弢园文录外编

日精而益巨也。呜呼！兵凶战危，至今日而可侈谈武略，轻尚战功也哉？以故圣王在上，必先慎于用兵。

英但自守

兵可百年而不用，不可一日而弗备，此言兵之不可废也；兵犹火也，弗戢自焚，此言兵之不可逞也。古今来雄才大略之主，好大喜功，往往穷兵黩武，而其后卒至于不振；尚武功之国，以甲兵称雄，而其强必不能久。日中则昃，月满则亏，盛极而衰，其势然也。夫承平日久，人不知兵，缙绅先生以干戈为儿戏，朝廷之上但知粉饰张皇，以侥幸苟且于无事。甲胄之士，锦衣玉食，优游嬉戏，而惮历甘苦于戎行，故观其外则彪然，而究其中则薾然，此间消长之机，间不容发。英虽屹然三岛，峙于海外，而实欧洲之雄国也，其以强著称者数百余年矣。水师之精，尤为无敌，欧洲大小诸国无不畏之，奉以牛耳。欧洲有事，英无不预，仗义执言，慷慨喜战，其兵出无不胜，以此虎视六合，鹰扬八荒。顾近来持盈保泰，渐有厌兵意。即如法为普所覆，英国近在咫尺，且素为唇齿之邦，自助土攻俄以来，捐弃夙嫌，缔结新好，凡有兵事，无不并出而齐驱，几有辅车相依之势，而此役也，按甲息兵，竟袖手为壁上观。卒至王禽国蹙，名都蹂躏，割地议和，竭蹶万状。不知法既不振，英势亦孤，外失大援，内惭不武，论者未尝不追咎其失策也。议者谓英之兵力，近亦略可见矣，即如伐俄之役，非法为之助，英亦不能以独力支俄，然且慬而后克，用兵之费不敢责偿，英之国帑缘此而绌。嗣后伐阿比西尼，伐亚山的，不过蕞尔小邦耳，以英临之，奚啻虎豹之驱犬羊，而载笔者扬厉铺张，若临大敌，赏功之典，至再至三，铭勋告众，夸示弗遑，外强中槁，夫亦可睹一斑也已。今者俄、土交兵，俄人分道进攻，其渡多恼河而南也，几有投鞭断流之势，战士龙骧，三军虎步，长驱疾捣，直逼土京，土至此已岌岌乎殆矣，而英犹置之弗顾也，曾未尝以一旅之师助土。其所言调遣战舶，简选甲兵，往驻土境以保土京者，数月以来，徒托空谈，曾无实效，其曰助土，犹如以饼饵哄小儿，直不值欧洲诸大国一噱也。夫俄、土之争，欧洲大局之所关也。俄强而土弱，俄大而土小，俄众而土寡，其势之不敌，夫人而知之矣。必俟土国之糜烂而后出师援之，则俄之所得已多，土之所失独大，论事者犹以为迟，而况至此而仍寂然也。呜呼！俄能并土，而土断不能支俄，前者英、法相联，不俟俄之入土，而反转而攻俄，其迟速之间不能以寸，而制胜之方不可以道里计矣。是则英何昔勇而今怯也，昔智而今愚也？岂前日之土应助，而今日之土不必援耶？论其大势，夫亦犹是。徒以法不肯为英用，英又不能合法，故迟回审顾，观望徘徊，以至于此。然则英之强非真强也，必联法而后得逞耳。今者欧洲诸大国，兵皆百数十万，一时调集数十万之众，可以顷刻而出境。而英国中可调之兵仅四万而已，虽号称精锐，而必不能当十倍之众，有可知也。英国养兵之费独多于诸国，而调兵之难独少于诸国，则以不能寓兵于民也。英每岁度支出入略相当，而库帑时虞其支绌，一遇变故，势不得不告贷于民间，而民每以不战为尚，此战事之所以不能遽兴也。抑知画疆自守，境外之事不敢预闻，此积弱之渐也。诸侯守在四邻，天子守在四夷，故保境必先保邻。土虽距英远，而关系于欧洲之安危者独巨，英即不能以一国支持其间，亦当联合诸国以谋之。今若秦人视越人之肥瘠，无关疴痒，吾窃谓其计之左矣。或曰，英至今日，属土已遍天下，志愿已盈，但务自守，不遑他求，故迩来礼乐雍容，专修文教而不尚武功。

