弢园文录外编

言以为荣。临行，鹿门出文五十篇嘱余删定，将寿诸梓。顾东归后，或于役道途，或偃息床笫，卒无暇晷。药炉经卷，长夜无聊，鼠须侧理，不复思御。近始出诸行箧而观之，则中多忧国经世之言，诚世之有心人也。其友西吉甫游学于俄，鹿门作文以送之，其言曰：“萨摩西吉甫将游俄国，余与诸友设祖宴，且与之论宇内形势曰：方今俄与英。法。普。奥争雄欧土，犹战国七雄以合从连衡为事也。俄国于极北，据形胜之地，窥各国之衅，犹秦阻崤函以临六国也；英、法、普、奥富国修政，练兵养锐而环视俄，逡巡不敢犯之者，犹赵、楚称雄六国而不西向窥秦也；英、法讲交四方，通互市，要盟约者，六国之合从也；俄之开疆土，张国威，坐令邻近折服者，则秦之连衡也。而秦之所以能并六国者，则在取巴蜀而据其资也，巴蜀未并，则国力不张，秦未可东兵也。今俄之蚕食亚细亚东北，亦殆秦之取巴蜀而据其资者矣。俄往年攻土耳其，为英、法所扼，无功而止，于是其意谓与其争欧，不如争亚，盖争欧难而争亚易。我既东向并亚细亚诸国，而后拊背扼吭以薄英、法，则其志可逞也。其经略亚细亚东北，遣使论日本北疆，略堪察加、佐甲廉，其成算可知也。近闻自佐甲廉至俾得堡七千里间，通马车道，又以美洲所辖之地鬻于合众，而以所得数百万金，充开拓东北之费。乘此势骎骎以南，则安知异日不以东北全力薄英、法，济其所大欲，如秦统一六国乎？日本国于东海，为东洋之门户，然北为俄所凌轹，西为英、法所恫喝，比犹韩、魏西北逼秦、赵，东南介于齐、楚，天下有事，一败一胜，无得失于秦，而韩、魏常受其弊，日之多事，将自此始。言未终，吉甫太息曰：‘此余之所以有此游也。’呜呼，余常好论宇内形势，窃慨世风日下，士之识力不足与谈方今之计。今吉甫所志甚壮，所任甚大，是行在得彼国之情，不可无一言以壮其行，因即书所言以赠别。”鹿门此文于日、俄形势了如指掌矣。鹿门之志，常欲中、日相睦，联英以拒俄。夫就亚洲地势以观，中之与日，固所谓唇齿相联而辅车相依者也。鹿门往时酒酣耳热，辄纵谈天下大计，洒洒成议，几欲击碎唾壶，而蒿目时艰，怆怀近事，每愤其志之不得伸。呜呼！欲维持亚洲之大局者，其盍于中、日辑和加之意哉。

