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辞录

三月，仍调京用。项城用人，善于操纵，诸如此类。然在前数十年，则为胡文忠，在后数十年，则为项城，亦天实为之耳。昔人谓明末流寇，皆胡蓝狱中功臣后身，虽寓言而有至理。清白开国以来，朝廷颇负汉将。微特年羹尧、张广泗、柴大纪以冤死也，岳钟琪部下健将纪成斌、曹识辈，俱不得善终。湘、淮将帅中兴之绩足与创业比隆，赏功亦薄。至亥子之际，所用汉将莫不负朝廷，殆亦天意与？

镇国将军载振使英，贺爱德华七世加冕礼，归授商部尚书。诸王公艳之，佥思作海外之游，以猎取高位。贝子溥伦之美，观赛会；镇国公载泽之欧、美两洲，考察宪政；贝勒毓朗之厦门，招待美舰；镇国将军载搜之美；充一等参议；贝勒载洵、载涛之各，国考察海陆军政，使节联翩，不绝于道。诸王公年少未学，声色狗马之外，他无所知，举动皆足以辱国。洵贝勒至英伦，馆于王宫。客舍有食堂，各国王公贵人来者皆在焉，洵帅其护卫以往。护卫咸北五省籍，华人佣于英者，惟汽船工役，亦以北五省籍居多。护卫引为乡里，食时与俱，同席者以为大辱。英伦船厂商人闻吾国海军大臣至，盛席作乐燕之，诺将往矣，已而不果。校阅师船，约以巳正，逾期而往。及至柏林，誉德之强，宣言于众，诸多失辞，英人憾焉。涛贝勒至英，英几不受，适爱德华七世殂，强以吊使往，许之。期以三日至四日始行。诸王在外，皆有挟妓之名，搜充参赞，尤无忌惮。