洋务在用其所长

呜呼！天下大矣，人才众矣，未得以囿于一方，限于一国，稍有所知，辄嚣然而自足也。泰西诸国，通商中土四十余年，其人士之东来者，类多讲求中国之语言文字，即其未解方言者，亦无不于中土之情形了如指掌，或利或弊，言之无不确凿有据。而中国人士，无论于泰西之国政民情、山川风土，茫乎未有所闻，即舆图之向背、道里之远近，亦多有未明者。此固无足深怪，独不解其于中国之事，如河漕、兵刑、财赋诸大端，亦问之而谢未遑焉。何则？时文累之也。即有淹博之士，亦惟涉猎群圣贤之经籍，上下三千年之史册而已。故吾尝谓，中国之士博古而不知今，西国之士通今而不知古。然士之欲用于世者，要以通今为先。今日中国之所以治内者，在练兵法，达民情；所以治外者，在御侮而睦邻。此四者要不过综其大纲，其余如通商、理财、制器成物，亦当次第举行。夫我中国乃天下至大之国也，幅员辽阔，民族殷繁，物产饶富，苟能一旦奋发自雄，其坐致富强，天下当莫与颉颃。顾富强之效，则在开矿辟地，造电气通标，筑轮车铁路，俾中国之大，远近可以互相联络，仓卒有变，调兵遣舶，数日而可至。其险要之处，则以重兵扼守，汰冗军，练劲旅，通中国之地，以雄兵三十万守之，可以无敌于天下，强邻悍国虽有觊觎，亦不敢发。自此，可措天下于磐石之安，而致苞桑之固。今欧洲诸国，通商中土，跋扈飞扬，几不可制，凡有所要求干请，强以必从，其骄凌桀骜之气，常若俯视一切。何则？以交际之道未得也。苟能开诚布公，可者予之而不可者拒之，即至万不得已而用兵，亦可有恃以无恐。能如是，诸国亦谁敢侮我者？虽然，睦邻之道亦不可不讲也。遣使驻都，设立领事于贸易之地。民间往来内河，尽许用轮船。有出洋贩运于诸国者，华官皆为之保卫，或为先路之导。此外开矿务，垦旷地，筑铁路，皆与民共其利，务俾民情得以自达，而不至于上下隔阂，则民间忠义之气自能奋发于无形。泰西各国制造电线，由其国都以达中土，邮筒传递，顷刻可通，而中国独无之，未免相形见绌矣。故中国而有志振兴，及今尚未晚也。近日一二西人以其所知教导我国之人，不可谓非热心锐志者，苟能师各国之所长，兼收并蓄，悉心致志，务在探其阃奥，而勿徒袭其皮毛，安见其遽出西人下哉？美为泰西之雄国，其所建电气通标，独多于各邦，而美国总统尚以大西洋海底虽有电报相通，往来香港，然乃英国所设，报赀甚重，不若新筑电线于太平洋，通日本以达中土，则美邦独擅其利，而秘事不至于外闻，又岂复受英人之所制。由是观之，美人之谋国，思深虑远如此。其欲造电线也，计自嘉厘符尼亚邦而至哈维岛约六千二百四十里，由哈维岛至般宁岛约九千七百二十里，自般宁岛至日本之横滨约一千五百里，自横滨至上海约三千七十五里，其道之纡回辽远，总计二万一百九十里，工程浩大，可谓不惮其难者矣。然则我中国，即于电线一节已远不及泰西，复何论其他？乃犹鳃鳃然侈口夸示于人，谓能仿效西法，采取众长，不且贻笑于远方也哉。呜呼！何不返而自思，以力图振作也欤。

