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信录

。此乃汉时风气，本不足怪；而後之人遂信以为实然，虽经朱子详加指驳而犹不信，真大不可解也！且其所以从《序》说者，不过曰孔子删诗不当存此淫诗耳；然不当存者，岂独淫诗哉！昭公辞婚一节乃贤哲之高行，若不知称美，反用刺讥，此乃势利之小人，扳援之鄙夫，无见识之尤者，何以反存之而不删乎？晋董叔欲为系援，求婚於范氏，他日范氏纺诸庭槐，为叔向所讥笑。若删淫诸而独与其刺忽，是圣人教人皆学董叔也，尚可以为训乎！吾不知世何为而信之也？

△《扶苏》、《箨兮》、《狡童》亦非刺忽

《扶苏》以下三篇，《序》皆以为刺郑昭公。《扶苏序》云：“刺忽也。所美非美然。”《箨兮序》云：“刺忽也。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狡童序》云：“刺忽也。不能与贤人图事，权臣擅命也。”朱子《集传》则皆谓篇淫奔之诗，而深辟言刺忽之谬。然近世说者皆以为孔子删诗不当存此淫诗，反以朱子之说为非是。余按：谓淫诗不当存，似也，然所当删者岂独淫诗哉！昭公为君未闻有大失道之事，君弱臣强，权臣擅命，虽诚有之，然皆用自庄公之世，权重难移，非己之过。厉公欲去祭仲，遂为所逐；文公欲去高克而不能，乃使将兵於河上而不召；为昭公者岂能一旦而易置之！此固不得以为昭公罪也。如果郑人妄加毁刺，至目君为狡童，悖礼伤教，莫斯为甚。孔子曰：“恶居下流而讪上者。”何以於此等诗反存之而不删哉？且所美非美者，谓色乎？谓德乎？子都有色而已，何得以比贤臣？考之《春秋经传》，昭公以前为庄公，射王，囚母，纳宋、鲁之赂而与其弑君，皆王法所不容；然而郑人不之刺。昭公之後为厉公，逐太子而夺其位，倚祭仲以立而谋杀祭仲，赖傅瑕以入而卒杀傅瑕，贪忍谲诈，背盟食言，是以谧之为厉；然而郑人亦不之刺。独昭公较为醇谨，虽无驾驭之才，亦无暴戾之事，谓宜郑人爱之惜之；然而连篇累牍莫非刺昭公者。岂郑之人皆拂人之性，好人之所恶而恶人之所好者乎？然则三诗之为淫奔与否虽未可知，然决非刺忽则断然无可疑者。孔子未尝删《诗》，说详见後条下。

△《郑风》多淫诗

《诗序》之谬，《郑风》为甚。《遵路》以後十有馀篇，《序》多以为刺时事者；即有以男女之事为言者，亦必纡曲宛转以为刺乱。至朱子《集传》始驳其失，自《鸡鸣》、《东门》外概以为淫奔之诗，《诗序辨说》言之详矣。顾自朱予以後说者犹多从《序》而非朱子，无他，以为《诗》皆孔子所删，不容存此淫靡之作耳。余按：《风雨》之“见君子”，拟诸《草虫》、《隰桑》之诗初无大异；即《扬之水》、《东门之单》，施诸朋友之间亦无不可；不以淫词目之，可也。至於《同车》、《扶苏》、《狡童》、《褰裳》、《蔓草》、《溱洧》之属，明明男女洽之词，岂得复别为说以曲解之！若不问其词，不问其意，而但横一必无淫诗之念於其胸中，其於说诗岂有当哉！且孔子删诗孰言之？孔子未尝自言之也，《史记》言之耳。孔子曰：“郑声淫。”是郑多淫诗也。孔子曰：“诵诗三百。”是《诗》止有三百，孔子未尝删也。学者不信孔子所自言而信他人之言，甚矣其可怪也！张采序陈际泰文云：“知为大士文者，虽不佳亦佳。不知为大士文者，虽佳亦不佳。”小说载有马生者，以其诗示人，人咸笑之。乃假扶乩，称康状元海诗，座客无不赞者。後知其出於马，始结舌不复语。世儒闻为孔子所删而逐谓其无淫诗者，何以异是！由是言之，朱子目为淫奔之诗未可谓之过也。然其诗亦未必皆淫者所自作。盖其中实有男女相悦而以诗赠遗者，亦有故为男女相悦之词，如楚人之《高唐》、《神女》，唐人之《无题》、《香奁》者。又或君臣朋友之间有所感触，而之於男女之际，如後世之“冉冉弧生竹”、“上山采蘼芜”、“君嫌邻女丑”之类，盖亦有之。子太叔赋《褰裳》，子柳赋《箨兮》，子{羔齿}赋《野有蔓草》，赋之者既可以断章而取义，作之者独不可以假事而寓情乎！不然，何以女赠男者甚多，男赠女者殊少？岂郑之能诗者皆淫女乎？虽据词以说诗，而不拘以成见，但取其词之有资於言，而不强知其意之所指为何事，庶乎其得之矣。