涛贝勒考察陆军之役，从者皆军将，惟李季皋侍郎以将门之子，厕于其间。途中耸恿贝勒，联络邦交，以为牵制之计，贝勒意动，舟过檀香山，观珍珠湾险要，防日本也，工犹未竣。规模之宏远，经营之完美，为生平见所未见。向所濡染于日本东京学生之言，以日本为天下莫强者，观念稍变。至旧金山，吾国使臣张荫棠迎而登陆，易车之华盛顿。车中，荫棠曰：“王之来也，专以军事与？抑朝廷其有本指与？”贝勒曰：“无之，专以军事来也。”荫棠曰：“王其秘之与？余实为行人，胡可以不知？”曰：“否，其实无也。”荫棠曰：“然则王胡以来？昔岁唐绍怡来聘，列邦人士，好我者喜，恶我者惧，咸曰：‘其中必有物。’绍怡返已逾年，忽焉而已，四方荧惑已甚，而王适至，若又无所见而来，无所闻而去，人其谓我何？然则王胡以来？”皆不应。荫棠曰：“国家之危，将在旦夕。以王之尊亲，使于四方，苟利于国，观时而动，何等不可者。不然，亦伪为之，庶无贻羞于此。”贝勒深然之。至华盛顿，见总统塔夫特于白屋。贝勒凡燕宴，皆李侍郎相为之通译。白屋者，美宫也，制度简略，其侧有小园。宾退，主人导之园游。及门，宾曰：“昔者闻君宣言列国，以敝邑之土地、政事、权利为不可犯，引为已任，惠之至也。寡君拜君之赐，使某私焉。”塔夫特曰：“是吾心也。”是夕，宴宾于白屋。坐中，外部大臣那克斯谓贝勒曰：“吾国与中国，对立于太平洋东西两岸，中国之无患，吾国亦有利焉。反是，害亦随之。吾总统自麦金尼‘罗斯福’以至今之塔夫特，莫不以中国之土地、政事、权利为不可犯。塔夫特曾履中土，持之尤力。继之而在位者，舍此莫由也。中国之事，当王者贵，一人有庆，兆民赖焉。非若此邦政俗，一兴一革，必每人而悦之也。昔大彼得游学而归，而俄始大，以俄俗类于中国，君权独重，一正君而国定也，子归，曷不疏请幼主游学于欧美，以为变政之计。”各国通例：国主之宴，非有故，席间无颂词。此时宾主欢甚，塔夫特谓那克斯曰：“吾思今日之乐，仍以颂为佳。”乃立而言曰：“祝大清皇帝之无恙也，祝其学之日进也，祝摄政王之行无不宜也。”膳毕，塔夫特请贝勒入菸室。塔夫特曰：“国必自立，乃得他人之助。苟遇非礼，力拒之，不敌，公论宜为之援，若已先与之，人谁与争？”言竟，登楼入室，坐而言，更述前语。又曰：“国家之强，由内治也。内政不修，何以御外。”知其将往欧洲也，则曰：“于子之行，求友匪易。英之日、法之俄，皆与国也，乌能舍而亲子！惟德意志尚无他耳。”贝勒居华盛顿三日，相形于人，自惭于己，颇为发愤，曰：“我之存亡，仅于人微有牵掣耳。人犹如此，我何以堪！”乃电致摄政王书，具述其事，请速为计。至英，英不礼焉。英人以铜官山争矿，澳门勘界，达赖喇嘛革去封号，责难于我，如吕相之绝秦。适爱德华七世殂，奉朝命以吊使往，四日而行，至德，见德皇威廉二世，与于宰相和鲁威之宴，外部，大臣希音在焉。德相与外部，衙署相属。毕士马克之相德也，其子为外部大臣，居处最近，朝夕得承其命，以是相传视外部大臣如掾属。时五月五日也。次日出德京，往观各军，视诸险要。越四日，在克虏伯厂，始得电谕。令聘德将，练兵于北徼外，借美国资本，兴农工商业。为并交两国之计。乃谋于使臣荫昌。荫昌曰：“昔余东归，德主谓余曰：‘子之国孤立于东，吾国孤立于西，安得一日者左提右挈，使其势不孤乎？’余归，夫谁与言？今有此旨，机不可失也。朝廷之意，借美资、用德将，未始非计。然用其人，多不过数百耳，奚足以动之？不如并用两国之资，俾知其利大，以悦其心。”乃使荫昌往见希音、何鲁威而叩其意，佥曰：“可哉。”问其节目，曰：“且徐计之。”求见德主道意，则以旧例所无辞。福纳根汉者，接待官也，曾充湖北武备学堂教习，时位至正参领，愿达意于德皇，以电话询诸侍从武官长。次日黎明，以复讯来，曰：“寡君使余，从贝勒游于波斯墩行宫。”