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屋续渖

何代何时之甲子，既书年月则此又为赘，且甲子初止纪日，不以纪年。前代于纪元下更书甲子亦自有义，盖有一帝而纪元屡改者，增书甲子，乃便推算耳。今国家纪年，由元二以至无疆，自无此必要矣。故余近书每记若干年，因余为今之中华民国人，苟非为外国人书者，不妨省去国称，中华无疆之久，则自元年后固无复也，后人不待考而明矣。至于典礼之词，自当具书，余昔书或作建国某年，思之亦不甚安，不如直书中华民国为诚安，以此乃国名，具之不为俗，省之不为雅，简称中华尚可，但称民国已不可。今仅曰民，直不可训也。然以章太炎之通，犹时署民国焉。

◎孙传芳

侯邵伯纟先生于其家，见报载孙传芳为施从滨之女剑翘所杀。馨远实一世之雄，崛起群豪间，淹有五省，然终局乃与张宗昌同。其南昌之败，由余说浙江省长夏超归依国民政府，动其巢窟。浙江故有兵二师，然时皆不在省会，周凤岐师且为馨远征赴南昌前线。贡先（凤歧字）故与定侯（超字）及张暄初（故浙江省长载扬字）、俞丹屏等为十兄弟，而贡先资望颇老，知定侯得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兼理民政，忌之。即率所部不禀命馨远而遽还浙。是时，馨远势甚盛。蒋介石自率中路与馨远相抵于南昌，馨远攻陷总司令部，介石几不免。贡先既反兵，馨远恐蹑其后，遂退，以致于败。故馨远衔余甚，榜以购余。然余甚惜其才而不得善用之者。馨远近已礼佛矣。异时，曾见靳翼卿（故国务总理云鹏字）亦数珠一串不离手也。居枢要，握符节，可以自度度人，彼时不知实地修行，归田以后，数珠在手，合掌百拜，岂能了得？况或不能扫除心地习种，方寸生劫，更持数珠致拜亦何用耶？然而岂独馨远、翼卿如此，戴传贤固在位也。或谓季陶（传贤字）最聪明，有所为而然。

◎章太炎书札中称谓

章太炎丈与人书札称谓，其初与余者称“长兄”、“道兄”，后遂免而止称“彝初足下”矣（彝初余故字也）。其自署则为“炳麟顿首”或“章炳麟白”。兹读《制言》第三十一期载有太炎与孙仲容丈书，立辞谨重，后署“末学”，盖太炎师德清俞君，孙丈与俞君同辈行，而论年亦非十年以长之方也，故致敬如此。太炎别与孙丈一书，中挽孙丈致书刘申叔为讲解争端事，其于申叔可谓笃至，申叔晚行则背之矣，地下相见后无腆乎。

◎纪年不宜用干支

钱玄同所为林景伊《中国声韵学通论序》，末署“中华民国廿有六年为公元一千九百卅有七年，岁在丁丑，春，一月八日，吴兴钱玄同饼斋氏序于北平孔德学校，时年五十有一”。玄同以提倡新文字、新文学得盛名，然此书实不伦不理，既书“中华民国廿有六年”，又书“为公元一千九百卅有七年”，犹为便后人之检读也。复书“岁在丁丑，春，一月八日”，则未安矣。盖举国历而复系以“岁在丁丑”，而国历之首月及二月初旬，实属旧历太岁之所在，若三月以后则岁星已移；若谓丁丑实为廿六年之“岁在”，则书一月为不当，必如旧俗书正月而后合，以一月虽为国历之首月，岁星犹在上年之星躔也。且国历之首月，亦非当年之春，而实上年之冬，四时以寒燠节序为判也。或据《春秋》书“春王正月，周建子”，则所谓有春亦夏时之冬也，是一月即可为春。玄同之意固如是乎？然与今俗不合，今人言春，仍谓旧历之正、二、三月也。余近于署岁月必曰“中华民国某年某月某日”，从国制也，或省署为某年月日，以今别无纪元之名，无嫌也。至乃饼斋则今所谓别号，下实不当连用氏字，以姓氏者，即今言姓名籍贯。氏即阜字，阜为山陲人居之地。上古洪水横流，则居山上之平原，水退则居近水之阜，阜即阪也。故姓以纪族，氏以著地，后世多以氏为姓，而饼斋非姓非氏也。

