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幸福斋随笔

缘，可叹也！又同读一种好书而收功效乃有厚薄，亦如同掘宝矿，善化炼者始得真金，不善化炼者仅得渣滓耳。

予十五岁骤失怙恃，流徙在外，遂致失学。年来虽亦能摇笔弄舌，不足言文，且腹内空空，脑筋又不能博闻强记，东奔西窜，又更无下帷苦读之时，自惭其陋，此生誓不再想作文人矣。闲来看书，聊以消遣，不能以不文之故自剥其看书之权利，既看书矣，又不能以不文之故自剥其写笔记之权利，且看且思，且思且写，所写未尽从看书得来，所思又未必尽情写出，但非以炫弄其文，斯真为曲衷之语耳。偶因笔记征题有誉我者，故感慨及此。

人非专攻文学，仅求拈毫吮墨，辞能达意，或于无事时看书消遣，与其涉猎大家文钞，无如阅名人尺牍，而小简尤妙。盖言下有物，趣味横生，既以益智，又可细摹其笔法也。

小学生初学作成片之文章，最好是先写短札。近来教科书多附书札式样，即斯意也。至于壮年人学文未成，欲勉操笔墨应用，其最所急需者为尺牍，其最宜研摩者亦印刷成本之尺牍也。然坊间刻本，不失之俗则失之深，且规格过繁，套语太多，人读此而求下笔清通，其结果乃愈使着迷，终身无清通之一日。误人害人良非浅鲜，焉得尽取此等劣书而尽火之。

古人书上云长相思，下云加餐饭，书尽纪实，良不厌短，即或作长行亦当语语从胸膈中出，无为废词。俗本尺牍之坏，首在八行式，其次则在恭维奉承，勉为其假者、伪者，又强人于无情之人作有情语也。

汤临川所著《玉茗堂尺牍》有一题序为沈际飞作，有句曰：“为诗磨韵调声，为赋繁类藻，为文熔经铸史，为词工颦妍笑，皆有意立言，久而后成。至于裁书叙心，从容千言，寂寥数字，挥毫辄就，开函如谭，自非内足于理、外足于辩，学无余渖，品无留伪，其书不工，虽工而不可与千万人共见也。”读此可知名人尺牍之可宝，而坊间劣本之害人矣。予尝见袁子才之《小仓山房尺牍》，不曰致某制府，则曰致某观察，满纸龌龊，岂可与千万人共见？人偏欲学之，无怪愈学愈不长进也。又作笔记亦然，非有见得到处，何可浪弄笔墨？又批注古人书、题序他人著作亦然，非别有所见或另有发挥，则他人之书何可任己污以劣墨？嗟夫！古今善读书、批书者，惟金圣叹一人而已。

临川汤显祖以作《牡丹亭》传奇称于世，所谓词人者是也。虽然，以词人目临川乃大冤特冤，兹得其所著《玉茗堂尺牍》读之，觉此老“三梦”之作不过一时游戏，不足以窥见其文章经济之堂奥也。其书精萃处甚多，予略摘其数段志之。其答李某书有曰：“非死数度不能生，非生数度亦不能死。”答高某书有曰：“有欲于世者未必能动，无欲于世者未必能静。”答诸某书有曰：“最胜处不在讲学。”答邹某书有曰：“平心定气，返见天性。”答凌某书有曰：“昔有人嫌摩诘之冬景芭蕉，割蕉加梅，冬则冬矣，然非摩诘冬景也。”与吴某有曰：“谓世如梦南柯黄粱，转为明显耳。”与沈某有曰：“世大治乱常起于杀人，杀人常起于杀万物。”答马某有曰：“此时男子多化为妇人，侧行俯立、好语巧笑乃得立于时，不然则如海母、目虾，随人浮沉，都无眉目。”寄李生有曰：“眼宜大，骨宜劲，心宜平。”诫男开远有曰：“宝精神则本业固，谨财用而高志全。”其余可志者尚多，要皆微语而见天心，极言而尽人事，辞文意远，妙不可阶，古今学者谁具此磊落之心胸来？