△季札论《郑风》

《郑风》二十一篇，惟《缁衣》好贤，有开国之规，《羔袭》直节，有扶危之操，其馀皆卑鄙猥琐之言耳。两《叔于田》及《女曰鸡鸣》，其言之津津者止弋猎一事。至《遵路》、《同车》之属！淫靡冶荡，尤不知人间有羞耻事矣。故季札曰：“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细也者，即卑鄙猥琐之谓也。习俗如此，久必不胜其弊，安得而不先亡！是故读《郑风》者当知立国有久远之图，教民以淳朴为贵，惩淫荡之风，变弋猎之俗，而使之勤耕桑，敦孝弟，则宗社固於苞桑，──所谓授之以政而达焉者，此也。夫然後不愧於学《诗》耳。若如《诗序》所言，诸儒所释，篇篇皆刺时事，莫非爱君忧国之心，则与《卫》、《齐》、《唐》、《魏》之风几无所别，季札何缘目之为“其细已甚”，又何由知其当“先亡”平？吾尝取《传》所载季札之言证之十五国风，无不合者。然据毛、郑所注，则与季札之言无一不相刺谬。不知向来诸儒何以深信笃好其说而不容人少持一异议也？可叹也夫！

○《齐风》

△《鸡鸣》非刺诗

《鸡鸣》，美勤政也。太上以德化民，其次则莫若勤。虽古之大圣人犹以勤为要务。故《书》曰：“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传》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盖人君以一身抚有一国，为地广矣，为人众矣，所患常在耳目之不周，下情之不上达，故惟勤为要务。何者？人主日与其大臣接，则宦官宫妾不能欺矣；日与其群臣接，则大臣不能欺矣。不能欺，然後能知人之贤否而用舍之。不能欺，然後能知人之欲恶而兴革之。不然，逸乐自恣，深层简出，大臣有权则为大臣所壅蔽，大臣无权则为便嬖宦寺所壅蔽，民情何由而达，国政何由而治。而人主之晏安鸩毒尤多因於好内：故开元治非不盛，得太真而遂亡；同光亲翦朱梁，宠刘氏而遂乱。是以贤君惟恐视朝之晏，不得与大夫士熟议国政；而贤夫人亦惟恐其夫之耽於逸乐而不勤政，是以儆之劝之。知其事者作此诗以美之也。《序》乃以为哀公荒淫怠慢，故陈贤妃相成之道，谬矣，朱子不取哀公之说，而但以为言古贤妃，亦恐未然。岂自丁公下至僖公十二世之中断不得有一贤夫人，而必古者乃有之乎！大抵《序》说之误，皆由以十三国为《变风》，务谓其有刺而无美，有邪而无正，委曲以为之解；必不可通，则以为陈古以刺今耳。学者信为实然，亦可叹矣！

