不必复纳粟中盐之例［有议在后］，但一遵唐刘晏之制可耳。其法于出盐之乡置盐官，收盐户所煮之盐，转鬻于商人，任其所之。自余州县不复设官，其江岭间去盐远者转盐贮之，或商绝盐贵，则减价鬻之，谓之常平盐。官获其利，而民不乏盐。始江淮盐利不过四十万缗，季年乃六百万缗，由是国用充而民不困。若使大司均岁发部引于产盐州藩，州藩使其司均主之，商人纳银请引以领盐［每引盐十石，纳银三两］，盐场则郡节史主之［专设一员于场主其事］，募人为盐户［籍统于商］，使煮盐［或煮或晒，各因地宜。地亦分为区，以保甲编之，不使相害，不使容奸］，买以官价［每石钱二百文，欲谷布者，折与之］，而按引发商，听随地以鬻［商得盐后，即于县领票缴引，引反之州藩，岁终缴于货部，以便稽核。○凡引必注领者姓名，钤以印而记其日月。缴于县则县批某日月缴，亦钤以印，防奸冒］。商无定所，盐无定商，而无盐处亦用常平盐法，尽除今日之弊，则上下交利而商民俱便矣［李刚主曰：管子兴鱼盐，利尽归国；今则大半归商，商或据数县数府，不许他商侵越，有至者即问以私盐之罪。独垄专利，民莫谁何。甚至本地斥卤出盐，亦不许食，食即问以私盐罪，而民病矣。有引多而县不能销者，则按户勒买，而民益病矣。若不足食者，商则潜带私盐，欺隐漏税，而国亦病矣。至于商税加而又加，无锱铢遗利，至有称贷完课者，而商亦病矣］！盖出以二、入以三，以钱出、以银入，朝廷固得倍利，而商于引价外所费，每引多不过五六百钱，但鬻五六贯而利已厚，七八贯而利且倍，而盐不为贵也。故曰交利而俱便也。且一切商税，俱由县郡州藩除支费积贮，而后上供，此则另籍之，尽归其息于京师，岁计天下所获，应不下银数百万两，足供朝廷经费有余，而他税皆其余焉者矣。

大学所谓生财，生众食寡，乃指农事。箕子八政之货，统金玉布帛等物而言。今昆绳所论财货，专指银钱，义微不同也。

金刀之制，先王原为救荒而设，以后遂踵行之，以其赍轻致远，为移易天下之具也。如不为赍轻而致远，衣食之计焉所用之？乃后世征粮尽折银钱，则弊有不一而足者。民所力者粟布，而官所积者金刀，势必贱鬻其物以充官入，故谚有曰：丰年病民。夫凶年不免疾痛，所乐者丰年耳，乃丰而反病，则农尚有乐时乎？于是富商操其奇赢，以至沾泥涂足者无升斗之储，逐末者千箱万仓坐牟厚利。一遇凶急，乃出之以制农民之命，此病民也。官吏之俸皆以银，夫银可卷怀而藏、键笥而积也，而贪官污吏比比矣。若出入皆以粟布，能贮邱山以取败耶？此病官吏也。兵饷以银，遂致韦弁多侈，随手而耗，而庚癸之呼时时不免，此病兵也。一旦猝然有事，兵马蚁聚，无敖仓黎阳之积，可以供给千里，运银籴于一处，米价腾涌，至莫可问，势必饷当一金者费至数金数十金矣，此病国也。夫一隅收获，能支几何？兵不夙饱，民有流亡，上下交惫，无人不病矣。昔有斗米七千、饿殍满道，又有敌人围城、富家皆怀金握玉而死者，非重银钱而不重五谷者之前辙耶？

赋用本色，而后教民勤于树艺蓄字，使饮食取于宫中焉，材木取于宫中焉，布帛取于宫中焉，以至人情往来，令其尽以粟布，而昏丧之需从俭从便，务取密迩，所有者尽可以粟布货物相易，至于钱与银，特储之以备流通之具耳，不专恃以为用也。如是不惟民业日饶，而民风亦日进于古矣。