临川所作之长行文字，屡拂朋侪之请，不欲付刊。其自谦处则谓长行文字深极名理，博尽事势，要非浅薄敢望。惟于致张梦泽函中自云五不足行，虽以自谦，实以骂世。其所云一不足行，在除诗赋无追琢功，尚系谦词。至二不足行，则谓当代之文等膺文耳，不能为其真，殆已抹倒一切。三不足行，描写膺文之真相，略谓文人苟名位通显，而家又卜之通都要区、卿相故家，求文字者道便，其文事关国体得以冠玉欺人，且多藏书，篡割盈帙亦借以传，直是一面照妖镜，今之人刻文集而满纸均应酬语或报馆文章、东西洋唾余者，读此亦知耻否？四不足行，则讥彼思作子书以自见者。五不足行，则谓得天下郡县志读之，其中文字不让名人者往往而是，然皆湮没无名，名亦命也。其语悲痛，并可见虚名之士未必尽佳。予鉴之时人梁启超之文，乃益信临川之言。且予亦颇有不好近大部著名文集之病，安得闲工夫破费万千串钱多买僻而不传古人之书，一一读之，为发其潜辉乎？

郑板桥与金圣叹均是奇才，郑学陆放翁仅得其诗词之皮毛，金耽佛经而义气凛然，自是高人一等。予为之评曰：金趣人亦达人也，郑狂人亦怪人也，其相同之处则均是快人也。

郑刻诗钞，自序其后曰：“死后如有托名翻板，将平日无聊应酬之作改窜烂入，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又曰：“古人以文章经世，吾辈所为风月花酒而已，逐光景、慕颜色，嗟困穷、伤老大，虽刳形去皮，搜精抉髓，不过一骚坛词客，何与于社稷生民之计、三百篇之旨哉？”亦犹是汤临川仅刻词调，自叹蹇浅零碎，无心立名之意。厉鬼一语，尤属痛快！

板桥所作道情数阕，其“邈唐虞远夏殷”一段嗟叹前朝陈迹废尘，谓“为底事慌忙”，又谓孔明非英雄，“早知道茅庐高卧，省多少六出祁山”。其语可谓洒脱，然所笑者尚系三代以下人，不似明儒贾凫西之鼓儿词，晶明透亮，空前绝后也。贾自号木皮散客，好说鼓词，且取材于《论语》《孟子》，其《江湖鼓儿词》中有曰“三皇五帝前后世界，原无文字纂记，不过衍袭口传，其间出头子的人物各要制服天下，不知经了多少险阻，显了多少利害，干了多少杀人放火没要紧的营生，费了多少心机，教导坏多少后人”云云，一字一针，一针一血，真看得透，真说得出。嗟夫！太古之世浑浑噩噩，诸位大皇帝偏要自出聪明，为后世留下种种祸根，使千万世后人无宁日，百劫不复，苦痛不苏，岂真有万不可幸免者哉？可为一哭。板桥生在贾先生后，予敢断定其为学贾无疑。然郑仅得贾之一鳞一爪，即超轶如此，贾之胸襟可知矣。

幼时游于长沙，闻某女士于某女校演说，往聆之。女士姓名已忘之矣，惟尚能忆其亦年等于我，十七八岁而已。其演说之辞则久而不忘，以其时受有极深之激刺也。女士之言曰：“中国男子以女子为玩物，女子今日除争自由平等外，尤当以缠足、敷粉之痛苦加之男子之身，使为女子玩物，以示报复。”其时予或年稚初出世，所见甚少，乃吓至咋舌丧魄，亟避之出校。其后予亦奔走四方，勉为新智之士，此种恐惧不觉消灭，渐亦与女志士往来，深知其不能粉黛我矣。偶阅《镜花缘》说部载林之洋被困女儿国故事，男子果遭缠足之苦，窃叹古人寓言亦早有为女界抱不平者，事虽未必能行，然亦痛快语也。

癸丑冬，偶遇某女革命家于江户，短发粉颈，风趣盎然。谈次，女力诋政治罪过，从此将抱极端之社会主义。予大赞之，女后又言日本女学不善，除烹调、缝纫外无功课，女学生万不可入。予笑曰：“女士为崇拜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首在各尽其能、各取其需。苟天下人尽如女士，不乐为烹调、缝纫之事，彼各取其需者不将有冻馁之忧乎？况一切平等，己不愿为，谁愿为者？”女无言。予记此条不加以赘词，惟愿普天下聪明女子，游手好闲不能一事，徒知以女志士名目炫耀社会者一思之。

