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辞录

国，而不知何途之从。伍秩庸侍郎使美，因以为功，与订专约，以此为中国学生赴美学费。欧战事起，德、奥、俄三国失所依据，赔款均得免。英、法、日、意不能独存，亦自动停止。于是，或以文化为名，或言水利，纷纷然自行处置。大率彼国人得此机会，遂设一机关，引吾国数人为之助，以示两国人民之意。吾国之国计民生，则置之度外。而美国外部海大臣之善意义举，遂无实惠及于中土，仅成为一种史册上过去之事实而已。

当美人倡此议时，洋顾问毕格德以告李文忠。文忠以为有此说，不必有是事，心意本不深信，故穆使一言，即能动听。此老经事多，知空言无补之习，中外之人同有此弊，不知各国浮报需索，逞愤于拳乱之后，虽有加重之罚，而国人不以为不端。及时过境迁，杀人越货之行，究有惭德。不特倡议之人弃不肯取，其余诸国，一经道破不得不与之俱化矣。南海张樵野侍郎，曾以李相外交之策为愚不可及。公岂真愚者，特前辈忠厚，不以尖酸刻薄之心待人而已。岂意减数一举，属于良心，文忠不信欧美人之有良心，殆倔强犹昔之故与。

俄约屡议不就，杨儒日受逼迫，甚或取视电旨，是不特在包围中，且在监视中矣。未几，杨儒跌伤，旋中风死，其子以身殉，颇有疑案。然弱国之臣，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即横死亦宜。

善化瞿止庵相国之尊人，与先文庄、王文勤、卞制军颂臣，俱于咸丰辛亥科乡举。止庵少年科第，久绾文衡，素见知于尊长，制军曾保其才。历官浙江、四川，提督、学政，皆在文庄任内。钦重逾恒，迭经密保，然外省督抚，于京朝清贵之官，无能为力也。其参枢府，由于王文勤之荐，前辈于故人之子，重之如此。止庵体类穆宗，为高阳、李文正所取士，文正亦赏识之。止庵著《恩遇纪略》，卷首即载召见时事：太后云：“从前李鸿藻说你好，现在他们也说你好。”原注云：“他们”指荣文忠云，以余所闻，盖文勤也。止庵被召至行在，命下之日，都人咸知其将兼枢、译两席。其时八国和约，要求枢臣兼外部，以免隔阂。时政府枢臣三人：荣文忠名列罪魁，幸而获免，自无此望；王相、鹿尚书均两耳重听，未可贻笑外人。固知非年力富强者，未可以对外，而止庵之当选，不待面圣而都人早料及矣。

止庵与长沙张文达生同里，同案入泮，同科举乙榜。其成进士、入词林，则止庵较早一科。久居京师为同县、同乡、同学、同年相好，殆无有居其右者。庚子之岁，先后被召至行在。距西安一日之程，相遇于城外野店，共投宿焉。二公久别相逢，诉说衷曲，欣喜不可言喻，明知回銮之后锐意新政、中兴辅佐，非异人任，抱负尤为不凡。文达谓止庵曰：“吾二人之交自幼至今，殆天缘凑合，非人力所能为也。今兹枢府求才，正虚席以待吾辈。明日入觐，使我获参机务，当荐公为江督；公若当国，何以处我？”止庵曰：“苟幸得赞枢府，则江督乃君之位也。”既而皆曰：“对灯立誓：苟渝此盟，明神殛之。”二公虽一时戏言，足见京朝清要之官，犹不知枢臣地位。其后止庵当国，殊无力以报文达。文达不得志，辄举以告人，且曰：“今总督无望，即巡抚亦不可得矣。”文达旋与项城缔姻，适中止庵之忌，交益疏远，神离貌合，竟抑郁以终。止庵临丧哭之痛，盖有不能言喻之隐也。

定兴鹿文端拙于言论，内调枢廷耳已重听，尤不能有所建白。然有时一语隽永，为福不足为害有余。李文忠薨，闻于西安行在，两宫震悼，诏加优恤，已将侑食太庙。枢臣出拟懿旨，定兴突问曰：“祀于何处？”时议配享文宗，则咸丰朝文忠方仕，未立功勋。配享穆宗，中兴勋业不乏其人，未可显分厚薄；配享德宗，其时上年正富。则懿旨之中，不易措词。因而搁置。

