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文献汇编

儒、老非真老、释非真释矣。（《灵峰宗论》卷二之三，《法语三示潘拱宸》）

夫明其心，尽其性，不假于外，则人道备、而释氏同，老氏契、而孔氏贯。且此三者，一犹三、三犹一，如宝鼎之三足，摩醯之三目，不期然而自然，能复天下之心无有遗逸。（《原道避邪说》，《破邪集》卷八，《汇编》第五卷，第页）

夫前世贵邦三教各撰其一，近世不知从何出一妖怪，一身三首，名曰‘三凾教’。庶氓所宜骇避，高士所宜疾击之，而乃倒拜师之，岂不愈伤坏人心乎？

中士曰：曾闻此语，然儒者不与也，愿相与直指其失。

西士曰：吾且具四五端实理，以证其诬，

一曰：三教者，或各真全，或各伪缺；或一真全，而其二伪缺也。苟各真全，则专从其一而足，何以其二为乎？苟各伪缺，则当竟为却屏，奚以三海蓄之哉？使一人习一伪教，其误已甚也，况兼三教之伪乎？苟惟一真全，其二伪缺，则惟宜从其一真，其伪者何用乎？

一曰：舆论云：“善者以全成之，恶者以一耳。”一艳貌妇人，但乏鼻，人皆丑之。吾前明释二氏之教，俱各有病，若欲包含为一，不免恶谬矣。

一曰：正教门，令入者笃信，心一无二。若奉三凾之教，岂不俾心分于三路，信心弥薄乎？

一曰：三门由三氏立也。孔子无取于老氏之道，则立儒门。释氏不足于道、儒之门，故又立佛门于中国。夫三宗自己意不相同，而二千年之后测度彼三心意，强为之同，不亦诬欤？

一曰：三教者，一尚“无”，一尚“空”，一尚“诚”“有”焉。天下相离之事，莫远乎虚实有无也。借彼能合有与无、虚与实，则吾能合水与火、方与圆、东与西、天与地也，而天下无事不可也。胡不思每教本戒不同，若一戒杀生，一令用牲祭祀，则凾三者欲守此固违彼，守而违，违而守，讵不乱教之极哉？于以从三教，宁无一教可从。无教可从，必别寻正路，其从三者，自意教为有余，而实无一得焉。（利玛窦：《天主实义》，《汇编》第一卷，第二册，第—页）

三、归化中国与保卫道统

然窦于象纬之学，特是少时偶所涉猎；献上方物，亦所携成器，以当羔雉。

其以技巧见奖借者，果非知窦之深者也。若止尔尔，则此等事，于敝国庠序中，见为微末。器物复是诸工人所造，八万里外，安知上国之无此？何用泛海三年，出万死而致之阙下哉？（利玛窦：《辩学遗牍》，《汇编》第一卷，第四册，第页）

为了避免上述之遗憾，我乃决定收集并整理有关会士及早期基督徒进入中国之大事资料，因为绝大部分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或知之甚详。如果天主愿意使这微小的种子发芽，在天主教会中有所收获，来日的热心教友，便知道该从何事开始感谢天主之大恩，并传述最近几世纪天主在此遥远地区所行的奇事了。假如这种种子不能产生预期的果实（希望这不是天主的圣意），至少读这书的人可以知道，为了开辟这条途径，进入这个森林，我们耶稣会吃了多少苦，现在之美好远景是用多少血汗和辛劳换来的。（《利玛窦全集》卷一，第页）

我们受两位官员的父亲的热情招待，总督之父还请我们在他家中住，长达四个多月。在绍兴许多官吏与显贵来拜访我们，待我们非常有礼，除吃饭、做弥撒、念日课外，其馀时间都在接待访客，给他们讲道理，几乎没有空暇的时间。因为没有翻译，而我的中国话又颇平凡；但他们却听得津津有味，多次讲到深夜。不少人要求洗礼，他们的父辈也不例外，无不异口同声地说我们的道理的确至为真实。虽然听道理的不少，但我们只给总督的老父施洗。他年已七十，留我们在他家住宿，有德又有学问，对真理的学习非常认真。经过数月的听道，于是在复活节日给他付了洗，在仔细装饰过的小圣堂内举行，很多人来观礼。当我目睹这位老人的虔诚与高兴，使我感动得流泪，仪式曾因此停止三次。此外我还给一位秀才的幼子付了洗，因为这个儿童身患重病，医药无效，求神祷告皆无起色，其父在绝望之馀，来求神父帮助，并深信其子领了洗礼便会痊愈；我看其父的虔诚与病童的危急，便给他付了洗，他的病也就从此好转，开始听道听理，颇有进步，迄今仍健在。我不能给其他的人付洗，因为我不知道是否能在这里长期居住。城中的绅士们都愿我能长期住下，我只能回答他们说，一切要看总督从北京回来才有所决定，我是陪伴他北上的，如他让我留下，我自然会留下的。当总督一回来，他们皆要求把我留下，而总督说他无权力，况且在肇庆我们有会院与圣堂，在那里他才有权呢！于是我们再陪伴他回了肇庆（一五八五年七月间），希望今年神父来中国又非常困难。今年我们等候范礼安神父由印度回来，再和他商量，将尽可能让更多的神父进入这个帝国。（《罗明坚致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书》， 年月日，撰于肇庆，《利玛窦全集》卷四，第页）