戴天仇言，现今世界科学发达似尚迟滞者，良以男子家累过重，读书之时间乃为谋生之时间占去大半故也。苟女子能独立谋生，则男子对于家庭之责任稍轻，谋生之时间可分其半加入读书之时间，而世界科学必益发达矣。此言自是名论，虽然，此又非男女教育平等不为功。曩见张汉英女士言，女子参政须先以教育平等为前提，而初等小学尤须普及，小学生之名额当与男小学生相等，尤为切要之言。元人谚语谓人欲娶妻而未得者曰“寻河觅井”，已娶而料量家事者曰“担雪填井”，可见有家室人之苦。晚近女子竞文明、尚奢华，为之夫者担雪益多，填井犹不易，女子且扬言于众曰男女不平等，冤哉！

晚近英雌插足社会，目空一切，肆行无忌，人多诟病，予恒对人言此无伤也。中国女子蛰伏者数千年，今偶撤其篱障，喜极而狂，藐视天下事以为均易措施，求其不乖张而贻笑柄者又焉可得？然有此数辈脑灵心敏、志高胆壮之女子投身社会，使知世故而增阅历，其间且益以挫折，或者聪明人终有觉悟之一日。苟一觉悟，即以身作则，启迪后来之女子以正轨，其收效必至大矣。

人说中国女子可怜，我说中国男子可怜。试问古今能有几个贤妇？其余抱担雪填井之痛苦者人人皆是，虽女子无智识能力，实男子当初窒梏使然，然今之人无罪也。女子可推罪于男子，男子将谁怨哉？

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友朋亦然，况属夫妇。故英小说家有言，世之怨偶不在年貌之不合，而在心性之不一。虽然，此仅言其不一也，如在中国，乃犹有甚者。女子无学，偶侪于通人，以彼劣习惯、劣根性与常识常理相搏战，眼光不同，所见各异，胜之不武，争之无味，然偶一放弛则又不可收拾，似此而言室家，非故作昧心之苛语，盖直是与野人偶耳。罪过，罪过！

夫妇制度诚属不良，在中国不自由之结婚其结果也，非男子压制女子，则女子压制男子，凭其智力互为主奴，鱼水和谐殆同虚语。其在西国，虽美其名曰自由结婚，然其结合也多事欺诈，惟重财色，心志龌龊已不堪问，结局悲惨尤不忍言。嗟乎！世间上最苦恼事、最无趣味事莫甚于夫妇之制也。

独居岑寂，纵览言情说部，又尝苦思情海波澜之变幻，得新问题数则：（一）女子之情专乎，抑男子之情专乎？（二）巴黎茶花女不忍以爱亚猛者害亚猛，乃与亚猛绝，是女子之恋情人乃忍自舍其毕生之幸福而善为情人地者，然未闻男子有因其情人嫁彼非福，愿自弃其良缘而愿其他适者。兹并论之，究以不顾一切誓达目的者为情之真乎，抑以有所顾恤者为情之真乎？（三）女子之对情人有用全力相搏者，偶有变故乃能手刃情人以泄恨，然漫郎摄实戈小说男子原谅女子乃无微不至，无论其如何背盟失贞仍爱之如故，但此二种均不能不谓之曰出于真情。然其情究以下毒手者为厚，抑以善谅人者为厚乎？（四）中国女子之善妒，究出于情爱，抑秉有习惯法乎？（五）妒能伤情爱乎，抑能增其爱情之热度乎？女子尝曰妒所以表示其爱，其言确否？（六）在善妒之人一方面设想，愈妒愈有情爱乎，抑愈妒而自乃渐薄其情乎？（七）男子善妒，女子乐受之否？且与男子对于善妒女子之心理有异同否？（八）情爱之外，尚须副以他物如人之内容、外表、功名、富贵等件否？（九）爱情神圣，或曰自不能搀以他念，然渺无他物，情爱究发生于何点？（十）《情史》上载一富家幼儿乃与一年将三十之佣妇通，两情相爱，誓不另娶。此种奇情，与彼因才子而始悦佳人、因佳人而始悦才子，爱情生于欣慕者，孰可贵孰不可贵？（十一）既有爱情，不图肉欲之好、不居夫妇之名，何以便不痛快？且心心相印，情固在也，两人均存，恣其爱亦可也，何以必须成夫妇联肉欲之好？（十三）成夫妇之事实所以证爱情之真确，不能成夫妇而图情死亦以证爱情之真确也，胡以此悲惨而彼欢乐？凡斯问题，以予无福慧之人自然不可思议，予今为予书征题，世有福慧之人者其有以诏我乎？

