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文集

深入人人之脑中而不可拔。然则朝贵之忌之，流俗之骇之，仁人君子之忧之也亦宜。

新民子曰：革命者，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也。凡物适于外境界者存，不适于外境界者灭，一存一灭之间，学者谓之淘汰。淘汰复有二种：曰“天然淘汰”，曰“人事淘汰”。

天然淘汰者，以始终不适之故，为外风潮所旋击，自澌自毙而莫能救者也。人事淘汰者，深察我之有不适焉者，从而易之使底于适，而因以自存者也。人事淘汰，即革之义也。外境界无时而不变，故人事淘汰无时而可停。其能早窥破于此风潮者，今日淘汰一部分焉，明日淘汰一部分焉，其进步能随时与外境界相应，如是则不必变革，但改革焉可矣。

而不然者，蛰处于一小天地之中，不与大局相关系，时势既奔轶绝尘，而我犹瞠乎其后，于此而甘自澌灭则亦已耳，若不甘者，则诚不可不急起直追，务使一化今日之地位，而求可以与他人之适于天演者并立。夫我既受数千年之积痼，一切事物，无大无小，无上无下，而无不与时势相反，于此而欲易其不适者以底于适，非从根柢处掀翻之，廓清而辞辟之，乌乎可哉！乌乎可哉！此所以Revolution之事业，（即日人所谓革命，今我所谓变革）为今日救中国独一无二之法门。不由此道而欲以图存，欲以图强，是磨砖作镜，炊沙为饭之类也。

夫淘汰也，变革也，岂惟政治上为然耳，凡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焉。以日人之译名言之，则宗教有宗教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学术有学术之革命，文学有文学之革命，风俗有风俗之革命，产业有产业之革命。即今日中国新学小生之恒言，固有所谓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音乐界革命，文字革命等种种名词矣。若此者，岂尝与朝廷政府有毫发之关系，而皆不得不谓之革命。

闻“革命”二字则骇，而不知其本义实变革而已。革命可骇，则变革其亦可骇耶？呜呼，其亦不思而已！

朝贵之忌革也，流俗之骇革也，仁人君子之忧革也，以为是盖放巢流彘，悬首太白，系组东门之谓也。不知此何足以当革义。革之云者，必一变其群治之情状，而使幡然有以异于昔日。今如彼而可谓之革也，则中国数千年来，革者不啻百数十姓。而问两汉群治有以异于秦，六朝群治有以异于汉，三唐群治有以异于六朝，宋明群治有以异于唐，本朝群治有以异于宋明否也？若此者，只能谓之数十盗贼之争夺，不能谓之一国国民之变革，昭昭然矣！故泰西数千年来，各国王统变易者以百数，而史家未尝一予之以Revolution之名。

其得此名者，实自千六百八十八年英国之役始，千七百七十五年美国之役次之，千七百八十九年法国之役又次之。而十九世纪，则史家乃称之为Revolution时代。盖今日立于世界上之各国，其经过此时代者，皆仅各一次而已，而岂如吾中国前此所谓革命者，一二竖子授受于上，百十狐兔冲突于下，而遂足以冒此文明崇贵高尚之美名也。故妄以革命译此义，而使天下读者认仁为暴，认群为独，认公为私，则其言非徒误中国，而污辱此名词亦甚矣。

易姓者固不足为Revolution，而Revolution又不必易姓。

若十九世纪者，史家通称为Revo时代者也，而除法国主权屡变外，自余欧洲诸国，王统依然。自皮相者观之，岂不以为是改革非变革乎？

而询之稍明时务者，其谁谓然也。

何也？变革云者，一国之民，举其前此之现象而尽变尽革之，所谓“从前种种，譬犹昨日死；从后种种，譬犹今日生”（袁了凡语），其所关系者非在一事一物一姓一人。若仅以此为旧君与新君之交涉而已，则彼君主者何物？其在一国中所占之位置，不过亿万分中之一，其荣也于国何与？其枯也于国何与？一尧去而一桀来，一纣废而一武兴，皆所谓“此朕家事，卿勿与知”，上下古今以观之，不过四大海水中之一微生物耳，其谁有此闲日月以挂诸齿牙余论也。故近百年来世界所谓变革者，其事业实与君主渺不相属，不过君主有顺此风潮者，则优而容之，有逆此风潮者，则锄而去之云尔。夫顺焉而优容，逆焉而锄去者，岂惟君主，凡一国之人，皆以此道遇之焉矣。若是乎，国民变革与王朝革命，其事固各不相蒙，较较然也。