△《春秋》时齐、晋最强之故

《齐风》何以首《鸡鸣》也？政勤於上也。《唐风》何以首《蟋蟀》也？俗美於下也。春秋之时，齐、晋最强，齐伯至数十年，晋伯至百数十年。此其立国之基必有远胜於他邦者，而後英主得以乘其势而有为。《鸡鸣》、《蟋蟀》，所谓先立其基者也。盖自丁公、唐叔立国於成周盛时，其设施措置，政事纪纲，必有能抚绥黎庶而垂裕後昆者。但世远诗缺，无从详考；赖此二诗犹足见其遗泽。何者？此二诗者皆其数世以後之诗，国安民乐，朝野无事，正人心逸豫之时，而在上者不敢自逸，在下者惟恐太康，是其初服之善政犹存，立国之纪纲未坏。是以虽有一二昏庸怠荒之主，而一得贤君即可以经理整饬而得志於诸侯也。故此二诗者皆当在春秋以前。编《诗》者首载之，以见夫《南山》、《卢令》、《肃羽》、《采苓》之所以不至於亡，而且以大启其国者，赖有此也。

△《远》、《著》、《东方之日》皆非刺诗

《远序》云：“刺荒也。哀公好田猎，从禽兽而无厌”云云。《著序》云：“刺时也。时不亲迎也。”《东方之日》云：“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礼化也。”後之说《诗》者因此，遂谓作此诗者其意主於刺也。余按《远》云：“揖我谓我儇兮。”著云：“俟我於著乎而。”《东方之日》云：“在我室兮，履我即兮。”皆以其事归之於己。夫天下之刺人者，必以其人为不肖也；乃反以其事加於己身，曰我如是，我如是，天下有如是之自污者乎！《南山》，刺襄公也，则其《序》云：“大夫遇是恶，作诗而去之。”而此三诗但云“哀公好田猎”，云“时不亲迎”，云“男女淫奔”，并无一言及於刺者，与《南山》之《序》迥不类。疑作《序》者之意但以录此诗为刺之，非以作此诗为刺之，不必附会而为之说也。又按：“俟著”、“俟庭”，施之明友亦可，施之男女私会亦可，未见其必为婚娶者。而“彼姝者子”，以“干旄”例之，亦可施之男子，亦未见其必为淫奔者，窃谓遇此等诗但当缺其所疑，不必强命之以事也。说已详见前《邶》、《》、《卫风》中。

○魏风

△《葛屦》、《汾沮洳》皆非刺俭

《葛屦》、《汾沮洳》二诗，《序》皆以为刺其君之俭啬。《朱传》采《序》刺俭之说，而疑其非刺君。然玩其词亦并不似刺俭者。“象扫”、“左辟”、“如玉”、“如英”，皆就容仪修饰之美言之，似讥其华而不实者。宁有刺人之俭而但叹其美好者哉！褊，狭也，狭则不能尊贤容众，非俭之谓。而“采莫”、“采桑”亦诗人兴之常，如“采苓”、“采蕨”、“采杞”之属，非谓公族自樵采於野也。孔子曰：“与其奢也，宁俭。”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俭者，人之美德，出之於君大夫则尤难。祈以币更，宾以特性，器用不作，车服从给，晋悼以霸诸侯。豚肩不掩豆，一狐袭三十年，平仲以显其君。黜官，薄祭，印段以保其室。俭亦何负於人，而乃以为刺，且琐琐焉不一而足乎！太古之时尊А饮，楚之先世若敖、{曰月}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未闻有以其俭为病者。而後世之君以奢亡国者殆不可以枚举。胡为乎魏之人独以俭为诟病？无怪乎宋蔡京之据《周官》“不会”之文启徽宗之奢以覆其国也！盖此二篇章法与《风》之《君子偕老》略同：其前文但言容饰之美，而末以一二语醒出诗意，直而不迫，婉而多风，善於立言者也。“履霜”、“采莫”不过借以起兴，执此为俭之证，误矣。

△《园桃》、《陟岵》、《十亩》背非刺国削

《园桃》乃忧时，非刺时。《陟岵》，以为行役思亲者得之。然谓“国小而迫，数见侵削”，则二篇中皆来见此意。《园桃》所忧，在国无政。若果已见侵削，则人皆能知之何待於思！而行役亦臣民之常，《唐》之《肃羽》，《召南》之《殷其雷》，岂必皆见侵削而後然乎！至以《十亩》为国削，小民无所居，语尤附会。“十亩”，但就树桑之地言之，非以十亩授田，何遂至於无居！朱子以为“政乱国危而不乐仕”，是也。大抵《诗序》揣度为多：以唐、魏之俗多勤俭，故谓之刺俭；以魏国小而邻於晋，故以为国小而见侵削耳。甚至《唐风》之《蟋蟀》明言“无已太康”而犹以为刺俭，其诬古人亦已甚矣！