故此当今皇帝，从来不出皇宫，怕在外面遇害。以前的皇帝出宫时，戒备森严，凡皇帝要经过的大街小巷，都有军队把守，不许人在外观看。而且前后有许多轿，谁也不知道皇帝坐的是那个；好像他不是置身在自己的国土上，而是在个千方百计要杀害他的敌人之国境。皇帝的家族虽然都由国库领取俸禄，但人数已超过六万，且在不停地增加，对国家是个极大的负担；因为他们不许担任公职，纵然有此意愿；所以这此人终日无所事事，生活奢侈，到处惹事生非。皇帝几乎像敌人一样预防他们；他们受到监视，只给住在指定的城市，不准他往，违者严制，以免他们联合起来造反；他们不许去，更不许住在北京、南京。既然中国人连自己的同胞、亲友、及皇族，都不敢信任，当然更不信任外国人，无论远的近的。关于外国的事情，他们所知极少，又不正，只是从到中国进贡的人员口里听说了一些。他们不肯从外国书里学任何东西，以为全世界的学识中国应有尽有，外国人他们都是愚人和野人。在他们的书中或文章里提到外国时，常假定那里的人连禽兽不如；为指外国人，他们用的名词，常与各种动物有关，或与什么坏事有关，有少数人且用魔鬼之字样指外国人。某些国家的使节来给皇帝进贡，或商讨什么事情时，看他们受到的待遇，真是使人感到难堪。我们且不管中国人对外国人之怕惧，虽然是几百年的友邦；总之这使节一路上像俘掳一样，什么也不许看；到了北京被关在有好几道门禁的大院子里，不许与中国人讲话，中国人也不可与他们讲话；受的待遇像畜牲，住的房间像畜牲的棚子，连门都没有。皇帝不与他们讲话，也不见他们，只派一个相当小的官员与他们接洽事务；与这官员讲话还须跪着，虽然这使节在本国多次是地位很高，很有名望的人。最后，来的全部人员，一律遣送回国，谁也不可留在中国。这都是因为中国人怕外国人。中国人只能在某些地方和某些时间与外国人交往；没有官方的许可，私自与外国人接触，会受到很重的惩罚。（《利玛窦全集》卷一，第－页）

儒教是中国古代原有的宗教，故此去和现在，这些一直握有政权，也是最盛行，最受重视，经典最多的宗教。（《利玛窦全集》卷四；卷一，第页）

为如何传教的事，决定了两种办法：第一种是如能获得自由传教的准许，在很短期内会有成千上万的人皈依基督；第二种是不顾上言的准许而公开去宣讲福音，其结果是将失去目前已受洗的少数教友，因为外国人在大明帝国无不遭受猜疑，尤其我们传教士们。他们以为我们智慧超人一等，精神与能力皆能成就大事，因此我们一举一动必须谨小慎微，不敢造次。我能告诉您的，目前我们正进行的是如何在这个民族之中能获得丰硕的成果。每天有人来看我们，我便给他们讲些道理，虽然迄今我不会把我们神圣信仰的奥迹讲给中国人听；但对基本的信条，如天主为天地万物的创造者、灵魂不死不灭、天主赏善罚恶等，这一切可说是他们很少听过的，或不曾相信过；他们听了这些道理，非常高兴，有的感动得流泪，不住的赞叹，我们还用可了解的理由分析给他们听。现在我们正等候从罗马回来的艾吉迪奥所带来有关您的决定。假使能获得罗马教廷的帮助，则方便觐见中国皇帝，获得他的正式批准传扬圣教；假使不能获得教廷的协助，我们只有尽我们的力量自行接洽。（《利玛窦全集》卷三，利氏致罗马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书，年月日撰于南昌，第－页）