办理洋务在得人

我国家于办理洋务一节，虽于各省通商口岸设立专员，无如仅有空名而无实效，徒糜廪禄而已，西国官商亦以其无权也，视之有若赘旒。其为是官者，遇大事固不能自主，即一二琐屑小事亦不能独断独行，必且禀承上命，需之以时日而虚与之周旋。领事官以其如是也，即小事亦必见道宪，谒抚院，或且直陈之制军之前，稍或迟回审顾焉，则立禀其国之驻京公使，而与总理卫门为难矣。然则，通商口岸虽有洋务人员亦何裨于大局哉？况乎今日之为洋务人员者，大半因循懦玩，不自振作，而畏蜀如虎，徒见盈廷之诺诺，而未见一士之谔谔。即如西人凡报失窃之案至，官则必追缉原物，如或不然，则必如数赔偿。所闻近事一二端，殊有可发一噱者。夫使失物必偿之而后了事，则以后正复偿之不胜偿矣，由是推之，华官道经香港，如有失物，报官查缉而已，港官能舍赀偿之乎？即如中国星使驻扎西土，若有失窃之案，亦从未闻有赔偿者，设使华官星使强欲其偿，西国人士必大以为不然，而执法之吏，且持万国公法新定和约以相从事矣。语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国所不可行者，何为行之于中国耶？至若夺民间之利，贩犯禁之物，擅以小火轮船深入内港，任意诋毁中国崇奉之教，昌言众前，凡此皆与我禁令条教相违而于例不可行者也，而彼在中国行之，悍然无所顾忌也。顾此非西国商民遽敢如是也，在由办理洋务人员畏葸纵弛，日复一日，以至于此，履霜坚冰，至其所由来者渐矣。吾尝谓中国之事，事事为西人窥见其隐，洞烛其微，几于无遁情，无遁形。吾中朝官吏，即欲粉饰夸张以相掩蔽，亦徒贻笑端，适足自点耳。办理中外交涉之事，惟有可者可，否者否，是则是，非则非，决之以一言，折衷于一是耳。诚能持之以大公，折之以至理，可从则从，不可从则官可休，头可断而议终不可摇，请终不得允。西人要未尝不熟思而审处也，无如身家念重，爵禄恋深，遇事则诿之于人，县则诿之于府，府则诿之于道，道则诿之于督抚，督抚则诿之于总理衙门，办理愈迟，头绪愈棼，言词愈繁，而事愈决裂，至总理衙门则无可诿，不得已乃委曲迁就之。此近日洋务之大凡也，西人尽已知之深而稔之久矣。平时即或遇有大事，龂龂以争，一若断不能从者，而色厉内荏，彼早识之，以故争愈力则请愈坚，恫喝要求，无乎不至，逮无可如何，而曩之所谓不可从者，今已无不如命以行矣。若夫各省通商口岸，近日洋务愈多，办理愈难，当轴者颇形棘手，吾则谓此由任之者未得其人耳。夫西人岂无耳目？苟其人而居官清正，持躬谨饬，平日与西人交际，开诚布公，临事必断必速，西人未尝不采诸舆评，证诸公论，而自不敢多所苛求也。惟在己先有不可告人之隐，平日已为西人之所轻，即使善于逢迎结纳，出言断事正复不能见重耳。如有大事，则当以国体争之。如更定厘税，我朝廷自有制度，非邻国之所宜预闻。其重轻所系，斟酌尽善，国家当自具权衡，即寓有体恤远人之意，亦关朝廷德意之所流布，初非强我而为之也。若事事由西人挟制其间，委曲相从，则国不可以为国矣。呜呼！言之匪艰，行之维艰。在局外者尽不妨侃侃以谈，而在局中者正复大费踌躇耳。时事难为，杞忧甚大，此宣尼之所以致叹于才难，而富强之术所以为国本计者，要不可不亟讲也哉。

