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信录

受其害；法度不审，则奸吏得以上下其手，而民无所措手足，虞、舜所以“同律度量衡”也。古之圣帝名臣皆有大功於世，其子孙皆当世守其祀而不改。当商之季，贤圣之君不作，诸侯惟以力争，强吞弱，众暴寡，圣帝名臣之裔殄灭者盖亦不少矣。至於任官用人，尤经世之大政：官废则民事无由理；不得其人则虽有官而事不治，反以病民者有之矣。观於伯夷之居北海，太公之居东海，天下之大老且犹如是，则贤才之伏处於草茅者固不可以枚举，但无由尽归於周耳。贤才不用，百姓何由得安，是以武王起而伐商以正之也。使武王不伐商，则圣帝名臣之祀遂听其灭绝乎？奸民乱俗，奸吏害民，遂听其纵恣乎？职废而不举，贤才隐居而不任职，遂听其自然任斯民之重困乎？吾知上帝之心必有所不忍，而圣人敬事上帝之心亦必有所不安也。故曰圣人非利天下也，以正天下也。兴灭继绝即《史记》所称封蓟、祝、陈、杞之事。举逸民即上文“周亲不如仁人”，《周颂》“求懿德，肆时夏”之意，即成汤所云“帝臣不蔽”也。後世学者习见汉、晋以後之事，遂以为三代亦复如是，而以利天下之心度古圣人，甚至有以汤、武之征诛为得罪於名教者；而岂知圣人光明正大之心不若是哉！故今表而出之。

【备览】“武王既胜殷，邦诸侯，班宗彝，作《分器》。”（《书序》）

△“邦诸侯”

按：诸侯之封当在归自商以後。故次之於此。

【附论】“孟子曰：‘武王不泄迩，不忘远。’”（《孟子》）

△“不泄迩”

按：此文似指克商後诸大政而言。故次之於此。

“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诗大雅》）

“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同上）

△宅镐

武王宅镐，未知的在何时，《史记周本纪》亦无之。然此似不可缺。故因“无思不服”之文次之於此。

△辨武王营洛之说

《本纪》云：“武王征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於周，自夜不寐。周公旦曰：‘曷为不寐？’王曰（云云）又云：‘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瞻洛、伊，毋远天室。’营周居於洛邑而後去。”余按：此本《逸周书》之文，其意浅而晦，其词烦而涩，与《尚书》大不类。且周公之宅洛，以殷民之迁也；是时不惟未迁，兼亦未畔，宅洛何所取焉？将以为朝会道里均也，则又无一言及之。盖後世之人闻周公之宅洛而不得其故，揣度之而以为武王之所命耳。而商邑、豳阜相距千里馀，亦非能望见者。故不录。

“绥万邦，屡丰年。”（《诗周颂》）

【存疑】“周饥，克殷而年丰。”（《左传》僖公十九年）

△克殷年丰之可疑

按：《诗》但谓克殷之後年丰耳，非必谓克殷之前而饥也。饥以兴师，圣人恐不如是。甯子但欲赞文公以伐邢，遂不觉其言之过当，将使後世好战而不恤民者以是藉口。故列之於存疑。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为功，为三坛，同单；为坛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壁秉，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惟尔元孙某，遘厉虐疾。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元孙不若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畏。呜呼，无坠天之降宝命，我先王亦永有依归！今我即命于元龟：尔之许我，我其以壁与，归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壁与。’乃卜三龟，一习吉。启龠见书，乃并是吉。公曰：‘体，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终是图，兹攸俟，能念予一人。’公归，乃纳册金之匮中。王翼日乃瘳。”（《书金》）

△《金》祝代当在访范前

按：此事在《书金篇》，乃因成王之迎周公而追记此，非谓其必在《洪范》、《旅獒》後也。《史记》以为十三年事，故记之於“访范”之後。然余观三代以上皆以逾年为二年，恐当在访范之前一年。故次之於此。

“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书洪范》）

△《洪范》称“祀”

