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忠公事略

○

卫汝贵

小站

铭军

一二

四○○○

刘盛休

大连湾

毅军

一○

四○○○

宋庆

旅顺口

芦防淮勇 四

二○○○

叶志超、聂士成

芦台、北塘、山海关

仁字虎勇 五

二五○○

聂士成

营口

合计四十九营二万五千人之间

李鸿章注全副精神以经营此海陆二军，自谓确有把握。光绪八年，法越肇衅之时，朝议饬筹畿防，鸿章覆奏，有“臣练军简器，十余年于兹，徒以经费大绌，不能尽行其志，然临敌因应，尚不至以孤注贻君父忧”等语，其所以自信者，亦可概见矣。何图一旦中日战开，艨艟楼舰，或创或夷，或以资敌，淮军、练勇，屡战屡败，声名一旦扫地以尽，所余败鳞残甲，再经联军津沽一役，随罗荣光、聂士成同成灰烬，于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三十年所蓄、所养、所布画，烟消云散，殆如昨梦。及于李之死，而其所摩抚卵翼之天津，尚未收复，呜呼！合肥，合肥，吾知公之不瞑于九原也。

至其所以失败之故，由于群议之掣肘者半，由于鸿章之自取者亦半。其自取也，由于用人失当者半，由于见识不明者亦半。彼其当大功既立，功名鼎盛之时，自视甚高，觉天下事易易耳。又其裨将故吏，昔共患难，今共功名，徇其私情，转相汲引，布满要津，委以重任，不暇问其才之可用与否，以故临事偾机，贻误大局，此其一因也。又惟知练兵，而不知有兵之本原，惟知筹饷，而不知有饷之本原，故支支节节，终无所成，此又其一因也。下节更详论之。

李鸿章所办商务，亦无一成效可睹者，无他，“官督商办”一语累之而已。中国人最长于商，若天授焉，但使国家为之制定商法，广通道路，保护利权，自能使地无弃财，人无弃力，国之富可立而待也。今每举一商务，辄为之奏请焉，为之派大臣督办焉，即使所用得人，而代大匠斫者，固未有不伤其手矣。况乃奸吏舞文，视为利薮，凭挟狐威，把持局务，其已入股者，安得不寒心？其未来者，安得不裹足耶？故中国商务之不兴，虽谓李鸿章“官督商办主义”为之厉阶可也。

吾敢以一言武断之曰：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其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此近日举国谈时务者，所异口同声，而李鸿章实此一派中三十年前之先辈也。是所谓：无盐效西子之颦，邯郸学武陵之步，其适形其丑，终无所得也固宜。

虽然李鸿章之识，固有远过于寻常人者矣，尝观其同治十一年五月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云：

臣窃维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于中士，中国向用之器械，不敌彼等，是以受制于西人。居今日而曰攘夷，曰驱逐出境，固虚妄之论，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无具而能保守之也。（中略）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狃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一二十年之何以创巨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制外。此停止轮船之议所由起也。臣愚以为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万不可省。求省费，则必屏除一切。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

光绪元年，因台湾事变，筹画海防折云：

兹总理衙门陈请六条，目前当务之急，与日后久远之图，业经综括无遗，洵为救时要策。所未易猝办者：人才之难得、经费之难筹、畛域之难化、故习之难除。遁是不改，虽日事设防，犹画饼也。然则，今日所急，惟力破成见，以求实际而已。何以言之？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惟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庚申以后，夷势内向，薄海冠带之伦，莫不发愤慷慨，争言驱逐。局外之訾议，既不悉局中之艰难，及询以自强何术，御侮何能，则茫然靡所依据。臣于洋务涉历颇久，闻见较广，于彼己长短相形之处，知之较深，而环顾当世饷力人才，实有未逮。又多拘于成法，牵于众议，虽欲振奋而末由。《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

又云：

近时拘谨之儒，多以交涉洋务为浼人之具；取巧之士，又以引避洋务为自便之图。若非朝廷力开风气，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济，天下危局，终不可支。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者，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