建铁路

电气通标，轮车铁路，西国以为至要之图，而中国以为不急之务，且以为中国断不能行，亦断不可行。或谓愚民惑于风水之说，强欲开辟，必致纷然不靖，是以利民者扰民也，此不宜者一也。或谓轮车之路，凿山开道，遇水填河，高者平，卑者增，其费浩繁，将何从措，即使竭蹶而为之，徒足以病民而害国，此不宜者二也。呜呼！是殆中国未之行耳，中国之民未之见耳。设使由少以成多，由近以及远，暂行试办，安见其必多窒碍乎？吴淞车路之成，英国大臣闻之，设宴相延，为中国捧觞称庆，以为此不过小试其端，而往来之盛，驰行之捷，俾民间见之，知其意美法良，所愿将来推行尽利，中国十八省中无不皆遍，则四通八达，商贾之转输无阻，信音之邮递匪遥，其为裨益于民生国计，岂浅鲜哉？盖开通铁路，既为中国之利，而通商于其地之诸国，亦无不利，岂独英一国为然哉？今计英国一国之中，所有铁路里数，回环曲折，各处相通，约略五万余里。建造之费计金钱七百十八兆镑，每岁往来之客计不下五百有七兆，其所收之赀约金钱六十兆镑，而除经费之外，可溢余利二十五兆有奇。西国之例，铁路属于公司者则余利归于公司，属于国家者则归于国家，而赁地之项，公司当按岁输于国库。或国家有军旅之事，铁路归于国家统辖，若为敌国所毁，则事平偿其所值。且地属国家，国家欲出赀购诸公司，亦无不可。故轮车铁路之利国利民，莫可胜言。且铁路之所至，亦即电线之所通，其消息之流传，顷刻可知。况乎轮车载客之利少而载货之利多，一岁中贸易场中所获之利，不知凡几，公司所得赢余不过二十五兆，若较之客商，百分中之一耳。且国家于有事之时，运饷糈，装器械，载兵士，征叛逆，指日可以集事。何则？以兵警军情传递甚速，彼此应援，捷于呼吸也。然则，轮车铁路安见其不可行哉？英国、中土，易地皆同也。况乎今日泰西通商中土，骤增口岸，轮舟之利已穷矣。外海则自潮琼而达于沈辽，长江则自镇江而迄乎重庆，凡轮舟所能至之地，无不至焉。吾谓创建轮车铁路，即权舆于此矣。何则？长江一带，许其建埠头载货物者凡六城，则以后小火轮船必将络绎于长江，或将伺间乘隙，请入内港。所设领事远在云南，由大理而至重庆，相距尚遥，非以车路通之不能捷达，势必由云南以至重庆，由重庆以至汉口，由汉口而分南北两途以达于各处。十余年前，轮车铁路公司早已绘图贴说，志在必行。英国驻京公使以英商之意未免出之太骤，故未代为之请，明知请之必不能行也。今则凡可以用轮船者，无不为英商足迹之所已经，而所专心致志者，则在轮车而已。使其小为经营，必先试行于通商口岸，以利往来，上海吴淞其已事可援也。夫天下事，未有不受之以渐而图之以豫者，惟明者能料之于先，识者能见之于著。三十年之后，其事机又将一变乎？或者谓轮车铁路未尝不利于国家，便于商贾，与其因西商之请而为之，不若我中国之自为。然而执持成法，拘泥宪章者，恐其议格不能行也。审势揆时，非出自西人，则中国断不自为之耳，此贾生所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