●卷四

庆邸当国，项城遥执朝权，与政府沆瀣一气，所不能达者，惟善化瞿相一人。顾雅蘧侍御慨然以疏通自任，令善化、项城结为异姓兄弟。先以项城命，请于善化。善化以生平未有兰谱辞，而语东海徐相，请婉为之复。项城闻之曰：“善化视学河南，吾弟取为生员，吾何敢然。”未几，侍御以细故，退出察院，佥以为诳也。

道光乙未以后，进士用庶吉士留馆，日渐其多。仕途拥滞，常有二十年始开坊者，翰苑中人颇以为苦。而庶吉士三年散馆，以宽大之政，无有以知县归班者，虽在榜末，亦得知县，分省即用。本朝官制，至光绪末年而稍稍杂矣。居高位者，仍以科甲为多。庶常改官，无论何处，辄生爱士怜贫之感，在猥滥仕途中，尤有鹤立鸡群之象，长官一见，必加青眼。若似乎既成进士，纵有杀人之罪，抑亦可以末减也者。于是务财好利之士，散馆之时，咸以末等为乐趋、为捷径，往往故为小疵，以冀名次落后。既而，谋出是途者日多，供不应求，愈逼愈紧，甚至文理不通，诗句出韵，以及一切犯规违例，污卷曳白之事，无所不为。此亦世风日下之证也。

日俄战后，和约于日本无利，夫人而知之矣。当时俄使维德之强项，殊非吾国之比。维德一闻日本使小村寿太郎有需索之意，立与之绝，且曰：“俟汝兵至彼得堡，再作此请未晚也。汝今乃以战胜国自居耶？”小村寿太郎曰：“然则孰为战胜国？”维德曰：“无之。惟其无战败国，是以无战胜国。”小村竟无如之何。

癸卯日俄之役，项城厉兵秣马，名为中立阴以助日。是时，北洋陆军为三镇，镇统三人，曰段棋瑞、曰段芝贵、曰王士珍。或问将才，曰：“段祺瑞如何？”曰：“状貌善也。平时无多语，气度亦不恶。但脑经单简，辨别事理之功，未必精密。”问段芝贵。曰：“奔走疏附而已。”问王士珍。曰：“为人精细，处事有条理。然不可以为大将，帅一镇以出，其不能驭矣。”

善化于先文庄始终契合，每见亲友，必问起居，且耸恿求教合肥相国，昭雪川案。初以为寒暄而已，及秉政，示意于江督建德周公。具述文庄清风亮节，内外共知，得重臣一言，宜可开复。建德以措辞为难，拟助赈捐二千两，较易著笔。往复通函中，而文庄即世。建德请恤疏云：“功业与刘铭传相等，而任事勇直，持躬廉介，则又过之。”疏上之日，家式甫适在军机处值班，善化命查壮肃旧案，持以上。定兴鹿相见之，曰：“否，否。废员焉可比拟。”式甫对曰：“教案非上意也。”蒙古荣相曰：“曷不查潘鼎新案？”式甫曰：“此失守镇南关处分，非其伦也。”及恩诏下，定兴犹向善化哂曰：“乃君之姻也。”其后，善化谓人曰：“滋轩以南北派别不协，华卿之妻叔需次在川而不得志，迁怒于督臣，致有违言，则难乎为疆吏矣。”