书《众醉独醒翁稿》后

呜呼！当今之通达洋务者，盖无有如翁者也。自余所论，虽无不卓然而见灼，超然而识精，渊然而思深虑远，但其心既有所忌讳，其口遂不觉其嚅嗫。夫木必先腐而后虫生，人必先疑而后谗人。子舆氏之言曰：“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西人之来中土，识者以为我之衰气有以召之，而不知其先我所以待之者失其平也。西人自明季入贾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推为东来之逆旅，英、法虽强，亦未敢自尊为牛耳。继而英取印度，尽东南洋之海岛而踞之，遂矫然不可复制，诸西国群推让之，而我国独时加挫折摧辱之。彼其蓄怨积忿已非一日，循至林文忠公焚烟之举，遂不可复忍，是实我之盛气有以致之。继而通商立约，畀以五口，而沿海诸口岸皆为西舶所出入，然犹未敢轻中国也。惟是每遇交涉之事，动辄推诿，始而不许，终至必许，而于是我国家官场之弊，无不为其所知。因循其积习也，蒙蔽其大端也，粉饰其长技也。无事之时，则其藐视西人，几以为不人类，若一旦有事，则又畏之如虎。凡政治、风俗、事物云为之出于西人者，必无一可取，心骄志傲，位置自高，绝不肯俯而求焉，降而察焉，性情阂隔而仇隙日深，于是彼此相轻而事卒不可为矣。夫轻人者，必明彼之短而知己之长。通商三十余年来，读书之儒，问以泰西之国势民情、制器讲艺，皆茫然而不知所措也，而彼于我国之利弊，无所不知。近如所造枪炮、舟舶，虽为仿效西法，亦徒得其皮毛，且其中驾驶制造，每多假手于西人，而谈者辄欲凌驾其上，恐不值西人之一噱耳。说者谓此徒颂美西人，未窥为治之本原。夫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我自有周、孔之道，足以治民而理国耳。于是一切所行，率以此为准断，而人莫敢复出一言。呜呼！此皆所谓客气未除也，率天下而出于误国者，必此人也。宣尼不尝言曰：“忠信笃敬，行乎蛮貊。”西人之至我中国，亦惟推诚布公，必信必速，毋区畛域，毋许膜视，尽我之怀柔，竭我之胞与，以示大一统之盛而已。总之，是是否否，其始即决之一言，虽彼强而我弱，彼必不我强也。惟一味模棱延缓，游移趋避，而祸即从此而生。《礼》有之曰：“阃外制自将军。”又有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故西国设使于数万里之外，必锡以全权之名，俾得所专制。中西交涉之事，奉承周旋其间者，无不互有所诿。始西人以为外省之权不足，必禀命于京师，若至京师，事必易于措手，是以驻京之请，志在必行。乃十余年来，所以委曲迟回者，仍无异于外省。此公使所以愤然欲行欤？否则公使之心，方欲中外之言和，断不欲中外之启衅，有可知也。盖和则两国并受其福，战则贸易之利必先自绌也，此不待智者而知之矣。要之，内自总理衙门，外自通商口岸，必求熟谙洋务人员，以为之支持，国步当不至于多艰，而外侮断不至于独甚也。呜呼！言之匪难，行之为难，言者谆谆而听者藐藐，则我末如之何矣。

跋上海《字林西报》后

西人自通商中土以来，足迹遍于天下，其于中国之山川道里，险阻阨隘，边防军实，兵制营规，朝政官方，国计民生，无不了然如指掌。而常怀轻中国之心，尝谓中国形势未雄也，士卒未练也，器械未精也，防守未固也。近日各直省之纷纷筹边防，搜戎行，铺张扬厉者，殊不值西人之一噱。中国之大病，一切皆事后为之备。如某处有兵警后，则必设镇将，增防兵，密烽堠，曰为善后计也，而不知患每出于所备之外。即如西人两扰津门，遂以津门为重地，以为保卫神京非此不可，而不知进兵之道，岂独津门一途？日人犯台湾，而台湾遂为岩疆，驻以重兵大员，以为镇守，而不知以后日人所觊觎者，不必复出于台湾也。其所举动如此，岂以为张弛之道宜尔耶？中国器械之精，士卒之练，万不及泰西诸国。即使器械能精，而用器者无其人，则利器亦成虚设。以百数十万金购一铁甲战舰，试使两军交轰，将见不顷刻间已属他人。何则？虽有铁甲而不能战、不能守也，则所以练胆之法未讲也。呜呼！中国而诚出于战，即欧洲至小之国亦莫之能御。是故为中国今日计，不如与泰西诸国深交厚结，讲辑睦之谊，修盟约之信，则可相安于无事，永立于不败。此《字林西报》之言也。《申报》主人美查先生曰：“与泰西诸国结好言和，其说固也，而欲令中国尽将防务置之度外，废而不讲，专藉远交为上策，徒恃邻国为长城，一旦有变，将何所措其手足？”此论诚是也。惟我则曰，惟我中国富强，可与泰西诸国和局可久也。盖天下事，能守然后能战，然后能和，否则和局操之于人，而不操之于己。今我于各直省整顿海防，原为固我疆圉耳，岂欲长驾远驭而驰域外之观哉？西人动以私心揣测，每恃己之长，笑人之短，抑知天道循环，其长之未足终恃乎！故为中外今日计者，当相睦勿相轻，其道则曰：“尔无我诈，我无尔虞。