李侍郎及荫使相贝勒往。及门，行未数武，倏见德皇牵一犬至，若相遇也者，旬福纳根汉，福纳根汉退。又行数武，入林中，胡床一，德皇与贝勒并坐其上，李侍郎、荫使左右侍。德皇曰：“贝勒之意，予知之矣。明岁使吾子为亚洲之游，乃有条目，今未可也。吾国与中国过远，今日之事，必与美共之乃无患。尤其要者在于内，未有内政不修而可言外交者也。”至奥，遂至俄，俄人亦不礼焉。俄皇拒而不见，辞言舟游芬兰海中，行无定所。固请，且私于其近臣某，始得行一觐礼。驻使萨季谦宴于其馆，俄外部大臣伊思渥尔斯克坐与李侍郎相近，问曰：“余昔使日本，游北京，使馆中遇勋贵李公者，谁与？”侍郎曰：“家伯兄不在京，仲兄已逝，惟余居京，与俄馆最相习，其余也耶。”伊思渥尔斯克曰：“今兹王来，惜时之不令，未隆礼貌，滋以为歉。”侍郎曰：“昔我先公之来也，中、俄均为与国，宾主至欢，今俄友日而疏我，理固宜然。”伊思渥尔斯克曰：“是谁之过与？我疏尔耶，抑尔疏我也？”侍郎曰：“始吾以俄为上国，私与订盟，欲以报日也。吾国土地，许其假道，筑铁路，为军用，无所吝惜。拳匪之难，订东三省之约。苟利于俄，吾无不予也。英日之人号呼于侧，吾不忌也。吾之亲尔，其谁不知。自尔以堂堂大邦，败于蕞尔小国，吾失所依而意有所移，焉能责我。”伊思渥尔斯克曰：“尚言盟约耶！尔视我如寇仇。日、俄之役，袁世凯公然为日本后援，秣马厉兵，张扬于众，为吾之敌。幸彼众仅数万耳，亦幸而知俄之不可终灭耳。假使彼拥数十万之众，且将加兵于我，吾不胜其怒而出于是，君何责焉。”侍郎曰：“以俄之大，而败于日，辱莫大焉。吾意苟可以报日者，宜无不为也；五洲各国，苟可以同仇于日者，宜无不与也。任何国焉，唯盟之寻，无与日本释怨通好之理。胡为反之，而与日本协以谋我？”伊思渥尔斯克曰：“不然，此客气也，非国计也。国家之事，利则行之，何仇怨之有。始余使东京，献联日之策，君与相弗善也。日、俄战作，余罢归，未几战败，政府念前言之验，余进为外务大臣，持前说益坚。当是时，师徒挠败，杼轴久空，生聚教训，非数十年弗克苏。内顾之不暇，焉能谋外。既不胜战，焉能不作和计。释日本之怨，与之通好，于是外平而内亦成。”余曰：“昔中、俄亲甚，英人焉，肆其流言于外。余昨入公室，见英主爱德华七世画像悬于壁上，而偶像置于案头，英、俄相好，不言而喻。英之憾俄，出于性分之所固有。近数百年，英国文辞无问出于口，著之书，登诸报，莫不蓄有仇俄之意。任何邦国族类，有一语涉于亲俄者，皆痛诋之不贷。牵率天下言论以从其后，而排斥乎异己，恨毒固结而不可解。今若此，可知人心之怨，无不可释也。”伊思渥尔斯克曰：“我师败后，吾国勋爵衔日至深，余骤主联日之说，必不入耳，其策必败。先英而后日，乃合二国之成。于时奥人取波黑二州，英、法二国争摩洛哥之利不相下，牵涉全欧，几出于战。我军新衄，何以待之？与英修好，以弭战祸而息吾民，持之数年，国势复振。人心之怨无不可释者，观于英、俄相亲益信。如中国亲俄，即今为之，未为晚也。及是时不思补救之策，恐他日之事，尚不止此耳。”伊思渥尔斯克言中，已含有库伦之事矣。贝勒归，欲自入政府，而引徐世昌为佐。以李侍郎为外务大臣，陆征祥佐之。出世续、吴郁生于外朝，简那桐为驻防将军。命曹汝霖使法，胡惟德使俄，以俄日之争满洲也；锡良稍弱，不足御侮。将设督办铁路大臣于盛京，假德、美二国之资筑葫芦岛至爱珲铁路，由张家口经库伦达恰克图，由汴洛经西安达兰州，横亘西北。起岑春煊为热河都统，起袁世凯为陕甘总督，用德将校大练陆军，以固边圉。言于摄政王。王始犹听从，世续、吴郁生皆罢值。良弼献策于贝勒，不遽入政府，以毓朗、徐世昌尝试之，锐志遂渐消灭。良弼本与李侍郎不睦，至是意见益深。贝勒幕中宾客犹且不和，安望平治天下。德太子行至新加坡，以鼠疫为辞而返，亦知其无所用矣。

