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信录

黄帝以求加於尧、舜，述老聃以求加於孔子，故其後遂称为黄、老。犹以为未足快其意，乃又诬孔子为老聃之弟子，尧、舜、禹、汤、文、武为黄帝之子孙，以见夫儒者之所推崇而尊重者实皆吾师之末流馀派也。《大戴》诸篇本战国以後所撰，是以惑於其说而载之。而司马氏故崇黄、老，其信而采之尤不足怪。独怪汉、晋以降千有馀年，文人学士自命为圣人之徒者不知凡几，而皆以为实然，此何说也？唯欧阳子独能取信於《经》而不从杨、墨之邪说，其识可不谓卓哉！乃此论既出，而自宋以来编纂古史者犹沿《大戴》、《史记》之谬，则尤可怪矣！岂以欧阳子之论犹有未尽耶？故余既全录欧阳子之文，而於《黄帝》、《尧》、《舜》篇中复为推其前後而详辨之，期於永绝世儒之疑，杜杨、墨之说，虽其词烦於古人而不敢避也。後世果有大儒出焉，庶知余心之独苦耳！说并见後《唐虞录》中。

△少至尧四代皆非相继而立

《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崩，高阳立，是为帝颛顼；颛顼崩，高辛立，是为帝喾；帝喾崩，挚代立；帝挚立不善，崩，弟放勋立，是为帝尧”──以为古帝皆相继而立者。《帝王世纪》衍之，复据《汉书》而小变其说，谓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一岁；其後少在位八十年，年百岁；其後乃为颛顼，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挚在位九年，造唐而致禅。後之辑古史者大率本其年数以为上古甲子之实。余按：少、颛顼不继黄帝，前篇固已详言之矣，然即少至尧四代中，更无他天子，而亦前後不相及也。《国语》云：“少之衰，九黎乱德，颛顼受之。”少既衰，颛顼乃兴，是颛顼与少不相及也。《传》云：“高阳氏有才子八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此十六族者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於尧。”高阳、高辛至尧时已数世而分数族，是尧与二代亦不相及也。然则上古帝王其交会之间皆当有数十百岁，此衰而後彼兴，正如春秋之霸者然，安得有相继为天子者哉！盖凡说上古者皆以後世例之，故误以为相承不绝；不知古之天子无禅无继，有一圣人出焉，则天下皆归之而谓之帝，圣人既没则其子降而夷於诸侯，又数十百年复有圣人出则天下又归之，如是而已。自唐、虞逮夏初，天子相继，而天下之局始一变；少康以後又一变；至周，又小变；而秦、汉以下则又大变。学者知上古自上古，虞、夏自虞、夏，商、周自商、周，则经传之文皆了然不待解；启之继统，汤、武之革命，皆显然无可疑矣。余尝读《春秋传》，襄、昭之世较之定、哀已不同，闵、僖又不同，隐、桓之世则迥乎判然矣。二百馀年之间犹如此，况自平王以上，至於羲、农、黄帝之时，上下三千年，安得以一例例之乎！至其年岁尤属无征。上世既无典籍，经传又乏明文，即广搜博采不辨真伪如司马迁者犹且不能言其年岁，彼皇甫谧生於晋代，又安从而知之？东方朔告武帝云：“陛下以臣为欺妄，愿使人上天问之。”世之述上古之年岁者何以异是！故今概不之采，但取《传》所载之帝因其先後次第之。说并见前《神农》及後《尧》、《舜》、《禹》诸篇中。

△驳大坟等八师之说

《韩诗外传》载子夏之言云：“黄帝学乎大坟；颛顼学乎禄图；帝喾学乎赤松子；尧学乎务成子附；舜学乎尹寿，禹学乎西王国；汤学乎贷乎相；文王学乎锡畴子斯。”余按：大坟以下八人无见於经传者，而有间见於《庄》、《列》异端之书者，则此语乃杨、墨之所言可知也。商、周之世，《诗》、《书》具在，何以无一言及之乎？《诗传》妄采异端之说，又伪为子夏之言，不亦诬古人而惑後世乎！《新序》亦载此语而文小异，盖即本之《诗传》而记有差池者。故今皆不录。