跋欧洲游客书后

观欧洲游客致汀洲老渔书，有不能无言者。自泰西诸国通商以来，中外交涉之事，误于因循怠玩，西人常以为言。盖事涉中外，惟当必简必速，是非可否决之于两言而已。云南一役，苟英之所索，可从则和，不从则战。英惟尽其在我，而不必代为中国设想也。诚以西国所持者公心，所行者直道，措词则简，办事则速，从未尝屡有所迟回审顾者也。试观欧洲立约诸国，及其有事也，以一言为折衷，从则以玉帛相将，违则以干戈从事。普、法之战，其启衅颠末不过三日而决耳，英何独爱于中国，而必葸葸焉代为计虑，瞻前而顾后欤？吾知其非为中国计，乃自为计也。游客之言曰，近知西陲尚未底平，恐有决裂之祸，因时为包容。其爱中国果若是哉？然则何以庚申之间，联帆北上，屯兵津门，入居京师，其祸非臣子所忍言，而试问其时发逆披猖，江、浙沦陷，势几岌岌乎不可以终日，英犹乘危蹈衅，以至于此极。夫在昔日，岂亦非和好之国哉？立约通商亦将二十余年，而竟忍而出此。今西征之役，远在边陲，曾不若江、浙、皖、楚心腹之患，肘腋之虞也。忍于昔而不忍于今，果有说欤？且中国以不从英之所请而有决裂之祸，亦惟中国自取之耳，于英无预也。英自为尊国体起见，诸国亦不得议其后也，而又何嫌何疑，而迟之又久耶？游客又言，厘金一节，亦按津门和约办理，向已久欲与中国辩论，今因马加利事，乃连类而及之，非另生枝节也。窃以为中西交涉，但当就事论事。如马加利之事，不过惩办凶手，重议抚恤而已。此外复有所请，当明言此与马加利之事无相涉也，有马加利事固当请之于中国，无马加利事亦将商之于朝廷。事如可行，中国亦未尝不许，正不必以马加利之事为藉口也。今必欲连类而并及，其与节外生枝亦何异耶？英之所请于中国者，往往如此。如前以粤东索人之故，遂请驻京，请增埠。夫此二端，英国久欲言之矣，特因此而发端耳。其实凭空而起，未尝不可行也。推其如是，反以启中国士民之疑，而以英国为藉端多索，此英之不善行其所请也。至英之迟迟而不遽失和者，盖以今日中、英通商大局，所系匪轻，不可以一日止。设使兵端一交，不可终弭，而各国之因利乘便者，或将伺间而起，而英国不能禁也，如是贸易之途必至终滞。则其自为计而非为我中国计，不已了然如掌上螺纹哉？呜呼！彼岂独爱我中国也哉？

《仰止帖》跋

呜呼！人不可无一技之长，而尤不可不自立也。高山子一草莽孤臣耳，而一倡勤王之论，天下靡然从风，后世犹想见其文采风流，而景仰思慕之不已焉。高山子名彦九郎，字正之，近代之伟人也。尝行东海道中，著有日记。此帖仅存四叶，盖佚者多矣，然吉光片羽，足见一斑。余不解和书，而识者谓其所记精详，用心缜密，使其得志一时，经略天下，赫赫之功，夫岂后人？乃卒至未尽其才，殒躯绝脰，则天为之也，非人也。鹿门先生向藏是帖，珍若拱璧，不轻示人。余预于清华文社，得以纵观。帖端“仰止”二字，则大原氏所书也。呜呼！功业其显而大者也，文章其隐而小者也。然功业之久，必待文章以传。今高山子功业不显，而文章之存犹在世间，藏凤一毛，亦足以豪，鹿门先生其永宝之以垂诸世世子孙。