由此观之，则李鸿章固知今日为三千年来一大变局；固知狃于目前之不可以苟安；固尝有意于求后千百年安内制外之方；固知古方不可以医新症；固知非变法维新，则战守皆不足恃；固知畛域不化、故习不除，则事无一可成；甚乃知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以中国之大，而永无自强自立之时。其言沉痛，吾至今读之，则泪涔涔其承睫焉。夫以李鸿章之忠纯也若彼，其明察也若此，而又久居要津，柄持大权，而其成就，乃有今日者，何也？则以知有兵事，而不知有国民；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民政。日责人昧于大局，而己于大局，先自不明；日责人畛域难化，故习难除，而己之畛域故习，以视彼等，犹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也。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殊不知泰西诸国，所以能化畛域、除故习、布新宪、致富强者，其机恒发自下，而非发自上。而求其此机之何以能发，则必有一二先觉。有大力者，从而导其辕而鼓其锋，风气既成，然后因而用之，未有不能济者也。李鸿章而不知此，不忧此，则亦已耳。亦既知之，亦既忧之，以彼之地位，彼之声望，上之可以格君心，以臂使百僚；下之可以造舆论，以呼起全国。而惜乎李之不能也，吾故曰李之受病，在不学无术；故曰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

虽然，事易地而殊，人易时而异，吾辈生于今日，而以此大业责李，吾知李必不任受。彼其所谓“局外之訾议，不知局中之艰难”，言下盖有余痛焉。援春秋责备贤者之义，李固咎无可辞，然试问今日四万万人中，有可以造世界之资格者几何人哉？吾虽责李，而必不能为所谓拘谨之儒，取巧之士，囿于章句，狃于目前者，稍宽其罪，而又决不许彼辈之随我而容喙也。要而论之，李鸿章不失为一有名之英雄，所最不幸者，以举国之大，而无所谓无名之英雄，以立乎其后。故一跃而不能起也，吾于李侯之遇，有余悲焉耳。

自此章以后，李鸿章得意之历史终，而失意之历史方始矣。

●第七章 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

△中日战事祸胎 李鸿章先事之失机 大东沟之战 平壤之战 甲午九十月以后大概情形 致败之由 李鸿章之地位及责任

中国维新之萌蘖，自中日之战生。李鸿章盖代之勋名，自中日之战役。惜哉！李鸿章以光绪十九年七十赐寿，既寿而病，病而不死，卒遇此变，祸机重叠，展转相缠，更阅八年之至艰极险，殊窘奇辱，以死于今日。彼苍者天，前之所以宠此人者，何以如是其优？后之所以厄此人者，何以如是其酷耶？吾Г笔至此。不禁废书而叹也。中日之战，起于朝鲜，推原祸始，不能不谓李鸿章外交遗恨也。朝鲜本中国藩属也。初，同治十一年，日本与朝鲜有违言，日人遣使问中国，盖半主之邦，其外交当由上国主之，公法然也。中国当局，以畏事之故，遽答之曰：“朝鲜国政，我朝素不与闻，听贵国自与理论可也。”日本遂又遣使至朝鲜。光绪元年正月，与朝王订立和约，其第一条云：日本以朝鲜为自主之国，与日本之本系自主者相平等云云，是为日本与朝鲜交涉之嚆矢。光绪五年，英、美、德、法诸国，相继求互市于朝，朝人惊惶，躇踌不决。李鸿章乃以函密劝其太师李裕元，令与各国立约，其奏折谓：藉此以备御俄人，牵制日本云云。光绪六年，驻日使臣何如璋，致书总理衙门，倡主持朝鲜外交之议，谓中国当于朝鲜设驻扎办事大臣。李鸿章谓：若密为维持保护，尚觉进退绰如，倘显然代谋，在朝鲜未必尽听吾言，而各国或将惟我是问，他日势成骑虎，深恐弹丸未易脱手云云。光绪八年十月，侍读张佩纶复奏，请派大员为朝鲜通商大臣，理其外交之政。鸿章复奏，亦如前议。是则鸿章于属邦无外交之公法，知之未悉，徒贪一时之省事，假名器以畀人，是实千古之遗恨也。自兹以往，各国皆不以中国藩属待朝鲜也久矣。光绪十一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天津订约，载明异日朝鲜有事，中日两国，欲派兵往，必先互行知照，于是朝鲜又似为中日两邦公同保护之国，名实离奇，不可思议。后此两国，各执一理，葛不清，酿成大衅，实基于是，而其祸本，不得不谓外交遗策胎之。此为李鸿章失机第一事。