由于在中国多年的经验，为办事有成，应举止端庄与具有威仪。因此当离开韶州前，已经做好一套漂亮的绸质服装，准备在特殊场合穿用，另有几套为平日使用。所谓漂亮讲究的，即儒者、官吏、显贵者所用，是深紫色近乎墨色绸质长衣，袖宽大而敞开，即袖口不缩紧，在下方镶浅蓝色半掌宽的边，袖口与衣领也镶同样的边，而衣领为僧式，几乎直到腰部。腰束腰带，腰带前中央有两条并行的同样宽飘带，下垂至脚，类似我们的寡妇们所用的。鞋子也是绸质，手工很细。头戴学者所用之帽，有点像主教用的三角帽。在中国各阶级有自己的服饰，用属于阶级的服饰，自然增加自己的地位与权威；在初结某人为友或在节日喜庆宴上，或与官员相会时，非属于阶级的服装不可。因此我们决定也让郭居静神父穿同样的儒者装。

从此我们决定放弃“僧”这个称呼，这是我们初来中国直到最近常用的。僧和我们的托钵会兄弟差不多，在中国并不太受重视。在这里计有三大宗教：儒、道、释，而释可说地位最低的一个。他们不结婚，每日在寺中念经礼佛，多不读书，可谓是低级百姓之一。他们固然也讲修行立功，但一般而言，他们的毛病却不少，派别又多，因此官吏多不理睬他们。和尚削发去胡，住在寺庙中，不成家，每日仅照顾神坛而已。我们既称僧人，很容易被人目为和僧人是一丘之貉。因此学者多次不愿我们参加他们的聚会。因此在视察员神父的指示下，换上儒者的服装，把胡须留下，不几月我的胡子便长的相当长。我们要佣人及我们的学生称我们为“先生”，并非为了尊敬我们，而是更换地位，我们已多次声明，我们是神学家与儒者。所谓儒者，目前在中国到处都有，我们以此名义出入文人学士的场合。显贵或官吏多喜欢和我们往来，而不太容易和僧人交往，不但南昌如此，中国其它各地也莫不如此。自我开始称“儒家”后，现在很少人再以“僧人”看待我们了。（利氏致罗马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书，《利玛窦全集》卷三，第页）

除此之外，在每一城市和学宫，都有一座极为壮观的孔子庙，庙中置孔像及封号；每月初及月圆，及一年的四个节日，文人学子都向他献一种祭祀，向他献香，献太牢，但他们并不认为孔子是神，也不向他求什么恩惠。所以不能说是正式的祭祀。（《利玛窦全集》卷一，第页）

从皇帝到平民，儒教最隆重的事，是在每年的某些季节，给逝去的祖先献供，有肉、有水果、焚香及丝布，穷人则以纸代替丝布。他们认为这是尽孝道，所谓“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致也”。他们并非认为死人会来吃上述的东西，或需要那东西；他们说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有什么别的方法，来表示对祖先的爱情及感恩之情。有些人曾对我们说，订立这此礼法主要是为活着的人，而非为死人；即是说，那是为了教导子孙和无知的人孝敬仍然在世的父母。看到有地位的人，事奉过世的仍像在世的。自然是一种教训。无论如何，他们并不想逝去的人是神，不向他们祈求什么，祝望什么，与偶像崇拜无关，或许也能说那不是迷信，虽然最好在成为基督徒后，把这分孝心，改为对穷人施接，以助亡者之灵。儒教的真正神殿是孔子庙。按法律规定，每一城市都在学宫建立一座孔庙，与提学之公馆相按连，相当华丽，提学是管理和督导秀才的。在大庙的正位有孔子像或他的牌位；牌位是一块木板，用金字写上他的名号。在孔子两边是他徒弟们的像或牌位；大家认为他的徒弟们也都是圣人。

每月之月初及月圆，当地官员与秀才们都到孔庙行礼，叩叩头，燃蜡烛，在祭坛前面的大香炉中焚香。在孔子诞辰，及一年的某些季节，则以极隆重的礼节，向他献死动物及其他食物，为感谢他在书中传下来的崇高学说，使这些人能得到功名和官职；他们并不念什么祈祷文，也不向孔子求什么，就像祭祖时一样。（《利玛窦全集》卷一，第页）