清华馆文会记

文章者，人之精神；友朋者，人之性命。有友朋以切嗟道义，日进于学问，则文章可底于有成。《论语》有曰：“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是则文章、道德皆从友朋而来，文社之举，可不亟讲哉？清华吟馆者，近藤市五郎之别业也。为椽三椽，幽敞明洁，地形颇高耸，崇冈峙其前，树木环其前后，葱郁苍翠，扑人眉宇，长夏久雨，浓阴如幄，觉衣袂皆作绿色。楼中设几六，置笔研以便作者席地构思。月凡二举，至者各拟数题，随其意之所取，有不终篇者，亦听之，无苛约也。文毕，乃具壶觞，肴馔精洁，秉烛夜谈，兴尽则去。文之佳者，或刊之《明治诗文集》中，传示同人。每逢社期，集者或八九人或十余人，其以事羁者，可先一日辞，亦不强也。余旅于此，得从诸君子后，从容于文字间，析疑赏奇，以联异地苔岑之乐，可不谓幸欤？近藤市五郎业骨董，虽不能文，而乐与文士亲，亦我国近代朱可石之流也。风雅好事，有足取者。呜呼！我因之有感矣。南粤、东瀛相去万里，而我于此文酒宴集，不啻与故乡故人相对一堂，朋友之乐为二十年来所未有。余穷于世，而独为远方异域之人钦慕如此，亦足慰矣。

记香港总督燕制军东游

香港，海中一孤岛，而最近于粤。近为大英外府，设官戍兵，视为重镇。其统率之长，以华官之制称之曰总督，言总督港中一切事宜，而统属大小各官焉，是则其权亦綦重矣哉。英廷简畀是任，必以素著名望者，诚重之也。今总督燕公臬斯位，崇于朝而誉孚于世，国中学士大夫皆仰其言论风采，得一语以为荣。屡任兼圻，所至皆有政声。其为治也，以爱民为本，其视中外之民，无畸重轻，不区畛域。莅港十有八月，而治绩卓然，民誉翕然，事简而刑清。乃以政治之暇，挈其眷属来游东国，以大藏大辅松方正义为东道主人。盖松方衔命出使，自法言旋，道经港中，固与燕制军相识，燕制军待之有加礼，此足以见东西之交密，而睦邻修好，即寓于是焉。燕制军既至，居大藏别署，一切供给使令，无不周备。东京附近名胜之地，率皆驱车往游，想其见民物之殷阜，子女之便娟，山川之秀淑，林木之葱蒨，必有畅然怡然，而惝然若失者。燕制军雅度和衷，谦光外著，待人接物，恂恂如也，日之士君子皆以此多之。吾谓此未足以尽燕公也。燕制军于与国交际之道，能见其大，尝谓方今俄人雄长于北方，骎骎为欧、亚两洲之患，中、日两国境地毗连，而俄又日窥英之印度，狡焉思逞，未见其止。为今计者，莫如中、日、英三国相亲，合力以备俄。呜呼！非燕公无此识，亦不能为是言也。则联三国而为一，余将于此行也望之矣，是岂徒泛作东游而已哉。

何陋轩记

吉田香竹，今之狂狷者流也。意气阔达，操履洁清，生平擅郑虔之三绝，而凛杨震之四知，远近士大夫，无不知其才而钦其品，学者多称之为晚稼先生。近年自号何陋居士，而即以何陋名其轩。轩盖其读书谈道延宾宴客之所，虽矮屋三椽，未极爽垲，然入坐其中，图书纵横，彝鼎斑驳，与庭前花木萧疏，互相掩映，固未见其为陋也。然则何陋者，殆香竹自谦之词与？呜呼！近世之所谓陋者，岂第居室而已哉？口诵服、郑，貌托程、朱，宗汉绍宋，妄立门户，此学问之陋也。猎取风骚，摹拟李、杜，撦挦割裂，自诩名家，此文章之陋也。师古太泥，变法太厉，徒袭皮毛，未参实际，此艺术之陋也。目不睹丘坟，足不出里巷，乡党自好，议论偏激，此识见之陋也。九州之外，非耳目所能穷，六合之中，非心思所能遍，以蠡测海，坐井观天，此胸襟之陋也。而香竹皆无之，其所谓陋者，惟此一轩耳，曾何足为香竹病。香竹之见余也，以寺田士弧为介。寺田称其性情旷逸，怀抱倜傥，生平好酒好色，自率其真而与世无竞，与物无忤，为尤不可及。今以其轩请记于余，余初未有以应也。或曰香竹命名之意，非谦而实傲，盖曰斯轩也，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是化陋而为不陋，惟香竹有焉。余以或人之言，为香竹告，而请即以为斯轩记。