房租一间二百太重，可仿周礼园廛之征，房听其自盖，而每亩一年征钱不过二百可也。若住官屋者，则如分民篇每屋钱一百文。

司市以中士为之。

明代开中之法，令商输粟于边，而盐场给之盐以酬之。其后商人遂募人屯田于边，边以富饶，至叶淇而坏。此可与刘晏之制并行，原无龃龉，何为废之？

李虔论盐之产于场，犹五谷之生于地，宜就场定额，一税之后不问其所之，则国与民两利。又曰：天下皆私盐，则天下皆官盐也。此正刘士安之遗意。

恽皋闻曰：用银之弊既甚，则但以制钱权轻重而行之可也，何必复留用银之说？其银听如金玉，但为器物之饰而不用，则粟布益重，而农事女工益勤矣。

平书订卷十一　财用第七下

商税则尽变从来之法而别为制，今之所恃以征商者，榷关耳。税日增而无所底，百数十倍于旧而犹不足，官吏如狼虎，搜及丝忽之物而无所遗，商旅之困惫已极，其为暴不几杀越人于货哉！宜尽撤之，以苏天下而通其往来。其征之也，分行商坐商。坐商也，县同给以印票［令与同俱有印］，书其姓名里籍年貌与所业［作何生理］，注其本若干，但计其一分之息而取其一［如钱一百贯为本，一分息则一月一贯，一年取得十二贯，则取其一贯二百，岁终纳之］，即注于票中，钤以印而还之，如本增减则另给，改业亦另给。行商也，亦给以票如坐商，但不计其息，惟本十贯则纳百钱，任所之，验其票于彼，县同注日月而退［凡有大镇商买所集而去城远者，则专设一县同以便商］。鬻所贩，司市评之，鬻已乃计息而纳其什之一［凡票税路费，俱作本除，余者方为息］，亦注之票钤以印而还之，仅足本者则免其税，预计其不足本者则官如其本买之［惟贩酒与烟不在此例］，使商无所亏其本者，便商也。贵则减价以卖，又便民也，而官又收其利也。若欲贩他货者，则另与以其县之票，而取之如本县焉。其有欺隐，固可按其数没其隐而惩也［官士有通同为奸利者褫之，按法治罪而加以墨。凡旁人告者赏，商自首者勿问，而但治官士之罪］。至于坐商有匿其本不以实者，奈何？曰：有道焉，使之自不肯隐，不待立法以防之也。分商为九等：本不足百贯者为散商，弛其税；行商不足五十贯者亦弛其税［有议在后］；若本一百贯至九百贯为下商，而一百二百三百为下下，四百五百六百为下中，七百八百九百为下上；本一千贯至九千贯为中商，而一千二千三千为中下，四千五千六千为中中，七千八千九千为中上；本一万贯至十万贯为上商，而一万二万三万为上下，四万五万六万为上中，八万九万十万为上上［加于十万之上者，皆准上上］。散商不得与九等伍，附商［今所谓伙计］比于散商，亦不得与九等伍，而九等各以次为尊卑，行立坐拜不得越，越者赴官治以法，衣则下商以布、中商可绸以绵丝、上商以绉线，乘则下商以蠓、中商以骡、上商以马，奴仆则下商不得畜、中商可一二、上商可三四，违者治以法［有议在后］。夫欲胜者，人之同情也，分之等杀而限之制，孰肯自匿其实而甘为人下哉？且勿问其商之大小，但税满二千四百贯者即授以登仕郎九品冠带，以荣其身以报其功［凡授衔者即与士齿，有公事即与官齿］。必按票计税方许，若竟欲捐纳者不听。