闻者犹疑吾言乎？请更征诸日本。日本以皇统绵绵万世一系自夸耀，稍读东史者之所能知也；其天皇今安富尊荣神圣不可侵犯，又曾游东土者之所共闻也。曾亦知其所以有今日者，实食一度Revolution之赐乎？

日人今语及庆应、明治之交，无不指为革命时代；语及尊王讨幕、为藩置县诸举动，无不指为革命事业；语及藤田、东湖、吉田松阴、西乡南洲诸先辈，无不指为革命人物。此非吾之澜言也，旅其邦、读其书、接其人者，所皆能征也。

如必以中国之汤武，泰西之克林威尔、华盛顿者，而始谓之革命，则日本何以称焉？

而乌知其明治以前为一天地，明治以后为一天地，彼其现象之前后相反，与十七世纪末之英、十八世纪末之法无以异。此乃真能举Revolution之实者，而岂视乎万夫以上之一人也！

由此言之，彼忌革骇革忧革者，其亦可以释然矣。今日之中国，必非补苴掇拾一二小节，模拟欧、美、日本现时所谓改革者，而遂可以善其后也。彼等皆曾经一度之大变革，举其前此最腐败之一大部分，忍苦痛而拔除之，其大体固已完善矣，而因以精益求精，备益求备。我则何有焉？以云改革也，如废八股为策论，可谓改革矣，而策论与八股何择焉？更进焉，他日或废科举为学堂，益可谓改革矣，而学堂与科举又何择焉？一事如此，他事可知。改革云，改革云，更阅十年，更阅百年，亦若是则已耳。毒蛇在手而惮断腕，豺狼当道而问狐狸，彼尸居余气者又何责焉？所最难堪者，我国将被天然淘汰之祸，永沈沦于天演大圈之下，而万劫不复耳！夫国民沈沦，则于君主与当道官吏又何利焉？国民尊荣，则于君主与当道官吏又何损焉？吾故曰：国民如欲自存，必自力倡大变革、实行大变革始；君主官吏而欲附于国民以自存，必自勿畏大变革且赞成大变革始。

呜呼，中国之当大变革者岂惟政治，然政治上尚不得变不得革，又遑论其余哉！呜呼！

拟讨专制政体檄

（约1902年下半年）起起起！我同胞诸君！起起起！我新中国之青年！

我辈实不可复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我辈实不忍复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专制政体者，我辈之公敌也，大仇也！有专制则无我辈，有我辈则无专制。我不愿与之共立，我宁愿与之偕亡！

使我数千年历史以脓血充塞者谁乎？专制政体也。使我数万里土地为虎狼窟穴者谁乎？专制政体也。使我数百兆人民向地狱过活者谁乎？专制政体也。我辈数千年前之祖宗，初脱草昧，团体未结，智力未充，或不能不稍有借于专制。今日我辈已非孩童，无所用人之顾复；我辈又非废疾，无所用人之扶持；我辈更非癫狂，无所用人之监守；我辈亦非犯罪，无所用人之锁拘。专制政体之在今日，有百害于我而无一利！

我辈若犹 然恭然，与之并立于天地，上之无以对我祖宗，中之无以对我自己，下之无以对我子孙。我辈今组织大军，牺牲生命，誓翦灭此而后朝食。壮行何畏，师出有名，爰声其罪，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天之生人，权利平等。有目则同其视，有耳则同其听，有口则同其味，有肢则同其动，有脑则同其思。今彼专制者必曰：某也贵，某也贱，某也当命令人，某也当受命于人。是曰逆天理。其罪一也。

人之意志，各有自由。父不能强之于子，兄不能强之于弟。即以一身论，昨日不能强之于今日，今日不能强之于明日。而彼专制者必曰：我之所欲，汝不可不欲之；我之所恶，汝不可不恶之。有曰拂人性。其罪二也。

有治人者，有治于人者，此国法也。然我辈愿人人为治人者，同时又愿人人为治于人者。今彼专制者必曰：惟我治汝，惟汝治于我。是曰藐国法。其罪三也。

一国之土地，一国人所共有也。无论何人，不得以私诸一己。而彼专制者必曰：普天之下，莫非吾土。汝践我之土地，汝食我之毛也。

是曰盗公产。其罪四也。

私公产为己物，罪既重矣。然使其整顿之、增进之，使我所得稍偿其所失，犹可言也。乃彼专制者则曰：吾惟取盈而已，他无所问焉。

是始乱之而终弃之也。其罪五也。

既不为我整顿矣、增进矣，使彼徒贪其各不落其实，犹可言也；乃彼专制者则今日加一税，明日抽一厘，沟壑之欲，无时已焉。是虎狼噬人之类也。其罪六也。

使彼一人一姓可以长此专制，则我辈虽不得自由，犹可以为奴隶以苟全性命，乃彼一专制者立，则他专制者从而生心，彼此争夺，驱我辈以膏其锋镝。是不徒视我辈为犬马，且视之为土芥也。其罪七也。

