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信录

此篇盖汉儒所记，故不言立六庙而言“立四庙”。曰“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则“其祖”之为高曾祖考而非始祖也不待言矣。若“其祖”即谓始祖，则当云“以其祖配之，而立太庙”，不得云立四庙矣。此篇本记丧服，所以言此者，欲以明庶之分，言王者世相传，然後得祭及其始祖而以其祖配之，其他支庶小宗则不得祭其祖，或但祭其祖而不得及始祖。如周昭王之时，以後稷为其祖之所自出而之，以文、武、成、康为其祖而立四庙配之。至鲁与卫，则皆周之支庶，但祭其祖周公、鲁公，康叔、康伯，而皆不得上推其祖之所自出而後稷也。若无子，或子有他故而庶子立为王，则当奉大宗之统而祭与子同，其子孙皆得溯其祖之所自出而後稷，而不仅祭及於其祖之为庶子者而止，故曰“庶子王亦如之。”庶子云者，兼庶子之子孙而命之也；犹下文之云“庶子不祭祖”也，犹《春秋传》之於王孙牟、燮父、禽父而皆谓为“王母弟”也。郑氏所谓“正体在上，下正犹为庶”者是也。然则此章之意止以“但祭其祖”与“兼祭其祖之所自出”为庶之别。若其祖即为後稷而所自出者为喾，财祭稷者即祭喾，庶原无分别，何故复其文曰“庶子王亦如之”乎？此章文义本极易解，特後之说者互相沿袭而遂失其真。学者不取信於《春秋经传》而泥汉儒之记，已为舛谬；况并不求其前後文义所在？而割裂其句，增易其文，以自为说乎！无怪乎《六经》之日晦也！

“王者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袷及其高祖。”（《大传》）

△《大传》文义与《小记》无异

按：《大传》文即采之於《小记》，前於“不王不”之文已言之矣。“诸侯”以下虽《小记》所无，然其意亦与《小记》无异。何者？“高祖”者，四世之祖，故大夫士皆得祭之。“太祖”者，始封之君，比於高祖为远，故诸侯乃得祭之。“祖之所自出”则始祖也，最远，故唯天子乃得祭之。文义显然，无可疑者。然则《大传》之意亦谓“其祖之所自出”为始祖耳，非谓“其祖”为始祖而别有“所自出”之人而之也。若以其祖为即始祖，则诸侯始封之君──若鲁卫之周公、康叔──尚尊而别之曰“太祖”，而天子之始祖──若商、周之稷、契──反概称之为“祖”而不以太祖尊之别之，何其不伦之至也哉！

一，以为祭喾，以喾为稷所自出之帝者，皆本《鲁语》、《祭法》为言，然此二篇之文本不足据，且与《小记》、《大传》“其祖所自出”之语无涉。

“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鲧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鲧之功。契为司徒而民辑。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秽。故有虞氏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禹。夏后氏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鲁语》）

△《鲁语》之主于祀有功

按：《国语》一书，语多荒唐，文亦冗蔓，乃战国之人取春秋之事而拟其语言者。是以所称三代制度，列国世系，率与经传不合；而自相矛盾者亦复不少。如《周语》以齐为四岳之後，《郑语》又以齐为伯夷之後；《晋语》以炎帝为姜姓，《周语》又以四岳为共工之孙而赐姜姓；如此之类不可枚举。此固不足道也。自司马迁误以为左氏所著，汉末学者因之题曰《春秋外传》，而人遂无敢议其非者；即明知其悖於经传，亦必委曲而为之说，良可笑也。然此虽有“喾”之文，亦非以喾为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之也。何者？此章之意皆主於祀有功，以明爰居无功而不当祀。故曰：“法施於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又曰：“仁者讲功；无功而祀之，非仁也。”然则医喾之但以其有功故之耳，非以为始祖所自出之帝也。自社稷以下凡十有九祀，皆先举其功而後记其祀。故曰“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云云。然後继之曰“故有虞氏黄帝而祖颛顼”云云。然则喾之但以其“能序三辰以固民”故之耳；使喾不能序三辰以固民，则周固不之矣，喾之，非以为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之也。且虞郊尧而商舜，皆非其祖所自出也。若必其祖所自出之帝而後谛之，则不幸而所自出之帝无功而反有过，若宋之祖帝乙，郑之祖厉王者，则将之乎？将不之乎？若亦之，则与前後所称“圣王制祀”“仁者讲功”之语自相剌谬，而岂有是文理也哉！由是言之，《国语》“喾”之文虽不经，然亦初未有其始祖所自出之帝之说也。盖此章之与经传所称之皆不同，此章“喾”之文舆《小记》、《大传》“其祖之所自出”之意亦不相涉，固不得强附会之为一而以为其始祖所自出之帝也。