光绪二十年三月，朝鲜有东学党之乱，势颇猖獗。时袁世凯驻朝鲜，为办理商务委员。世凯者，李鸿章之私人也，屡致电李，请派兵助剿，复怂恿韩王来乞师。鸿章遂于五月初一日，派海军“济远”、“扬威”二舰，赴仁川、汉城护商，并调直隶提督叶志超，带淮勇千五百人，向牙山。一面遵依天津条约，先照会日本。日本随即派兵前往，至五月十五日，日兵到仁川者已五千。韩廷大震，请中国先行撤兵，以谢日本。中国不允，乃与日本往复会商一齐撤兵之事。盖是时乱党已解散矣。日本既发重兵，有进无退，乃议与中国同干预朝鲜内政，助其变法，文牍往来，词意激昂，战机伏于眉睫间矣。是役也，在中国之意，以为藩属有乱，卑词乞援，上国有应代靖乱之责任，故中国之派兵是也。在日本之意，则以既认朝鲜为自主，与万国平等，今中国急派兵而代平等之国靖乱，其意不可测，故日本之派兵，以相抵制亦是也。此二国者，各执一说，咸曲彼而直我，皆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焉。但其中有可疑者。当未发兵之先也，袁世凯屡电称乱党猖獗，韩廷决不能自平。其后韩王乞救之咨文，亦袁所指使。乃何以五月初一日始发兵，而初十日已有乱党悉平之报？其时我军尚在途中，与乱党风马牛不相及。然则韩乱之无待于代剿明矣。无待代剿，而我无端发兵，安得不动日本之疑耶？故我谓曲在日本，日本不任受也。论者谓袁世凯欲借端以邀战功，故张大其词，生此波澜，而不料日本之蹑其后也。果尔，则是以一念之私，遂至毒十余万之生灵，隳数千年之国体。袁固不能辞其责。而用袁听袁者，得不谓失知人之明哉？此为李鸿章失机第二事。

日本屡议协助干预，而华不从。中国屡请同时撤兵，而日不允。李鸿章与总理衙门，方日冀俄英出为调处。北京、伦敦、圣彼得堡函电纷驰，俄英亦托必为出力，冀获渔人之利。迁延经日，战备未具。及五月下旬，而日本之兵调到韩境者，已万余人矣。平时兵力，既已不能如人，而临时战备，又复着着落后，使敌尽扼要冲，主客易位，盖未交绥而胜负之数已见矣。此为李鸿章失机第三事。

三机既失，战事遂开。六月十二日，李鸿章奉廷寄筹战备。乃派总兵卫汝贵统盛军马步六营进平壤，提督马玉昆，统毅军二千进义州，分起由海道至大东沟登岸。而饬叶志超军移扎平壤，皆淮军也。所派往各兵，雇英商三轮船分运，而以“济远”、“广丙”二兵轮卫之。廿三晨，为日兵轮袭击。“济远”管带方伯谦见敌近，惶恐匿铁甲最厚处，继遭日炮毁其柁，即高悬白旗，下悬日旗，逃回旅顺。“高升”击沉。我军死者七百余。二十七日，布告各国，饬驻日公使汪凰藻撤旗归国。二十九日，牙山失守。叶志超退回平壤，捏报胜仗，称于二十五、六、七等日，迭次歼毙倭兵五千余人。得旨赏给军士银二万两，将弁保奖者数十人焉。自兹以往，海军、淮军之威望，始渐失附矣。