使同时而行专制者仅有一人，则犹幸其鞭长莫及，我辈犹得苏息。

乃彼专制者遍布爪牙，自中央政府以至地方有司，其虎而冠者不下百数十万人。上层者制其下层者，下层复制其更下层者，其层数之多不可思议。而我辈则下层中之最下层者也，重重压抑，更无复见天日之望！彼所谓阿鼻地狱之魔王也。其罪八也。

使彼虽压制我于内，而有自外来侵者彼能为我驱除之，犹可言也。

乃非惟不能，且助他人以虐我，代他人以来压我。其罪九也。

使彼其无道而甘心为真小人，则亦已矣。人人犹得知其恶，而有锄之之一日。乃彼专制者则颠倒是非，变乱黑白，妄上古经以文其罪，别造出一种奇怪之道德，奇怪之法律，而因以教人曰：“汝服我者则为圣贤，助我者则为豪杰；反是则为乱贼，为匪人。”

逆天愚民，莫此为甚。是不徒絷缚我一身，是使我子子孙孙长沉苦海而不能救也。其罪十也。

凡此诸端，不过略举大概。若详言之，则所谓罄南山之竹，书罪难穷；倾东海之波，流恶难尽者也！

抑又闻之：天下惟无罪者，能讨人之罪。彼专制政体之罪既若彼矣，然则我辈其无罪矣乎？曰：无也。我辈之有罪，皆为彼专制政体所袿累者也。试剖辨之。或曰：我辈无爱国心，罪也。然非我辈之罪也，专制政体使然也。孟子曰：“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是故吾国则爱之，他人之国则不爱焉矣。彼专制者既夺吾国以私诸己，我辈不能自有而代彼爱之，何为也？不宁惟是，我虽欲爱之，而彼必不许我也。譬之有美人于此，其为吾妇，则吾得而爱之。现为他人妇，而吾窃窃用其爱焉，彼不试我以利刃，必挥我以老拳矣。

君试观今日爱国之士，何一不遭专制者之按剑相视也。然则专制政体与爱国心不两立，我辈之无罪一也。

或曰：我辈无尚武精神，罪也。然非我辈之罪也，专制政体使然也。凡人自为斗者必勇，代人斗者反是。斗其仇敌者必勇，斗其亲爱者反是。彼专制者之养兵也，所以防家贼也，日日为其一己之私谋，而驱我之父以斗其子，驱我之弟以斗其兄，苟稍有人心者，谁不望风而却走也！我数千年来之祖宗，所以以从军为第一怨苦者，皆职此之由也。

然则专制政体与尚武精神不并容，我辈之无罪二也。

或曰：我非卑屈，罪也。然非我辈之罪也，专制政体使然也。凡人之性质，由于遗传者十而七八，由于教育者十而二三。我辈之祖宗，非自无始以来即有卑屈之性也，但久居于专制之下，时或思自立，不旋踵而夷灭矣。于是将强立之种尽锄去，而惟余卑屈者，合于适种生存之例，而独得传其裔于后。……（下阙）

答和事人

（1903年12月2日）

顷有自署和事人者，颇以近日《新民丛报》主义相诘责，兹录而答之。

阅《新民丛报》三十八、九号，得读大作，知从美洲回来，宗旨顿改，标明保王，力辟革命，且声言当与异己者宣战。吾知足下素来强辩，未易与言，但欲不言而仍不能止者，正以于心有所不安耳。（中略）足下力辟革命，亦自成其说，吾不能与之深辩，但试问命则不能革，而王则可以保乎？大抵保王与革命，两党之手段不同，其目的未尝有异也。

今日新学中人，由革命而生出排满，蓬蓬勃勃，一发而不可制，推原其始，亦由救国来也。痛宗国之沦丧，而在上者仍不振，于是思所以革命；革命之说一起，而思满人平日待我之寡恩，而排满之念又起焉。事本相因而又相成。何者？一朝起事，势必有谓为无父无君之邪说，以摇惑人心，中立者必将解体，盖排满所以补革命之不足也。