除额外权利

呜呼！今日者，中外交际，云为繁变，亦正多故矣。西国凡有所请，务在必行。中朝每谓其要挟，议其恫喝，时思所以裁抑之，由是龃龉之故，率起于此，而究之彼之所请，我又不得不允也，徒多往来烦渎而已，徒见纷纭＋，而已。彼惟以许之难，故索之奢，以为此日之所得，由于力请而致，非然者恐难如愿以偿也。其实中外交涉之事，不外辨其公私、分其曲直而已。即如开埠一款，中外既已立约通商，依泰西各国之体制，则遍至内地贸易，亦例之所当然。而中朝不能尽开内地者，以西人不归中官管辖也。西人来中土贸易，其立论命意，盖亦极为广大而旷远，动以地球一家、中外一人为言。故见我中国因循自域，以外交为耻，而时作深闭固拒之计，彼亦恒从而姗笑其间，以为识见之甚隘，襟怀之不旷。夫中国不欲尽开内地者，盖只见夫西人之日来，而不思华人之可往也。不知既已开埠通商，至一处无异于至各处，我之所宜与西国争者，额外权利一款耳，盖国家之权系于是也，此后日仁人杰士之所宜用心也。倘因通商内地而与之争，徒示外国以不广，而彼反得有所藉口矣。夫我之欲争额外权利者，不必以甲兵，不必以威力，惟在折冲于坛坫之间，雍容于敦槃之会而已。事之成否不必计也，而要在执持西律以与之反复辩论，所谓以其矛陷其盾也。向者英使阿利国以入内地贸易为请，总理衙门亦以去额外权利为请，其事遂不果行。夫额外权利不行于欧洲，而独行于土耳其、日本与我中国，如是则贩售中土之西商，以至传道之士、旅处之官，苟或有事，我国悉无权治之。此我国官民在所必争，乃发自忠君爱国之忱，而激而出之者也。故通商内地则可不争，而额外权利则必屡争而不一争，此所谓争其所当争也，公也、直也。又往者领事一官，虽与我府道并行，而一旦龃龉，亦得调遣兵舶，权宜从事，此通商口岸办理洋务者所以益形掣肘也。今我朝廷已准英使所请，增埠各口，盖以见中国并无自域之心，而深具柔远睦邻之意。彼于增埠之后，而请减厘金，盖欲以加惠于商人，中朝亦不能不许，我朝廷于是亦酌加税项，因时制宜，以示一朝之规制。盖加税一款，乃我国家自有之权，或加或减，在我而已，英使固不得强与我争也。于是宜与者与之，宜取者取之，此中具有权衡，我朝之从容驾驭，不远出于寻常万万哉？夫我中国不能以有益者尽与英人，犹英国不能以有益者悉畀我中朝也，去取之间，盖在当轴者明其公私曲直而已。