《陟岵篇》“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无已”，当以上五字为句，下六字为句，於文既顺，於韵亦谐。盖“子”与“已”谐，“季”与“寐”谐，“弟”与“偕”（举里反），谐也。近世乃於“行役”处读断，失之矣。

△《伐檀》兼刺贪与美不素餐之二义

《伐檀序》以为“刺贪”，朱子以为“美不素餐”。然细玩其词，二意实兼之。盖惟贤人不得行其志，而相率Т於十亩之间，故在位者皆贪鄙之夫，不以无功受禄为耻。其反覆叹美於辞荣之君子者，正以愧夫尸位之小人也。《硕鼠序》以为“刺其君之重敛”，朱子以为“刺其有司”。然细玩其词，“莫我肯顾”，“莫我肯德”与《小雅黄鸟篇》笔意相类，非惟不类刺君，亦不似专指有司者。盖由有司不肖，惟务剥小民以自逸乐，而不复理民事，以致豪强舆隶皆得肆行吞噬而无所忌，故民不堪其扰而思去也。大抵生民困於有司之诛求者其害犹小，困於众人之鱼肉者其害最钜。惟有司不以素餐为耻，讼焉而不为逮，逮焉而不为理，则奸民益肆，里巷之间皆不能安其生。此即有司廉静寡欲，民犹不胜其困，况加之以贪乎！无怪乎其以硕鼠为忧也！

△《魏风》中兴亡之故

《魏风》仅七篇，然读之，兴亡之故如指诸掌。休休有容，一个臣之所以保子孙黎民也。执政者褊心，则在下之贤才无由进。况人之心思不能两用，务实政者必简於虚文，理大事者必略於小节。若卿大夫惟以修饰容仪为美，而贵游子弟仿而效之，则不复以量德程才为事，而政事之乖忤者必多，西晋之所以陆沈也。是以《园桃》诗人忧其将危。然卿大夫狃於旧习，莫之知也，故曰：“其谁知之，盖亦勿思。”即有一二贤者，亦困於下位，劳於行役，家人父子无生聚之乐。由是稍有识者皆不恋富贵而恋田园矣。贤人去，则在位者尽不肖。美不素餐者，正以见卿大夫之皆素餐也。岂惟素餐而已，方且剥民以奉己，纵奸以殃民，民不聊生而皆有去志，所以晋师一至，不复有御侮之人，而魏遂亡也。故孔子早曰：“诗可以观。”又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虽多亦奚以为！”岂不信哉！岂不信哉！

△《葛屦》、《汾沮洳》见植基不固

大抵国家盛时，皆以勤政，爱民，黜华，崇实为务。故《卫风》首以《淇澳》，《齐风》首以《鸡鸣》，《唐风》首以《蟋蟀》，虽以郑之其细已甚而犹以《缁衣》冠之。一则其时在春秋前，君德民风尚美，二则编《诗》者亦寓惩劝之意。观其先世诗篇，知其植基深固，是以其後政事虽衰，风俗虽敝，而未至遽亡也。今《魏风》首二篇，独以“左辟”、“象扫”、“如玉”、“如英”为刺，则是魏当春秋以前，其君大夫已无远虑，而但以修饰仪容为事，植基本不深固，故其亡也忽焉。是以二篇之後即以《园桃》一诗继之。编《诗》者於此盖有深意焉。惜乎说《诗》者皆为刺俭之说所误而见不及此也！汉初诸家解经，虽不尽合经意，尚多推之政事。自《毛诗》以附会为事，郑氏笺之，逐变而为章句之学，学者读之不过以为诗赋之资，举业之用而已。故今初学之童子莫不诵《诗》者，及其为政，虽举人进士毫无所展布；吏胥作奸，百姓失所，皆视以为固然。无他，《诗》自《诗》，政自政，彼其读《诗》之时固不知其为政也。嗟夫，嗟夫，政与“诗”之分，其来固已久矣！