在中国社会里研究文史的风气很盛，很少对文史不发生兴趣的。这在第一卷日记里我们已经提过了。同时，在中国的宗教派别，及宗教教义都是以文字而广传，而非以口语传道的方式。中国人讨厌群集结夥，因新闻也是以文字而广传的。但是这并没有妨害到传教的工作，因为为读书的人在休闲中所看到的书本的说服的力量，比从讲道台上所传来的说服力量更大，尤其讲道者对当地语言尚未精通的时候。这并不是说我们的神父们在主日及庆节没有在讲道台上讲道理。我所指的对象是那些会看书的教外人，这些人为书本所吸引，并把看书的心得在私下谈话中宣扬出来。因了这以文会友的习惯，某人有时在家中读到有关基督教义的文字，就会把它记下，有机会时，再同朋友讨论。因此我们的神父们想以文字传教，也是他们学习以中文写文章的动机。学习写文章是一项长久而艰苦的工作。但是感谢天主，他们为写作所下的工夫及克服的困难并没有白费。

会写文章本身就是一项大的成就，何况，一本不普通的中文书，一定能在全国十五行省畅销。此外，中文书籍也会受到日本，朝鲜、交趾支那的民众说欢迎，因为这些国家的文人都懂得中文。虽然他们的方言，彼此区别很大，这些人却都能念中文书籍，因为每个中国字，只代表一个意义。果真如此，我们所写的书，其影响将是整个中国文化圈，而不仅是中国人了。

与儒家在中国无可动摇的地位相应，“中国社会里研究文史的风气很盛”，这就迫使力图接近儒者圈的利氏，在不放弃“主日及庆节在讲道台上讲道理”的前提下，特别重视文字书籍对于传道的作用。（《利玛窦全集》卷二，第页）

他先由算术开始。算术为欧洲人比中国人比较简单也比较规律。中国人用算盘来处理数字。算盘上有小圆珠，沿着铁丝上下转动的位置，来代表数字。这种方法，虽然正确，容易错误，在科学的应用上显然不够。后来他开始研究克拉维的地球仪，及欧几里德第一部几何。他也学习画不同的日晷仪，注明不同的时辰，并学习用几何仪尺测量物体的高度。我们刚才说过瞿太素是个文人并会写文章。他把所学的学问，用优美的文字写成注解，当他把这注解呈现给朋友的时候，那些文武官员们对他及他的师傅都以羡慕的眼光刮目相看。这些学问在中国是新东西，他们结论，这决不是他一个人研究的结果。瞿氏日以继夜，从事研究，并且把自己的注解文字，以图表说明，这图表绝不次于欧洲的美术产品。他也制造了科学仪器，像地球仪、观象仪、四分仪、磁场盒、日规仪以及各种不同的装备，每件仪器都是精细的制造，而有艺术装饰的。他用的原料也因手工艺的区别而异，有木制的，有铜制的，也有银制的。经验证明，神父们对瞿氏的心血并没有白费。不久，大家都知道，这位宦官的子弟，野心勃勃的青年，是欧洲教士们的徒弟。欧洲法律及科学一直是他们讨论及赞赏的主题。不管是在韶州或是他去的任何地方，他都会对欧洲的事物赞不绝口。（《利玛窦全集》卷一，第页）

第三个原因，是瞿太素到处宣称我对数学特别有研究，可谓天下第一。说实话，假如世界上只有中国，我确可称是位大数学家，还可称是自然哲学家，因为中国人只注重伦理道德、言谈高雅，或更好说只重写作的能力。他们所讲的多为可笑的事，所知值得惊奇的真不多，例如他们相信天是空虚的，星宿在其中运行。对空气一无所知，知五行；不知空气，而把金、木放在五行之中；他们相信地是方的，任何不同的思想或概念都不容接受。而对月蚀的成因，则以为当月之直径正对准太阳时，好像由于害怕而惊慌失措、失色，光也失去而成阴暗之状。对夜之形成，则认为是太阳落在地球旁边的山后之故；他们又说太阳只不过比酒桶底大一点而已等等，这类无稽之谈不胜枚举。他们对我推理的精细赞佩不已，对我们的数学、哲学与信仰等，无不表示景仰，以为我是一位万能博士（原文作“知识的怪物”），是欧洲绝顶聪慧之人，这不免叫我好笑，他们也太抬举我了。我做了两架日晷，一架送巡抚，另一架送建安王，还有两、三架地球仪，因此中国人都以我是一位了不起的数学家。