旧剧初有昆曲而后有皮簧，昆曲脚本悉文人所作，即传奇是也。传奇之名仿于金元，明人院本有多至数十折者，于是以篇幅长者为传奇、以短者为杂剧，要皆文雅可观，不如皮簧脚本之陋劣也。夫皮簧与昆曲不过为调各异，而科白、上下场引诗等法如出一辙，文人能作传奇，又何不能作皮簧脚本以言改良旧剧乎？名伶汪笑侬之《党人碑》、潘月樵之《明末遗恨》即是新编之脚本，颇有精彩。顷又见马二先生所编之《红楼梦》散剧《宝蟾戏叔》及欧阳予倩、杨尘因所编之《黛玉葬花》，其中尤以马二所编为合用，而《葬花》每唱句之后夹以短白，体似昆曲，微不敏活也，然已情文并妙矣。但予尤有进者，皮簧脚本无过长者，直似昆曲之杂剧，情节宜紧、宜趣、宜堂皇、宜具精神，要以历史剧之悠扬雄壮者为最上乘，至艳丽之作，须尽其悲欢离合之致，有声有色、有做有唱，不可板滞，最贵活泼，若《黛玉葬花》之曲或可尽文学之能事，成一凄怆怨慕之词曲，然难得人解，又难得演出好情节动观听也。予旧作有《豹子头》曲本半部，革命时付之一炬，去冬在东京偶与刘艺舟道及，刘编为新剧演之，但予意终以为不洽耳。

另编旧剧除吐词宜雅驯外，作者尤不可不谙音律，习各派之唱法及旧剧原有之法则，否则词曲虽文而不适用，歌者有噎喉之苦，听者无悦耳之娱，何足贵哉！

剧有极善极恶，总与俗伶无与。盖俗伶因欲得钱而学剧，其志不专在剧也。欲编新本，宜倩新人物演之，是曰客串，然滑头客串家又不宜相与也。予尝见《要离断臂》、《七擒孟获》等新编剧之草率，益叹俗伶之不能与言改良焉。

乙卯春海上归来，万忧丛集，言念国事更属可悲，人询予何悲？乃万绪千头不能自倾其肝膈。人又戏询黄浦停骖凡三阅月之久，耳闻目触亦有可喜之事否？予少思之，应之曰有。盖自其大者言之，救国储金，人民自宣其力以救国，且自知其有主人翁之天职之资格，可喜也。自其小者言之，上海新剧发达，远胜当年，其内容亦大可观，亦可喜也。此外尚有一妙语，则近来上海妇女新装束，屏其高可遮耳角、足障面之衣领勿用，而易以扣颈之短领，其上且附以白花空心栏杆，袖亦如之，其下则着西式长裙，着小蛮靴，乃与欧美装束同一风韵，真可喜也。

予友建侯有《爱国晚报》之创设，一时《五七报》、《公论报》、《救亡报》、《醒众报》、《天中报》蜂起云涌，应运而生。当夕阳西下时，满街送报人大呼特呼，其措词乃至骇人，非言某处起事，则曰某人被刺。袁家江山原来似风前烛、雨里灯，焉能禁如此大嚷大哄？此不祥之兆也。一日傍晚，街头送报人嚷声又作，予听久颇厌之，讵料是日之声浪乃别开生面，惟闻其呼曰：“大总统做皇帝，十厘廿厘。”夫作皇帝大典也，然为值不过十厘廿厘，岂不好笑？