此篇据《春秋传》以为《商书》，故称“十有三祀”，用商制也。今篇在《周书》中。

“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陆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ル。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同上）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同上）

【备览】“武王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为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三祀来朝。武王因其朝而问鸿范。”（《尚书大传》）

△访箕之年

箕子之访，据《尚书大传》及《史记》皆当在克商後二年；而刘歆《三统历》独据《书洪范序》，以为即在克商之岁，因移克商事於武王之十三年。余按：《洪范》云：“惟十有三祀，王访於箕子。”《序》云：“武王克殷，以箕子归，作《洪范》。”（见《汉书》，今《序》与此小异）此但追叙箕子至周之由，为作《洪范》张本，非谓作《范》必在克商年也。奄之践在成王之初，《武》之章称武王之谥，然詹伯、楚子皆蒙“武王克商”之文言之，盖特原其事之所始，与《传》文之先《经》以首事，後《经》以终义者同，不必其事定在此一时也。刘歆不达其意，遂误以为武王克殷在十三年，是犹《史记阙里志》见《春秋传》孟懿子学礼之文载於昭公七年而遂以为孔子十七岁时事也，亦凿之至矣！惟《大传》以为封朝鲜而後陈《洪范》，《史记》以为陈《洪范》而後封朝鲜，其说较为小异；然亦无大关於得失。要之，皆在克商之後二年；陈范在十三祀，则克商固当在十一年也。嗟夫，自《汉书》载刘歆之说，以克商为在十三年，《伪古文经传》因之，遂分《书序》四言为两年事，《蔡传》驳之，又并归之於十三年，而武王之事遂杂乱不可考；一语之误解，其所关岂小事哉！故今载《大传》之文以正《三统》之误，使其源清而後其流可得而渐也。说并详前卷中《观兵》、《伐殷》两条下；汇而考之，事理自晓然矣。

△《伪书》经传多本刘歆、王肃

大抵《伪古文经传》多本之刘歆、王肃，岂孔安国所传，司马迁、赵岐、郑康成、杜预诸家皆不之见而独歆与肃二人见之乎！借令歆与肃独见之，又何故不明言其出於《书》之某篇而窃之为己说以欺人乎！然则其书出於歆、肃之後明甚。奈何世儒皆不之察也！

【存参】“武王封箕子於朝鲜。箕子教以礼义田蚕，又置八条之教。其人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饮食以笾豆。”（《後汉书》）

△辨《麦秀》诗

《史记宋世家》云：“箕子朝周，过故殷墟，感宫室毁坏，生禾黍，乃作《麦秀》之诗曰：（《尚书大传》作微子事）‘麦秀渐渐（《大传》作“蕲蕲”）兮，禾黍油油。（《大传》作“蝇蝇”）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大传》作“不我好仇”）余按：此歌有怨君之心，无伤旧之意，其词亦大不敬，必後人所拟作，非微、箕所为。故不载。

【存疑】“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时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左传》宣公十二年）

【备览】“《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驷伐，盛威於中国也。分夹而进，事蚤济也。久立於缀，以待诸侯之至也。”（《乐记》）

【附论】“吴公子札来聘，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子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篇》）

△辨武王作《大武》之说

《吕氏春秋》云：“武王伐殷，荐俘馘於太室，乃命周公作为《大武》。”《纲监大全》因之，於武王十四年书“作乐曰《大武》。”余按：楚子所引《武》乐三章中，有“於皇武王”。“桓桓武王”之语，则断非武王所自作矣。故郑、孔及《朱传》皆以为武王崩後，周公作此以象武王之功。然则“载戢干戈”之颂亦未必即武王所作，《传》但本武王之克商而言之耳。不但此也，禹之《夏》，汤之《》，文王之《南龠》，亦未必皆其人所自作。但乐以象德，季札所赞者其乐也，即其人也，故并附於其人之篇後。遂皆以为其人所自作，则误矣。