△驳尧以前乐名

世传上古乐名，《乐记》有《大章》、《咸池》，《周官》有《门》、《大卷》、《大咸》，而皆不言何人所作。《乐纬》以《咸池》为黄帝乐，《大章》为尧乐，如是，则当先言《咸池》，何以《乐记》乃先《大章》而後及《咸池》也？郑《注》谓“《咸池》即《大咸》，乃黄帝乐，尧增修而用之。”以曲为解。然特出於猜度，非有确据；而一代之乐，功德所存，尧亦不应无故改黄帝之乐，使後人不得见其真也。孔、贾二《疏》又曲为郑《注》解，谓“《大章》即《大卷》，与《咸池》皆黄帝之乐：尧增修者，存其本名曰《咸池》；不增修者，别为立名曰《大章》，至周，又改名为《门》。”其说尤为纡曲。何者？尧亦圣人，何为不自作乐而但增修前代之乐，改前代之乐名以为己乐？且增修者宜改名而反仍其旧名，不增修者不当改名而反别立新名，倒行逆施，莫此焉甚！而尧既改之矣，周又改之，义何取焉？按：尧以前之乐无见於经传者。《春秋传》，季札之观乐亦上至《韶》而止。盖上古天下未平，民害尚多未去，圣人为之制衣服、饮食、宫室、书契之属，日不暇给，以故未遑作乐；不则有之而世远年湮，不传於後世也。战国以来，学者多好揣度附会谈上古之事，记者各据所闻记之，是以互相差异。为《注》、《疏》者轻於取信而不加别择，务曲为之说，使之两全不悖，是以展转反覆而卒不可通也。《乐纬》又称“颛顼作《五茎》，帝喾作《六英》”，而《周官》，《乐记》皆无之；刘歆以为周迁其乐；贾氏以为遵黄帝之道，无所改作。夫古圣人之乐果存於周，周人当爱护之不暇，何故而反迁之？岂必改黄帝之道然後其乐可存乎！然则自尧以前，本无乐传於後，而乐纬妄名之也明矣。嗟乎，後之儒者皆知尊圣经而黜谶纬矣，然所述帝王之事大率皆本於纬书，虽袭纬书之说而殊不自知也，其亦可叹也已！故今一概不录。

△驳三帝乘龙之说

《大戴记五帝德篇》云：“黄帝黼黻衣，大带黼裳乘龙；颛顼乘龙而至四海；帝喾春夏乘龙，秋科乘马，黄黼黻衣。”余按：乘龙之说最为荒唐，盖本方士之言，黼黻衣裳亦属约略之词：《本纪》删之，是也。所谓“其文不雅驯”者，盖谓此等。故今亦不录。嗟乎，司马迁犹恶其不雅驯而删之者，後之学者反或广搜不雅驯之文以增之，亦独何哉！

【补】“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牧；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後土。”（《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补】“少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同上）

【补】“颛顼氏有子曰犁，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後土。”（同上）

【补】“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同上）

【存参】“少之衰也，九黎乱德，民人杂揉，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楚语》）

【存参】“黎为高辛氏火正。”（《郑语》）

△重、黎五疑

按《传》文，重乃少氏之子，“世不失职，遂济穷桑”，似即官於少世者；而《楚语》谓“颛顼命重司天”，又似重於颛顼世乃为勾芒者：可疑一也。黎本颛顼氏之子，故《楚语》称“颛顼命黎司地”；而《郑语》又云“黎为高辛氏火正”，《大戴记》云“高辛是为帝喾”，则是黎於喾世乃为祝融：可疑二也。《周书》云“遏绝苗民，无世在下”，其後乃云“乃命重、黎绝地天通”，三苗之窜在尧、舜世，又似重、黎非颛顼所命者；《楚语》虽云“尧育重、黎之後，使复典之”，要是曲全其说，究与《周书》文义不合：可疑三也。《郑语》以楚为祝融之後；而《楚语》云“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当宣王时失其官守，而为司马氏”，则又不似楚之先君也者：可疑四也。重、黎本二人：程伯与司马氏，重之後与，黎之後与，何得不别而言之？可疑五也。上古本无典籍可稽，而《国语》文多附会，又不出於一人之手，是以互相矛盾；即《吕刑》亦非《典》、《谟》可比，伯夷典刑之误，昔人已言之矣；皆未容据此而驳彼也。烈山氏亦不知为何代人，郑氏以为神农，杜氏以为神农时诸侯，要皆想当然，非有所据也。故今统列之於诸帝之後而不敢以某代系之，阙疑也，志慎也。