故排满有二义：以民族主义感动上流社会，以复仇主义感动下流社会。庶使旧政府解散，而新政府易于建立也。而足下力辟其非，天下之人，将尽信其非矣，于足下有济乎，抑无济乎？古来英雄办事，未有强人使与己意相同，更无有剔人之非而成己之名也。况两党之人，互相水火，互相唾骂，互相攻讦，则旧人得所借口，而天下大事何日能成乎？

今日者祸机愈迫矣，瓜分荐至矣，命固不能革，而王亦不能保矣。

他日白人主我中原，制我死命，两党人合力而思挽回之术，亦不可得矣。

必有彷徨瞻顾，痛哭流泪，归咎于今日兴讼者，悔之无及矣。子其思之，忍以天下为儿戏耶？

答曰：和事人不知其为何许人，读其言，则必为一热诚爱国之士，无可疑也。其所谓命则不能革，而王亦非易保，此诚今日我四万万人最盘根错节之大问题也。此问题甚长，非此短篇所能毕其词，愿以异日。

至其末节所云云，谓强人使与己意相同，谓剔人之非以成己之名，此实非鄙人所敢受也。

凡言论者，发表一己之意见者也。言者与听者，各有其自由，断未有能强之使与己同者。吾尝论中国人之性质，最易为一议论所转移，有百犬吠声之观，有水母目虾之性，虽其所论如何高尚，如何磅礴，而所谓奴隶之本质终不免。吾方以是为一大缺点而深疚之，而岂有强人使与己意相同之理？至其谓剔人之非，是固然也。顾所剔者不特人之非也，即我之非，亦岂敢隐？夫鄙人之与破坏主义，其非无丝毫之关系，当亦天下所同认矣。然则吾岂与异己者为敌哉？至谓以成己之名，则更失之远矣。反抗于舆论之最高潮，其必受多数之唾骂，此真意中事；使鄙人而好名也，则更安肯出此？吾向年鼓吹破坏主义，而师友多谓为好名，今者反对破坏主义，而论者或又谓为好名，顾吾行吾心之所安而已。吾生性之长短，吾最自知之，吾亦与天下人共见之。要之，鄙人之言其心中之所怀抱而不能一毫有所自隐蔽（非直不欲，实不能也），此则其一贯者也。辛壬之间，师友所以督责之者甚至，而吾终不能改；及一旦霍然自见其非，虽欲自无言焉，亦不可得。

吾亦不知其何以如是也。故自认为真理者，则舍己以从，自认为谬误者，则不远而复，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吾生之所长也。若其见理不定，屡变屡迁，此吾生之所最短也。

南海先生十年前，即以“流质”相戒，诸畏友中，亦频以为规焉，此性质实为吾生进德修业之大魔障。吾之所以不能抗希古人，弊皆坐是，此决不敢自讳，且日思自克而竟无一进者。生平遗憾，莫此为甚。若云好名，则鄙人自信，此关尚看得破也。至立信者必思以其言易天下，不然，则言之奚为者？故鄙人每一意见，辄欲淋漓尽致以发挥之，使无余蕴，则亦受性然也，以是为对于社会一责任而已。

至云两党之人，互相水火，互相唾骂，互相攻讦云云，此诚最可痛心之事。若鄙人之尚知自重而不肯蹈此恶习，此亦当为一国所共谅者。

试观去年春夏间，报界之所以相诬攻者若何，吾党曾一置辩否？又如香港某报，每一日照例必有相攻之文一篇，认列强为第三敌，认满政府为第二敌，认民间异己之党派为第一敌，其所以相唾骂、相攻讦者，亦云至矣。

夫使以笔墨挑战也，则吾辈亦何患无辞？试观鄙人及我亲友，曾为一应敌之师否？

非直不屑为，亦以义固不可也。且如顷者章、邹最后之供词，各报馆之啧有言者亦众矣，而本报并其原语亦不肯录入，诚以敬其初志也。

吾谓“和事人”以此相虑，则可虑者其必不在吾辈矣。若夫吾发表吾现在之所信而不能自己，则吾既言之矣，吾今后更将大有所发表焉，然此非唾骂之谓也，非攻讦之谓也。吾所谓与舆论挑战进，自今以往，有以主义相辨难者，苟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吾乐相与赏之析之；若夫轧轹嫚骂之言，吾固断不以加诸人，其有加诸我者，亦直受之而已。寄语和事人，可无虑此，抑吾亦欲遍国中志士，皆率和事人之教也。至吾之所以不能已于言者，则本报前号中鄙著《论俄罗斯虚无党》、《答飞生》两篇，亦可略见其用意之所存，毋亦如和事人所谓欲两党合力以思挽回之术云尔。愿和事人平心静气一省览焉，而更有以辱教，固所望也。匆匆不具。