“太子诵代立，是为成王。”（《史记周本纪》）

●卷四

○周公相成王上

“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国曰：‘公将不利於孺子！’”（《书金》）

△辨周公摄政之说

《金》一篇并无周公摄政之文，唯《戴记文王世子篇》云：“成王幼，不能氵位阼；周公相，践阼而治。”《明堂位》云：“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於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由是《史记》、《汉书》及诸说《尚书》、《礼记》者并谓周公居天子位，南面以朝诸侯，而以《洛诰》之“复子明辟”为复政成王之据。蔡氏《书传》驳之云：“有失然後有复。武王崩，成王立，未尝一日不居君位，何复之有！王莽居摄，几倾汉鼎，皆儒者有以启之，是不可以不辨。”石梁王氏亦云：“周公为冢宰时，成王年已十四，非摄位，但摄政，岂可以天子为周公！”二子之言诚足以纠先儒之失，绝後世之惑矣。然以余考之，周公不但无南面之事，并所称成王幼而摄政者亦妄也。古者男子不逾三十而娶，况君之世子乎。邑姜者，武王之元妃；成王者，邑姜之长子，而唐叔其母弟也。武王之娶邑姜，邑姜之生成王，皆当在少壮时明甚。而今《文王世子篇》乃云“文王九十七而终，武王九十三而终；成王幼，不能氵位阼”，则是武王年八十余而始生成王，六十余而始娶邑姜也，此岂近於情理哉！均之父子也，且均之圣贤也，王季之爱文王与文王之爱武王当无以异。乃作《记》者言文王则云“十二而生伯邑考，十五而生武王”（说见《武王上篇》）；言武王则八十余而始生成王之嫡长子。王季之为文王婚何其太早，文王之为武王婚何其太迟乎？由是言之，凡《记》所载武王、成王之年皆不足信。况周公之东也，唐叔实往归禾，则成王之不幼明矣。盖古者君薨，百官总己以听於冢宰三年。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然则武王崩时，周公盖以冢宰摄政；不幸群叔流言，周公东辟，遂不得终其摄。及成王崩，召公鉴前之祸，遽奉子钊以朝诸侯，由是此礼遂废。後之人但闻有周公摄政之事而不知有冢宰总己之礼，遂误以成王为幼；又见《洛诰》之末有“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之文，遂误以为摄政之年数耳。不思周公居东二年，东征三年，七年之中，周公之在外者四五年，此时何人践阼，何人听政？成王之自临朝视政明矣。何故能践阼听政於四五年，而独此二三年中必待周公之摄之也？郑氏谓“成王居丧不言，周公以冢宰听政，而二叔流言”，是已；然又谓“成王亲迎以归，然後摄政”，则亦未免惑於《史记》、《汉志》之言也。且“复”之为言，下告上也。《春秋传》曰：“燮将复之。”又曰：“将复於寡君。”《孟子》曰：“有复於王者。”王命周公作洛，故周公使人复王耳；岂谓其复政哉！曰，然则成王何以称为“孺子”也？曰，孺子之称不必其皆婴儿也；晋文公出亡数年而献公卒，其齿长矣，而秦使及狐偃皆称之为“孺子”。有大夫之嫡子而称为孺子者，孟庄子武伯於其父时皆称为“孟孺子”是也。有未成乎大夫而称为孺子者，季孙之称秩，高氏之臣之称子良是也。而子旗於子良亦曰“彼孺子也。”则是亲之，少之，皆可以孺子称之也。是故，《金》之“孺子”，流言也，未成乎君之称也；《立政》、《洛诰》之“孺子”，则周公自以亲之少之之故而称之耳；岂得遂以为童子哉！晋慕容盛谓“周公专权代主，管、蔡忠於王室，故有‘不利孺子’之言”；又谓“周公知文王与武王三龄，而求代其死者，诈也。”虽盛本诈谖之人，故以小人之腹度君子，然要亦传记之邪说之有以启之也，故今但载《金》本文，而《文王世子》、《明堂位》及《史记》、《汉志》诸说概不妄附。说并见前《武王伐纣条》下。