◎西方接引佛

印度古代宗教，派别即杂，佛兴，乃超宗教意义而进入哲学领域，以其俗故，不能脱离宗教形式，故至今仍称佛教。今言佛教有大、小二乘，中土所传，皆大乘义。此由有部诸义，正如此土惠施、公孙龙之谈，早被扬弃（观《庄子?天下篇》可见）。而东晋玄学，已涉空境，故非大乘，无由接受耳。佛之言觉也，所觉者平等一味，然印度严峻阶级，此理不可得现。于是悬想西方，乃有乐土；期诸彼觉，能相接引。至其悬想乐土，七宝庄严，亦由印产多宝，王侯盛饰，以是循思，当有此状。而诸经为文，乃如实有，此由印度为文，每以想境，写如实状。亦犹此土书言钟鼓虚饰，竟曰：“鸟兽跄跄”矣。古代东方文辞，盖有此格，而愚者不悟，则谓实有西方乐土，且得彼佛来接于临命终时矣，所谓痴人前说不得梦也。

◎抱告

《周礼?小司寇》：“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郑玄注：“不身坐，必使其属若子弟也。”按：清代荐绅之家有诉讼，先遣佣工投状对词，名曰“抱告”，即其遗法，然亦可见贵族阶级处处占便宜也。又《大司寇》云：“以两造禁民讼，以两剂禁民狱。”郑注：“讼谓以货财相告者，狱谓相告以罪名者。”则是今民事诉讼、刑事诉讼之别自古已然。

◎古代契牒文字

观《流沙遗珍》（金祖同编）所载唐时官私契牒，可以证知彼时官牒实用通俗格式词气。今日视之，彼时俗契，亦成深奥之古文矣。余以金器刻词，如淆氏盘文，即为当时语体。若集此类，以考历代民俗文学，亦今日研究文学者之所当有事也。《文选》中有“弹文”一篇，中记狱词，皆当时俗语。清代讼牒，则以谳词另附牒后，然所记悉为俗语，即凭当时问答立词也。

◎“底子是好的”

郁平陈六笙，起家翰林，太平天国军退出杭州后，即官杭州府知府，擢杭嘉湖分巡兵备道。时布政使为杨石泉昌浚（或为蒋益沣），以军功致位，六笙轻之。一日，衙参，共在巡抚署官厅，六笙衣冠故敝，其靴有“履穿”之叹，石泉谓之曰：“六翁何不易以新者？”六笙跷足示众曰：“底子是好的。”石泉阴恨之，盖讥其不从科第起也。及石泉擢任巡抚，以事奏弹，得报，降四级调用，遂为同知。同知者上可代知府，下可为知县，俗称“摇头大老爷”。然六笙不久复知杭州府，又擢杭道，其后复被谪知杭州府，最久。余总角时，六笙尚官杭府也。晚年，又擢杭道，转四川布政使，护理总督印信而终（四川或误，总在西南边省）。其在浙，始终折旋于杭州府道两阶，亦奇。六笙当官虽无大建树，然杭人尚称之。

◎官场陋习

清时，长官见僚属，长官坐炕上，而僚属坐两旁椅上，然僚属必面对长官，故率不能正坐，仅以臀之左或右一部着椅，一部则半悬于外，以其足着地支之，又必直其背为敬，故非久习，每每失仪。又属官不得戴眼镜，否则为不敬，故见面必摘去焉。以是患近视者，有不悉长官之容貌者矣。辛亥后不拘此，然十一年，汤尔和长教部，余次之，余既莅部，尔和偕余谒总统黎黄陂，修到官初谒之礼。尔和未入室，即卸眼镜，且急嘱余亦卸之，余患近视，以为苦也。余不觉诧尔和甫作官而染习已若此，然部中无此礼，盖总统府犹有清时余习，想见袁世凯在位时，当必更有甚于此者。