方五、六月间，日本兵船麇集朝鲜，殆如梭织。而各华舰避匿于威海卫，逍遥河上。迨京外交章参劾，始佯遣偏师，开出口外，或三十里而止，或五十里而止，大抵启碇出口，约历五六点钟，便遽回轮。即飞电北洋大臣，称某船巡逻至某处，并无倭兵踪迹云云。种种情形，可笑可叹。八月初旬，北洋叠接军电，请济理由以壮声威。遂以招商局船五艘，载运兵丁银米，以海军兵舰护送。凡铁甲船、巡洋船各六艘，水雷船四艘，合队同行。中秋日安抵鸭绿江口，五运船鼓轮直入，浅水兵船及水雷船与之偕。余舰小住于离江十里或十六里之地，炉中之煤未熄也。十六晨，见南方黑烟缕缕，知日舰将至。海军提督丁汝昌传令，列阵作人字形。“镇远”、“定远”两铁舰为人字之首，“靖远”、“来远”、“怀远”、“经远”、“致远”、“济远”、“超勇”、“扬威”、“广甲”、“广丙”及水雷船张人字之两翼。兼以号旗招鸭绿江中诸战船，悉出助战。俄而敌舰渐近，列阵作一字营，向华军猛扑，共十一艘。其巡洋船之速率，过于华军。转瞬间又易而为太极阵，裹人字于其中。华舰先开巨炮以示威。然距日船者九里，不中，宜也。炮声未绝，敌船麇至。与“定远”、“镇远”相去恒六里许，盖畏重甲而避重炮，且华炮之力不能及，日兵之弹已可至也。与人字阵末二舰相逼较近，欺炮略小，而甲略薄也。有顷，日舰圈入人字阵脚，“致远”、“经远”、“济远”三艘，皆被挖出圈外。“致远”失群后，船身叠受重伤，势将及溺。其管带邓世昌，开足汽机，向日舰飞驰，欲撞与同沉，未至而已覆溺。舟中二百五十人，同时殉难。盖中日全役，死事者以邓君为最烈云。其同时被圈出之“经远”，船甫离群，火势陡发。管带林永升发炮以攻敌，激水以救火，依然井井有条。遥见一日舰似已受伤，即鼓轮追之。乃被放水雷相拒，闪避不及，遽被轰裂，死难者亦二百七十人。呜呼！惨矣！至管带“济远”之方伯谦，即七月间护送“高升”至牙山，途遇日舰，逃回旅顺者也。是日两阵甫交，方伯谦先挂本船已受重伤之旗，以告主将。旋因图遁之故，亦被日船划出圈外。“致”、“经”两船与日苦战，方伯谦置而不顾，如丧家狗，遂误至水浅处。时“扬威”铁甲先已搁浅，不能转动，“济远”撞之，裂一大穴，遂以沉没。“扬威”遭此横逆，死者百五十余人。方伯谦惊骇欲绝，飞遁入旅顺口。越日，李鸿章电令缚伯谦军前正法云。同时效方伯谦者，有“广甲”一舰，逃出阵外，未知其受伤与否，然以只防后追，不顾前路，遂误撞于岛石，为日军发水雷轰碎之。阵中自“经远”、“致远”、“扬威”、“超勇”沉，“济远”、“广甲”逃，与日舰支持者，仅七艘耳。是役也，日舰虽或受重伤，或遭小损，然未丧一艘。而华军之所丧，盖五船矣。

海军既在大东沟被夷，陆军亦在平壤同时失事。平壤为朝鲜要镇，西南东三面，均有大江围绕，北面则枕崇山，城倚山崖。城东江绕山南迤西而去，西北隅则无山无水，为直达义州之孔道。我军叶志超、聂桂林、丰升阿、左宝贵、卫汝贵、马玉昆六将，共统勇丁三十四营，自七月中会齐此地，皆李鸿章部下也。当中国之初发兵于牙山也，逼将聂士成曾建议，以为当趁日兵未入韩地之先，先以大兵渡鸭绿江，速据平壤，而以海军舰队扼仁川港口，使日本军舰不得逞，牙山□□之兵与北洋海军，既牵掣日军，然后以平壤大军，南袭韩城云云。李鸿章不能用。及七月二十九日，牙山败绩，此策遂废。