△《硕鼠》见早亡

季札之观乐也，於《郑风》曰：“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於《陈风》曰：“国无主，其能久乎？”然陈为楚灵所灭，楚平复封之，至春秋之末而後陈卒亡，而郑下至战国之初而後亡，乃《魏风》之“大而婉，险而易行”者，反於春秋之初而先亡，何哉？盖凡风俗之浮靡而无远虑者，势必浸衰浸弱以至於亡；若掊克持权，强陵弱，众暴寡，有不可终日之势，则其亡也忽焉。吾故读《黄鸟》、《我行其野》之诗而知周之必衰；读《硕鼠》诗而知魏之必亡也。何者？贤人去则风俗日颓故《白驹》之後次以《黄鸟》、《我行其野》两篇，《十亩》、《伐檀》之後次以《硕鼠》一篇，理势之自然也。然《我行其野》不过昏姻不相顾恤而已，薄则薄矣，初未有相陵藉事也。《黄鸟》，啄我粟矣，然所损不多，且犹有邦族之可复也。《硕鼠》，则吞噬无厌矣，而又作於土著之人，非乐土，其势无以自全。是以西周虽陨，犹有郏辱阝之迁，而魏遂为晋所灭也。大抵人情之不相顾恤者，患在陵夷不振，故其害缓；互相吞噬者，患在О不安，故其害速。学者此而观之，则兴亡得失之故了然可观矣。

△魏诗朴茂深厚

《二南》以外，《豳风》尚矣；其次则莫若《魏风》。郑、卫之风舒缓，君子是以知其国势之弱。齐、秦之风雄武，君子是以知其国势之强。《魏风》则皆不然，其诗朴茂深厚，元气未漓，盖其俗犹为近古焉。《葛屦》之刺褊心，止篇终一语，《彼汾》之讥贵游，仅微露其意，皆不失温柔敦厚之旨。《陟岵》有思亲之念，无怨上之心。有如《北山》之叹不均者乎？无有也。有如《肃羽》之呼苍天者乎？无有也。且不言已思亲而但言亲思己，慈孝之情尤为笃挚。《十亩》但言退居之乐，不及服官之欢，意在言表，殊耐人思。《伐檀》命意尤高，兴尤远，为美为刺一毫不露圭角，而一唱三叹，诵之使人尘鄙之心都消。惟《园桃》与《硕鼠》忧时感事，语颇沈痛；然犹不肯斥言，不肯直指，想其人材之美，风俗之厚，盖迥非他国所可及，惜乎其君之不足有为耳。然晋自并魏以後，国势益强，遂霸天下；及三家分晋，而魏氏为多贤，文侯修德勤民，为战国诸君第一。善乎吴季札之言曰，“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谅哉其知音也！千载而下读其词犹令人神往。信乎，词之与声果不容分而为二也！

○《唐风》

△《蟋蟀》非刺俭

《唐风》何为首以《蟋蟀》也？犹《齐风》之首以《鸡鸣》也，所以著晋盛之所由来也。而《蟋蟀》之用意较之《鸡鸣》尤美。《序》乃以为“刺晋僖公俭不中礼”，今观其词，但云“今我不乐，日月其除”，俭何在焉？且云“无已太康？职思其居”，刺何在焉？朱子以为“岁晚务间，相与燕饮，而忧深思远”者得之。然尚有未尽者。何者？此诗前四句特系开笔，後四句乃其主意，与《东山》之四章相类，彼借客以形主，此先反而後正耳；非谓人之当乐，正谓人之不当过於乐也。“职思其居”，居谓现在所居之地；四民各有木业，先尽力於其所当务而後以其馀暇行乐，虽行乐而仍不忘其本业也。“职思其外”，外谓意外所遭；本业虽已克尽，而事变之来无常，不可以为未必然而置诸度外，──朱子所谓“出於平常思虑之所不及，当过而备之”者，是也。“职思其忧”，乐者忧之所伏，太乐则忧必至，──故计然曰：“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孟子曰：“生於忧患，死於安乐。”──所以乐之时常作一忧之想也。“瞿瞿”悚惕瞻顾也。“蹶蹶”，龟勉奔赴也。“休休”，安吉嘉美也。乐不忘忧则不至於有忧，《传》所谓“亡者保其存者也”。然则此三章者，即高宗“不敢荒宁”，文王“小心冀翼”之意，非陶唐之遗民安能如是！第以勤俭美之，犹失其旨。况反以为刺俭，不但与诗意相枘凿，而与季札所言“思深忧远”者亦大相迳庭矣！而世犹以《序》为可信，无怪乎授之以政而不达也。