读日本《东京繁昌记》

志书之流，近亦夥矣，或记方隅，或录异域，或追想今昔之盛衰。如《洛阳伽蓝记》、《东京梦华录》，犹令见之者欷歔想慕不已。江户为都会名区，固繁华薮泽也。其间如楼台之崇绮，园囿之广深，士女之便娟，民物之殷阗，海外诸国无不荟萃于此，贾胡列货于市廛，火齐、木难，光怪陆离，不可方物，以至鱼龙曼衍，变幻万状，而平康曲里，窈窕其容，丽都其服，灯火笙歌，彻夜不绝，录此者殆侈其极盛欤？然而有盛必有衰，不可恃也。惟为上者有以持盈保泰，去其僭侈而汰其靡丽，使之务适于中。古者国奢则示之以俭，国俭则示之以礼，是所望于主持风会之君子。

华夷辨

自世有内华外夷之说，人遂谓中国为华，而中国以外统谓之夷，此大谬不然者也。《禹贡》画九州，而九州之中诸夷错处；周制设九服，而夷居其半。《春秋》之法，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之进于中国者则中国之，夷狄虽大曰子。故吴、楚之地皆声名文物之所，而《春秋》统谓之夷。然则华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也明矣。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岂可沾沾自大，厚己以薄人哉？

上当路论时务书

当今天下纷然，竞尚洋务矣，岂不以洋务即时务哉？言兵事者，则曰枪炮之精也，船舰之坚也，军法之严肃也，营制之整齐也，边备之周也，海防之固也，无一非推西人为巨擘，一若自西人外，无可与谈兵者矣。言艺术者，则曰舆图之精核也，象纬之深明也，造器制物之奇巧也，机器之妙，可以水火二气之力以代人工也，一切织纴冶造无不胥赖乎是，一若事半功倍，舍此无能驾乎其上，而此外更不足与言制器者矣。其谈富国之效者，则曰开矿也，铸币也，因土之宜，尽地之利，一若裕民而足国，非此不可。至于学问一端，亦以西人为尚，化学、光学、重学、医学、植物之学，皆有专门名家，辨析毫芒，几若非此不足以言学，而凡一切文字词章，无不悉废。夫自东西通商以来，留心时务者，固宜师其所长而攻其所短，明其情伪，揽其形势，悉其民风俗尚，知其山川物产，而于其古今来之盛衰强弱，沿革升降，探其源而溯其流，然后我可以蹈瑕伺隙以制之。此之谓长于时务者，驾驭之道不外乎是，而修睦之要亦在于斯，顾未有舍己以从人者也。今日时务之急，莫在乎收拾民心。盖民可顺而不可逆，民可足而不可匮，民可静而不可动。其外庞然嚣然，而实则无所有者，能为民祸而不能为民福，能为民害而不能为民利，治民之本，当知尽其在我者而已。西学、西法非不可用，但当与我相辅而行之可已。《书》有之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故治民本也，仿效西法其末也。西国之所以讲强兵富国者，率以尚器为先。惟是用器者人也，有器而无人，器亦虚设耳。孟子言以仁政治民之效曰“可使制梃”，此非迂谈也，盖民忠义激发之气，实有百折而不回者。人心之机器速于影响，一国之炉锤捷于桴鼓，是在为上者善用之耳。治民之要，在乎因民之利而导之，顺民之志而通之。即如泰西诸国，亦非徒驰域外之观者也，其善于治民者莫如英，入其国中，无不优游暇豫，自乐其天，而不尚操切之政，束缚驰骤以为能者。夫如是，然后能行之久远。抑又闻之，治国之道，先在养其元气。如西国之法，斫削之尤甚者也，必也择其善而去其不善，不必强我以就人，而在以彼之所学，就我之范围，神明变化焉而民不知。略陈时务所在，幸少垂察而采择焉。