“有虞氏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入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帝喾能序星辰以著众。尧能赏均刑法以义终。舜勤众事而野死。鲧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鲧之功。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契为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祭法》）

△《祭法》窜易《国语》之三谬

按：《祭法》此文乃窜易《国语》之文而失其意者。无论祀典未确，即文理亦不通。然汉以後诸儒咸信从之而无异言，殊可笑也！何者？《国语》此章之意在制祀之以功，故先言圣王制祀之法而後举十九祀以实之；由社稷而郊祖宗报，皆先叙其功而後记其祀；章法井然，不可紊也。《祭法》独摘此文冠之篇首，而置其全文於篇末，遂致前文突然，後文缺然；中又间以天地庙社群神之祀六七百言，遂使前後文义了不相贯。一谬也，《国语》郊祖宗之祀凡十三人，故此十三人皆祖叙先其功。《祭法》改“宗舜”为“宗尧”，“舜”为“喾”，删舜之祀而仍序舜之功，不删“郊稷”之文而反删稷喾叙功之语，遂致记祀则十二人中有稷而无舜，叙功助十二人中有舜而无稷，前後不符，自相矛盾。二谬也。《国语》叙十三人之功，记十三人之祀，皆以世代先後次之。《祭法》於记祀则概以郊祖宗为次，喾、鲧、在颛顼前而契居冥後，於叙功则又先言喾、尧，舜、鲧、禹而後以黄帝、颛顷继之，世代淆乱，祖孙颠倒。三谬也。具为录人之旧，不问可知。且共所记七庙五祀之制皆与经传他篇互异，则此篇出於汉儒之手明甚。若《国语》此章，则首尾完密，文义明顺，乃其人之所自作无疑也。嗟乎《国语》，战国之文，本不足道，而《祭法》采之，又窜易之而失其本意，则作《祭法》者其识又出《国语》下远甚；然而後之儒者见其在《戴记》中，遂真以为周公之制而不敢议，反以为《国语》采《祭法》之文，则後儒之识又出《祭法》下远甚矣！磁州鬻烟草者，杨氏最著名。以他人之货置杨氏肆中，则价高而人争贸之。呜呼，世之不辨真伪而但以其名焉者，皆若是而已矣！虽然，《祭法》固不足信，然亦初未有其始祖所自出之帝之说也；但其所采《国语》全文倒在篇後，人但见其首而未暇细审其尾耳。此又不可以诬《祭法》矣。

一，自郑康成始以《小记》“其祖之所自出”为“其始祖之所自出”，然所自出者乃谓天神，非人鬼，与《祭法》“殷、周喾”之文无涉。

“，大祭也。始祖感天神灵而生，祭天则以祖配之。”（郑康成《小记注》）

凡大祭曰。‘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谓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苍则灵威仰，赤则赤怒，黄则含枢纽，白则白招拒，黑则汁光纪。“皆用正岁之正月郊祭之。”（郑康成《大传注》）

△《郑玄》以天神为其祖之所自出

按：太微五帝之说本出《春秋纬》，谓黑帝为契所自出，苍帝为稷所自出。後汉最重谶纬，是以郑氏信之而以为祭天，以所自出为天之五帝，由是不得不以“其祖”为始祖耳。此说至为荒唐，而以为郊尤属乖谬。王肃、赵匡非之，是已。然以“其祖所自出”为“其始祖所自出”，则其误实始於此。夫郑以“所自出”者为天神，故以“其祖”为始祖。今王、赵既以“所自出”者为人，则是此祖之前尚有一代，岂得称此祖为始祖乎！此理甚明，不待言者。不知朱子何以从其说也？