○後论一则

△驳五德终始之说

近代纂古史者咸云：“伏羲以木德王；神农以火德王；黄帝以土德王；少以金德王；颛顼以水德王；帝喾、尧、舜以降，皆以五行周而复始。”余按：帝王之兴果以五德终始，则此乃天下之大事也，二帝之典，三王之誓诰必有言之者。即不言，若《易》、《春秋传》穷阴阳之变，征黄、炎之事，述神怪之说，详矣，亦何得不置一言也？下至《国语》、《大戴记》，所称五帝事最为荒唐，然犹绝无一言及之。然则是战国以前原无此说也明矣。《洪范》曰：“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不言其为帝王受命之符也。夫天下之事孰有大於帝王受命者，“曲直”、“从革”之属抑末矣，何故舍其大者不言而但言其细者乎？《传》曰：“黄帝氏以纪，炎帝氏以火纪，共工氏以水纪，太氏以龙纪，少氏鸟纪。”是帝王之兴各因物以取义，不必於五行也；各因义以立名，无所谓终始也。不然，以水，以火，可矣，以、龙、鸟，何说焉？《传》曰：“陈，水族也。”又曰：“卫，颛顼之墟也，其星为大水。”此自谓颛顼之应乎水耳，非谓帝王皆以五行相终始也。若皆以五行相终始，则舜以土德王，何以论陈者不近系之舜之土，而反远系之颛顼之水乎？夫五行之说於《洪范》，上古帝王之事详於《春秋传》，《洪范》不言，《春秋传》之说不合，然则是为五德终始之说者乃异端之论而非圣贤之旨也明矣。五德终始之说起於邹衍；而其施诸朝廷政令则在秦并天下之初──《史记封禅书》及《始皇本纪》、《孟子荀卿列传》言之详矣。其说以为“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蚓见；夏得木德，青龙止於郊；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皆以所不胜者递推之。”是以秦之代周，自谓水德，而汉贾谊、公孙臣皆谓汉当土德，太初改制，服色尚黄，用衍说也。盖自周道既衰，异端并起，大略分为六术，《史记自叙》所谓儒、墨、道德、名、法、阴阳，是也。阴阳之术，其初疑亦本於杨氏，而衍以专门名家，遂别为一术，是以《汉志》九流，次阴阳於道家、法家之间；而其书目有《驺子》四十九篇，《驺子终始》五十六篇。《史记》亦云：“驺衍以阴阳主运显於诸侯，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不可胜数也。”则是司马迁固已非之矣。且“龙止”、“银溢”皆荒唐无可证；“赤乌之符”虽见於河内女子之《泰誓》，然“白鱼入舟”不又为金德乎？此固大雅君子所不道也。以秦之愚，至於焚《诗》、《书》，求神仙，其为衍说所欺固宜，後之学者何为而亦为其所欺耶？然衍虽有五德终始之说，而初不以母传子，固未尝以木、火、土、金、水为五帝相承之次第也。以母传子之说，始於刘氏向、歆父子；而其施诸朝廷政令，革故说，从新制，则在王莽篡汉之时──《汉书律历》、《郊祀》两志及《王莽传》言之详矣。其学以为“庖羲继天而王，为百王先，德始於木；其後以母传子，终而复始。自神农、黄帝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号，著赤帝之符。共工氏以水德间於木、火，与秦同运，非其次序，故皆不永。”是以王莽自言火德销尽，土德当代，而光武之起，亦据《赤伏符》之文改汉为火德，用歆说也。盖自《吕氏春秋》始以五帝分配五行，春帝太，夏帝炎帝，秋帝少，冬帝颛顼，季夏之帝黄帝，向见此文，遂以为其世之先後固然，而太、炎帝乃庖羲、神农之异名。不知炎帝、太自在黄帝之後，秦、汉以前从未有以为即庖羲、神农者；《吕纪》所云，但谓五帝之德各有所主，正如勾芒以下五官各擅其神者然，非以此为先後之序也。安得公然遂取帝王相继之序颠倒置之，废传记之明文，任揣度之私智乎！且衍之说虽诬，然殷尚白，周尚赤，犹有可附会之端；若歆所说周为木德，则何为不尚青而尚赤也？乃强为之解曰：“尚其德所生也。”不尚其德而尚其德所生，有是理乎！而殷又不尚其所生而尚其所由生，此又何说焉？至於蛇母之哭，野人相传之妄语耳，不然，则篝火狐鸣之小智耳，岂遂得以此定千古之疑，断帝王之前後哉！若夫水之继木，其世不永，谓秦可也，唐、虞以前皆不传子，不得独以不永贬共工也。莽以土继火，可谓次序矣，何为亦不永乎？以莽之诈，方且借《虞书》，《周官》以饰其篡，其用歆说以欺天下固宜，後之学者何为而皆祖述其欺人之言耶？嗟夫，自光武以之为国典，班固载之於国书，魏、晋以後遂皆以为其事固然；至於唐、宋，谶纬之学虽衰，而学者生而即闻五德之说，遂终身不复疑，亦不复知其说之出於衍与歆矣！且夫衍、歆之学，稍知道术者所不屑称也，然其所创之说，则後世之大儒硕学皆遵之不敢异，宁背经传而不敢背此二人之言，亦可谓慎矣！故今概不取。太、炎帝在黄帝後，说已详前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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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虞考信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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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刚案：旧本无此序，今依《三代考信录》例，由《总目》内录出补此。）