再满则又增一级至五品而止，虽父子祖孙相继满其数者亦授也，但三年不为商则除其籍、毁其票，继为者虽身亦不得论其前焉耳［如前票既毁，则但计其后票所纳耳］。噫，此虚衔也，又无禄，名器不滥，国帑不糜，去卖官鬻爵者不万万哉！若夫行商之本，但以其出所挟之数为之等，虽外营数倍，他县不得易其等，必反其县而后视其等以益之，其税满二千四百贯者授职与坐商同。夫商贾不得齿于士大夫，所从来远矣，使其可附于搢绅也，入资为郎，且求之不得，又肯故瞒其税而不得出身以为荣哉？所谓不待立法以防其弊者，此也。且夫商税从来论物为轻重，吾不欲其然也。然亦有论物者，盐茶酒烟而已。盐者官卖之商，故与他物异，及其贩也无不同；茶者旧所重，则许其一分之息而取其二；酒者前代所禁，宋且官卖之，今通行于天下矣，禁之或官卖之，恐滋扰，则计其二分之息而取其十之二［如本一百贯，计息二分，一岁可得二十四贯，则取其四贯八百］；至于烟，当在所禁，然徧天下人皆用之，禁之难，惟士大夫可禁耳［士大夫一用，即褫为庶人，而令天下凡童子入乡学者，即不许用］。而其税也，不计其本，不计其息，但用今法；其贩也，每斤纳钱五文；其卖也，每斤纳钱十文，且非不可田之地不许种烟，而又重其税，则鬻者少；鬻者少则贵，贵则人不能买，久之庶可绝矣［凡客店舡户渔户车夫赢夫猎户樵夫俱入商籍］。嗟夫，重本抑末之说固然，然本宜重，末亦不可轻。假令天下有农而无商，尚可以为国乎？故吾欲于建官之法去吏部，晋冢宰为相国以总庶务，置大司均以备六卿货财者，与食并重者也。鸟可置之六卿之外乎？夫商税悉纳于县，县同主之，设司市理之［士也无定员，以市之多寡为准］，县令总之，合口算户税［布帛丝麻］、房租、商税。上县岁可入十数万，中下亦应数万。由县而郡而州藩，各除其支给积贮，而上供于天子，应不下数百万。此但取士任官得其人，而忠信重禄，使之重廉耻、轻财利、尚名节、鄙贪污，而又有严刑以惧其后，固无虑侵渔之弊，又何必鳃鳃然与臣下较锱铢、归其权与利于胥吏如今日哉？岁计之已有余，岁岁计之岂不足，而又为之崇节俭，而又为之省浮费？十年之内，入将不可胜穷，天子富于上，州藩郡县富于下，时施恩于天下［谓薄征蠲免之烦］，百姓将日富而不知，天子以四海之富为富，四海无人不以天子之富为富。故吾名货部为司均，均也者，均上下、均贫富、均有无、均出入也。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初疑商贾计本取税，似琐琐与民争利，又泉货似当如古寄于农曹，不必专部，即冢宰别为相府，而但留五部，如汉后称五曹五尚书者，亦未为不可。既而思孟子曰：市廛而不征［廛即税也］，周礼：廛人掌敛市絘布、总布、质布、罚布、廛布而入于泉府，则古之商贾原自有税，今世如牛税马税鱼税斗斛税称税布税当税等，各有杂课，但或本小利微者有税，而千万封殖、放债出入者反无税，则不均。旧例漫承，不复核查，而吏胥又上下之则不清，至于关榷之暴，又三代所无，则平书所言固可酌而行矣。