清时用胡俗，相见一膝为礼，谓之打ㄣ；实即周礼九拜中之奇拜也。僚属以衙参谒长官，长官受拜不答，若平素则答拜，然僚属必复拜谢之，其捷必使长官无复答拜之时间，故只见左右膝一时齐屈，而实有先后，一致敬，一致谢也。不相属者，若盐务官员在各省者，惟巡抚兼管盐政及盐运使为直属长官，他即非直属，相见以客礼矣，然卑秩亦往往越礼焉，为异日或转为直属长官也。

清时官场以敬茶为送客之表示，此习沿自宋代。盖僚属问事既毕，虑长官有指示，不敢遽退，而长官无复相语，则举茶示客可退矣。既举茶后，侍者即在室外高呼送客，客亦不能不退。此法初盖为拒绝闲谈妨事之法。

◎芸阁论清代书人风气

《枝语》云：“姜尧章《续书谱》云：‘真书以平正为善，此正俗之论，唐人之失也。唐人以书制取士，士大夫字画书皆有科举习气，颜鲁公作干禄字书是其证也。矧欧、虞、颜、柳前后相望，故唐人下笔，应规入矩，无复晋魏飘逸之风。’余谓本朝试事，乡会试场外皆重书法，故士大夫作字亦合规矩者多，而生趣逸气转不及明人也。道光以来，益复挑剔偏傍，呵责笔误，而唐宋以来相传之书法益以尽失矣。”余按：自汉以来即重楷法，特魏晋以前，不以拘墟，且观六朝朝廷官府尚用行楷，故各依性情，宣露厥美。唐初重楷法，以是欧阳、虞、褚楷皆上乘，此由右军《乐毅》、《曹娥》之迹，《兰亭》、《黄庭》之卷，见重太宗，遂为范则（《兰亭》虽兼行而楷意多）。然规矩虽立而运用无方，故未尝斤斤一轨，风神洒落飘萧，仍有骥逸鸾翔、虎卧龙跳之致，力入纸而气凌虚，所以迥绝于往代，高曾于来世。至颜、柳而虽力自奋迅，要为规矩所制，但非宋人死著纸上也可比耳（米元章不在此例）。明人纯学面目，则优孟衣冠也。清代惟包慎伯、姚仲虞、何子贞、康长素可语书道。此外要不能尽脱科举习气，若刘石庵似能树立，然腕不能离桌，其黄夫人遂能摹似之矣。

◎清宣宗嗜鸦片烟

清初场屋之书，以赵、董为范，文犹次矣。余观内阁所庋是时试卷而知之。至宣宗以嗜鸦片膏倦于亲政，杜受田教之“挑剔偏傍、呵责笔误”以为明察，于是场屋书法亦益就庸俗。至清末又重欧体，而实乃墨猪盈纸，无率更峻秀之致，具宋板方之格，于是魏晋以来，簪花之美，扫地殆尽。

宣宗之嗜鸦片，自不见于《起居注》。《枝语》云：“鄂恒，道光间尤以ぅ直著称，锡厚庵《退庵集》有《哭松亭》（鄂恒字）诗，略见其概。闻尚有疏，语涉宫闱，宜为宣庙所深嫉也。”余谓所谓“语涉宫闱”者，盖即谏嗜鸦片也。宣宗于清诸帝中有理学名，其貌亦恂恂如乡先生，衣数浣之衣，知惜物力，然乃有此嗜，而鸦片之战，即其在位时也。