“郊祖宗，谓祭祀以配食也。此，谓祭吴天於圆丘也。”（郑康成《祭法注》）

《郑玄》解之三说

按：“圆丘”之文本於《周官》，即郊也。郑氏於《小记》、《大传》既以为郊矣，而此文又郊并举，故不得已而分郊与圆丘为二以曲全其说耳。此说之误显然易见，不待辨者。韦昭之解《国语》，与郑正同，疑即采之《郑注》。或东汉时旧有此说，亦未可知也。郑氏於，为说凡三，而以《王制》、《祭统》等篇为夏、殷之礼者不与焉。《祭法》之，圆丘也。《小记》、《大传》之，郊也。《春秋经传》、《论语》之，宗庙之也。大抵郑氏说经，其失在分。《戴记》诸篇本非一人所撰，所闻异辞，所传闻又异辞，是以彼此互异。郑氏不辨其是非，务曲为之说，使之并行不悖。此其失也。然於宗庙之仍以为祭後稷群庙，不以为祭喾也。然则郑氏之失在分，其得亦在分。分之，而误者自误，不因一误而并经传他记之文而尽误也。此犹郑氏失中之得也。

一，自王肃始合《大传》、《祭法》及诸经传之为一，以为周人喾即其祖之所自出；赵匡从而演之；其後朱子《集注》及宋、元、明诸儒之说皆本於此。

黄帝，是宗庙五年祭之名。故《小记》云：‘王者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谓虞氏之祖出自黄帝，以祖颛顼配黄帝而祭，故云“以其祖配之。”（孔颖达《礼记疏》节录王肃《圣证论》）

“《礼大传》及《丧服小记》云：‘礼，不王不；王者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则诸侯不得行礼明矣。盖帝王立始祖之庙，百世不迁：犹谓未尽其追远尊先之意，故又推尊始祖所自出之帝而追祀之於始祖之庙，就以始祖为配。此祭不兼群庙之主，为不敢亵狎故也。其年数，或每年，或数年，未可知也。《祭法》曰：“周人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稷为始祖，喾为始祖所自出之帝，故郊则以稷配天而则以稷配喾，无可疑也。（李廉述赵匡语）

△王肃以《五帝》世系并合《祭法》、《小记》之谬

按：《祭法》之文采之《国语》，本後人所伪，不足为据，且亦与《小记》、《大传》之毫不相涉。《祭法》之意，但谓黄帝与喾有功於世故当祀耳，非谓其为祖之所自出也。《小记》、《大传》则欲以明嫡庶所祀祖祢远近之分，但问其为所自出与否，不问其有功与否也；王氏不达其意，乃附会之使合为一，见《大戴礼》、《史记》所称五帝世系有可假借者，遂以为黄帝与喾因颛顼、稷之所自出而得。其说诚巧，然於本篇之意则大相悖矣。且《大戴》与《史记》乌在其可据耶？《传》曰：“黄帝氏以纪，炎帝氏以火纪，共工氏以水纪，太氏以龙纪，少氏以鸟纪；自颛顼以来乃纪於近。”然则颛顼氏之去黄帝也远矣。而《大戴》以为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项，谬矣。《传》曰：“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阳氏有才子八人；此十六族者，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於尧。”夫曰“族”，曰“世济”，则由高辛氏以至於尧不一世矣。而《大戴》乃以高阳为黄帝孙，高辛为黄帝曾孙，而尧为高辛之子，又谬矣。尧之二女，舜之妻也。而《大戴》与《史记》乃以为尧、舜同出於黄帝，尧与舜之高祖敬康为同高祖兄弟，无论乱伦渎礼，诬圣人而得罪於名教，而其年亦不合。此乃齐东野人之语，而肃据之以驳郑氏，一何亻真乎！至以稷、契为喾之子，尧之兄弟，则其谬尤显然可见。《书》曰：“弃，黎民阻饥，汝後稷，播时百谷。”舜命稷也。若果尧之兄弟、则尧享国百年而殂落，又三年而後舜即位命官，稷於此时少亦不下百数十岁，然後举为舜臣，有是理乎！故张融曰：“尧有贤弟，七十不用，须舜举之，此不然明矣。”由是言之，稷固非喾之子，周人安得以喾为稷所自出而之哉！肃既误合二篇之说为一，又以为即宗庙五年之，而汉儒所论之旧说遂尽变而大失其真矣。欧阳子序《帝王世次图》曰：“孔子没，异端之说兴，往往反自於孔子之从以取信於世。学者习传盛行之异说而不知取舍真伪、如司马迁之《史记》是矣。”奈之何据《史记》之世次而遂欲以折《经》之衷，尽黜《三传》先儒之旧说乎！