光绪三十二年，立宪法，改官制，设外务、吏、礼、学、法、度支、陆军、农工商、民政、邮传、理藩十一部。汉尚书五人：外务部瞿止庵、吏部鹿传霖、法部戴鸿慈、民政部徐世昌、邮传部张百熙也。三十三年，徐世昌出任东三省总督。时在杨翠喜案之后，庆邸以父子在朝，嫌招忌，姑令载振退移度支部尚书。溥继任农工商，以镇国公载泽掌度支，肃亲王善耆掌民政，使宗亲分润，以自谢过。而汉尚书缺，无形中遂去其一，由五人而减为四人。宣统初元，邮传部陈璧以罪免，载洵欲代之而未得，几哄于王前。载涛、溥伦、毓朗辈亦逐逐思逞。或为之谋曰：“今汉尚书四人，尽去之，无以服人，曷若图诸满缺？”未几，农工商部尚书溥、礼部尚书溥良，次第外简三年。内阁成立，设大臣十人：外务梁敦彦、度支载泽、陆军荫昌、海军载洵、民政善耆、司法绍昌、学务唐景崇、农工商溥伦、邮传盛宣怀、理藩寿耆，王公四人，宗室一人，觉罗一人，满一人，汉三人，而蒙古汉军尚不与焉。光绪之末，京师谚云：“近支排宗室，宗室排满，满排汉。”至是益信。

通商以前，户部以山东司管盐，南司管漕，广西司管钱法，贵州司管关。既为利薮所在，遂称盐、漕、钱、关四大司。咸丰军兴，漕粮罕至，滇铜久绝，关税为洋关所夺，于是滇、黔、桂俱降为小司，而号福建、山、陕为三大司。山者山东，陕者陕西。陕西兼辖甘肃及新疆，且管宗室及京官文武俸禄，各衙门钱粮，各路茶引也。福建以兼管顺天、直隶钱粮也。江浙既平，漕运稍兴，南司官吏复勃然起，于是称山、陕、云、福四大司。丙午立宪，尽改官制，户部改度支部，以赋税名目分司，而旧法荡然矣。

陶斋制府自考察政治归，气概之盛，不可以一世，视政府诸公蔑如也。谓善化曰：“公宜专心于政府，举我为外部尚书以自代。”善化笑而谢之。授两江总督，谕“迅即就任”。或问其行期，则对曰：“余必遵谕旨中一“迅”字。”其实不然。慈圣春秋高，当国久，惟其言而莫之敢违，白天子至于群臣，均以其一人之爱憎为荣辱，视其一时之喜怒为进止。陶斋恃有内援，故不欲外值。宪法议起，与项城同在都城会定官制，互相标榜，正当有为之际，何肯轻于离京。值言路弹章，相继不绝，项城既绌，陶斋始败兴而去。宣统初元，调补直隶总督，人觐过天津，语署任那相曰：“吾举子以自代，何如？”那相知其意，笑曰：“公入政府长外部，余得以北洋大臣将养病躯，稽首谢矣。”时人言籍籍，谓其将入枢府者甚众，至京见世相。世相径告之曰：“无稽之谈，不可听，公速赴任可耳。”乃大沮丧。既而怒政府之不己援，献策摄政王：广开幕府，招致贤才，朝夕与处，阴以夺枢臣之权。庆邸辈怨之益甚。照像案发，交部议处。陶斋与总管太监小张德本为旧友，适同在东陵差，因有前事，屈意相求，至于长跪，为涛贝勒所见，又乞哀请为缓颊。以为布置周妥，在议处中，仍请训出京，若无所事。吏部即于是日奏上，请予褫职。摄政王尚无恶于彼，颇欲全之，问诸枢臣，莫有为之言者。王犹豫良久，曰：“隆裕太后怒之甚，谓孝钦皇太后若在，谁敢然者！直令人不敢置对。”卒从部议。