◎文廷式论董书

文芸阁廷式，江西萍乡人，从宦居广东，师事陈沣，其学甚博，中外之籍无不览也。以一甲第三名及第，授编修，官至侍读学士。在戊戌政变时，以授珍、瑾二妃读，阴襄新政，卒为慈禧太后所恶而去官。所著《纯常子枝语》，实其读书记也，积四十卷。汪精卫以闻胡展堂诵其《蝶恋花》词有“一寸山河一寸伤心地”之句（《云起轩词》中已易为“寸寸关河，寸寸销魂地”），感之，遂为刊成巨帙。此书中凡天文、地理、历算、文字、经史、宗教、科学无所不谓，虽无条理，颇堪循诵。其读书时有独到之见，余摘之于余日记中，亦有箴砭焉。其第一卷中《论董思伯书》云：“董思伯书软媚，正如古人所谓散花空中流徽自得者耳，不知何以主持本朝一代风气。”又云：“董书通颜、赵之邮，惟失之太华美耳。卷折之风不变，固无有能出其上者。”又云：“朱子论书云：‘本朝名胜相传，亦不过以唐人为法。’盖时代相近，则流传多而临习易，国朝之初，群习文董，亦其所也。”芸翁论董书正与余合，且以孔琳之相比，尤为善颂善祷。然董书实苦瘠，谓之软媚尚可，华美犹过誉也。思伯书之骨子乃赵松雪，晚年乃略有颜意，但无其雄伟。

◎董皇后

《枝语》十一曰：“陈迦陵杂诗《董承娇女》一首、屈翁山《大都宫词》第三首皆与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相应。”又曰：“京师彰义门善果寺有一碑，康熙十一年立，益都冯溥撰文，内称顺治十七年世祖奉皇帝为董皇后设无遮大会，车驾凡五临幸云。”又十一曰：“释玉琳《语录》云：‘顺治庚子，奉诏到京，闻森首座为上净发，即命众集薪烧森，上闻遽许蓄发，乃止。’”此芸阁亦信世传清世祖因董小宛死而遂出家五台也。小宛为如皋冒辟疆妾，近人颇有辩其诬者，而冒鹤亭尤りり焉（如皋冒氏为元二八目之后，以蒙古人改中国姓为冒）。或谓迦陵、梅村既生其世，与辟疆为数百里间人，岂竟无闻而泛造歌咏耶？余谓清初入关，诸王颇纳汉女，遂致附会，犹因皇族娶蒙古太后而有太宗后下嫁睿王之说，亦见张苍水诗矣。诸家之诗盖缘福临特眷董后，致欲舍身，故发为声诗。陈诗明云：“董承娇女。”必非徒取董姓，况董后为董鄂氏耶？

◎杭州闺秀诗

《枝语》云：

《蕙亩拾英集》，《宋史?艺文志》著录，余从《永乐大典》中集得数条，大抵皆妇人诗也。具录于后：

张熙妻王氏作《西湖曲?菩萨蛮》：“横塘十顷琉璃碧，画楼百步通南北。沙暖睡鸳鸯，春风花草香。闲来拨小艇，划破楼台影。四面望青山，浑如蓬岛间。”马氏词：余尝闻冯上达教授云：曩在京见友人韩择中亲老贫甚，久不得志，其妻有诗寄云：“力战文场不可迟，正当捧檄悦亲闱。要看鹊噪凌晨树，莫使人讥近夜归。”盖近时有《闻登第曲》云：“鹊噪凌晨树，蹬开昨夜花。”而唐杜羔妻《闻羔下第》诗云：“良人的的是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而今妾面羞郎面，君若来时近夜来。”故用此二事激之。韩得诗益勤窗几，翌岁登科，马氏复作五十六字寄之，有记颔联云：“果见金泥来报喜，料无红纸去通名。”末句云：“归遗直须青黛耳，书眉正欲倩卿卿。”唐人初登第，以泥金帖子报喜于家，裴思谦登第后，以红笺名纸谒平康。归遗乃东方朔事，书眉张敞事，卿卿王浑事，其该洽如此。《白纸》诗，士人郭晖因寄妻问，误封一白纸去，细君得之，乃寄一绝云：“碧纱窗下启缄封，片纸从头撤尾空。应是仙郎怀别恨，怀人常在不言中。”蜀妇田氏尝有诗云：“桂枝若许佳人折，须作人间女状元。”尝有黄公举妻诗以其词近亵，不录，其书则佳。