上海近有女子新剧，且有小舞台每夕专演，此诚破天荒之奇举，然一时舆论非之。在于之意，让此辈英雌乐乐亦是与人方便，何必咬牙切齿，言风化、言男女授受之义大煞风景，盖言之不胜言，似可放过也。惟以剧之道立论，则女子于新剧似尚不能达万能之境，尚不如髦儿班坤伶带口连、着花花衣，开粉脸，唱几句西皮二簧，亦步亦趋，尚合符节也。如真欲发愤于新剧上占一地位，则卖弄其英雌本色，扮娘姨、大姐、妓女及不三不四之女学生，又谁能赛得过他？其余则不必言矣。

清康熙年间，特开博学宏词科，敕内外大臣荐士入京召试擢用，并授翰林职，此等翰林如毛奇龄等皆以绩学雄文负海内重望，虎视蛟腾，傲睨一世。每逢校艺论文之会，同馆之以科目进者率面热内惭，噤不能发一语，遂怀忌嫉，诋之曰野翰林，一时传呼。民国甲寅、乙卯之间，袁世凯为政，大考知事，所谓特任、简任官亦得保举若干，准其免试录用，是当名之曰野知事。然野翰林尚多为明代遗老，野知事悉为亡清之贪官赃吏，赐野翰林不过辱士，用野知事是为害民焉。

乞丐所着之服，文学家美其名曰百结衣，其辞甚雅，兹又有加百结衣以解剖者，其说明曰：百结之衣，质料之大皆如掌，其补缀成衣也洵一奇技。是等衣服，微风乍起直可吹之离身，如秋风扫落叶，而若辈则借此以章身。质料之庞杂，又不知集几多破服而成一制，垢腻丛积，秽恶不可近；五色杂出，极光怪陆离之致。考此衣服之时期，约可分五代，第一代新制为上流人服，第二代半新旧为通常商贾服，第三代为工人服，第四代为贫苦人服，自贫苦人废弃而入乞丐之手是为第五代矣。予曰此衣当为五代元老，凡五代之人均受其益，惜愈趋愈下耳。

甲寅秋，刘某上书与徐世昌论政，中有句曰：“叛二百余年之天子谓之曰忠臣，叛二年余之总统谓之曰乱党。”又曰：“满清有可亡之道，项城非亡清之人。”其言短俏，一时革命党、宗社党均比之渔阳三挝而称颂之，袁政府为状颇窘。章行严于《甲寅》杂志中形容其状，亦有句曰：“政府闻之狼狈而不敢辩，勉强发一令、逐一士而大露色厉内荏之状。”又曰：“偶遇清流正士，偶加驳诘，转若所为，邻于妾妇求掩不遑。”质之当时确有此象，惟袁氏之出，革命党当年实有同意，今日似未可以复辟之邪说攻袁。但断章取义如忠臣乱党之语，尚是半句公道话。千百年后，宗社党之言论惟此可传耳。