两宫西狩，岑云阶制府为陕布政，以师勤王，扈跸入陕。至山林险阻辄下骑，身卫銮舆以行；夕则披裘，卧于行宫外舍。慈眷颇隆，擢抚山西，移督两广，朝廷倚之以镇南服。拳匪之乱，两宫仓卒启跸，长白荣文忠猝不及扈从。慈圣于途中，见武卫军溃状，怒曰：“恨行时未杀荣禄。”项城时为东抚，于乱军中，迹文忠所在，资助以往西安，且百计经营，为解深宫之愠。及文忠秉政，项城任直督，内外允协。文忠卒，庆邸代之。时慈圣春秋高，恣为娱乐，好贡献。庆邸宗支稍远，恃其孀女四格格者供奉内廷，以固其宠。岁费巨亿，竭其禄俸所入，兼广纳货贿，犹乏于用。项城乘间与之交结，月有贡品至京，珍宝奇巧盈于慈宁，宫门内外咸受导行钱。誉声日起，朝廷大政咨而后行，任用之专，比于往日勋旧。项城大练六军，取朝旨使各省助饷。攘招商、电报两局于武进盛侍郎之手，以利交通。收永平七属盐利于官设天津银号，试行公债，以通有无。挟势敛财，因财助势，名震中外。时枢府六人：自庆邸而下，定兴、善化皆先进，蒙古荣尚书入枢廷得项城力，长白铁尚书以练兵处旧属而跻显贵，虑变常有同异，东海徐尚书旧为项城掾，因汲引以升。诸公畏人言，亦稍自别。时北洋威力日逼，枢臣无能与抗。疆吏中，惟西林在粤有重望，与项城埒。粤中多盗，治以重典。弹劾不职，动辄数十人之多，人人畏惧。粤海关书吏周某赂庆邸得使节，立捕治置法，同时拜疏，请重枢臣之禄以愧之。时庆、袁相比，惟忧西林为梗。政府诸公，处覆巢之下转危为安，亦惟西林是冀。临桂于晦若侍郎入都议宪政，见善化以意私焉。善化欣然从之。西林以密电书本为赠，二人之交自此始。会议宪政，舆情不协，南城言路弹章，相继不绝，项城稍绌。官制改革之后，枢廷惟留庆邸、善化二人，项城见之，益有协以谋我之惧，自请开去八项差使。居恒不乐，经冬足不下楼，亦不见客。时东三省事益迫，杨杏城侍郎说之往东，项城心颇动。适庆邸疾，求医于北洋，项城使段香岩统制偕医往，日伺于邸侧。于是庆、袁交益加密。项城意变，西林虽至、无能为矣。