△辨周公追王太王、王季之说

《戴记中庸篇》云：“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斯礼也，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余按：《尚书金篇》云：“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又云：“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又云：“予小子新命于三王。”则是武王未崩以前，大王、王季已追王也；周公乌得有追王之事哉！且二王果周公所追王，则文王以何时称王邪？谓生而称王邪，则文王为西伯，传记之文甚明，宋欧阳永叔固已辨之矣。谓武王克商之後追王邪，则既追王文王，何难复追王二王。若武王但追王文王而不追王二王，则是以为不当追王也。武王以为不当追王而周公追王之可乎！考其首尾，乃必无之事；而儒者咸信之，其亦异矣！原其所以如是信者，无他，以《中庸》为子思所作而此章为孔子之言；至朱子列《中庸》於《四书》，遂愈莫敢有议者。不知此章断非孔子之言，而《中庸》亦不出子思之手，乃战国之儒者采辑前人之言以成；此书“获上”一节采诸《孟子》，实显然可见者。其冠以“子曰”者，虽相传为孔子之言，而为後人之所附益及假者盖亦有之。是以《中庸》之言，高者不减《尚书》、《论语》，而间亦有剌谬於经传者。为是说者盖亦习於世俗所传文王受命称王之说，故但以为追王二王而不言追王文王耳，岂足为据也哉！且武王克商之後，祀於周庙者屡矣，用诸侯礼邪？用天子礼邪？武王既为天子而仍用诸侯之礼，必有所未安；若用天子之礼，则武王固已上祀先公矣，何劳於周公之成其德哉！嗟夫，圣人之言，万世所取信也；然必真为圣人之言然後可以取信，非可徒以名焉已也。鲁襄仲之将立宣公也，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务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务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听！”弗听，遂入；卒弑其君而杀其身。然则言亦不可以妄信也！是以余於传记，必其与经合者然後载之；不敢信一人率尔之谈，遂以为真圣人之言也。

△《七月》非周公作

卫宏《毛诗序》云：“《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後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郑氏谓此诗在周公居东之日；朱子谓此诗在成王初立之时。余按《鸱》以下六篇皆周公时所作，此篇若又出於周公，则是七篇皆与豳无涉，何以名之为《豳》？曰：述豳俗也。然“流火，授衣，烹葵；剥枣”，在在皆然，以民间通行之事而独谓之豳俗，豳何在焉？且玩此诗醇古朴茂，与成、康时诗皆不类。窃尝譬之，读《大雅》如登廊庙之上，貂蝉满座，进退秩然，煌煌乎大观也；读《七月》，如入桃源之中，衣冠朴古，天真烂漫，熙熙乎太古也。然则此诗当为大王以前豳之旧诗；盖周公述之以戒成王而後世因误为周公所作耳。窃疑豳之旧诗当不止此，此篇因周公识之传之而独存，犹《商颂》当时亦必多，而正考父独得其十二篇也。至於《鸱》以下，则以其诗皆为周公而作而音节亦近豳故附之於《豳风》之後；而此一篇则豳之正风也。故今不载之於《周公》之篇。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于後，公乃为诗以贻王，命之曰《鸱》。王亦末敢诮公。”（同上）

“鸱！鸱！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曰予未有室家！予羽谯谯；予尾；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维音哓哓！”（《诗豳风》）

△引朱熹、蔡沈语辨《伪传》东征之说

《金》“弗辟”之“辟”，郑氏以为“退辟”（同避）；“居东”，以为“辟位而居於东”。自《伪孔传》出始训“辟”为“法”，而以诛杀之意解之，於是以“居东”为“东征”，以《鸱诗》为在黜殷之後。隋、唐之际，郑学浸微，孔颖达作疏，遂弃郑而用《伪传》。唐、宋学者靡然从之。虽朱子《诗传》，初亦采其说；及後答蔡沈书，始觉其谬。而蔡氏作《书传》，乃本朱子之意以正其失，今载其说於左。