夫妇之制，自来称正室曰夫人、侧室曰如夫人，有作《如夫人解》者力辟其说，其文曰：“如夫人三字实如意之夫人之谓也，顾名思义，位在夫人上。古者娶妻须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既娶矣，不如其意者往往有之，于是乃欲更娶一如意之夫人，故此名非贬词也。”其言新颖，大为一般姨太太扬眉吐气，于义当否非所敢知，予亦弗敢认可其说，使天下所谓一品正夫人者群起而詈我。惟如意二字颇足研究，古诗有曰：“人生贵适意。”又凡人之初生，其始必为一男一女，在耶教中目之曰亚当、夏娃，彼亚当、夏娃所居之地美其名曰极乐园，极乐即适意之谓，足见人生以男女共处为至适之事。然最初之男女无夫妇之制也，浸假而男女渐多，其结合不能如最初之单简，于是男女互寻其偶以为偶，然亦无正室、侧室之制，且并无婚姻之说也。治社会学者谓婚姻史之初期为掠婚时代，掠一女逼之为妇而自居为夫，是妇者不啻奴隶之名词。后之帝王制礼以掠婚为不当，乃变之为求婚，故用媒妁而又须待父母之命，其用意仅在免掠且勿贱妻而已。后人误解，定为礼法，取男子、女子之自由而共束缚之，男子掠夺出乎自由范围以外，束缚以礼法似亦近理，然女子之不自由如故也，虽有纳采及亲迎之礼而为其夫者仍是不相识、不相洽之人，父母虽曰命之、送之，然与自贡其女于盗穴者何异？况文明日进，男子亦不至人人尽为强暴，而礼法反强纳一双不相识、不相洽之男女于一处，美其名曰夫妇，其暴可知矣。男子不甘其暴则娶如夫人，女子不甘其暴另觅情人，亦锡之曰如意君，是皆婚姻制度所种之恶果也。或曰此中亦有自由与不自由之分解，不可一笔抹煞。予曰美哉自由之名词也，然自由亦即适意之谓也，但既称自由，何必再赘以结婚之名词耶？观之西国，又有离婚之法，婚既可离，又何必结？论者曰离婚亦为正义，是又明明默许男女相处可合可离矣。既属可合可离，是已无关重要，然律以夫妻又何为？况所谓人者动物也，既曰动，其情爱自应有动移，今日以如意而结婚，明日忽不如意，而此夫妇之制乃束缚之，是岂非大不如意乎、大不自由乎？虽有离婚之法可以少苏其苦，然离斯离耳，又横添许多手续使人不快，又岂非多事乎？故予颇敢取夫妇之制而并非之也。

拿破仑，法国人也，而有统一欧洲之志，一世之雄而今安在？然欧洲之人至今称之，许为怪杰。元太祖以异族入主中原，亦欲包有六合并吞天下，铁骑所至，西北俄罗斯、西南五印度遂入有元之版图，讵非中国之雄主哉？徒以异族之故，至今人鲜道之，且不如远在海外之日本人，尤许其为亚洲怪杰也。此其故在国人不好提倡武德，以为彼乃异族，又属暴举，且穷兵黩武不可为后世法，故明人修《元史》，宁使其疏舛四出，不使其铺张武功。元人《拖布赤颜》一书，译言《圣武开天记》，记开国战史颇详。明中叶修《元祖实录》，史臣请颁此书而弗肯出，天历修《纪世大典》，再请之亦然，故史书之成，关于西北藩封、疆域兵马皆仅虚列章名，不着一字，遂使元代疆域虽广与无疆同，武功虽雄与无功同。埋没古人，欺藐后世，莫此为甚。今日国人秉此遗传性，且来不武之讥、瓜分之辱，追忆前人，欲哭无泪矣。

拿破仑以微贱即帝位，且在宣布共和之后，其所恃者在引起法人当时好大喜功之兴趣，从事国外之战争，为法兰西争光荣，而彼之帝位即巩固于此中。益以每战每胜，威声大震，全欧慑伏，讵独法兰西之小民。及闻其败也，民心一旦瓦解，故拿破仑遂一败而不可复兴。至拿破仑第三承其余志以行而英敏不及之，故其败速而民叛尤易，是皆以武功维持帝位而帝业全关系于武功者也。元有天下，其疆域之广、海漕之富、兵力物力之雄廓过于汉唐，自塞外三帝、中原七帝皆英武踵立，无一童昏暴缪之主，且内无宫闱奄宦之蛊，外无苛政强臣夷狄之扰，又有四怯薛之子孙世为良相，与国同休，其肃清宽厚亦过于汉唐，而末造一朝偶尔失驭，曾未至幽、厉、桓、灵之甚遂至鱼烂河溃者，其故盖亦与拿翁同，以武功维持帝业而卒败于武事之一蹶不振也。日本、爪哇之征讨，覆海师于数万里，是为第一次之失败。及后顺帝即位，已无前代之英锐，而前代所遗之盛业，如外而岭北、岭西诸行省动辄疆域数千里、马行八九十日方至，内而江浙、湖广各行省，举唐、宋分道分路之制，尽荡覆之旁通广阔，务为侈阔，至此乃鞭长驾远，控驭不及，于是阿里不哥、海都诸王叛于北，乃颜、合丹诸王叛于东，安南、缅甸、八百诸蛮叛于南，穷年远讨，虚敝中国，如外强中干之人躯干庞然，一朝痿木而中原之士亦乘间而兴光复之师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