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

（1904年2月14日）

近数年来之中国，可谓言论时代也已矣。近数年来中国言论，复杂不可殚数，若革命论者，可谓其最有力之一种也已矣。凡发言者不可不求其论据于历史，凡实行者愈不可不鉴其因果于历史，吾故为《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欲与举国言论家一商榷焉。

革命之义有广狭：其最广义，则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皆是也；其次广义，则政治上之异动与前此划然成一新时代者，无论以平和得之以铁血得之皆是也；其狭义，则专以兵力向于中央政府者是也。吾中国数千年来，惟有狭义的革命，今之持极端革命论者，惟心醉狭义的革命。故吾今所研究，亦在此狭义的革命。

十九世纪者，全世界革命之时代也，而吾中国亦介立其间，曾为一次之大革命也。

顾革命同而其革命之结果不同。所谓结果者，非成败之云也。欧洲中原之革命军，败者强半，而其所收结果，与成焉者未或异也。胡乃中国而独若此？西哲有言：“历史者，民族性质之缫演物也。”吾缘恶果以溯恶因，吾不得不于此焉诇之。

中国革命史与泰西革命史比较，其特色有七：一曰有私人革命而无团体革命。泰西之革命，皆团体革命也。英人千六百四十六年之役，冲其锋者为国会军；美人千七百七十六年之役，主其事者为十三省议会；又如法国三度之革命，则皆议员大多数之发起而市民从而附和也；千八百四十八年以后，欧洲中原诸地之革命，莫非由上流团体主持其间也。

综而论之，则自希腊、罗马以迄近世革命之大举百十见，罔非平民团体与贵族团体相阋争也。独吾中国不然，数千年来革命之迹，不绝于史乘，而求其主动之革命团体，无一可见。惟董卓之役，关东州郡会合，推袁绍为盟主以起义，庶几近之，然不旋踵而同盟涣矣。自余若张角之天书，徐鸿儒之白莲教，洪秀全之天主教，虽处心积虑，历有年所，聚众稍夥，然后从事，类皆由一二私人之权术，于团体之义仍无当也。其在现世，若哥老、三合之徒，就外观视之，俨然一团体，然察其实情，无有也。

且其结集已数百年，而革命之实，竟不克一举也。此后或别有枭雄者起，乃走附焉而受其利用，则非吾所敢言；若此团体之必不能以独力革命，则吾所敢言也。故数千年莽莽相寻之革命，其蓄谋焉，戮力焉，喋血焉，奏凯焉者，靡不出于一二私人，此我国革命与泰西革命最相违之点也。

二曰有野心的革命而无自卫的革命。革命之正义，必其起于不得已者也。曷云乎不得已？自从事革命者，未之前闻。

若楚汉间之革命，固云父老苦秦苛法，然陈涉不过曰：“苟富贵，毋相忘”；项羽不过曰：“彼可取而代也”；汉高不过曰：“某业所就，孰与仲多”？其野心自初起时而已然矣。此外若赵氏之南越，窦氏之河西，马氏之湖南，钱氏之吴越，李氏之西夏，其动机颇起于自卫，然于大局固无关矣。

故中国百数十次之革命，自其客观的言之，似皆不得已；自其主观的言之，皆非有所谓不得已者存也。何也？无论若何好名目，皆不过野心家之一手段也。

三曰有上等下等社会革命，而无中等社会革命。泰西革命之主动，大率在中等社会，盖上等社会则其所革者，而下等社会又无革之思想、无革之能力也。今将中国革命史上之事实类表之，则：表例说明：（一）凡在本朝任一方镇，拥土地人民以为凭借者，皆谓之上等社会；（二）凡欺人孤儿寡妇，假名禅让以窃国者，不以入革命之列。

准此以谈，则数千年历史上，求所谓中等社会之革命者，舍周共和时代国人流王于彘之一事，此后盖閔乎未有闻也。

（或疑中等与下等之界线颇难划，同为无所凭借，则中与下等耳，于何辨之？曰：起事者为善良之市民，命之曰中等；其为盗贼，命之曰下等。或由下等而渐进为中等，不能计也，或裹胁善良之市民，亦不能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