卷四

西人渐忌华商

自泰西诸国与我中朝通商立约以来，三十余年间，贸易场中前后情形迥尔不同。前日之为洋商者，拥厚赀，居奇货，志高气豪，非重酬巨款，不足以入其目，动其心，几有俯视一切之概。今则争利者日多，趋利者日众，船舶之价日贬，运载之费日减，西来一切货物日渐薄劣，而其值较之于前亦少四五倍，锥刀之末，无不群焉赴之，如蚁之附膻、蝇之慕腥，而举止气焰亦似不若从前之倨侮矣。列国中以英人最工心计，商贾之迹几遍天下，而其高视阔步，轻蔑肆傲，每不足以服人。日耳曼人出而一反其所为，渐能与华商浃洽，贸易所至，未尝不夺英人之利薮，不知此犹浅焉者也。今日英人之所忌者，盖在华商耳。昔之华商多仰西人之鼻息，即有赀本，每苦于门径未稔，无从可入，往往观望不前，苟且自域，惟有听西商之指挥而已。故昔者西商行贾于中国，事事与华商争利，非谓华商尽无所利也，华商之利小而西商之利大也。华商本轻而利薄，舟不能冲涉波涛，货不能挽输远近，其在洋务中者，每事无不藉手于西商，而运货之费、保险之值已至不赀，适为西商增其利益而已，华商所赢无几也。今则不然，自轮船招商局启江海运载，渐与西商争衡，而又自设保险公司，使利不至于外溢，近十年以来，华商之利日赢，而西商之利有所旁分矣。即如香港一隅，购米于安南、暹罗，悉系华商为之，凡昔日西商所经营而擘画者，今华商渐起而预其间，其人既能耐劳苦，工值又廉，东南洋一带华人与华人声气相通，帆樯往来，经旬可达，而西商贸易日见其淡矣。此其故，西商口不能言，而心实知之。数年来，港中洋行渐改为华房，而岁有数家闭歇者，折阅之事亦复层见叠出，岂昔日长袖善舞，多财善贾，故能操奇致赢欤？今日事事不逮从前欤？以我观之，榷算之工、运筹之密、心思之巧、智虑之精，今固无异乎昔也，而所以有赢绌之分、厚薄之别者，则以利权不能独擅，利源有所潜夺也。推原其故，盖有二端，一则分之于各埠，一则分之于华商。试观道光中叶，为洋务者无不起家巨亿，而洋行之富甲于王侯，粤东一隅之旺，无以复埒。逮乎五口通商，余皆平等，而上海独为巨擘，粤东洋务自此而衰。及至新增各口，地方愈为辽阔，来者日以繁盛，然交易货物止有此数，温、琼等处去者寥寥，恒有经月而未见一舟者，关吏惟有饱食酣眠而已，此增埠之无益于通商也明矣。今西商亦有渐悟其非策者，然势不能骤改也。何则？众进亦进，众退亦退，英在此时已渐为他国所牵掣，断难以一己而违众人，亦惟有有进而无退而已。华商分西商之利，要不过在近今八九年中耳，而西商已不能支，忌嫉之心，渐形于色。即如港中华商蒸蒸日上，衣冠礼义轶于前时，而西商意存轻藐，常有抑而下之之心，每议阖港之事关于众人者，华商辄不得预其列。其心以为权由我操，则庶得张弛如志耳，否则彼将议我之后矣。盖其所以憎及华商者，不在予以虚名而在分其实利，其必龂龂然不欲华商与之齐驱并驾者，特恐虚名实利一并归之，从此益得与之争衡耳。然吾知不三十年间，华商所至愈远，其利渐溥。机器一行，制造益广，一切日用所需，不必取之外而自足。在彼者，呢布为大宗，我自能仿效；在我者，丝茶为巨项，我亦可捆载以前往。日新月异而岁不同，有非西人之所能制者矣。

旺贸易不在增埠

呜呼！吾窃谓英人增埠之计左也。四十年前，英人通商不过在粤东省垣，而洋货腾贵百倍于今，华人之居间售货者，亦目为洋商，其富率数千万，英商来者，无不获利以去。道光二十二年，准畀五口通商，上海最为雄镇，懋迁之利独溥，而粤东贸易则大不如前。何则？盈于此者绌于彼，盛于此者衰于彼，消长之道然也。同治初元，增开八埠，而汉口最当南北之要冲，往来之孔道，地势适居厥中，为自古商贩者操奇致赢之地，以英人往与互市，当必利薮独擅。孰知兵燹频经，元气不复，时运转移，地道变迁，遽形今昔之不同，良可叹也。今所开十余埠中，究以上海最为富饶，商舶贾艐，远近毕集，阛阓之盛，天下所未有。然而迩年来，犹且货物滞消，居奇折阅，中外巨商无不外强而中槁。以是言之，懋迁如是其难也。盖贸易之道，当观其所聚而不当观其所分。苟得其地，则一二埠胜于十余埠，所谓握其中权而左右咸宜，据其要道而小大无不包也。口岸愈多，经费愈广，而利以渐分而渐薄。西商每至一处，必定租界，构屋宇，创衙署，立官吏，驻兵舶，其费悉自商人，而西商一切率皆优于自奉，虽有端木之才、陶朱之术，亦不能骤操其左券也。今所新辟者四处，一曰粤东之北海，一曰浙江之温州，一曰安徽之芜湖，一曰湖北之宜昌。北海亦不过与琼州等耳，琼州矿产金而山蕴玉，久为西人所艳羡，何以既辟之后，去者寥寥，已逾半年，而绝少西商前往？识者逆料其一二年后，势将离之而自去。海南一隅，虽可与越南、广西边境之民通有无、征贵贱，而法人近在西贡，未必能舍此就彼也。温州一埠，前已见于天津和约，因恐贸易未必有赢而改索琼州。然温州当浙、闽交界，人民多习于航海，当或胜于他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