《考信录》何以始於唐、虞也？遵《尚书》之义也。《尚书》何以始於唐、虞也？天下始平於唐、虞故也。盖上古之世虽有包羲、神农、黄帝诸圣人相继而作，然草昧之初，洪荒之日，创始者难为力，故天下犹未平。至尧，在位百年，又得舜以继之，禹、皋陶、稷、契诸大臣共襄盛治，然後大害尽除，大利尽兴，制度礼乐可以垂诸万世。由是炙其德，沐其仁者，作为《典》、《谟》等篇以纪其实，而史於是乎始。其後禹、汤、文、武迭起，拨乱安民，制作益详，典籍益广，然亦莫不由是而推衍之。是以孔子祖述尧、舜，孟子叙道统亦始於尧、舜。然则尧、舜者，道统之祖，治法之祖，而亦即文章之祖也。

周衰，王者不作，百家之言并兴，尧、舜之道渐微，孔子惧夫愈久而愈失其实也，於是订正其书，阐发其道，以传於世。孔子既没，异端果盛行，杨、墨之言盈天下，叛尧、舜者有之，诬尧、舜者有之，称述太古以求加於尧、舜者有之：於时则孟子辞而之。迄乎孟子又没，而其说益诞妄。司马氏作《史记》遂上溯於黄帝；虽颇删其不雅驯者，而所采已杂。逮谯周《古史考》，皇甫谧《帝王世纪》等书，又以黄帝为不足称述，益广搜远讨，溯之羲、农以前，以求胜於孔子，而异说遂纷纷於世。何者？唐、虞以前，载籍未兴，《经》既无文，《传》亦仅见，易於伪，无可考验，是以杨、墨、庄、列之徒得藉之以畅其邪说。唯唐、虞以後，载在《尚书》者乃可依据；而《伪孔氏古文经传》复出，刘焯、孔颖达等习翼之，猜度附会，而帝、王之事遂茫然不可问矣。唐、宋以来，诸儒林立，其高明者攘斥佛、老以伸正学，其沈潜者居敬主静以自治其身心：休矣盛哉！然於帝、王之事皆若不甚经意，附和实多，纠驳绝少。而为史学者则咸踵讹袭谬，茫无别择，不问周、秦、汉、晋，概加采录，以多为胜。於是荒唐悠谬之词相沿日久，积重难返，遂为定论：良可叹也！

且夫孔子，布衣士耳，未尝一日见诸事业，而杨、墨、佛、老之徒各持其说以鸣于世，何所见孔子之道之独是？正以孔子之道非孔子之道，乃尧、舜之道；人非尧、舜则不能安居粒食以生，不能相维系无争夺以保其生，不能服习於礼乐教化以自别於禽兽之生。然则尧、舜其犹天乎！其犹人之祖乎！人不可悖尧、舜，故不可悖孔子也；人不可不宗孔子，即不可不宗尧、舜也。

余故作《考信录》自唐、虞始：《尚书》以经之，传记以纬之，其传而失实者则据《经传》正之。至於唐、虞以前纷纭之说，但别为书辨之而不敢以参於《正录》：既以明道统之原，兼以附阙疑之义，庶於孔子之意无悖焉尔。