行商计其本有息无息，不足本者官买之，虽亦周礼遗法，然后世行之，法烦则弊易滋，未必惠及商民，反以扰及商民。或亦如坐商，计其一分之息，而取其一，他无问可耳。至行商似更劳于坐商矣，乃坐商至百贯方起税，行商足五十贯即起税，何也？或皆以百贯为率也。

至治之世，民自不贫，亦不甚富。农不得田连阡陌，商何得独有万贯以至十万贯以上者乎？乃立之以上之名，而极其数以号之，是招之贪墨也。布帛菽粟不必万贯始可贸迁，万贯十万，将必化居远方难得之物以相侈耀，是长靡也。一品之禄合米钱布帛大约不过四千金，商乃有万贯至十万贯以上者，是令其僭越而无等也，今宜拟为一百贯至三百贯为下商，四百贯至六百贯为中商，七百贯至千贯为上商。语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商而至千金为本，亦极矣。过千金者加税一之三，过万金者没其余，贩鬻淫巧及异方珍奇难得之物者，没其货。而税满千贯者即加以冠带，然亦必素颇孝弟而无暴横欺诈行者始可加，不然商独嗜利厚蓄，岂所以平天下哉！

商仍当如愚前说，不使有仆，俟加虚衔后以品之仆仆之。盖仆不禁不限，则富商墨吏将有仆从至百千人者，不惟长侈，势必分户冒田以为兼并，而分田制产之法亦从此坏矣。

盐之贩也无不同句不明。盐，官物而卖于商者也，虽转贩他所，似不得更有税矣。

烟少有知者亦知其无益，禁之何难？而防田害农，祸实非小，直厉禁之耳。

末不可轻，昆绳为财货起见也。然商实不可重，何者？天下之趋利如骛矣，苟有利焉，虽轻之而亦趋也，岂忧商贾之少而无乎？夫商有利亦有害，懋迁有无以流通天下，此利也；为商之人，心多巧枉，聚商之处，俗必淫靡，此害也。抱璞守朴、不相往来固不可行于今日，然即乡里交易、比省通融，尽可豫乐，何事远贩？如今天下出产最少者无如北直，然有米有面有鱼有肉有酒有蔬有果，有布有绢亦有绸，有材木柜箱桌椅诸器，何不可以供居食、毕昏丧者，乃必吴越闽广之纱缎珠翠绫锦象箸漆器燕窝橘荔、东洋西戎之货万里远鬻、倾囊充陈？导靡长奢，则皆商为之也，然则贵布粟、贱淫技、重农民、抑商贾，以隆教养，先王之良法远虑，不可不考行也。

恽皋闻曰：较本利以征商，似太琐屑，不如商岁纳户帖，分上中下各钱若干，而其所贩货物则一如盐例，但于所出之地定额一税，与之印票照验，不问其所之可也。

平书订卷十二　河淮第八

平书曰：南方之水利不必言矣，北方苟如吾制田之法，沟洫开、陂塘作、水道通，亦不必言矣。所虑者河淮耳。河自宋南徙，吞淮入海，近代迁徙无恒，为患日甚。然河虽为患，而淮无恙也，今则河淮交横，上以阻漕，下以病民，岁糜金钱数百万，而终不得其理。其故何哉？固在任不得其人，治不得其法，而其本盖由于意在通漕、不在治水，有虽拂其性而不顾者。故治之之道，先在罢漕。漕可罢乎？都若定于天中，贡道可四面而达，不必借于今日之漕。即不然，而北方水利既兴，收获多，亦无借于今日之漕。再不然，而或招商、或海运［今天津岁有海船，自福建贩货直达无失。则海运何不可行］，无不可办，亦无借于今日之漕，罢之无不可也。漕罢而后可以因其势，因其势而后可以施其功。河之所以为患者，以多沙淤，而治之者率筑堤以防于地之上，势迅悍而不流，壅则横决四出，屡塞屡决，无怪也。淮之所以为患者，以河夺清口而入漕，致清口淤而淮不能出［清口乃淮黄夹会之处］，淮不能出则洪泽湖涨，溢于宝应高邮诸湖［洪泽湖，淮之所汇，淮安在其东四十里。高家堰，其东堤也。迤东而南，则翟家坝、周家闸诸处，与高宝湖相邻］，遂决漕堤而下［漕与高宝河不过一堤之隔］，亦无怪也。夫淮曩不为漕病者，以河未尝病淮，而淮之力且足以刷黄耳。今淮既为河所病，河不得淮之力以相刷，而益为淮之病，则淮焉得不因河之病而亦以之病漕哉？吾见近代治河之臣，惟祖崇伯湮水之术。而儒者治河之议，率不出贾让上中二策之言。夫湮水之害，固人所共见，而让策之在今日，亦不过为空言。何也？让所谓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者。欲其循故道以入海耳，非听其横流而莫为之制也。今既趋于东南平坦之地，去故道数千里，岂徒空其地以予之，使之泛滥无束而遂能之者乎？多穿漕、渠以分杀其势，似矣，乃每开一支河，未有不旋开旋塞者，岂得如禹之播为九河而万世永赖者乎？然则所谓因其势以施其功者将何在？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顺其性而已矣。顺其性非纵之也，利导之而已矣。请言治淮，淮既不得北出清口，则洪泽不得不东南曳于高邮湖［高邮水之所归，故不及他］，高邮湖不能受，不得不东溃漕堤而泄于下河；乃海口不开，而下河无所归，不得不旁溢而为高、宝、兴、盐数邑之患，是淮之将趋东南以入海，而不复由故道者，其势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