△赵匡加“始”与“祖”而续“帝”於“所自出”之谬

《记》云：“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未尝言其始祖所自出而以始祖配之，亦未尝言所自出之为帝也。“始”也者，最初之名也。“始祖”也者，即所谓祖之所自出者也。始祖以前岂遂无人，而莫知其为谁，故即以此祖为始祖而奉之於太庙；若复别有所自出之人，则此祖不得谓之始祖矣。赵氏乃加“始”於“祖”之上而续“帝”於“所自出”之下，以诬《小记》、《大传》。既谓之始祖矣，复安得别有所自出之帝乎哉！王者继天立极，报本追远，虽天地犹将父母之，乃於己之真始祖则祧之而不使入庙，而但取第二代之祖强名之曰始祖而纳之於太庙，百世不祧，而真始祖仅於数年之内一借享於第二代祖之庙而止，是岂仁人孝子之所忍乎！然则稷之前果更有一喾，则周之始祖乃喾非稷矣。曰：“诸侯不敢祖天子也。”曰：诸侯不敢祖天子者，谓始祖之世见为天子而己见为诸侯，故不敢以卑亵尊，以旁支乱正统也。若世已失天下数千馀年，其後嗣或灭或绝，不能自振，而己身为天子，岂得止祭及其分封之祖，而分封之祖之父曾有大功於世以启佑後人者遂甘绝其血食而不问呼！且是乃天子不敢祖天子，非诸侯不敢祖天子也。是故，商之世，纣也，武庚也；微仲以下当祖微子。然至武庚亡而宋封，则必祖契而不仅祖微子矣。晋之世适，文侯也，昭侯也；武公以下当祖桓叔。然至翼灭而曲沃命，则必祖唐叔而不仅祖桓叔矣。由是言之，喾果为稷之父，则周必以喾为始祖；周但以稷为始祖，则喾必非稷之父矣。若之何其以喾为稷之所自出也！盖上古之时人情朴鲁，典册不多，自稷以前皆已无考，是以即以稷为始祖；岂容於始祖之前而复别求所自出哉！且礼以卑就尊，未闻有以尊就卑者。群庙之主皆太祖子孙也，故得以升而合食焉。毁庙之主则不合食於未毁之群庙矣，太祖之父岂得反就其子而合食耶，凡祭必有主。太祖之父之主，平日藏於何所？苟且而藏之他室。则不可。若亦为之立庙，则何不就其庙而祭之？庙於彼而祭於此，不亦远於礼乎！王氏之学去郑本远，而专与郑为难。以魏、晋俗重门阀，而肃父为魏三公，女为晋太后，由此与郑齐名。然晋以降，若杜预之《左传解》，范甯之《梁注》，孔颖达之《礼记疏》，皆仍用旧说，不从王义也。自赵氏欲借之以攻《左传》，始据王说以为难端。逮朱子采其言以入《集注》，遂为不刊之典，而《传记》先儒之说始无复有过而问焉者矣。相沿既久，人且不知其出於肃，况复能溯流穷源而知其误，并知其所由以误乎！此其悖於经传者三也。

△结论

呜呼，之为礼，书於《经》，详於《传》，而难见於《戴记》，众矣；其文历历具在，人人所共见也。以为不王不者，独《小记》、《大传》耳。以为五年一者，乃《说文》、《礼纬》文耳。以为祭始祖所自出之人者，至王肃、赵匡始有此说耳。《书》曰：“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欧阳子曰：“君子之说如彼，圣人之说如此，则舍君子而从圣人。”然则学者於，从《经》、《传》而置後儒之说焉，可也。即不然，从其多而置其少焉，可也。乃於《经》则曰“本不如是，书之以其失礼也”，於《传》则曰“《传》诬，不足据也”，於《记》则曰“此夏、殷之礼也”。古之圣贤千言而犹不信，後之陋儒一言而遽从之，抑何其颠倒也！无亦贵耳贱目，骤闻其说之新奇可喜而遂不自求之经传乎？朱子一代儒宗，不及察其误，余窃惜之。是非余之好求异於前人，乃前人之自异於经传，故余不得不一言也。