涛贝勒至柏林观操，武弁刘庆恩堕马。庆恩者，湖北武备学生，福纳根汉之弟子也。福纳根汉时为接待官，欲藏其拙，为备车乘归。贝勒恶之。良弼曰：“人有豢马者，使行则行，使止则止，使速则速，使徐则徐，唯听用之，无不如志，谓之人骑马。虽有良马，任性而行，周旋不能，进退不可，谓之马驮人。庆恩非骑马，马驮庆恩耳，奚以责为。王之用人，骑马乎？抑马驮人也？”自是贝勒用人，趋于谗谄一派，而新学一流亦阴进矣。

清末王公当道者，惟庆邸用人但知财货，犹不脱本来面目，亦不至大为宗社殃咎。振贝子于唐蔚之，仅以为作官引导，学之惟肖，旋即弃去不用，犹传其父衣钵。洵、涛两贝勒、泽公，则非徒为利，而又自逞其才，故学生一派乘之而起。若辈接近邸第，把持部务，若似乎在王公及部员之间，生出一重障碍也者。至部则曰：“王爷、公爷之意也。”在邸则又曰：“部员非此不可。”因而上下其手，甚至潜施毒计，以覆其宗。革命之事，仍诸王公之自革而已。

泽公用武进盛尚书，有贝之财与无贝之才实兼收而并蓄。武进谙于财政，为是时第一流人物，有王者起，必来取法，钧衡重任，当之无愧。然泽公拥有汉冶萍股票，其暗号曰“如春”，谓帝泽如春也。虽不敢遽定为贿，抑无人能断其非贿矣。

炎凉之态，世所不免，然不如陶斋之甚。李季皋侍郎常述其反复，以为笑乐。光绪三十二年，侍郎使于奥，陶斋以考察政治之命至。方议为慈圣弭谤，谈笑甚欢；忽以奥人供应不周，多方责难。侍郎曰：“公之官有大使之级，而公所奉之命则非也。”不欢而散。侍郎畏其谗，先以情上达。陶斋归，果有媒孽。那相笑曰：“休矣，已为被告而犹不知耶！”乃大沮丧不复言。次年，侍郎简苏臬，致书陶斋，时为江督，久置不答。侍郎陛辞，据实上闻，且述前隙。慈圣曰：“彼恶敢然。”次日奉旨调豫臬，旋得陶斋贺电。自是数日一讯，属托其弟端锦。端锦者，河南侯补直隶州、充陕州盐厘局总办，通省第一差也。丁嗣母忧，求许夺情。陶斋书言：频年亏累，赖弟盐局岁助八千。既知其事不行，犹请缓三月离差。卑鄙不堪言状，直至其弟去而止。是后音问又绝。宣统初元，侍郎闲居京师，辄携二妓至御河桥旅店小饮，即都人所云“六国饭店”也。时伦贝子犹未得志，辄来聚饮，兴尽即去，不相邀，亦不相送也。一日，贝子引陶斋入，略一周旋，若相识，若不相识者。次年，侍郎从涛贝勒考察军事归，一夕，贝勒由电话中言端四求见，俄顷即至。嗣后数日必一来，食云则食，坐云则坐，如晋平公之于亥唐。是岁九月，粤督袁海观制军将告归，谋缺者众。陶斋忽邀侍郎夜饮，宾主二人而已。膳毕尽出所藏四王、吴恽名迹，互相鉴赏，侍郎曰：“此诚美矣，犹不若余藏廉州册为尽美。”陶斋曰：“犹有佳者。昨观公斋，非缺烟客一家耶？”出烟客画轴，悬之于壁，相继而上，于俄顷间而太常之画满壁。陶斋曰：“公择其尤者，当举以相赠。”侍郎笑曰：“三日中，粤督必简人往。俟公失鹿之后，如有所赐，必拜登。”陶斋惭而止。三年，陶斋卒以重贿得以侍郎候补督办铁路。时侍郎长兄伯行方为邮传部侍郎，用兄弟二人名公饯之。陶斋不允亦不辞，署于简端曰：“无暇。”翌日，送振贝子至英，与过于东车站，侍郎揶揄之曰：“公平日为吾食客，不速而来者屡矣，闻余宴客而自至者亦屡矣。今以侍郎候补，固无以加于我也，胡为乎若是？”时送客者众，咸问其故，侍郎具述简端批语。陶斋笑谢曰：“是日适有伦贝子之约，然则公仍赐食否？”于时伦亦在侧，遂合为一局而饯之。

九州故壤，疑皆蛮族旧居，其强盛之故，始于异类之入主。舜东夷，文王西夷，钻研故籍，犹可得其侵陵兼并迹象。所谓揖让征诛者，特古史文饰之辞耳。胡羯、氐羌、鲜卑、沙陀、契丹、女真、蒙古据有中土。南面御下。至今除蒙古尚有遗族外，其馀诸国，皆尽其所有而俱来，未几，即与之俱尽而不复见。茫茫禹域，真亡国灭种之利器矣。推原其故，以小量加诸巨量。譬如一杯水对一车薪之火，不特水不胜火，而火犹将胜水，其势然也。清自满洲崛起，君临天下，悉主悉臣，鉴于前代之事，满人不求文学，惟重骑射。八旗兵分防各省，扼诸险要，画地而居，不与居民杂处，不与汉人联姻，备之未尝不周。然二百年间，满人悉归化于汉俗，数百万之众，佥为变相之汉人。并其文字语言，为立国之精神，虽俄于波兰，英于印度，法于安南，百计摧残而不能去者，满洲人乃自弃之。皇帝典学，尚知国语，馀则自王公大臣以下，佥不知其为何物矣。清末满大臣带领引见，太后前则易，皇帝前则难，以太后不通国语也。宣统三年，伊克坦入直，主重国书，未可谓为识时务者，盖已晚矣。