余按：《西湖曲》是吾乡掌故，马氏诗又吾家实，至其“料无红纸去通名”，虽用裴思谦事，然唐杜羔妻刘《寄羔登第诗》云：“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处栖。”是马实兼用其意。然亦儿女子应有之情耳。氏不知何代何处人。芸阁称黄公举妻书甚佳而以其诗近亵不录，芸阁尚欲删《风怀》二百韵以赚得两庑肉耶？世传芸阁既以一甲第三名及第，即所谓探花也。梁节庵之妻意探花郎必美男子，慕之投诗焉，芸阁遂与之私通，其实芸阁正是“不是君容生得好，老天何故乱加圈”之流也。不知此事是诬与否？若果然，则是装点门面以自掩矣。

◎八股文程式

八股文，余少时曾习之，然至起股而止，其程式则今犹能辨之。其本质实宋代之经义，其格调盖受四六文之影响，而焦理堂（焦循字理堂——编者）则谓出于元曲，亦颇有因。其始仅须帖括经义，故亦称帖括文。至明乃名为代圣立言，遂依题敷衍，始有限格，侵上犯下，规矩肃然。然上者犹能借吾之笔，作古人之口，畅所欲言，寄余怀抱；下者遂如学究，谨守绳墨，无复波澜，清季墨卷盛行，皆此道也。至甲午前后，始自解放。如汤蛰先寿潜丈之中式文字，竟破程式，放言时事，海内诵之。余师陈介石先生黻宸亦老于此道，今得其光绪十九年。癸卯乡试中式程文，题为“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吾见人矣，我闻其语矣；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耳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师作云：

圣人为天下求人，因有闻见之慨焉。夫如不及如探汤则见，而求志未达则未见，夫子述古语而思其人，殆为天下慨乎？且天地有正气焉，善人君子以生；天地有闲气焉，帝臣王佐以生。无善人君子，谁与砥礼义廉耻之防？无帝臣王佐，谁与肩拨乱反正之任？之二者世道人心所系也，而吾夫子若别有感焉。以为吾尝博稽载籍，深求古人之行事，与夫故老之传闻，凡入吾耳而历历在心者不知凡几矣。始焉叹古人性情之正，继焉叹古人气量之宏也。事又辙环天下，周旋名公乡间，与其贤士大夫游，凡身与接而耿耿至今者，亦不知凡几矣；始焉得所求而喜，继焉得所求而惧也。且时至今日，其需人也亟矣，以吾望治之深心，欲见其人也久矣。乃吾综计生平，有见其所闻者焉，有闻而未见者焉。语有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斯人也，上之可以进治，次亦不失为寡过。是吾道之干城也，庶几见之，予日望之。语又有曰：“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斯人也，潜则卷而怀之，见则举而措之，是民物所托命也。余望之，何日见之。然而行芳志洁，秉道嫉邪，列国每多狷介，吾党亦著风标，吾见焉，吾忆所闻焉，以是知直道之不没于天壤也。至如胞与为量，天人为怀，居山林者未之讲，在廊庙者处若忘，吾闻焉，吾未之见焉。于以叹民患之未有艾也。世之盛也，人心纯朴，习俗敦庞，其乘时履位者，皆以挟正抑邪为心，明体达用为学，好恶审而刑赏平。故在朝之端，人有所倚而不惧；在野之真，士有所劝而弥修。虽一节一行之克敦，小足立名教之闲，大可为风俗之助。世之衰也，美恶混淆，是非倒置，其乐行优违者，非应其候则不生，非际其遇则不出，运会穷而人才绌。则孤高绝俗，且有独立之嫌；嫉恶过严，不免清流之祸。纵利害身名所不计，而能争于纲常之大，终莫挽时事之非。噫，大道之行，三代之英，某虽未逮，窃有志焉。不谓迟之又久，卒无所遇，在吾目中者，仅此落落古处，自念固可以少慰，其如天下何耶？

此除破题、承题、起讲以下为起股，起股以下一段，余忘其名矣。以下六股，惟后两股最大，或称大股，没为收语。自八股废后，一切八股文集，并遭摈弃，余家所有，亦付焚如。然撰文学史者断不能将占有数百年势力与国家民族之治乱盛衰有关者，缺而不著，余因录以为资料。