赵尔巽为东督，摄乎日俄之间，无所措手，自诉于朝，请简重臣，巡视边境。诏使振贝子暨东海徐尚书往。及归过津，见项城。项城先宴两使于中州会馆，循旧例，殊无足观。道府而下，继设宴款待诸随员，仍于中州会馆，筵席、戏曲均后来居上。主宾正欢乐间，忽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望之，项城当先，次东海，次振贝子，主人中之段芝贵招待入席。俄顷间，女伶杨翠喜出演，备极妖冶，合坐为之注目，而贝子心旷神怡，不觉手为之拍板。旬日之间，翠喜不出演，京津轰传已嫁某贵人矣。又久之，东海受命为东三省总督，段芝贵署黑龙江巡抚。近代以来，道员擢任封疆者，殊不多见，颇疑为贿得。未几，翠喜之事渐闻于外，乃知以色进也。先是，西林以粤汉铁路事操切，几激大变，移督四川。请觐不许，至沪，托病逗留，久不赴任。闻朝中多故，声言之蜀。及浔，舍舟登陆，作匡庐之游，即于其间具疏请觐，由铁路疾趋至京。时监察御史赵启霖、赵秉麟、江春霖者，以敢谏著称，夙标清流之目，皆协以谋当轴。闻西林至，启霖迎至保定。计议既定，西林宫门请安。初次召见，即调补邮传部尚书，留京内用。连日奏对，尽发庆、振父子之覆，启霖旋揭奏翠喜事。慈圣乃严责庆邸纳贿，内阁侍读润泰因事过乾清宫，远闻御音悲厉，盖几于垂涕泣而道之矣。及翠喜案上，慈意滋为不悦，命醇王及寿州孙相查办。凡依草附木者，有冰山将倒之势。项城在津，闻报大惊；立召杨以德至，令于一日夜，出翠喜于庆邸。以德素有干才，遂至京，以骡车挟翠喜出城。是夜行百里，至黄村，乘次日京奉车至津。项城先使人利诱势怵盐商王竹贤，令自承为翠喜夫婿，遂以予之，赃证于是乎灭迹。时长白世伯轩相国，在满人中素著忠悃，而与庆近。且都中舆情，以为袁绌而岑用，一也，徒苦老庆，于满人无利。适慈圣往淀园，过万寿寺稍憩，召世相独对。世相殊不为左右袒，微露庆、岑夙有嫌怨，慈意稍为之解。四格格更朝夕为其父兄泣陈冤屈，且曰：“奴豢于母家，虽一履一袜，皆兄予资，今复何恃？”四格格为慈宁弄物，尤动上听。查办大臣醇邸、孙相，重臣也，诸王府第声息相通，岂有不知振贝子纳妓之事。奉诏之日，王指诏末“水落石出”四字，语孙相曰：“圣意在此。”既见世相，世相曰：“此何事也，而可轻发语耶！王年幼，诸事宜诿诸寿州，庶慎已免咎。”孙相之年事老矣，毕世在京，久直毓庆宫，于宫庭知之颇悉。戊戌之岁，曾以进呈《校邻庐抗议》一书，几被其祸，旋乞骸骨。洎两宫西狩，献易位计者均得罪，慈圣渐悟其离间，待上稍宽，复召用孙相。回銮以后，以庆、袁相比，梗于其中，两宫意见未全泯也。袁、岑争权，群矢集于庆、振父子，至揭其狎亵之罪。慈圣命上母弟及师傅往察其情，悔祸之意益显。然闻孙相曰：“政局视吾一举足为重轻，此外人无知之言也。吾一言一动，影响皇上安危甚巨，每念及，战战兢兢之不暇，岂敢稍涉疏忽。今日之事，惩治庆邸，圈禁其子，博舆论之欢欣鼓舞，固自易易。然庆邸，亲臣也，非常熟比，无辞可令出京。遇年节、吉日，递如意、蒙召见，与在位者同，甚或仍准内廷行走。而四格格朝夕在太后侧如故，项城在北洋如故，时时能为庆邸作卷土重来之计。且乘间媒孽吾辈，以去其毒，何以御之？吾老何足惜，但不能为己市直而为上树怨。且今之与项城为敌者，未必能制其死命，惧无以持其后。即使得志，亦将顺焉矣耳，安见其矢忠于上，劝母以慈，劝子以孝，如古人之所为乎。”当时朝中党派情势，孙相之言，洞若观火焉。嗣派内阁侍读润泰往津，调取王竹贤、杨翠喜口供，覆奏查无实据，其事乃毕。京曹通例：部属文稿，堂上多因仍不改，然部员仰体堂上之意，亦容有之。后二年，孙相查陈雨苍案，调用随员，仍内阁侍读、中书之类，且多查办杨案之人。而调取各部案卷，互证参稽，一一举其左证毋稍宽贷，乃知翠喜之事非不能查实，而别有用意也。

庆邸势利之交，金钱作用，夫人而知之。托活洛氏陶斋制府，于无意中，与寿州孙文正语，时为庆邸忧贫。言王府费用，每年辄三十余万，虽有禄俸养廉，相差甚巨，云：“邸中用度不足，咸知取诸北洋，然究于何项开支，何人过付，无人能测也。”按新军扩张至六镇，隶于练兵处，庆邸领之，一切贿赂之妙用，悉具于此。六镇每月皆有截旷之饷，不下三四万，项城悉辇以献庆邸，仅以夹单上陈，如各营官之于统将也。无文件为据，无案牍可稽，知者绝少，故屡经言官指摘，无从查察。自新官制行，直隶省仅二、四两镇，馀四镇悉隶陆军部，铁宝臣尚书为政，仍效项城所为。斯时尚书进而项城绌，几往东三省，盖有由也。及凤禹门将军为四镇军统，并操兵饷之权，继续前事。于是尚书权力日衰，而将军又袭前人衣钵，耀一时。在庆邸初无成见，终始为一利字而已。闻翠喜案中，慈圣面责之曰：“汝为财耳，国亡，财于何有！”大哉王言，惜未能发其聋而振其聩，悲夫！