辽、金、元、清四代起于北荒，有语言而无文字。彼中哲人，仿梵经之法，造为字纽声母及合声之法，以成一朝文化，诚为有益无损。若本有文字而惮其难读，欲废彼取此，是犹苦衣冠之繁重而欲反于裸体，恶宫室之造作而欲复归于巢穴也。果如所言，试设身以想，则中国文字，与西南蛮族奚异。王小航自日本归，造官语字母，为欺人之计，犹可说也。劳玉初尚知礼教，乃立简字学堂，诚不知是何居心矣。玉初选资政院议员，与东西洋归国学生争论，无夫奸法律甚力。是时淫风流行，廉耻道丧，仅争末节，何济于事！孟子曰：“不能三年之丧，而缌小功之察；放饭流ヱ而问无齿决，是之谓不知务。”

沈子培方伯以提学使调署皖藩，履任之始，正值项城退归林下，视皖抚宁州朱经田中丞蔑如也。督抚年终密考，为司道黜陟之机，光、宣末造，难稍疏忽，而大体弗改。抚藩交恶，以是方伯终不即真。未几，张文襄逝世，内援既断，益觉吾道之孤。方伯自此终年请假，不履抚署，而其他酬应如故。杨杏城侍郎出任南京博览会审查总长，路过安庆，方伯特为出城往晤，尤足以惊俗眼而启群疑。未几，卒自请解职去。二公负气，各不相下，君子之过，其是非得失，未易判也。熊成基兵变攻城，二公在围中，同心协守。及变兵败退遣散，时乞入城购物，中丞拒之，方伯曰：“儿辈敢为非耶？”中丞曰：“纵之至内，且恶作剧。”卒不许。论者谓方伯颇渐染于近代学说，临事之时，未若风尘俗吏之能断。观于辛亥长沙一役，可以鉴矣。鼎革以还，中丞复出，任为直隶都督，颇为名节之玷。然李陵曾言：“身之不死，将有为也。”陵后无所表见。中丞仕民国，为直隶督军。宣统复位，敌众匿津租界，谋为不利。中丞侦知之，遣逻卒伏其屋侧，将擒而治之，且制止不使通电，绸缪牖户，不遗馀力。适政府以张少轩兼直督，移中丞入京，为民政部尚书，夺其权，于是纵敌生患，事遂不可为。其后敌军露布，声中丞之罪，云“几为所制”，而中丞之心事见矣。方伯先入都，辄大言曰：“今后毋谈光、宣往事为也，宜取法雍、乾，严明政体。”及败南归，慰同侪曰：“何气馁之有？今科不中，下科再来。”方伯之志，始终不挠。其列科宜在言语文学之间，论事功则逊中丞甚远，不能以成败论也。昔许涵度护川督，冯蒿庵居其属下，颇受窘辱。定兴在枢府谈川事，心为不平，曰：“许涵度市井耳，梦华书生，焉能与接。”庆邸时坐室中阅文牍，若闻之，若弗闻也者，讠言曰：“市井犹能治事，书生何所用之？”后之史官，如作中丞，方伯列传，老庆之言，不可以人废也。