△《蟋蟀》见风俗之美

大抵人情处贫困则思虑多周，处安乐则奢佚易起。唐自叔虞至此，盖不下数世百有馀年，太平日久，年丰人乐，上下恬熙，正纵恣怠惰之时，而其言乃如是，则其层安思危，循分守义，不待言矣。後世人情颓薄，不耐处约，亦复不耐处乐，衣食饶足则侈荡顿生，乾隆四十三年，余乡大饥，人不自存。甫丰收三年，而民即恣意暴殄，贫者亦美衣食，惮勤苦。近西山处俗尤尚侈，婚葬之费常至钜万。城中演剧，几无虚日。尤好爆竹之戏，声常盈耳。每岁放烟火於城南，男女骈肩累迹，蜂屯蚁聚。有娶妻者，则姻友助以炮，沿途声常不绝。其以繁华相尚若是，其居且不之思，况於思外，又况於思忧乎，然强者皆取人财以自奉，黠者百计谋人之财，而愚弱者一遇荒岁即逃外郡，困踣道路间。呜乎，吾不知其何心而必如是然後快也！使能如《唐风》之“好乐无荒”，则皆有以自给，可以不必害人，亦不至於穷饿。然勇威怯，智欺愚？横暴乡里，人皆习以为常而不之怪；数十年不葬者十家而九，而少节浮费则众共非之。故谚曰：“笑贫不笑娼。”吾愿为政者善所以导民；使风俗渐臻於淳厚，庶几无愧於学《诗》也。

△《山有枢》之喜乐

古人之言，有其意本在此而读之可以悟於彼者。《出其东门》，言好德也，然读之而知郑俗之淫。《蒹葭》，言好贤也，然读之而知秦之不重士。吾故读《山有枢》之诗而益知唐俗之美也。盖惟其民勤於职业，所忧者远，而不肯苟目前之安，是故诗人以此劝之。使如陈、郑之风，淫靡是尚，则此诗不必作矣。且其所谓“喜乐”“永日”者，不过曳娄衣裳，驰驱车马，扫庭内而考钟鼓，使在今日，即为循分自守之人；初无放纵荒淫之事而已满其愿，亦何其易足也！後世恣为淫巧、狎妓、呼虑、闹灯、演剧、烟火杂戏阗城塞巷，皆古人所未见未闻。即以衣裳言之，而亦有貂银呢羽之奇，以酒食言之，而亦有燕窝海参之目，其馀雕镂挑绣之属夺目争妍，亦莫非古人梦想所不到，视所为曳娄驰驱者且淡漠而无味。然则古所云逸乐者，即後世之不自逸乐者也；况於不自逸乐者乎！吾故读《山有枢》而益叹唐俗之美，而知晋之必霸诸侯也。《序》乃以为刺晋昭公“政荒民散，将以危亡”，与诗意全不类。岂有不劝之以勤政爱民而反劝以及时行乐，不忧国亡而反忧死！宜乎朱子之不取其说也。吕氏祖谦乃以吕Ч之弃珠玉为比，曲为之解。Ч但贵吕禄之弃军，未尝劝以弃珠玉也，特自愤而弃珠玉耳，岂得用以为比！甚矣後儒之好附会以护《序》之失也！

△《大杜》与灭翼前事正相反

《大杜序》以为“君不能亲其宗族，骨肉离散，独层而无兄弟，将为《沃》所并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