第四个原因，是来看我带来的一些东西。主要的是三菱镜，因为它能呈现出许多颜色，因此他们称它为“宝石”，许多人每天到那些士绅家中去观赏这类三菱镜。我们带来一张美丽的油画圣母抱耶稣像。此外我们金边精装的书籍也引起他们的羡慕，认为我们的确来自文明的国家。在我们会院所看见的，为他们问别的，只问是谁装订了这些书？因看见外表这样漂亮，也不得不承认在其中一定有好东西。我还带来其它科学仪器，如地球仪、浑天仪、世界地图等，不胜枚举，这一切都是他们以往不会看见过的，是中国所没有的。用玄武石制成的日晷已印刷了很多份，以便中国去仿造。文字与线条为白色，其馀为黑色。根据我的经验，上有小时与黄道，上有二十四宫，他们对它的准确毫不怀疑，并印刷很多分。（利氏致罗马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书，年月日撰于南昌，《利玛窦全集》卷三，第－页）

目前两座会院的神父们正在勤学华语与中国文学，虽然辛苦些，但仁慈好天主赐给我们全体会士健康，适应力与快乐；至于我，我胆敢说在这里比任何其它自我入会后的光阴都好。这里的空气、食物、人民、风俗及其它为我皆易适应，颇感方便。总之，这里生活舒适、平安、好像生活在欧洲一般。我所要说的，不仅政治如此，而且凡与天主教接触的无不是如此；他们中国人十分尊敬我们，他们上下待我们如基督一样；皈依者表现十分虔诚，相信将有一日，全帝国的人民都会接受基督福音的。（龙华民神父致罗马阿耳瓦烈兹神父书，年月四日撰于韶州，《利玛窦全集》卷四，第－页）

至论需要多少神父，我一时也讲不出来，我只觉得只要我们会讲流利的中国话，可到大街小巷去宣讲福音，从高官大员开始而乡下的愚夫愚妇，都该劝他们信教。

前天我曾到附近十二、十五里外的一家教友宅，去听一位有病教友的告解，托天主之佑，不用翻译就能听告解了，好像首次听葡人告解一般，发现一切富有人情味，谈天主事是那么容易，使我身感好像处于老教友家庭似的。当我一进病人的房间，发现他的亲人都在，皆为教外人，旁边还有神座，上有神像与金漆神龛。我用了几句话，告诉他们那是魔鬼，为你们无益而有害，天下只有一位真主，他造化万物、掌管一切，只有他才值得我们恭敬、崇拜。他们听完，不曾反驳，使用手把神龛除去，而换上了我们的圣像。我告诉他们应称真主为“天主”，称其母为“圣母娘娘”，娘娘意为“后中之后”。然后大家一起叩拜，遵礼把头触地四次。我把要理用中国话说个大概，他们也提到一些疑问，对教规的遵守也一一讲给他们听。他们后来也把他们其他的亲戚朋友请来听道，只可惜适为割稻时期，不便停留太久，辜负了的善意。后来也有几位来到教堂听道理，同样感到与他们交谈并不困难，他们已决定再听道理，过些时日，他们定会成好教友的。（龙华民神父致罗马阿耳瓦烈兹神父书，年月四日撰于韶州，《利玛窦全集》卷四，第页）

这就明显地看出来，若是我们在语言上说得好的话，那末今天就可到广场上去宣讲了。不仅可在韶州和南昌两处宣讲，而且还可以到其他地方去宣讲。因为我们的神父道德高尚，学问渊博声誉已几乎传遍到中国各处。他们全都认识这几位神父并与神父们结交为友，因此，每天有各处的人来看望神父们，并停留下来。天主在暗中助佑，高级的人士还请我们到他们的省份去居住传教等。利玛窦神父带着二个中国修士去了南昌，其馀我们都很年轻，其中尤其是我。为此要为我们的上主工作，我们必须很用功地学中国语言和文学，我们该有很好的健康，还要享有很大的平安，因为中国人在各方面都似乎在与我们竞赛，几乎做得如基督徒们一样。（龙华民神父致罗马阿耳瓦烈兹神父书，年月四日撰于韶州，《利玛窦全集》卷四，第页）

我们的基督徒文人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建议，即我们要注重中国的经典文献，认为它们最为接近基督教论点，而不是去关心那些实际上都是无神论者的疏注家。这或是由于他们不理解，在我们论述的内容中不出任何错误该是多么重要，或者为了使他们不被指责为皈依了一种外国教义。他们非常高兴地在我教中发现了某些宣传合他们教宗的内容。但当这同一批文人撰写有关经文的某续作时，始终都按照疏注文行事。否则，他们将受到歧视，如同充满了错误和违犯了儒教派的基本原则一般。