◎崆峒教　在理教

《枝语》十一记崆峒教，即余前记之大成教也。其说云：“道光间，又有所谓崆峒教者，泰州周氏创之。周，彭泽人，或云：‘池洲人。’其徒薛执中者游京师，与王公大臣交，后伏法。张姓者居山东黄岩，为阎敬铭所杀。李姓者最老寿，游江湖间，卒于光绪十年以后，徒众殆三四千人，士大夫亦有归之者，李之徒有蒋姓者，余曾见之，述其师宗旨云：‘心息相依，转识成智。’此仅用禅波罗密法门，其流派论说纷纭，余不欲赘论也。”余别有记，亦未为全豹。

《枝语》记黄壬谷《破邪详辩》摘录邪教有四十余种。芸阁谓：“惟在理一门为近世所创，或谓与邪教异，然终日必默念观世音菩萨。又闻别有所讽经卷，则亦非徒禁烟禁酒而已。在理之徒亦不下数百万人。”余在上海时，见有在理教会堂而未入览也。余子克强之友湖南旷运文为是教中人，不烟不酒，余无异也，询之则殊无所语。又有法商水电公司工会理事李传庆者，山东长水人，亦在是教，余识之而未有询也。其表亦为劝善，内容殆非其中人不可知。

昔诸贞长宗元语余，从宦江西时，知一种宗教最奇：人死后复妆饰如生，妇女施朱粉焉，坐堂皇，众朝拜之，无礼谶而但焚阴镪，镪积如山，焚之，光烛远近也。

余谓此类教派大氐多托迹于道、佛两家。吾国汉以来所谓道教，本是巫诬之余裔，日出而爝火自息，惟自佛法东来，遂为所混，一《道藏经》，半皆依附佛典，然仍不足以动智者。惟佛法本有至理，实当自脱于宗教之林，顾名世之徒，仍必袈裟数珠佛镫禅榻，所以度人自度者，不外经坛法宝。其身方受人供养，即有施舍，亦慷他人之慨。余以为过去无名菩萨，自不在论，若有名诸佛，尽搜典籍，亦属寥落。苟使真信佛者，必诃僧打佛，收经论侪于凡籍，以事功庇之众生，则佛法益宏而法益更大。不然，城社一虚，狐鼠安托。前路匪遥，岂能不虑？或谓学佛必由禅定，扰扰人寰，何由习静？正果未得，何以济人？及夫一经此道，无论依何法门，其归一致，所以高僧有起，功德如斯而已。余谓众生未渡，誓不成佛，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如了此义，则赴汤蹈火，岂有所辞？夫墨翟兼爱，则巨子至死，近代北方之儒颜玄，力诋宋儒，则身履畎晦，斯所谓干蛊者也。不然，上者录入“然灯”，名悬宗镜，而下者即诸教所依，败家子弟，谁不谓其父祖当执其咎哉？

◎张勋复辟

吴文祺送《沈寐叟藏书》抄稿本三十一种来，其日本人细信夫《复辟内情谈》，为吴兴刘氏嘉业堂抄本，译自日本《亚细亚时论》十月号。首有记云：“细信夫氏，张勋之友也，复辟之际，亲在北京，目睹当时情形，一一无遗。然复辟时种种事迹，传于世者甚多，今特揭载该氏所谈种种内情以及该氏意见，以为我国对华政策之参考。”末有“姚赋秋以日本《亚细亚时论报》一册，摘此篇使垂绎之，海藏楼记”。则出郑孝胥家，刘氏传录之，翰怡亦复辟时呐喊者也。据此谈，则张勋虽有复辟之志，而七年之举，非其本定，为部下所为。又据此则徐世昌实极端同意而特不欲其事成于张勋，陆宗舆为世昌衔命至日本即以此。又据此，则段祺瑞于复辟亦首施两端，余昔固知其参加徐州会议也。又据此，则梁启超参与所谓天津团，即曹汝霖、陆宗舆、张镇芳、雷震春等集天津设临时总参谋处，议推世昌为大元帅，使人邀张勋赞和且用张勋名义通电各省，电报稿由启超草就，请张拍发，但为张所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