●卷一

○序例三则

△尧、舜之典不可分

伏生所传《今文尚书》有《尧典》，无《尧典》。孔安国、杜林等所传《古文尚书》，於《尧典》外别有《舜典》一篇，而残缺不全，不行於世。东晋以後，《伪古文尚书》出，有《大禹谟》以下二十五篇，仍无《舜典》。至齐代，有姚方兴者，称於大航头得“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乃割《尧典》“慎徽五典”以下置於其後，谓之《舜典》。其本渐传於北。至唐，孔颖达遂黜孔、杜相传古本而遵之作《正义》；至今相沿用之。余按：尧、舜之事果分二典，则《尧典》当尽於尧殂落後；岂有尧尚为天子，舜但摄政，而遽以其事属之《舜典》、崇臣而祧君，舜逼之邪？众弃之邪？虽後世阿世之史官不至此。悖礼伤教，其谬一也。《尧典》首云“曰若稽古帝尧”，故其後文承之，以“帝”称尧而不复名。《舜典》首云“曰若稽古帝舜”，则其後文亦当以帝称舜：乃上自帝舜，下自帝尧，帝者谁耶？称名不正，其谬二也。“帝曰钦哉”与“慎徽五典”，前後文义相承也。乃画《尧典》至“钦哉”止，则《尧典》文散漫无尾，而“慎徽五典”等语无所因。文理不通，其谬三也。《孟子》云：“《尧典》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然则秦火以前原通为《尧典》，不分《舜典》矣。梁武帝云：“伏生误合五篇，皆文相承接；《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虽昏耄，何容合之，”然则孔门所授果分《舜典》，传《经》者必不通以为《尧典》矣。故“尧”之称止於篇首一见，而舜於尧崩之後尚称舜：格于文祖曰“舜”、咨于四岳曰“舜”；咨禹以下蒙上咨岳之文乃称为“帝”；而及其陟仍曰“舜”焉，不若尧之殂落称为“帝”也。何者？此篇《尧典》也，故於舜必别白言之；义例甚明，後之学者自不察耳。曰：然则二帝何以合为一典也？曰：天下之所以治，万古之所以开，由於禹、稷、契、皋陶诸圣人，而诸圣人之用由於舜，舜之举由於尧：故《虞书》记天下之治必归功於尧，而记尧之功必放於舜命官熙绩之後，然後尧得人之仁可见也。尧之逊位也，曰：“汝能庸命巽朕位？”舜之命官也，曰：“有能奋庸熙帝之载？”然则一篇之中所命皆尧之命，所为皆尧之事，舜特终尧之事云尔，舜固不自有其功也。二帝之身虽异，二帝之治则相首尾，史臣不得而分之也。故并舜之事而统名曰《尧典》：称尧则足以兼舜，称舜则不足以兼尧也。《史记》於两人事相首尾者则为合传，夫《尧典》亦若足而已矣。曰：舜之事统於《尧典》，尧之典何以反属之《虞书》也？曰，《虞书》者，兼《九共》、《汨作》、《皋陶谟》等篇而统命之者也，诸篇皆纪虞事，无涉於唐，不可通名为《唐书》；而虞之成功实始於尧，《尧典》实兼虞事，故以《尧典》冠《虞书》也。余初为《考信录》，仿司马氏本纪，分唐、虞为二；既十余年，始自觉其谬，乃因《尚书》之旧合为一云。

△本录义例一──《尧典》为主而补以《禹贡》、《皋陶谟》

《尧典》之体，与《书》他篇不同。他篇但纪一事之始终，《尧典》则统二帝之始终而纪之：其文简，其义宏，其首尾完密，其脉络条贯，杂他文於其中不可也。故今於三代之事，皆杂辑《诗》、《书》之文，辨其先後而次之；独於唐、虞，但列《尧典》本文，而其事之散见於他篇及《逸书》者则皆从《传》例，低一字书之，如纲挈目，如经持纬，不敢淆也。然《尧典》所记特其梗概；其经画之制，诰诫之言，则《皋陶谟》、《九共》等篇实备之。盖《典》文至命官分苗，舜致治之大纲已具；其後皆诸臣所自为事，故各随其事之首尾载之，《典》不胜其载也。譬诸後世之史：《典》，本纪也；《汨作》、《九共》，志也；《禹贡》、《皋陶谟》，列传也。其文本互相发明，而自秦、汉以来缺亡者多，存於今者仅二三篇，说《经》者又莫肯平心考其先後次第，往往颠倒错乱，重复混淆，致二帝之治法不彰。故今於《分苗》之後，《典》所不载，取《禹贡》、《皋陶谟》之文补之；而分为篇者七。其前三篇皆尧事；其後三篇皆舜事。第一篇，尧之所以建始；第七篇，舜之所以成终。第二篇，尧之所以成天；第六篇，舜之所以平地。而第三第五两篇则尧、舜之为天下得人，所谓“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已忧”者也。惟第四篇当唐、虞之交会，乃政事之纪纲，而天地人皆兼有之。三才之道备矣，二帝之治全矣！譬诸器然：尧之事犹盖也，舜之事犹底也，盖与底相覆而相承。则信乎尧、舜之事不可分，而尧、舜之治法为千古之祖也！

△本录义例二──传记之文之著录部次

唐、虞之事，较诸三代尤多难考。战国处士横议之言，《伪书》、《伪传》揣度附会之说（详见《提要总目篇》中），其事之失实固不待言矣，即传记之文亦有未可概论者。孔子作《春秋》也，隐、桓、庄、闵之世多缺文，襄、昭、定、哀之世多备载：无他，远近之势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