【朱子覆蔡沈书说】“弗辟之说，只从郑氏为是。向董叔重得书亦辨此，一时信笔答之，谓当从古注说（即谓《伪传》，盖以孔在郑前也）。後来思之，不然。三叔方流言，周公处骨肉之间，岂应以片言半语遽然兴师以征之，圣人气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应不请而自诛之；若请之於王，亦未必见从。虽曰圣人心事公平正大，区区嫌疑似不必避，然舜避尧之子，禹避舜之子，自是合如此。”

【蔡氏《尚书金篇传》】“辟读为避（古字避皆作辟），郑氏《诗传》言‘周公以管、蔡流言，辟居东都’，是也。汉孔氏（即《伪传》，蔡氏误以为真安国作）以为诛杀之。夫三叔流言，以公将不利於成王，周公岂容遽兴兵以诛之邪！（以下数句，已见朱子书中，今节之）‘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言我不辟则於义有所不尽，无以告先王於地下也。公岂自为身计哉！‘居东’，居国之东也。孔氏以为东征，非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为谁；二年之後，王始知流言之为管、蔡。‘斯得’者，迟之之词也。”

△《鸱篇》作于东征前

余按：朱子之论正矣，《蔡传》之释此文义尤详尽，复何疑焉！然後儒尚多从《伪传》而非蔡者，岂以《诗传》出於朱子故邪？抑未取《诗》、《书》之言而深思之邪？《书》云“流言於国”，不云“殷畔”，则是殷犹未畔；但闻流言而遂辟也。“流言”者，道路之言。事後知其所起，乃追书之；当时尚未知为谁何，周公可以疑似而遽杀其兄乎！周公之东征，讨武庚也；武庚未畔，讨之何名？未畔而已伏诛，则是初无殷畔之事而周公诬之也。若谓武庚之畔即在流言之时，则史当特书之以为讨之张本，不得但记流言，遽云当诛。诛流言者邪？诛畔者邪？虽初搦笔之童子不至如是，况史臣而有此文理邪！《诗》云：“曰予未有室家。”又云：“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则是王室不安，诸侯携贰，而尚未知其所定也。细玩通篇，虑患之心溢於语言之表，然则此诗作於东征之前明矣。若以为在东征之後，则王室已安，天下已靖，而为岌岌忧危不保终日之言，於事为不切，於人为不情矣！而说者乃以“既取我子”为东征後之证，曰：“‘子’喻管、蔡，‘室’喻王室；言‘既取我子’则管、蔡既已受诛矣。”（朱氏公迁说）信如所云，管、蔡诛则武庚亦诛矣，泉下游魂其尚能毁我王室乎！嗟夫：朱子之於《传》岂能无千虑之一失，况其晚年已不吝於自改其说，而後儒反代为朱子吝之，何邪？故今遵《蔡传》之说，而以东征之事次於成王亲迎周公之後。

“秋大熟，未，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与人大尽弁，以启金之书，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二公及王乃问诸史与百执事，对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执书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劳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国家礼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岁则大熟。”（《书金》）

△引吕游语辨“居东”非东征

按《书》此文，居东之非东征益明。临漳吕乐天先生游《己酉记疑》尝辨之，今录於左。

【《己酉记疑》一则】（节录）“周公居东，去京师必不甚远，周公此时亦无大责任，故感风雷之变，启金之书，执书以泣，随即出郊迎公，天乃雨，反风也。若以居东即为东征，则武庚所都去国千馀里，岂有不下班师之诏又不待风止，即出郊迎公之理！由此看来，论此事者当以蔡注《金》为正，《鸱诗传》虽不观可也。”

余按：此说深中事理。盖武庚未平，周公必不能中道班师；武庚既平，周公又不可拥兵居外。其为无事显然。不得谓之为东征也。

△辨扌前蚤祝神之说

《史记》云：“成王少时病，周公自扌前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及成王用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成王发府见周公祷书，乃泣反周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