虽然，日兵之入韩也，正当溽暑铄金之时，道路险恶狭隘，行军非常艰险。又沿途村里贫瘠，无从因粮。韩人素慑我威，所至供给，呼应灵动。其待日兵则反是。故敌军进攻平壤之际，除干粮之外，无所得食。以一匙之盐，供数日云。当此之时，我军若晓兵机，乘其劳惫，出奇兵以迎袭之，必可获胜。乃计不出此，惟取以主待客，以逸待劳之策，恃平壤堡垒之坚，谓可捍敌。此失机之大者也。李鸿章于八月十四日所下令，精神全在守局，而不在战局。盖中日全役，皆为此精神所误也。

时，依李鸿章之部署，马玉昆率所部毅军四营，绕出江东，为犄角势；卫丰二军十八营，驻城江南岸；左军六营，守北山城上；叶聂两帅居城中。十二、三、四等日，日兵已陆续齐集平壤附近，互相挑战，彼此损伤不多。至十五日晚，敌部署已定。以右翼队陷大同江左岸桥里之炮台，更渡江以冲平壤之正面，而师团长本队为其后援，以左翼队自羊角岛下渡大同江，冲我军之右。十六日，在大同江岸与马军相遇剧战。敌军死伤颇多，炮台卒被陷。时左宝贵退守牡丹台，有七响之毛瑟枪及快炮等，鏖战颇力。敌军连发开花炮，宝贵负伤卒，兵遂大乱。午后四点半钟，叶志超急悬白旗，乞止战。是夜，全师纷纷宵遁，从义州、甑山两路为敌兵截杀，死者二千余人，平壤遂陷。是役也，李鸿章二十余年所练之兵，以劲旅自夸者略尽矣。中国军备之弛，固久为外国所熟知。独淮军、奉军、正定练军等，素用洋操，鸿章所苦心经营者，故日本慑其威名，颇惮之。既战胜后，其将领犹言非始愿所及也。其所以致败之由。一由将帅冗非人，其甚者如卫汝贵克扣军饷、临阵先逃，如叶志超饰败为胜、欺君邀赏。以此等将才临前敌，安得不败？一由统帅六人，官职权限皆相等，无所统摄，故军势散涣，呼应不灵。盖此役为李鸿章用兵败绩之始，而淮军声名，亦从此扫地以尽矣。

久练之军，尚复尔尔，其他仓卒新募，纪律不谙，器械不备者，更何足道。自平壤败绩以后，庙算益飘摇无定，军事责任，不专在李鸿章一人。兹故不详叙之，仅列其将帅之重要者如下：

一、依克唐阿奉天将军满洲马队以光绪二十年八月派为钦差大臣。

二、宋庆提督新募军以光绪二十年○月派总统前敌各军。

三、吴大澄湖南巡抚湘军以光绪二十年十二月派为帮办军务大臣。

四、刘坤一两江总督湘军以光绪二十年十二月派为钦差大臣。

其余先后从军者，则有承恩公桂祥（慈禧太后之胞弟），副都统秀吉之神机营马步兵。按察使陈，布政使魏光焘，道员李光久，总兵刘树元，编修曾广钧，总兵余虎恩，提督熊铁生等之湘军。按察使周馥，提督宗德胜等之淮军，副将吴元恺之鄂军，提督冯子材之粤勇。提督苏元春之桂勇，郡王哈沐之回兵，提督闪殿魁新募之京兵，提督丁槐之苗兵，侍郎王文铈、提督曹克忠奉旨调团练津胜军，某蒙员所带之蒙古兵，其间或归李鸿章节制，或归依克唐阿节制，或归宋庆节制，或归吴大澄节制，或归刘坤一节制，毫无定算，毫无统一。识者早知其无能为役矣。

九连城失，凤凰城失，金州失，大连湾失，岫岩失，海城失，旅顺口失，盖平失，营口失，登州失，荣城失，威海卫失，刘公岛失，海军提督丁汝昌以北洋败残兵舰降于日本，于是中国海陆兵力遂尽。兹请更将李鸿章生平最注意经营之海军，重列表，以志末路之感：

经远

铁甲船

沉

黄海

致远

钢甲船

同

同

超勇

同

同

同

扬威

同

火

同

捷顺

水雷船

夺

大连湾

失名

同

沉

旅顺口外

操江

木质炮船 夺

丰岛冲

来远

铁甲船

沉

威海卫

威远

练习船

同

同

福龙

水雷船

夺

刘公岛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