●卷三三代经界通考

△本考作意

三代经界之制，具於《孟子》而杂见於《论语》、《诗》、《书》、《春秋经传》之文。汉、晋以来，儒者相承而发明之，不可谓无功矣。然自周之衰，王制缺微，旧典散失，学士之所称述或不免有传闻附会之言。及至後世，去古益远、益不悉其时势之详；或以近代郡县之规裁中古封建之世，或以春秋既变之法为先王初立之章。至於先儒之说与经传相龃龉者，咸莫敢议其失；往往反取经传之文曲为之解，以斡旋而两全之。是以其说愈巧，其真愈失，遂致三王体国经野之政淆而不明，学者疑焉而莫能通也。余幼读《孟子》时，即好其说，数十年来，积渐究考，参之经传所称，乃觉稍稍得其梗概。不敢匿其鄙陋，妄为附和，因条其说如左，以待好学深思者正之。

△辨商、周变易井疆之说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说者云：“汤有天下，改夏之贡为助，增五十亩为七十亩。武王有天下，改商之助为彻，增七十亩为百亩。”夫取十夫有沟，百夫有洫之地而画之为九夫之井，取方里而井之地而易之以十夫之沟，百夫之洫，势必尽坏以前之封疆涂畛而别造之，民之扰不可胜言矣。又取他夫之田以益此夫，而复别取他夫之邻田以益他夫，递移递益，举天下之众皆嚣然而不得宁，尚得为王政乎！则又为之解曰：“先王将以新天下之耳目也。”夫王者兴利除弊，制礼作乐，进贤而退不肖，继绝世，举废国，谨权量，审法度，岂尚不足新天下之耳目，而必取民之井疆变易之，使之不安其居，乃可谓之新乎！且圣人之治天下，以安民也。不恤民之安与否而姑欲新天下之耳目，中主犹不肯为，况圣人邪！或又为之解曰：“三代之亩，大小不同。夏之一亩，当周之二亩；二亩，当商之三亩强。商之七十亩，实即夏之五十亩。周之百亩，实即商之七十亩。其名虽改，其实则同。”若然，则商、周之授田与夏无异，仍其名焉，可矣；何必改之使若多者？是欺天下之人而教之以伪也。圣人创一代之法？因革损益，仅如是之儿戏乎！

△彻与助不能相兼

《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孟子曰：“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集注》云：“周时一夫授田百亩，乡遂用贡法，十夫有沟；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则通力而作，收则计亩而分，故谓之彻。”又云：“公田百亩中，以二十亩为庐舍；一夫所耕公田实计十亩，通私田百亩，为十一分而取其一。”按：彻也者，民共耕此沟间之田，待粟既熟而後以一奉君而分其九者也。是故，无公田，无私田。助也者，民各自耕所受之田而食其粟，而别为上耕其田以代税者也。是故，有公田，有私田。彻自彻，助自助，判然不能相兼；助则不能为彻，彻亦不能复为助也。果用彻而通力作之、计亩分之与？则八家共耕此九百亩之田而君与民共分其粟；十外一也，安能指某田为公而某田为私？果用助而中为公田，外为私田与？则八家各自耕其百亩而代耕上之十亩，十亩之粟以奉上，百亩之粟以自食，判然不相通也，又安得谓之通力而作，计亩而分乎？税其田之谓贡；不税其田而藉其力以耕之谓助；通其田而耕之，通其粟而析之之谓彻；此贡助彻之法也。十夫有沟，八家同井，其经画之形势然耳。使沟间之田不税而藉之以耕，亦不得谓之贡。使井中之田有税而不藉之以耕，亦不得谓之助。贡助彻之名分於法，不分於形势。既谓之彻矣，安得复有所谓行贡法，行助法者哉！近世讲章又云：“虽周亦助”，犹言“虽彻亦助”。周之彻法即是殷之助法，但改名为彻耳。按孟子云：“彻者，彻也；助者，藉也。”则是助彻之法迥然不同。若彻果即助，则孟子当云“彻，犹助也”，不当分而异其说也。孟子云：“惟助为有公田”，则是彻无公田甚明。若彻果即助，则孟子当云“虽彻亦有公田”，不当以公田专属之助也。此说最为无理，而世亦多信之。甚矣，讲章之为《六经》之蠹也！

△宜公税亩与有若“盍彻”之对。

《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税亩。”注云：“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馀亩，复十收其一。”《论语》，哀公问於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注云：“周制一夫受田百亩，而与同沟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计亩均分，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谓之彻。鲁自宣公税亩，又逐亩十取其一，则为十而取二矣。故有若但请专行彻法，欲公节用以厚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