庆邸当国时，京津道上有赫赫红人曰董柳庄者，名遇春，相传北洋三口通商大臣门役老董之子，世袭其事，无案可考，莫知其详也。时遇春甚显，奔走于势要之门，善于迎合诸贵人之意。为广交要路，动以万计，因之连捐带保，至直隶省候补道。一时，大僚有以裁缺而反得高位者，有以升任而日进不已者，有不论阶级而速化者，有以废员而破格起用者，皆缘之以进。闻一次纳费，多至十数万，少则数万，其陆续费用，亦至十数万、数万不等。其他万千以下之数，道府以下之官，更仆难数。遇春以此博得庆邸欢心，爱之重之，在其他亲友之上。偶闻遇春言庆府事，较为详细，特是遇春非读书人，语无伦次，必以意会之。光绪三十三年，西林驰入京觐见，弹劾庆邸。邸郁郁不得志，有慰之者，辄叹曰：“今关情于余者，惟杨杏城、董柳庄耳。”杨侍郎闻之，赧赧然有愧色，曰：“余与董柳庄等耶？”遇春曾得罪于项城，故虽具此神通，不能得志。相传项城微时，与遇春约为兄弟，偶值乏时，尚赖其资助。戊戌八月，项城护理北洋大臣，诏下，遇春方饮于侯家后妓院中。闻有是命，大喜曰：“是我兄也，又尝假我银百金。”其隔座中聚饮者，有项城中表、刘燕年提军在焉，以告项城。项城恶其妄言亵威，如陈王之于佣耕，故人衔之。甚至武卫五军成立保案，聂军奏保遇春，以直隶州知州候补。项城附片，劾其身家不清，现充号房。“号房”者，即门役也。荣文忠在枢府，面奏号房董某非遇春，袁世凯误也，附片遂留中。项城益惊叹其能力之大，不说愈甚，而无如何也。其后项城权重，时扼抑之使不得进，故遇春落拓如旧。惟怨当时权要曾由彼进身者，既贵之后，不为己援，而不知其终身否运，由于一时酒后之狂言也。

相传陈友谅败亡，其客渡海越辽阳，至长白山麓，寓一头人家。报仇之志久而弥坚，时明运甚盛，无如之何也。客善青鸟之术，惟日游原野，以待事机，暇则察视地脉，聊以自娱而已。居处多年，与主人家庭渐相习。燕俗重义气，见《五代史 高行周传》。非惟燕人也，愈北而俗愈古。盖其地土厚水深，人情敦厚，笃于友谊。主人视客，如兄弟骨肉，始终恩礼如一。客老且死，谓主人曰：“感君厚德，常欲图报，孑然一身，吾何所有？惟得吉壤一穴，有三百年帝王气运，敢以赠君。他日得志，勿忘明恨云。”此事传之悠远，虽无确据。丁未以后，满洲改为行省，游宦者日渐其多，归而言其风土人情，佥谓其人善与人交，殊无满、汉之见，至今犹然。吾乡泾县翟氏，先世即陈友谅臣下。友谅兵败国灭，馀众效忠不去，拥其宗裔，遁至河南光、汝之间，嗣以生息繁衍，分一支入皖，渡江而南居泾县。其先河南总部，犹寄供养之费。继而居泾之人读书入泮，甘食明禄，遂绝不通。载在《翟氏宗谱》，翟展成孝廉言之颇详。观于此而知陈氏覆亡，人心未去，辽东孤客，理固宜然。客姓氏不传，毅勇之忱，较之田横岛中五百人一死塞责者，难易相去，奚啻倍蓰。以视子房仕汉，其志报韩，何以加诸。

劾治权贵，效命疆场，皆美名也，而莫难于一死。梅村词曰：“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便竟一钱不值，何须说。”遥想明末，刳肠决腹诸君子，前仆后继，死亡枕藉，士气不其壮与！至近年诛奸与尽节，可谓别开生面。当时参李文忠，几等于严嵩、魏忠贤，然具疏者备受无知舆论之赞许，而无纤芥之祸，事过境迁，或更擢用。辛亥鼎革，先朝遗老不肯屈节，避居夷场，辄以余赀作富翁而享清福；否则依附皇室，食俸为生，仍不失禄足代耕之乐。梁星海方伯以妄论法越事，严议降五级调用，及銮舆西幸，由武昌府升安襄郧荆道。未几陈臬开藩，又得罪庆、袁而投劾去。国变之后，南北奔走，以张少轩之荐，继陆文端值毓庆宫，授太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