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

日者进谒崇阶，获亲颜色，纡尊降贵，略分言情。伏念某草茅疏贱，梼昧无知，而乃屡承侧席之求，虚衷下问，又何敢嘿而不言？昔齐桓收九九之数，燕昭以郭隗进说，方且不惜千金买骏骨。若某之所陈，辽东白豕耳，而辄敢以之献于左右者，芹曝之忱，拳拳独矢，故谓之不自量可也，谓之非爱则冤矣。犬马之报，惟力是视，虽蹈赴汤火所不辞。夫天下所难者，感恩知己耳，今遇阁下则兼之矣。一昨节相忘其尊严，旌钺下逮，此固因阁下之一言，顿使某重于九鼎。顾某之期所以副望者，自此益复难耳。今就管见所及备陈如下：一曰广贸易以重货财。贸易之道广矣哉，通有无，权缓急，征贵贱，便远近，其利至于无穷，此固尽人而知者也。抑知古今之局变，而贸易之途亦因之以变。古之为商仅遍于国中，今之为商必越乎境外。何则？他国之贩运于我国者踵趾相接也。东南洋之通于中国则自明始，由是其国愈众，其路愈遥，而所为贸易者，其术亦愈精。曩东南洋之在汉，所重者贡献而已，初不在利也。唐则乃行榷税之法，利入于官。至宋以来，钱币泄漏，始以为患。盖彼所来者奇瑰珍巧，只足以供给上官，而缗钱、银币输于外洋者，反以有用易无用，中国漏巵之弊，实源于此。迨自明季，西洋诸国以兵力佐其行贾，于是其利日巨而其害日深。嗣后加以鸦片之鸩毒，日耗无算，而中国所与交易者，无非中国之所固有，钟表等物，等诸奇技淫巧可耳。顾彼能来而我不能往，何能以中国之利权仍归诸中国？西国之为商也，陆则有轮车，水则有轮船，同洲异域，无所不至。所往之处，动集数千百人为公司，其财充裕，其力无不足，而其国又为之设官戍兵，以资保卫。资虽出自商人，而威令之行，国家恃以壮观瞻致盛强。此古今贸易之一变也。中国于此，虽不必尽行仿效西国，但事贵变通，道无窒滞。今诚能通商于泰西各国，自握其利权，丝茶我载以往，呢布我载以来。至于中国内地，当以小轮船为之转输济运，如是则可收西商之利，而复为我所有，而中国日见其富矣。且夫通商之益有三，工匠之娴于艺术者得以自食其力，游手好闲之徒得有所归，商富即国富，一旦有事，可以供输糈饷。此西国所以恃商为国本欤？英人计虑深远，智巧日出，制造愈精，以中国；之，何遽不如？特上未之重焉耳。苟有大力者以开其端，潜移默化，安见风会之不可转移。如上海等处所设船局，其船皆出自华匠之手，既成之后，华人皆自能驾驶，枪炮药弹并能仿造新法。若论贸易之道，无区大小，皆能获利。物料既充，而工耐勤苦，十余年来西商之为华人夺其利者，亦已不少。即如东南洋诸岛以及新、旧金山，华人皆自运货物至彼，西商之利为减十之八九。今彼所售于我者为呢布，我所售于彼者为丝茶，利薮仍为彼据。华人之所以不能往彼者，惮于风涛，未能涉远，始事维艰，无人为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