明太祖初从郭子兴，马皇后为子兴养女，明得天下、犹奉祀弗衰，不以为辱也。亦不闻太祖以是之故、在郭军中为人所轻也。黔宁王为明太祖养子，分封南服，与国同休，未为下也。贵阳陈制府即真为庆邸干女婿，朱纶即真为载振干儿，论其先世阀阅，互通亲好，未出情理之外，而况事涉渺茫乎。江侍御闻贵阳制府之将入枢廷，宁州中丞继直督，欲阻之而计无所施，急而出下策，举此二者以劾庆邸，迫胁政府，不得不为之中止。犯上为作乱之萌，于此可见国势之衰弱而将亡。暧昧之言竟形章奏，于此亦可见中国之污点。而类此之事，如李伯行之为倭主甥婿，康有为之进媚药，在今日闻者，当为失笑，而当日言之凿凿，虽知其谬而莫敢为之辨。孟子曰：“言无实不祥：乃凶兆也。”然侍御以是左迁、告归，遂不复出，为清末侍御中第一完人，未始非福。

军机大臣无一定之缺，以四人为常，创立于雍正七年，怡亲王、张廷玉、蒋廷锡、马尔锡本只四人。近世能记忆者，法越战役之后，礼亲王、额勒和布、张之万、许庚身、孙毓汶五人为最久。十九年，许庚身卒，徐用仪以吏部侍郎学习行走，仍为五人。日、韩事起，恭亲王、户部尚书翁同、礼部尚书李鸿藻、候补侍郎刚毅、礼部左侍郎钱应溥，相继入直，同时九人之多，而旧人陆续皆出。枢府中，例有一名位居末，者钞录秘密文件，京语所云“摩棹子”者，徐、钱二公即其人也。刑部尚书廖寿恒、礼部尚书启秀，继钱后亦与斯选。太后复训政，大学士荣禄、协办王文韶、刑部尚书赵舒翘入直，仍留礼王领班。西安行在惟荣、王、赵三公随往。赵既得罪，鹿傅霖以侯补尚书入，瞿鸿机以工部尚书入，复为四人。回銮之后年馀，荣禄薨，庆亲王奉命入，时仍四人。日俄事起，王文韶出，蒙古荣庆以礼部尚书入。又次年，天津徐世昌以候补内阁学士入，长白铁良以户部侍郎人，至是凡六人。迨三十二年官制改革，军机处定为实缺，庆亲王、瞿鸿机同奉朱谕，仍为军机大臣。更以长白大学士世续及闽县林绍年由广西巡抚以侍郎用同入，至是复为四人。次年，瞿、林相继出，醇亲王入，鹿傅霖复入，张之洞、袁世凯又同入。两宫上宾，醇王摄政，袁世凯出，那桐以大学士入。宣统初元，张之洞薨，戴鸿慈以法部尚书入。二年，戴、鹿相继卒，贝勒毓朗、内阁学士吴郁生入。未几，吴出，大学士徐世昌复入，仍为四人。次年，废军机处，而国旋亡。

光绪二十七年，废大阿哥溥伤。其时，醇王已聘定故侯熙元之女，慈圣不许，特指大学士荣禄女与王为婚，册封福晋，意中已有立储之事矣。王在邸，方倚福晋以自结于上，敬而畏之。两宫龙驭上宾，王摄政，福晋势益张，颇以簋不饬闻于外。宣统三年夏，五贝勒载涛演剧于邸中以自寿，王生母太福晋并诸王公皆往。福晋方有娠，弗与焉，微服入市观剧，且饮于肆而返。或奔告王，王大怒，驰归责之。夫妻反目，太福晋亦不能制。次日，王怒不息。出，乘车击窗，窗折。至海子，乘船击几，几又折。是日，臣僚章奏，多被严斥，辄批云“著不准行”。京师传为笑柄，谓王犹是对福晋口吻也。

宣统之世，武进结于泽公，运筹帷幄之中，声势煊赫。授邮传部尚书，与闻国政，平生志得意满之秋，莫逾于此。当时路政纷歧，莫可究结，粤路收股及半而造路无多，悉资浪用。川湘两省田租入股，等于加赋，集赀亿万，权操诸三数巨绅之手，颇有人言。武进于是主张铁路干归国有，枝任民为，尽塞以前弊窦。然未审历年祸患潜伏之深，彼人死命必争之处，川乱以成，鄂变随起，而事遂不可为矣。创议之时，项城时在彰德，闻之，矍然曰：“不意杏荪魄力之大若此，余久有此意，而未之能行也。”然则英雄成败，殆有幸有不幸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